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世間的事情就是那麼奇怪，從永樂年到如今差不多十幾年了，言官也加入了不少能人，昔日的少年，也熬成了老臣，按說這個一個人才濟濟的地方，怎麼也出一兩個精才豔豔的青年才俊，幫忙撐起場面，但這麼多年過去了，仍沒有，讓人不免感嘆人才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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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失落感，讓言官們，不由得懷念洪武時代。
那時，洪武爺以歷史為鑑，確定言官制度，他們的春天的就到了，洪武爺重用言官，並且在言官的選拔與待遇上制定了完善的制度，由於言官的選拔是很嚴格的，他們的素質很高，從而稱為明代官場上的一支特別的力量，滿朝文武百官無人敢輕視。
那時候他們也的確厲害，上至皇上，下到百姓，他們都可以毫無顧忌的彈劾，卻無人不服，那個時候也是人才輩出的時候，不說御史王樸、周觀等人，最耀眼的當屬快口御史”的韓宜可，此人在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九年出為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別，以協眾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逾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名聲之響亮，可謂無人能比擬，讓人好生羨慕，單說胡惟庸到也罷了，就是洪武爺也被他罵了好幾回，這樣的榜樣，又怎麼能不讓人懷念呢，雖人人都以為韓御史為榜樣，無奈有心無力，科道言官雖越來越多，終究是少了先輩的那點血性，最終泯然眾人矣，這也是科道不昌盛的原因了，好在還有一個李時勉，不得已只好請這位老人家充充場面了，希望能憑著前輩的名聲，一舉震懾楊崢，免費口舌，那最好不過了。
只可惜算盤打得太好，未免太不現實，先是那幫翰林院的編修，庶吉士不知怎麼了，從今日一早就開始上書言語言官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引經據典，把個科道罵得體無完膚，讓這些自以為罵人為職業的言官都羞愧自如，尤其是那個曾鶴齡竟不顧體統，直接寫幾句“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三十年前塵土面，如今使得碧紗籠”。這就是打言官的臉了，這可是一個有名的罵人典故了，說的是大唐乾元年間進士王播的故事，他年輕時家境貧寒，寄居在揚州一座寺院裡復習功課準備參加科考，久而久之，廟裡的和尚對這個終日悶頭讀書、不事生產只吃白食的人非常厭惡，有一天就想整他一下，由於寺院開飯是以敲鐘為號，因此這一天和尚們故意吃過飯才敲鐘，王播聽到鐘聲來到飯堂，發現只剩下殘羹剩飯，非常憤怒，但又對寄人籬下的現實無可奈何，只好作罷，提筆在牆上寫了兩句詩抒發心情：“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闍黎是對和尚的一種稱呼。
後來王播發奮讀書，終於考中進士，並被派到揚州做官，他上任後又故地重遊，來到當年寄居的這座寺院，此時看到的卻只有和尚們的諂媚和逢迎，甚至當年落魄時寫的兩句詩也被和尚罩上了碧紗保護起來。王播非常感慨，就又提筆續了兩句：“三十年前塵土面，如今使得碧紗籠。”算是徹徹底底的打了一回和尚的臉了。這本是個典故，可用在這兒就太明顯了，人家分明就是來讓他們難看的。
單說這個含蓄的罵人法，諸位科道同仁們還能鎮定，可那馬愉就太不地道了，這廝寫詩詞歌賦雖比不上曾鶴齡，但用隱喻罵人卻是高人一等了，他也不知從哪兒想到了好一個的隱喻，竟將他們這幫飽讀聖賢之書的言官，愣是隱喻成了一群瘋狗，還是專門咬人的狗，具體來說，就是這群瘋狗見不得有人過得好，更見不得人犯點小錯誤，一旦被他們發現，他們就充分發揮了瘋狗的潛質，對著他們不滿的人，或者在他們眼裡，必須要撕咬的人汪汪大叫，叫得天下皆知，而被咬的人，不過是雞毛蒜皮大點的小事，你發火吧有損形象，所以只能自己憋氣。而叫喚過的狗就從此身價倍增，成為升官加爵的寵兒，他們常常以此為人生最大的得意之處，認為自己是一條忠誠的瘋狗，直言犯諫，敢罵皇帝。貌似英勇無比，但細看看他們的罵人文章，卻都在小問題上唧唧喳喳，屬於典型的沒事找抽。可皇帝顧全天下，也不能為了這麼一點小事，而落下懲罰瘋狗的罪名，所以上至皇上，下到黎明百姓，明明生氣，還得忍著。可這些瘋狗卻以皇上怕了他們，天下的官兒、百姓怕了他們，他們開始肆無忌憚的四處撕咬人，早已忘記了他們本應該有的責任，一心想著名揚天下，名垂千古，只可惜罵人的瘋狗不少，真正罵到流芳百世的，卻也只有周觀、韓大人這麼幾個人，人家才是真正為國家前途而罵。至於其他大多數人，相似的言行，卻有著本質上不同，說到底不過一隻咬人的瘋狗罷了！
這樣隱喻的一番話兒，如眼力勁兒差了點，還以為人家在說狗呢，哪知道人家這是以狗來罵他們。
如今的言官雖說沒有韓宜可，周觀這樣的大人物，但言官作為“治官之官”，其選任標準和條件自然有別於一般官吏。自洪武就定下了規矩， “考選之例，優者授給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能成為言官，足以證明其本身才學就是大明最為優秀的官員，不僅如此，他們的政治素養、德行品格、學識經驗、體貌年齡等方面，有明確嚴格的標準和要求，入選言官者必須 “身、言、書、判”都具備，即必須兼具倫理道德修養，治國安民的政治才識，淵博的文化知識，善辯的口才，仕途經歷和實踐經驗，以及年富力強、體貌端厚等條件。從實際情況看，明代九成以上的言官為進士出身，還是成績最好的，足見他們自身的本事並不小，因此曾鶴齡的這番指桑罵槐、馬愉的隱喻，他們還是能看得出來，聽得明白的。但有些事情，看得太明白，聽得太清楚未必是件好事，就比如今日一早他們一個個氣得面色鐵青，大罵不止，就差沒把翰林院那幫狀元郎、庶吉士的祖宗問候幾遍，有些氣不過的言官，乾脆就捲起了袖子，開始寫起了文章來，放出話兒要狠狠將那幫天之驕子參上一本，好讓他們知道知道怎麼尊老愛幼。
哪知人家翰林院迅速做出了回應，且還是老把戲，以詩詞歌賦，以典故、以隱喻罵人，雙方你來我往好不熱鬧，最狠的，也不知是誰引用了大詩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作為反擊，這詩兒就太過隱喻了，那幫可憐的言官，也不知哪兒出了毛病，竟一時沒反應過來，愣是把這兩句詩詞當做了讚美，大感得意，最後還是那幫庶吉士親自解說了一番，這幫言官才算是回過味兒來，那一張張的老臉登時白一陣，青一陣。
要說這隱喻也太狠了，誰都知道大詩人杜牧好手筆，語言清麗，情韻綿長，風調悠揚，在藝術上別具一格，若沒有真本事，未必能體會其中含義，這兩句詩詞，其中的典故與南北朝時期南梁朝武帝蕭衍有關，他雖然於治國上頗有建樹，但是也因酷愛佛教而受到後世非議，並被冠之以“和尚皇帝”的稱號。他在位後期，居然上演了幾次到寺中出家的鬧劇，甚至要大臣們用錢來贖，前後花費了四億錢之多，由此朝政也漸漸荒廢。杜牧生活的唐中期時代，也是佛教大發展甚至是惡性發展時期，因此杜牧本人對佛教有一種厭惡情緒，使他對以“佞佛”著稱的梁武帝頗有微詞，因此在這首詩裡，前兩句描繪了江南風光，後兩句話鋒一轉，表明上讚歎寺廟規模宏大，實際上暗諷了蕭衍盲目崇信佛教的荒唐可笑。而庶吉士用這兩句來罵言官，其寓意如何，不用多說，都在詩中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