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臣兩年沒見，風采更甚往昔啊！”
京城最大的碼頭某個泊位，桂良正一臉欣喜的接待遠道而來的兩廣總督吳可。
“桂大中堂你也不差，看你滿面紅光的樣子就知道了！”
吳可呵呵一笑，一點都沒有旅途勞頓的摸樣，跟著桂良開起玩笑來。
“走走走，花沙納那家夥還在城裡等著呢，今天一幹老哥們替你接風洗塵！”
桂良接著玩笑了兩句，便一把拉住吳可的胳膊往旁邊的豪華馬車走去。
吳可也沒推辭，他和桂良以及花沙納都是戰場打出來的交情，雖然兩年對時間沒見但平日裡沒少書信往來，是吳可瞭解朝堂局勢的主要渠道之一。
雖說他在京城安插有心腹探子，但朝堂上的事務畢竟太過高階，不是區區身份低微的探子能夠探察得到。雖然朝堂上根本藏不住訊息，就象個大漏勺一般一旦發生什麼不過一時三刻便傳得滿京城都知道了。
可那特只是流言而已，總不能真拿這玩意當情報吧？
而且朝堂上很多事情，不親身經歷是根本弄不明白情況的，有桂良和花沙納這樣的朝中大員暗中通報訊息，吳可雖遠在廣東卻對朝堂上的局勢瞭若指掌。
跟著一幫熟識的朝堂大佬胡吃海塞了幾天，等該聯絡的朝中盟友都好好聯絡了一番，並且每人奉送一盒子南海珍珠並西洋希奇玩意，又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等昏沉沉的腦袋徹底清醒過來，這才正式進宮晉見兩宮太後以及小皇帝。
他帶來的那兩盒子南海珍珠以及一株三尺來長全身火紅的珊瑚起了作用，兩宮太後的態度那叫一個和顏悅色，只是稍微問了問兩廣現在的情況，也不等吳可詳細彙報便客氣的將他打發出宮。
吳可倒沒有什麼不滿情緒，如果可以的話他真不想進宮，更不願意跟兩寡婦待在一起，而且還是大清最有權勢的寡婦，心理壓力實在有點大了啊。
幸好大把珍奇異寶撒下去效果不錯，輕易的便將兩宮太後的注意力轉移。對於女人而言這些閃閃發亮的玩意，可比大把大把的銀票有吸引力多了。
見過兩宮太後之後吳可的述職就算完成了，之後一段時間就窩在京城跟各方聯絡感情交流情報，各取所需忙得不亦樂乎。
隨著天氣越來越冷，大運河也逐漸上冰慢慢冷清下來，各地督撫陸續趕到京城述職，京城各大會館一下子熱鬧起來。
這樣的天氣想回去是不可能了，吳可來時便做好了在這裡過年的準備，待在面積寬敞設施齊全的廣東會館，一邊接待上門拜訪的來客，一邊又時不時跑去各大會館竄門認臉。
他雖然此時已經身居高位，可是由於晉升太快又一直屬於清軍序列的緣故，跟文官系統打交道的機會可謂少之又少，後來又一直都在湖廣，河南，京畿還有兩江以及兩廣打轉轉，認識的文官數量也多不到哪去。
身為堂堂的兩廣總督，朝廷一品大員中的頂尖人物，吳可自然不用想那些苦哈哈的中層官員那般，整天沉迷於酒池肉林之中不可自拔，雖然過年期間吳可也有不少宴席需要參加，但官位到了他這份上基本上用不著灌酒之類的活躍助興。
期間他特意跑了一趟恭親王府，送上一份豐厚禮物又跟此時位高權重的恭親王好好聊了一陣，互相交流了各自對大清未來的看法。
如今的恭親王可不是兩年前那位被鹹豐帝狠狠打壓，有勢沒權在關鍵時刻又被拉出來頂缸的閒散親王。與帝后黨聯合在與顧命大臣的爭鬥中取得上風，一舉整趴下四位顧命大臣後論功行賞，恭親王被直接任命位為首領軍機王大臣，可謂權勢滔天聲勢之大一時無兩。
雖然兩人有同守京城之誼，但因為雙方身份上以及性格上的緣故，很難成為遙相呼應的同盟關係，最多也就是比中立派大臣的關係更親密些，僅此而已。
此時恭親王在兩宮太後的支援下可謂獨攬朝政，正是意氣風發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吳可的到訪正好撞在恭親王正火熱的槍口上。
兩人在親切友好的氛圍中，先回顧了當年保衛京師時的崢嶸歲月，之後在恭親王的要求下吳可簡單描述了一番兩廣的局勢，在恭親王的刻意引導下話題不知不覺偏到了列強身上，引起了吳可心中的好奇和警惕。
恭親王很快透露心中真實想法，吳可一下子被震驚到了：尼嗎這是要開始洋務運動了啊！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殘酷教訓，執掌大清權柄的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圖強。
在此之前，一些大清學者就提出了學習西方國家的優點以增強國力，例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因為朝廷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滿足了以英法俄美等國為首的列強要求，國內的農民戰爭也進入低潮，因而呈現了暫時“穩定”的局面，即所謂“中外和好”的“和局”。
但是在大清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的恭親王等人，並沒有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朝廷統治的危機感。
曾，李，左諸人都在圍剿太平天國過程中屢建功勳，他們在藉助外國列強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外國列強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從而感受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
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思想並極力將這種思想付諸於實踐他們“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目的，一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條件下徐圖中興。
吳可不是傳統士大夫出身，作為穿越人事更加清楚滿清的落後跟愚昧。
他天然就是洋務改革派中的一員，但他並不會整天嚷嚷得天下人都知曉，而是十分低調的以實際行動來表明自己的立場，瓊崖鐵礦的開發就是最好證明。
他的歷史知識雖然很挫，卻也知道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的好處，還什麼都沒做呢就嚷嚷得天下人皆知，除了吸引眼球和拉仇恨之外還能有什麼作用？
朝廷此時的封建頑固勢力極其強大，可以說整個朝廷都十分抗拒任何變革舉動。以恭親王等人為首洋務派還沒開始動作呢，便吸引了大部分傳統保守勢力的敵視目光，這可不是什麼好現象。
其實大清統治者遭已意識到搞“洋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過能讓他們下決心改革的並非兩次鴉，片戰爭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試圖改朝換代的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自軍興起，長期從他們的“洋兄弟”手中高價購入洋槍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軍名將羅大綱駐湖口時，“身邊即有洋鬼子四人”。
1862年4月，上海一間洋行一月內就賣給太平軍洋槍3046支、洋炮795門、火藥10947磅、炮蓋450萬個。同年忠王李秀成帳下已有“開花大炮多尊及洋槍二萬杆，其火器精利遠優於湘軍百倍，”，作戰時“挾西洋開花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
時人評論，“賊無技勇，……只重洋炮。夷人過昂其值，兵火後賊所掠之金銀，半歸夷人。”
面對英法聯軍的堅船利炮，朝廷還能無動於衷。可面對太平天國的西洋火器，一干朝堂大佬們就坐不住了。
曾國藩上折奏報，火輪船“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李鴻章為曾國藩代擬的《復陳洋人助剿及採米運津折》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
同時，他還在《江蘇巡撫李鴻章致總理衙門原函》中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須購買外國槍炮，設局製造槍炮，“以資攻剿”。
是時，在北京朝堂方面，御史魏睦庭也呈上一份著名的奏摺：“謂火器為軍營決勝之技，近年以西洋為最精。西洋以商販為立國之本，英、法現皆願助剿平亂，使洋貨益為暢流……中國不少奇才異能之士，果實力講求，則船炮軍械，大可勝於西洋。”
在此風靡全國的改革共識下，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奕??、文祥等人的行事、兼採二十年前耆英、葉名琛羈縻撫夷的外交政策，以及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國防意見兩者之長：“夷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爾海邦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自強之術，必先練兵……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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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還只是少數人的意見，此時已形成名為“洋務”和“自強”的躍進式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