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源和工商界的談判中，雙方圍繞著利益也算是有來有往，其中有爭議的地方不少，但好在都能解決，但是有一點卻演變成了非常激烈的柔盾，那就是‘鹽政’，雙方你來我往，都整出了不少火氣。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但是真要認真研究起來，其中鹽屬於最不可或缺的民生物資，因此也成為了歷代王朝十分重視的領域，歷朝歷代都圍繞著‘鹽政’大做文章。
趙源同樣也不例外，他在稱王建制以後，很快就針對鹽政進行了改革，目的也很簡單，他需要讓老百姓切實地感受到好處，而從食鹽下手，就是一個很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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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趙源的改革也很簡單，那就是全面廢除清廷‘鹽政’，取消鹽業專賣，並透過近代工業製鹽的方法將食鹽的價格徹底打下來，變成一種真正能走進千家萬戶的生活必需品——從技術上而言，趙源這一點想法不難實現，但是從利益關係上來說，鹽業本身就捆綁了一大批利益者。
就好比原本站在復漢軍這一邊的廣東鹽商針對這一點反應很激烈，這一手完全能挖斷他們的命根子，自然人人反對，甚至有人放出話來，一旦漢王府實行該政策，他們寧可拋家舍業，也不能繼續留在廣東。
鹽商們的哀鳴，也引來了一些工商界人士的兔死狐悲之情，一些人甚至都求到了潘家的頭上，連老頭子潘正煒也寫來信件，委婉勸諫趙源行事不可過於急躁。
趙源心中也有幾分無奈，按道理說他應該緩一緩再做這件事，但問題是眼下他才拿下了廣東，等到將來拿下了兩淮以後，巨大的利益將會在這條線上綁住更多人，到時候他反而有投鼠忌器之危。
眼下看似反對者眾多，但是撥開迷霧也可以看見，真正鐵了心反對的人並沒有那麼多，復漢軍基本盤還是支援趙源去做這件事。
更重要的是，一旦做成了這一件事，也能取得很多收穫，一方面是宣告四方人心歸附，另一方面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打擊清廷的兩淮鹽政，從而減少清廷的財政收入。
總之，趙源為了這件事，也專門去找過潘家、盧家，將幾大行商家族還有鹽商們都召集在一起，進行了一場關門會議。
“王上，華夏有數千年歷史，也有數千年鹽政，鹽鐵專賣不僅僅是為了獲利，也是為了控制地方民生，像很多地方沒有鹽，只能依靠商人籌措轉運，百姓才能吃到鹽，若是咱們取消了鹽政，王府不僅少了一筆收入，到時候局勢混亂下來，全廣東怕是都不安生了。”
梁亟禧皺起了眉頭，耐心勸諫道：“王上願意讓利於百姓，造福民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事緩則圓，此事還需從長計議。”
聽完梁亟禧這番話，眾人不由得紛紛點頭，像糧、鹽、布、鐵等民生物資通常都有專賣制度，主要為了實現兩大目的，一是收稅，二是控制。倘若沒了朝廷的管控，一旦基礎商品被商人操縱獲利，往往會引起不可收拾的動亂。
趙源皺起了眉頭，道：“話雖如此，可是眼下偽清所行鹽政本就多有缺陷，眼下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若是我等繼續沿用此政，怕是連偽清都多有不如。”
更關鍵的是，趙源之所以要改變鹽政，其實最終目的還是希望透過鹽政這個缺口，放開對工商界的壓制——看似在場這些人不贊同，實際上是因為他們的心態發生了轉變，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工商資本，而是帶著幾分皇權資本的味道。
他們希望壟斷、特權，希望能安安穩穩做生意，不願意承擔風險。但是趙源卻希望他們能更進一步貼近市場，靠近風險，目的也是為了在儒法社會環境下製造出一口活水來，為了實現這一點，趙源甚至都不願意讓趙氏的資本過度參與進來。
任誰都知道，一旦趙氏資本參與進這場遊戲裡面，其他人根本就沒得玩。
只可惜的是，趙源的良苦用心，註定不會被這個時代其他人所理解，因此趙源也只能用他們聽得懂的邏輯去談這件事。
要談這件事，就得先從清廷的鹽政制度開始說起。
清承明制，除少數地區外，各地基本上都推行晚明的專商世襲賣引綱法，基本上完全廢除了票鹽法，像前明還在沿用票鹽法的部分地區，如山東、浙江、河東等地都革票行引，以歸畫一。
所謂的專商世襲賣引綱法，其實就是官府設立專賣機構頒佈生產銷售，由官府劃定產銷片區，分配產銷、定價、稅收指標，確定產銷關係，再有總商承配中小散商在各地經營，因此總商成為了這一套模式中的結合部和總開關。
這一套模式幾乎就為了官商勾結和營私舞弊所打造，其中總商往往會承擔不成文的名目繁多的贊助、捐資、賄賂等費用，還需要對上下官員以及皇帝進行打點，乾隆時期大名鼎鼎的兩淮鹽引案就發生在這個時間段。
此案中，兩淮鹽政官吏們私自“超發”鹽引，從中剋扣、提留“引銀”竟高達一千多萬兩，後來乾隆派人前往揚州查案，這才查明是之前的兩淮鹽政和鹽商互相勾結所致，該案跨度長達二十二年，最初進展十分艱難，最後還是皇帝恩威並施之下，透過鹽商們的幫助，才徹底挖掘了兩淮鹽商和兩淮鹽官的同盟，使得該案曝光與天下人面前。
此案所造成的影響極為惡劣，上上下下涉及到無數人，既有前鹽政高恆、普福，前鹽運使盧見曾，又有兩淮鹽商大佬黃源德、江春，甚至後來連大學士紀曉嵐竟也受牽連，被革職發往烏魯木齊。
然而，在趙源看來，查清這樁案子並不難，可想要從該制度下杜絕鹽政問題卻幾乎不可能，後來有人曾總結過淮鹽弊病，聲稱‘淮鹽疲敗之結症所在，皆因引法制度之窩根引岸有以致之。蓋有窩根，斯有專商，有專商，始可壟斷引岸。專商壟斷，獨擅鹽利，斯有捐輸報效，以及一切官商狼狽為奸之鹽規、黑費。浮費日重而私鹽暢行，私暢則官滯，官滯則課絀，課絀則庫空，而鹽務遂敗至不可收拾，此自然之結局。’
說白了，已經有人看出了鹽政的問題所在，關鍵就在於鹽利分配格局由朝廷與總商壟斷，原本朝廷、總商的利益還能保持大致均衡，但是隨著滯銷、浮費、走私等問題出現，三者利益格局被打破，其中朝廷鹽課無著，鹽商大量倒閉，就連百姓也不得不開始買私鹽度日，因此清廷針對鹽政的改革也到了勢在必行的時候。
歷史上的這一切都在繼續發展著，一直到道光十二年，終於出現了一個猛人開始嘗試解決鹽政的問題，而此人便是清廷名臣陶澍。
陶澍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猛人，是清代經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後來‘湘系’的領軍人物。
到了光緒年間，張佩綸和張之洞在點評道光以來的傑出人才時，曾經下過一個結論，“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澍)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事，考訂掌故，得之在上者則賀耦耕(長齡)，在下則魏默深(源)諸子，而曾文正(國藩)總其成；綜核名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則徐)、蔣礪堂(攸銛)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而陶(澍)實黃河之崑崙、大江之岷也。”
啥意思？道光人才中，陶澍第一，而且陶澍這個源頭分支出來了三個派系，光是得到他一方面才學的大臣，都能造就出不小的功績。
第一派屬於‘講求吏事，考訂掌故’，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曾任嶽麓書院院長，官至雲貴總督，並編纂出‘天下府志第一’的賀長齡，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並且寫出了《海國圖志》的魏源，得其大成者則是後世大名鼎鼎的曾國藩。
第二派屬於‘綜核名實，堅卓不回’，代表人物有虎門銷煙的林則徐，有曾經擔任過兩江總督的蔣攸銛，甚至有名聲不佳的琦善。
第三派屬於‘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代表人物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湘軍三傑，曾國藩、左宗棠以及胡林翼。
而以上這些人，也只是得到了陶澍一個方面的才能，可見其人才華之高。
像這樣一個才華能力顯著的人，陶澍在針對鹽政這個問題上，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廢引改票’，取消總商制度，由滯岸各州縣招徠民販，給予護照，上面寫清姓名、年貌、藉貫，持照赴場買鹽後，再前往鹽大使衙門呈照請票，等到大使於護照內驗訖戳記後，便可以憑票販鹽，從而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成本。
簡單來說，陶澍廢除綱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將鹽政收益進行了市場化，即鹽課收入隨銷售量的增長而增長，否則還有下降的可能，而透過這一方式變相打破了官商的壟斷，再加上產運銷各環節成本得到控制，從而確保實際銷量增長，且稅收得到提升，連老百姓也能吃上相對便宜的官鹽。
原本來說，這也算是一件大好事，但實際上卻遭遇了許多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