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缸文化？”
陳澧嘴裡念著這個詞，卻越念越覺得有道理，便下意識看向了趙源。
醬缸文化，在後世成為了一個非常出名的詞彙，但是趙源所說的醬缸文化，卻並非後世所言的內容，而是從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興起的理學道學，逐漸沉澱到十六世紀以及十七世紀，終於淤塞成為一個醬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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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究於今日，不同於宋明，既無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如宋儒之有程、朱與朱、陸，如此可謂醬缸。”
趙源輕聲感慨了一番，他認為到了如今，陸王心學一系趨於衰頹，程朱理學一脈則多在於衛護、闡釋程、朱之說，但是本質上沒有創新發展，依然處於吃老本的階段，那麼清廷在梳理自己的官方統治思想時，也就變得重實踐而輕理論，因此就特意強調朱熹。
昔日，康熙皇帝曾經與講官張玉書、湯斌等人圍繞理學進行過一次意味深長的對話，康熙對張玉書等人說：“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符合，此真理學也。”
嚴格來說，康熙作為一個務實派對空談的理學產生質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張玉書避重就輕，只回答了一句：“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學只在身體力行，豈尚辭說。”
但是很顯然，這樣的回答不會讓康熙滿意，只是他並沒有過多去做文章
當時間過了足足三十二年後，康熙在一次聽取部院各衙門官員面奏後，終於發現這個問題已經惡化到相當離譜的地步，此時清廷中充斥著虛有其表善於誇誇其談的人，他終於忍不住再次發火，道：“等皆讀書人，又有一事當知所戒，如理學之書，為立身根本，不可不學，不可不行。朕嘗潛玩性理諸書，若以理學自任，則必至於執滯己見，所累者多。”
說完這些後，康熙皇帝將熊賜履拖出來鞭屍，“昔熊賜履在時，自謂得道統之傳,其沒未久，即有人從而議其後矣。今又有自謂得道統之傳者，彼此紛爭，與市井之人何異？凡人讀書，宜身體力行，空言無益也。”
從這裡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對理學並不關注它的哲理層面，始終認為‘空言無益’，而到了雍正年代，雍正更是曾痛斥過一個理學名臣楊名時，因為他曾經做過一些減輕農民負擔的事，就遭到了雍正的痛罵，認為此人沽名釣譽，但是不知綱常大義。
到了乾隆時期，乾隆皇帝對程朱理學極為推崇，更是認為這個是治國根本。
三代君王的表態看似各有不同，但是有一條隱藏在深層的邏輯是相通的，那就是他們都不關心程朱理學本身的義理，僅僅只關心其中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綱常倫理，並且讓臣下身體力行，但是如此一來清代理學在哲理方面並沒有任何進步，走進了死角，最終甚至演變成為了貞節牌坊這一套專制統治理論。
回過頭來看看，華夏原本並沒有這些奇談怪論，漢唐時期民間風氣開放，唐朝貴族婦女能成群結夥地騎馬外出郊遊，男女交往也十分開放，彰顯出華夏文明的包容與自信，即便是在理學發源之端的宋朝，理學也並沒有真正深入人心。
曾經說話那句千古名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理學家程頤，也並沒有真正固守這個觀點——當外甥女喪夫之後，程頤怕姐姐過度悲傷，便將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後再嫁給他人，壓根就跟守節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在經過了金，元，明三朝的發展後，理學日趨興盛，而清朝初期理學雖然受到批判，但是後來又被奉為顯學，更是因為前面所說的緣故，導致沉渣泛起，而這一次理學更是發展到了極端，將貞節變得十分偏執和狹隘。
在清朝中晚期，各地大肆興起豎立‘貞節牌坊’的風氣，夫死守節成了不可逾越的天理，甚至出現了未過門，有婚約，夫死也要盡節，被男子調戲也要尋死表明清白——女性被《內訓》《訓女寶箴》《古令列女傳》等教條捆綁在理學的範疇內，也成為了各地地方官員政績的一種體現，甚至各大家族也都將節婦視為榮譽，以致於出現了家族為了榮譽而脅迫女子自盡守節。
在《古今圖書整合》有記載，整個唐朝明確記載的‘烈女’‘節婦’只有51人，宋朝增加到‘152’人，而到了明朝則多達27144人，至於到了清朝則明確受到旌表的貞節烈婦高達100萬人，無數婦女的一生被毀滅在這種極端的教條下，同時也閹割了漢唐以降漢人的勇武與膽氣，給整個民族背上了個虛偽的儒學道德牌坊。
到了鴉片戰爭時期，理學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不僅沒有交流的想法，反而進一步故步自封，強調‘嚴夷夏之大防’，而面對西方強大的軍事實力，理學也出現了一定的分化，即所謂理學經世和理學修身，前者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者則是認為‘西學不為用’，而二者的統一點就在於都要維護理學的倫理綱常。
理學經世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人，而理學修身派的代表則是清代大儒倭仁等，以維護綱常倫理為己任，甚至認為以此就可以治國——太平天國運動和鴉片戰爭導致前者實現了徹底的壓倒性優勢。
但是趙源也知道，理學經世派的底層邏輯沒有改變，也就導致這些理學經世派名臣最多只能對付內亂，卻無法抵抗外侮，也就出現了後來的甲午戰爭以及八國聯軍等事變，宣告了理學經世派的徹底失敗。
倘若趙源走上這一條路子，或許能夠一統華夏，但是卻無法真正抵禦外敵的進攻——因此他必須在要短暫的歷史空隙裡尋找到新的機會，而新文化運動也就成為了他在理論界的一次嘗試。
當然，與趙源在戰爭中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相比，他在理論界和學術界只能算一介白丁，想要取得這一場顯得更加艱難的勝利，就必須找到一群幫手，而學海堂也就成為了最好的選擇。
“諸位，西方文明有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由此實現了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宗教愚昧，用理性驅散黑暗，從而實現了強國之根基。而我華夏已經沉迷於理學之濫觴，官可以無罪而殺民，兄可以無罪而殺弟，長可以無罪而殺幼，以致於時至今日，勇威怯，眾暴寡，貴凌賤，富欺貧，莫不從三綱之說而推，是化中國為蠻貊者，三綱之說也。”
“時至今日，華夏也必須要有一次真正的新文化運動，革政不足以救亡，非改正人心可，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經濟、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政治為先，其使民也有方，其化民也有理，而始於使人而知之，而非由之。”
趙源緩緩開口闡述著自己的理論，而這一次所談的一切並不比天演論帶來的衝擊小，尤其是對於在場眾人而言，無異於是一次精神衝擊——因為趙源直接推翻了目前理學的根基所在，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趙源所言則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句來源於孔子，更是儒家精髓思想之一，但由於古代沒有標點符號，也就出現了兩種斷句方式，無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都不乏支持者，而關鍵就在於所處的立場。
對於傳統的理學儒生而言，大部分人都站在前者的立場上，他們認為普通百姓並不具備參與政治的資格，唯有‘士’具備話語權和解釋權，但是後者則認為，普通的老百姓也是可以經過教育，能夠參與到政治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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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問題，吳又俠卻皺起了眉頭，道：“秀山，你既然認為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妨同我們解釋解釋。”
趙源笑著點了點頭，道：“此句當然要聯絡全篇來看，論語此句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義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中庸》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說明了一點，此句皆與此章義相發。”
聽到這裡，陳澧卻搖了搖頭，道：“此番理論放在這裡說或許還行，但是一旦真正走上檯面，只怕難以抵擋。”
的確，儒學走到今日，微言大義者並不在少數，而解釋權並不會屬於趙源，光是從理論上來講並不夠，歷史上能走到這一步，則是因為華夏經歷了數次大變，人心本就思變，也才走出了一條小路。
可是在如今這個時代，人的內心成見如同一座大山，想要搬走談何容易？
趙源搖了搖頭，道：“道理都是越辯越明的，過去百姓並未開智，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可是如今不一樣，我們有了各種各樣的報紙，有了許多傳遞信息的手段，若是上位者每事於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戶曉，用語言文字務必使之知，自然也就能‘知之方由之’。”
“秀山，你要知道，百姓當中絕大部分都目不識丁，他們如何能看得懂你的高談闊論呢？若是將新文化運動引入士林，則士林反撲絕非你我所能言之。”
楊榮緒輕輕嘆了一口氣，他雖然在言語中反對趙源的理論，但是似乎卻表現得更加失落，反而沒了趙源這般舉重若輕的感覺。
對於好友接二連三的反對，趙源並沒有絲毫的失望，反而眼神越發明亮，只因為他們的意見的確很重要，正在指出趙源理論中的種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