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學有其獨特之處，，其”教育不能脫離生活”的理論，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常用程子的話勉勵學生說：”當以聖(聖人)為志；言學，當以道(指法則、規律)為志。然進修不可躐等(越級)，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要求學生循序漸進，打好基礎；不要好高騖遠，一步登天。他主張言傳身教、因材施教、啟發引導、為人師表，把”天理”、”居敬”、”踐行”作為自己日常行為的規範。他的教學方法與眾不同，和學生一起勞動，一起生活，在勞動中講學，在勞動中授教，在勞動中悟”道”。他一生講學鄉間，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飯糲蔬豆，將生活性、實踐性、道德性融為一體，用”理”來檢點日常行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他認為”痛省身心，精察物理”，是通向”天道”的階梯。從其學者數百人，不少學生均成為後來的名人學者，名動天下。其學生胡九韶說：”惟先生遇患難仍能學習、進益，別的人則不免意志頹唐而懶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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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理學的推崇可想而知了，這次他撰寫的文章就朱熹理學加以讚揚，在充分理解朱熹理學精髓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就是說，大千世界，萬事萬物，都有它們自身的規律。他的學生魏莊渠雲：”天地萬物，血脈相貫”。他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則，這不能說不是唯物的。同時，他把”舉天地之道”，當以”聖人”、”君子”的準則。曾謂：”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在這裡，吳與弼把”天理”，作為一個人道德修養和認識事物的最高標準。主張”天人一理”、”人之所以為人”，是”以其有此理也”。但是，他又認為此”理”，不是所有人的都能領悟的，只有像聖賢那樣的人，才能”窮通其道”，這就是”聖人體天”觀。一個人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為無弊”，”苟一毫不盡其道，即是自絕於天”。人生處世，”須以天地之量為量，聖人之德為德，方得恰好”。按吳與弼的說法，”聖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透過學習，修養而達到的。這種觀點，立即引起了不少人讚揚，文章刊登的第二日，報紙便搶購一空，而沒買到的士農工商少不了呼籲多些發行量，楊崢有意提高這欄目的影響力，為此決定加印，在錦衣衛的幫忙下，充分調查了所需要的人數，楊崢在這個大概的數字基礎上，加印了一萬分，誰知仍無法滿足，其勢頭不僅讓楊崢感到意外，就是皇帝也感到不可思議，在重新加印了一萬份後，才算是壓住了這種勢頭。
經此一鬧，天下無人不知吳大師的大名了，據說文章刊發的第二天，求學者就絡繹不絕，算是徹底讓這樣一個身體力行的當代大事火了一把。
吳與弼再接再厲，於半月後再發一篇文章，對朱熹理學加以更完美的闡述，文章認為，”理、”，貫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決一切、處理一切，分清是與非、正與反、善與惡、得與失，乃至於憂和樂，生與死的標準，使自己成為理想中的”聖人”、”賢者”。要實現這一目的，”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為天理而當存，何者為人欲而當去世，涵泳乎聖賢之言，體察乎聖賢之行”。一個人要達到這一步，在吳與弼看來，就需要”慎獨”其心，”居敬”、”窮理”。他說：”人須整理心下”，”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如此隳，可不懼哉！”所謂”居敬”，就是”言自處以敬”；所謂”窮理”，就是”窮究事物的道理。《周易V；說卦》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如何”居蔽”、”窮理”呢？吳與弼說：”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他指的”涵養”，即”含容”，修養，就是”克己復禮”。他認為：”一事少含容，蓋一事差，則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隨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壞了。”吳與弼還把涵養，比作一大關口，說：”凡怨天憂人，皆是此關不透耳”。並指出：”涵養本源功夫，日用間大得”他指的”省察”，就是用封建倫理的”仁義禮智”四端，來體察自己的言行。”約束身心，此為敬也”。指出：”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所得為者，言忠信，行篤敬”。”日用嘉言聖賢聖嘉言善行沃潤之”，強調：”動時工夫尤不易”。
文章之妙，在於不是將朱熹的理學教條生搬硬套，而是以自身體會，延伸闡述，加上吳大事的文筆不錯，這樣的一篇有理有據，妙筆生花的文章，自是吸引了眾人的眼球，不少文人墨客寫來讚揚的文章，留下如”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而吳與弼賦詩感慨雲：”荊棘場中二十年，中間回首實堪憐。欲從何處求心性，日用由來總是天”。將一個把”天理”、”居敬”、”踐行”，作為自己日常行為的規範，表現出三者一體化的特徵，這是他哲學思想體系的一個突出特點。”深悟、靜虛、動直”，又是吳與弼一個反思式的認識方法。因此其轟動效果不言而喻了，當天 就加印了三萬張才算滿足了要求。
開局就取得了如此效果，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大明學風可謂是八個欄目當中最火爆，最吸引眼球的欄目了，一來，在吳與弼開啟的局面下，越來越多大家加入其中探討，使得理學的有用之物迅速的被人吸收，當然了其中糟粕也引起了不少攻擊，其中最猛烈當屬漸漸興起，壯大的心學了，隨著元代以明初，朱程理學講究格物致知，朱熹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準。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透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朱熹還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歷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欲，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範。這樣的理論，漸漸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滿，其中以程頤最是可怕，程頤為人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飢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的幾乎苛責的觀點，自是不討喜，尤以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心學學派，他們認為，“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裡即可得到。這種學問，在漸漸日益壯大的心學派繼承並發揚光大，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其中又以泰州學派將其說法推向一個極端，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在民間也吸引了大量的學者，其中還有不少官員也對此吹捧備至。
他們對於情慾的正面主張和看法，由於心即理，因此人慾與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認為的那樣對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
“心者身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凡知覺處便是心”（《傳習錄》下）。“心”即“我的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同上）。“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紫陽書院集序》）。“先聲遊南鎮，一友人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關？’先生回答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