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孤信不求封賞，不居功，更不邀功，這樣的心態楊逍不明白，更不認同。其實楊逍最最不理解的，是為什麼都已經成功了，還不肯接受封賞。
獨孤信心中所想的“功成身退”，是先要“功成”然後才能“身退”，他不僅不反對建功立業，反而十分崇尚去建立個人的豐功偉業。
如果沒有崇高的社會責任感，沒有救世濟民的宏偉抱負，那不過是渾渾噩噩隨波逐流，無所謂仕進也無所謂退隱。“身退”是以“功成”為先決條件，“隱居”是以“出仕”為邏輯前提。這才是獨孤信的高明之處。
獨孤信並不是一味地提倡自己“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管是在朝為官還是循跡江湖，“愛民治國”是他人格的精神支柱，為貪圖私利而做官固然可恥，為個人清高而隱居也不值得推崇，李白說的好：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意！
說說“功成弗居”“功成身退”很容易，但是要真的做起來可不那麼簡單。要做到功成身退，首先就得無私無慾，是以天下為重而不是以個人為重。獨孤信能夠說出來，必然他一定會做出來。因為他的脾氣秉性與大俠郭靖實在是太像了，一口唾沫一個釘，答應的事情、承諾的事情一定不反悔。
實際上“功成身退”，典出《道德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當功業已成，譽滿天下，老子告訴世人，急流勇退才是天道。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與其保有太多自己守不住的身外之物，患得患失，不如讓它們自然流逝。
老子認為，功名富貴，它高讓它高。從古自今，哪有不消失的功名，哪有不消失的富貴。它們從貧賤之中拔地而起，又從富貴之巔轟然倒塌。
功名富貴和萬事萬物一樣，都有自己的生命週期，不宜強求。持而盈之，講的是器量，水超過了杯子的容量，自然要滿溢。
一個人爭來搶去，不如先提高自身的器量。器量夠大，能擁有的自然多了。反之，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鋒芒太露，銳勢就難以保持長久。
如果持而盈之講的是器量，那麼揣而銳之，則是器量的限度，功名財富一多，必然顯露鋒芒，就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一個人，器量再高，高不過天，心胸再厚，也厚不過地。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道德經》並不反對人持有財富，也不提倡刻意讓人過清苦的生活。但是你能守住的財富，只能是你的容量之內的東西，而超出的部分，就不是你想掌握就能掌握的了。
當范蠡與勾踐滅吳國以後，范蠡也選擇了急流勇退，因為他知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而他身為布衣，經商積攢了萬貫家財受到齊王賞識，他又將家財散給知己與老鄉，再次離開。
而和范蠡同為開國元勳的文種，已被勾踐賜死，做人，要有開拓的本事，更要有善終的智慧。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為什麼會有“為富不仁”的說法呢，其實那是因為富貴之人，他的自我認知的高度和姿態，是隨著他的功名財富而逐漸拔高的。只是他們在那種高度上，做出了讓人覺得高高在上的反應而已。
所以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全開，月未圓”，這種狀態是自然界最好的狀態，“求缺惜福”，是人生最好的狀態。
與其說獨孤信現在考慮“功成身退”，是為以後打算，不如說他把人世間的人情冷暖、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等等陰暗面看透了，正是因為他看透了人性，看慣了世情，他才會泰然處之。
歷史上有一些人，即使經歷過了背叛和利用，真相太過於戳心和粗暴，他們卻依然能夠堅守自己為人處世的底線和原則，這一點已經讓很多人難以望其項背了。
他們遇到朋友背叛、家人離散之時，也非常淡定，有這樣幾句為背叛自己的人開脫的話，發人深省：“若是我因為沒有被選擇而心生怨恨，那這世間，豈不是有太多不可原諒之處，畢竟誰也沒有責任要以我為先，以我為重。無論我如何希望，也不能強求。”
在遇到朋友背叛自己時，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不是想著怨天尤人，而是為朋友著想，想他們為什麼會在權衡利弊時放棄自己，想他們有什麼難言之隱……朋友之間若不能交心，若不能以誠相待，那麼這朋友不做也罷。
話雖如此，我們在聽每個道理的時候無一不是恍然大悟，可明白和能做到是兩回事。不是每個人都放得下事情，也不是每個人都放得下情緒的。誰也不能輕易做到把自己曾全心全意交到的朋友，一念之間徹底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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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道德經裡的那幾句經典論斷，值得所有人重視：“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無論自己為別人做了多少事，立了多大的功勞，都趕快忘記。如果自己總是記著這些，總是希望別人感謝自己，對自己是一種摧殘。如果總是提醒別人不要忘了自己的恩情，不要忘了感謝自己，對別人又是一種摧殘。
“大恩如大仇”說的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小恩小惠倒沒什麼，施之者如沐春風，受之者吹面不寒，倒顯得一團和氣。
而大恩則不然，施之者居高臨下，受之者心有慼慼，均知恩重如山報之不易，長久以來，則成為雙方的負擔。
但凡朋友往來，誰不希望人敬一尺？起碼也要平等，誰願意見一個自己先矮三分的故人？受人大恩的感覺，大抵如此，避大恩人有如避大仇人。
古人雲：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可是如果你暫時，甚至是永久都拿不出湧泉，哪怕是滴水去回報，則又當如何？
那時，只有無顏相對，避之惟恐不及，有恩難報的壓力，低人一等的心理，轉化為怨恨自然毫不足奇，陰暗一點的，甚至希望恩人在自己眼前永遠消失，於是大恩即成了大仇。
古之高風亮節之人，施恩不望報，常常舉家歸隱或遠遷，以免相見之時雙方尷尬，其實，這些暢曉世情的通達之輩，此舉名為避世、實乃避禍，深得“大恩如大仇”之三昧。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何嘗不是“大恩如大仇”的體現。遇到難以封賞或者是功高蓋主的人，帝王們也非常難為。如果遇到識趣的，他們自覺地歸隱江湖，與世無爭，至少可以相安無事。
如果遇到那些不開眼的，那只能是另當別論了。或者是從肉體上消滅，或者是強制他們遠離權力中心。漢高祖劉邦“剪除異姓王”是這樣，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也是這樣。
獨孤信堅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他的心裡非常清楚，自己是一定要建功立業的，可是這功勞、這利祿，完全都是過眼雲煙，千萬不能留戀。要成為張良和諸葛亮那樣的人，就一定要洞察一切。
諸葛亮在離開隆中時，曾經囑咐弟弟諸葛均，一定要照看好隆中的房舍與田地，待他功成名就，便回來躬耕隴畝，做一介鄉野村夫。只是後來事情的發展沒有按照隆中對策來，讓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歸隱田園最終也沒有實現。
獨孤信一生最欽佩的就是張良與諸葛亮，淡漠名利，豁達開朗，卻以天下為己任，這樣的年輕人世上少有，才顯得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