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報紙、無線廣播，電視的宣傳效果就在於快、直觀，敖德薩地方電視二臺一期的“暢談”節目，將潘宏進的形象以直觀生動的方式推向了整個敖德薩州，也令他的名字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傳遍了全聯盟。
“尤里·伊萬諾維奇·舍普琴科……這是一個叛逆，集極端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腐朽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與一身的叛逆典型，他的所謂政治主張（當然，我並不認為他提出的那些主張可以算得上是系統的政治主張）空洞而乏味，除了一味的譁眾取寵、煽動社會矛盾，我沒有從中看到任何實質性的東西……”蘇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第一書記斯坦尼斯拉夫·古連科在接受《工人報》記者採訪的時候如此評判。
“……我們應該從中看到一個全新的氣象並由此得到一些警示，”烏克蘭中央委員會委員、宣傳鼓動部部長馬卡羅維奇·克拉夫丘克在接受《真理報》採訪的時候卻如此評價，“……我並不認為一個年輕人的主張，以及他對軍隊和莫斯科的抨擊會對我們國家現有的制度和路線造成什麼傷害，相反，我們更應該從自身尋找問題。也許正如尤里·伊萬諾維奇同志所講的那樣，莫斯科的民主化改革的確做的還很不到位，他們應該把步子邁的更大一些，讓更多的人切實的見到成效……”
相比起基輔迅做出的回應，莫斯科卻是一片失聲，克里姆林宮、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言人都沒有對媒體的採訪做出回應，用葉菲娜的話來說，這是莫斯科刻意的在淡化處理這件事，從傳媒的角度來說，針對某一輿論事件的任何回應都是從側面幫助對方炒作。
但不管莫斯科對這件事如何的淡化處理，“尤里·伊萬諾維奇·舍普琴科”這個名字終歸還是打響了，其最直接的一個表現，就是敖德薩碼頭的工人罷工運動終於有了屬於他們的政治訴求。就在節目播出的第二天，罷工工人就重選了臨時工人委員會，並將成立“全國工人委員會”作為了他們最高的一項政治訴求。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在碼頭的入口處懸掛了一道綠色的巨大布幅，上面用烏克蘭語和俄語書寫著“尤羅奇卡，你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
瘋狂是會傳染的，尤其是當散佈“瘋狂瘟疫”的主角還具備較高智商並別有用心的時候，這種瘋狂就會傳染、散佈的愈迅。
若干年後，潘宏進也對自己所走出的這第一步成功有過反思性的分析，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他的整個安排遠遠算不上周密，那份類似綱領的草頭“宣言”實際上也幼稚的很。就像古連科給出的評價一般，它實際上是空洞而乏味的，不具備任何可行性。它之所以能夠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綱領的建設性，而是在於它的破壞性，它字裡行間都在煽動著對社會、對國家的不滿情緒，而這種煽動又恰恰迎合了社會大眾的心理。
群體心理學創始人古斯塔夫·勒邦在他的《群眾心理學》一書中闡述過，群眾是衝動的、無理性的，而且缺乏責任感，當社會公共道德的力量強大的時候，道德的準繩能夠維繫一種微妙的平衡，群眾心理的衝動還不會轉化為實際行動。可一旦這種維繫平衡的道德準繩崩斷了，社會公共道德缺失的時候，過去一直受到公共道德壓抑的各種負面心理便會一瞬間迸出來，從而引“群體極端化”的效果出現。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就潘宏進所知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就是印尼生的排華事件，其他的諸如韓國殺人狂魔柳永哲被韓國青年人視為“英雄”，還有一個國內的胡某某，也是一個這樣的例子，它反映出來的是群體仇富、仇官的心態，而那些奉他們為英雄的人們卻沒有仔細考慮這些所謂“英雄”的行為對社會構成了什麼樣的危害。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尤其是對布爾什維克黨以往歷史的“掘墓式”摒棄，已經從根本上搞垮了一直以來維繫著蘇聯社會心理平衡的道德準繩，社會公共道德觀念已然崩潰。只是過去幾十年來蘇聯國內的高壓統治所造成的影響還沒有徹底清除乾淨，所以社會上被壓抑住的不滿情緒還沒有徹底釋放出來，對國家上層建築極為不滿的社會群眾，還只是透過要求“改革”這種方式來宣洩他們的不滿情緒。
但潘宏進透過“暢談”節目對克里姆林宮，對國家暴力機器——軍隊的**裸的、毫不掩飾的抨擊，顯然就如同是擊碎了維繫社會平衡的最後一片薄冰。那些對蘇聯社會有著強烈不滿的人們，一下子就從他的身上找到了認同感，他們覺得“這年輕人說的對，跟我想的完全一樣，他說的那些完全代表了我的心聲”。那麼由這種認同感到競相追隨，再到某種形式的個人崇拜還有多遠的距離呢？事實上，這段距離很短。否則的話，從蘇聯官僚集團內跳脫出來，先以溫和民主派面目出現，最後才成為極端民主派的葉利欽，又如何能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獲得那麼多的認同？
最重要的是，蘇聯幾十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西方式的民主選舉，社會群眾對政治瞭解不多，也想不明白那些政治人物所炮製出的綱領是否具備可行性。如果放在美國，潘宏進的誇誇其談估計會被理智的選民們看做是小丑的精彩表演，但在如今的蘇聯，這種“小丑的表演”卻被人們奉為真諦。
其實，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歸結為一個詞：“煽動”。潘宏進炮製出來的草頭綱領內，既包含了民族主義的思想，也包含了極左的工團主義思想，還雜糅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倡議以及大量的資產階級民主化思維。應該算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雜燴，但偏偏就是這樣的大雜燴，才更能適應如今蘇聯國內的社會心態。
當然，潘宏進從這一次的“暢談”欄目中收穫到的也不僅僅是利益與宣告，他那敞的大大的口袋裡還順便收進來不少的麻煩，先他現在要面對的，就是來自於安全委員會內部的壓力——他畢竟還是安全委員會的一名少尉。
……………
今天是老伊萬與瓦蓮京娜遠赴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子，葉普洛佩斯卡婭別墅區從早上起來就顯得很是熱鬧，穿著軍裝的軍官在別墅前的庭院裡往來穿梭，似乎一刻都沒有消停過。
昨天晚上，潘宏進與老伊萬進行了分別前的最後一次交談，老伊萬很明確的告訴兒子，前兩天他在“暢談”欄目中對軍方高層的攻訐已經引來了很多的不滿，為此，老伊萬本人也承受了一定的壓力。只是現在那些強硬派的人物還需要他的配合，因此這種壓力如今還不是很大，他還可以稍稍的堅持一段時間。
老伊萬送給潘宏進的最後一份忠告，就是任何一個人都需要有一批敵人，更需要有一批朋友。敵人就是鞭策自己奮向前的最強大動力，而朋友則相當於內燃機的潤滑油亦或是坦克上的反應裝甲，他們的存在能夠為自己建立起儘可能多的安全屏障。因此，在抨擊、攻訐一部分人的同時，也必須儘可能快的去尋找能夠拉攏住的朋友，哪怕這個“朋友”只是暫時的。
此去捷克斯洛伐克，老伊萬名義上是升遷後的正常調職，但那些與他處在同一個層面的大人物們，卻都明白他現在正面臨一場危機，克里姆林宮與以國防部為代表的軍方強硬派們都不需要中間勢力，而老伊萬似乎恰恰就是中間勢力內的一員。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結束之後將何去何從，現在誰都說不清楚。
老伊萬和瓦蓮京娜離開別墅區的時候是上午九點鐘不到，他們需要先乘坐直升飛機趕往基輔，而後再從那裡乘專機飛赴米洛維採，隨行人員除了安東尼奧之外，就是三四個文職人員和警衛員。
潘宏進跟他們一起去了機場，送他們上了直升機，但看到直升機在螺旋槳的盤旋下緩緩升空的那一刻，他只覺得有一種鼻頭酸的感覺。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幕悲喜交加的大戲，不管這場戲多麼精彩，它也總會有落幕的時候——而蘇聯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似乎同樣也是如此。老伊萬作為一名走過戰爭年代的老軍人，他的骨子裡想必也不缺乏對這個國家的忠誠，畢竟他曾經為了這個國家流過血、負過傷，收穫過榮譽，感到過榮耀。他一直都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搖擺不定，這種矛盾恰恰是他在忠誠與背叛的選擇間舉棋不定的最佳證明。
不過潘宏進可沒有這種猶豫，他從不認為忠於現在的克里姆林宮就是所謂的忠誠，也不認為暫時與那些卑鄙下作的民主派媾和就是背叛。他從不計較實現目的的過程，兩隻眼睛裡唯一能看到的就是通往成功的那個方向，至於說這一路是要踩著鮮花過去亦或是踩著屍體過去，都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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