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吳可嚇一跳，還以為恭親王他們要商量洋務派的隱秘行動計劃呢，原來又是大而化之的座談會，各人紛紛發言大談特談搞洋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點實際的玩意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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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身份原因，旁聽的吳可也被要求發言，他除了跟風難道還會說別的不成，別傻了在沒弄清恭親王他們幾個的具體想法之前，還是老實低調點的好，免得不小心被人當了槍使還不自知。
當然他也不是一點收穫都無，透過旁聽如此高階別的座談會，他也弄清楚了眼前幾位大佬搞洋務的決心，以及各自對洋務的認識和看法。
左宗棠就不必多說，他跟吳可共事了那麼多年，又是整個大清最先一批換裝洋槍洋炮的軍事將官之一，眼下擔任的閩浙總督與洋人打交道的機會不少，對外洋事務十分瞭解和精通。
雖然他對搞洋務還沒具體規劃和措施，但隱隱也有了個大致輪廓和想法，至不濟還有吳可在一邊相助，想在福建興起一陣洋務風潮根本不成問題。
李鴻章和恭親王對洋務其實只是一知半解，他們說的話中都有很多邏輯錯誤和認知誤區，當然吳可不會說出來掃興就是。
讓他大開眼界的是，這幾位一邊迫不及待的要大搞洋務，另一邊又毫不猶豫的設定了諸多限制條件。
和任何改革一樣，洋務運動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區。首先，即使是作為改革旗手的李鴻章，也不容人損害“天朝上國”的威嚴。
當他被太平軍的咄咄攻勢逼入困境時，還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註明：“無論軍事如何緊急，鴻章卻未求他（洋人）出隊幫助。”
李鴻章的下屬、洋槍隊首領戈登的經歷更能說明這一點：他早就已注意到，儘管清朝軍官們很欣賞西洋步兵陣列，“但認為他們的士兵未必會這種陣勢”。其原因主要源自被總結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中心主義，它始終堅持把可量化的物質因素和難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區別。
用戈登的話來說，就是“承認我們（西方）的炮兵是優越的，但卻認為他們（中國）的步兵要先進得多”——大炮差距來自於“物”，步兵差距則來自於“人”，“天朝子民”怎能認為自己不如洋人？
同樣基於這一認識，淮軍軍官們雖喜歡大炮，但反對學習炮兵操練——如果學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認“技不如人”了。於是，對中國國情難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鴻章抱怨：您的手下連“喊口令”也不想學。
當李鴻章將這些當笑資說給恭親王和左宗棠時，兩位大佬連連點頭表示讚賞，認為李鴻章做得對就該這樣。
吳可瞬間斯巴達了，感覺大千世界真是什麼怪事都有，就這還想搞洋務？
丫的自尊心未免也太過了點吧，不按人家的標準來做還使搞洋務嗎，只不過弄出一個不中不西四不象的玩意吧？
當然他尊重每個人心中的原則和標準，不會指手畫腳說什麼這樣不行那樣不成，總要透過實踐才能知道他們的想法到底成或是不成，有些東西不是靠嘴巴就能說服別人的。
吳可知道自己的價值觀與此時的大清土著格格不入，所以很少在這方面表現出過於異常的舉動，能隨波逐流就隨波逐流，不能的話也得先找個理學家幫忙扯藉口，在維護傳統的光環下推動想要達成的目的，盡量避免因為理念上的衝突而造成不必要的牽扯，浪費時間浪費精力不說還特吸引仇恨。
除了要忍受這類抱怨以外，李鴻章對戈登很滿意，這是個服從朝廷領導的外**事專家。
為此，李鴻章還特意向朝廷以及恭親王宣告，在堅持朝廷領導的前提下，“以洋御華”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蠻夷名將”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報李：他為了替大清效忠，主動退出英軍現役，擔任了清軍綠營總兵。
而與李鴻章並稱的洋務領袖左宗棠，在堅持朝廷領導方面更有過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戰的洋將德克碑為表示歸心中國，甚至“薙去了連鬢鬍子，以表示他不願當夷人”。
當然，在洋務運動中，中西關系也出現過不和諧的事件。在組建中國第一支近代海軍（李泰國-阿思本艦隊）時，為了避免英國的控制，洋務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話——“清廷寧可退到長城以外”，也不接受這一結果。
果然，為避免領導權旁落，朝廷解散了這支海軍。這一舉動不但導致數十萬兩白銀的損失，而且把大清海軍的現代化程序推遲了十幾年。對外從來優柔隱忍的朝廷，為何有決心“壯士斷腕”？按照恭親王奕欣的說法，洋務運動“事權悉由中國主持，方為妥善”。
對於朝廷如此排外的表現，吳可心中有不滿也有欽佩，不滿是因為朝廷因此錯失不少發展機會，欽佩則是避免了列強過分插手大清內務，造成後世那種崇洋媚外的無奈局面。
雖說此時正是世界工業發展的興盛期，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新的發明已經新的技術出現，大清要不奮力猛追以後就只有吃灰的下場。但吳可也認為接納外洋事務不能操之過急，口子可以慢慢開免得搞出一大堆措手不及的麻煩事兒來。
再說了此時的大清可不是後世經過多年西化時的環境，想要吸收消化洋人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又想不引起國內頑固勢力以及平民百姓恐慌的話，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過急切。
而且列強都不是善類，他們擁有極為豐富的殖民經驗，誰知道他們在滲透進滿清高層決策層後，會不會想著法子把大清作為第二個印度整治？
一味的閉關鎖國沒有任何好處，但是沒有限制的開放也是極為不妥的，所以吳可認為要搞洋務運動，必須首先認清這一點。
洋人的東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大清的玩意也不一定不堪入目，這個度如何把握才是洋務運動的核心關鍵所在。當然他這個想法只跟左宗棠簡單提過，並不會傻傻的在恭親王和李鴻章跟前說這些。
既然有洋務派這些大佬們衝鋒陷陣，他就沒必要跳出來搶風頭拉仇恨，默默發展兩廣轄區就行，他堅決只動手不動口。
洋務運動的最根本的指導思想是“自強”、“求富”。其分類思想就是“師夷制夷”、“中體西用”八個字。
前四個字“師夷制夷”表明洋務運動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關係，即學習西方的長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後四個字“中體西用”，表明洋務運動與本國封建主義傳統文化的關係，表明中學與西學各自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即以中學為主體，西學為輔用。
“師夷制夷”、“中體西用”，也是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處理中西民族國家關係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則。在洋務運動時期，從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到薛福成的“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為一種理論服務於“求強”、“求富”這一洋務運動主導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他於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以“本”“輔”的主從關系來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
更有開明學者公開表示：“中西學問術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西學”，最初都是作為學問提出來的。
“中西學問”對於社會，對於一個政權，對於統治者來說，本來都是“用”，開明學者在此以“體”“用”處分，並非是作為目的與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
這種主次之分，是“為華人計”。是為了發展中華民族，是為了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維護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不僅要保留使用中國的學問，而且要將其放在主要的地位，還要使西學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為發展中華民族服務。
因此由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口號，非常簡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般思想傾向，甚至可以說，在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以先進的西學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的情況下，這個口號是一面愛國的旗幟。
因此，它在中國的大地上，一經提出風行全國。新老洋務派思想家，不斷熱舉起這面旗幟，並不斷地闡發這一口號的內容。
看看，連理論基礎都建立起來了，加上在朝堂上一批實權派官吏的大力支持，洋務運動的開啟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狀況，吳可對此自是樂見其成歡迎之至，他在兩廣搞小動作也很辛苦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