七年前剿滅髮匪的曾大帥，如今已經垂暮了，早沒了往日的意氣風發，反而是病體沉重。朝廷為了防止他成為第二個果興阿，趁著他剿捻失利之際，連哄帶騙的把他弄來了直隸。曾國藩的心中並不抑鬱，他拒絕果興阿三分天下的時候，便早料到了會有今日，用他一身的榮辱換中國的太平，他不吃虧。但他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已經六十歲了，他能豁達的看待世事，卻沒辦法躲過疾病。
保定城裡的曾國藩，已經吃不動驢肉火燒了，沉痾新疾一併而至，肝病嚴重又脾胃虧弱，右目失明，且伴有眩暈之症，進出皆需人扶持，否則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曾國藩是一代名臣，他並不是畏難退卻之人，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別說天津是個大坑，就是刀山火海，曾國藩也會毫不猶豫的跳下去。可是他的病真的很重了，實在經不起這長途的折騰，更沒有精力去和洋鬼子勾心鬥角。但是朝廷真的沒人了，奕欣坐鎮中樞走不開，其他人不是分量不夠，便是才不堪任。李鴻章在西南，左宗棠在西北，除了曾國藩，朝廷真的是無人可派了。
兩宮太後的上諭裡全是“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援”的商量口氣，給足了曾大帥的面子，這下子曾國藩不得不赴津“徹底根究，秉公辦理”了。和聖旨一塊到的還有個物件，那就是曾國藩為自己從江西*的壽棺——建昌花板，這不能不讓曾國藩心有慼慼，此去天津凶多吉少。曾國藩沒有像果興阿一樣罵一句“真他媽的不吉利”，而是平靜的細細的交代了自己的後事。第一、此次赴津，帶壽棺同行。第二、若身死，靈柩應回到老家湖南安葬，婉謝奠儀，概不收禮；第三、平生文章、著述，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能刻板刊行於天下。
曾國藩還留了信給兒子曾紀澤、曾紀鴻：“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官、焚燬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驅，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左宗棠在新疆抬棺出戰了，他的老冤家曾國藩也在內地抬棺出戰了一把，不過曾國藩的仗要難打的多。
曾國藩收拾東西需要幾天，可是他知道天津等不了，所以他便先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處理建議：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國既斃多命，吾輩亦宜渾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指出坐實挖眼剖心謠言之虛實，實乃“此案樞紐”。同時曾國藩表明自己僅是會辦的角色，願協助崇厚，與其“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不敢有所諉耳”。另外赴津之前，曾國藩還紛紛致函李鴻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們這些平日與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給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為卓見所籌及者，尚求見示一二，匡我不逮”。
思慮良久之後，曾國藩還是痛下決心，給長春的果興阿也寫了一封信。大清近幾年大亂漸平，洋務運動也搞得不錯，但是實力依舊是很弱，如果和歐陸強國比劃起來，肯定還是還是阿瑤吃虧的。但是如今國內一幫不通實務的秀才叫戰不休，法國人也動不動就用開戰來威脅，這場大禍到底能不能消弭，曾國藩也是吃不準。雖然曾國藩已經做好了退讓的準備，但是他還是需要果興阿的幫手，只有北滿州站在了大清的身旁，才足以威懾法國人。果興阿素來是尊奉朝廷的，而且他也早就放了話，不准許任何國家以武力侵略大清，曾國藩相信果興阿還是會賣自己這個面子的。
不及曾國藩籌備停當，兩日後朝廷又下一旨，命崇厚為出使法國的欽差大臣。這意味著會辦升格為總辦，教案之重任完全壓在曾一人肩上。在曾國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雖為一路向東，而仕途上則是一路向西，這根風中之燭，隨時都有可能在津門熄滅。曾國藩也明白，如果自己對法國妥協，朝野輿論絕對饒不了他，自己的一世清名怕是要毀於一旦。可是他不能不捨棄自己的清名，大清正處於發展的時機，無論如何也是不能開戰的，他必須從大局出發，而不是計較個人的得失。
懷著種種不祥的預感，直隸總督曾國藩一路顛簸由保定到達了天津，還沒進城就被數百鄉紳、百姓攔了駕。百姓們跪倒轎前呈稟，聲稱教案的發生是由於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斷天津教案。曾國藩心情更加灰暗，他這次不僅要得罪讀書人，怕是連百姓的民望也要失掉了，只能下轎草草安慰一番，然後便灑淚離去。
法國方面也在繼續施加壓力，曾國藩剛進天津城，法國公使羅淑亞和主教樊國樑也到達了天津。直接到三口通商衙門與曾國藩、崇厚見面，羅淑亞口氣強硬地提出四項條件：賠修教堂、禮葬領事、懲辦官吏、查拿“兇手”。過了三天，羅淑亞又照會曾國藩，威脅曾國藩如不將張光藻、劉傑及天津提督陳國瑞處死抵命，法國水師提督將帶兵船到天津，徹底將天津城夷為平地。崇厚還到租界拜會了羅淑亞和法國新任駐津領事德微利亞，要求通融一下，饒過張光藻等人，而羅淑亞一點面子也不給。新任天津知府馬繩武，帶紳民代表去找羅淑亞求情，羅淑亞也是面沉似水，不予理睬。
曾國藩只能釋出告示，曉諭士民查拿兇犯，修葺教堂。與此同時，在崇厚的幾番勸說下，曾氏勉強答應將天津道周家勳撤職，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二員即行革職，請旨飭交刑部治罪，以示懲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領導班子被一擼到底，悉數落馬。依照曾國藩的本意，張、劉二人平時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來向洋人示好，實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問責，當時教案的最高責任者毫無疑問是崇厚，絕非道、府、縣三級官員，倘秉公處置，崇厚須負主要責任，地方官吏頂多算協從之罪。然而崇厚頭頂有恭親王這層保護傘，且又肩負赴法之命，曾國藩也奈他不何，唯有啞巴吃黃連，默默生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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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是非對錯念頭於心中不斷交戰，奏摺剛一發出，曾國藩就後悔了。他對幕僚吐槽道：“崇厚駐天津近十年，調停於民教之間，人頗譏之。事變之後，崇公出示解散，有嚴禁聚眾滋事之語，由是怨聲載道”。而自己心頭一軟，答應處置本地官吏，語太偏徇，同人多不謂然，將來必為清議所譏。不出所料，朝中清流果然全都開始狂噴曾國藩，大恨他不能一味強硬，完全拒絕法人要求。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也落到了曾國藩的頭上。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本來老鄉們視為與有榮焉的物件，現在也悉數被擊毀。最最愛惜羽毛之人，卻執行最最容易玷汙清譽之事，似再沒有比這更大的諷刺了。若非為了國家和大局，曾國藩真是寧可自殺，也絕對不幹這髒事。
曾國藩即便後悔，也沒耽誤了他做正事，一邊後悔一邊也沒忘了查問實際案情。曾國藩弄了數百名當初鬧事的帶頭人，詢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竟無一人能說出個一二三來。他又逐一訊問了教堂的一百五十餘名中國教民，也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節。曾國藩抵達天津十幾天以來，也沒有一遺失幼孩之家前來報案。所以曾大帥得出了結論，迷拐孩子作藥的事“全系謠傳”、“毫無實據”。他當即定下“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的處理原則，這個原則於情於理都是妥當的，可惜這跟社會輿論就大相徑庭了。
查明了實情之後，曾國藩找崇厚聯名上了個奏摺——《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其中仔細分析了五條天津士民之所以積疑成憤的原因。教堂終日閉門不開，莫能窺則，其可疑者一；中國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恆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屍，有洗屍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雖親屬在內，不得相見，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兩三屍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積此五疑，眾怒遂不可遏”。所以曾國藩希望朝廷明降諭旨，將此情形佈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釋眾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親王等諸人有意刪改，還是崇厚暗中做了手腳，在朝廷對外公開時，這五點可疑之處被完全略掉，於是曾國藩的奏摺通篇都在替洋人說話，一時輿論譁然。曾國藩自然是有口難辯，只能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曾國藩洋人其實啥也沒幹的說法，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一時間，輿論譁然，紛紛指責曾國藩“賣國求榮”，“為洋人獻媚”，甚至到了“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地步。曾經是漢人英雄的曾國藩，一下子成了眾矢之地，一輩子攢下的名聲，不到十天就賠了個乾淨。（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