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對於‘遊俠’有如下論斷：“所謂言必行，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千里誦義者也。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
獨孤通道：“江湖上的‘俠客’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一是墨俠，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墨家的一支，與墨辨組成墨家。代表人物有墨翟、徐夫人等。二是任俠，他們是先秦時期對於遊俠的統稱。代表人物有蓋聶、荊軻等。第三類是義俠，是春秋戰國時期，俠家的別稱，據傳為蘇秦傳人創立，以‘俠義愛民’為教義。”
楊逍道：“據我所知，俠是一種特殊人物，影響所及遍佈社會各個階層。‘俠’的名稱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俠以武犯禁’、‘國平養儒俠’。韓非之後，在《史記》和《漢書》中，又出現了諸如遊俠、豪俠、節俠、氣俠、輕俠、伉俠等稱謂。與俠的名稱聯絡比較緊密的還有‘刺客’、‘必死之士’等。”
獨孤通道：“俠與刺客是有區別的，但在內涵、外延上又具有交叉的特點。刺客乃為人所使進行有預謀的刺殺者，他們的行為只向其主使者負責，對其行動很少作是非判斷；俠客重信義，更看重的是是非判斷。抑強扶弱、懲惡揚善是他們的行為準則。”
楊逍又道：“俠興起於戰國，思想上多少受墨家學派的影響。當時社會正處於急劇變革之中，墨家主張‘賴其力者生’，把天下一切怨恨禍亂的根源都歸結為人們的不相愛，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改造社會的原則。墨派人物為了推行其主張，皆能赴湯蹈火，不避艱危，故當時的墨家弟子有‘墨俠’之稱。”
獨孤信補充道：“《墨子·經上》解釋任俠的‘任’是這樣說的：‘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墨子·經說》更進一步強調說：‘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這種行為的最高標誌就是‘貴義’。‘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墨子·貴義》）。這種為義不避生死的崇義精神，無疑對俠客重義輕生的氣節有著重要影響。但是，墨子之徒為‘俠’是為了實踐他們的社會理想，這是一種捨命行道的精神；俠客混跡於社會之中，他們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舉，但很難說他們有什麼明確的社會理想。墨家把主裁正義的權力，託付於‘天’和‘鬼神’；而俠客是主張恩仇必報的，並以自己的刀和劍去懲惡揚善，思想和行為都與墨家有著根本的區別。”
楊逍仍不罷休，接著說道：“
在那春秋戰國之際，‘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前漢紀》卷七）。禮崩樂壞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士’階層的壯大和活躍。”
獨孤信點點頭，微笑著繼續說道：“‘士’雖然作為最底層的貴族，在分封初期不受統治者的重視與優待。但是他們大抵受過六藝之類的教育，成為諸侯爭強稱霸鬥爭中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以往的等級秩序早已經無法維持，士階層得此契機，得到了統治階級的普遍重視。那時活躍於社會政治、軍事、外交舞臺上的既有以研究學問、著書立說或設館授徒而參與社會變革的學士；也有審時度勢，藻飾辯辭，馳逐於天下的策士；還有專以武力事人的帶劍之客。荀悅稱之為三遊，‘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前漢紀》卷十）。荀悅指出‘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俠是‘士’中的習武者，他們與學士、策士、術士的不同處在於，俠士勇決任氣，常常以‘義’為出發點，以劍為行動的手段，參與社會活動。像曹沫執匕首為魯劫齊桓公，專諸為公子光刺吳王僚，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以及信陵君竊符救趙所演出的侯嬴、朱亥的義舉，無不以節義武力參與社會的政治活動。俠既為‘士’中一部分，就應該從春秋戰國的土壤中尋找其產生的社會原因。太史公司馬遷在《遊俠列傳》沒有明確指出遊俠產生的原因，但他認為國有困厄之時，人有急難之事。虞舜、伊尹等賢哲仁人尚遇困厄，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因而俠客之義是不可少的。這實際上說明了俠與社會動亂的關係。”
楊逍此時插話了：“後漢史學家班固對‘俠’的論述比較明確：‘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疆。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君魏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漢書·遊俠列傳》）。班固強調天下失道，政在大夫，亂而生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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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孤通道：“荀悅所作的《前漢紀》，不僅指出俠生於亂世，而且從儒家正統思想出發，認為俠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君昏民暗，綱紀廢弛。他說：‘此三遊者（遊俠、遊說、遊行），亂之所由生也’。他還斷言：‘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其甚焉’（《前漢紀》卷十）。荀悅對遊俠產生的社會原因的分析，應該說基本上是合乎歷史事實的。”
楊逍道：“不管是荀悅還是班固，他們對於‘俠’的認識，都是在大一統王朝初期社會上對他們的普遍認識，可是隨著人們越來越睿智，越來越有選擇性，天下間的百姓們對於‘俠’的認識高度，那絕對不是他們二人的論斷能夠說得清楚的。”
獨孤通道：“你這樣的說法沒有任何問題，說明你對於武林，對於俠義，還真有自己的思考與見解。好士任俠的‘戰國四公子’也各有門客數千人，其中不乏俠客。秦以前俠風比較古直，當時社會處於群雄逐鹿的狀態，‘士’在社會中的地位較高，所謂‘得士者存，失士者亡’。俠士可以廣泛擇主，任意馳騁，一旦遇到知己，就抱定必死的信念為其效命，像曹沫、專諸、豫讓、侯贏之類，都具有赴湯蹈火死不回頭的節概。秦漢以後，皇親國戚、權貴豪門仍然沿習先秦招士養俠的風氣。但是，漢代大一統的局面使‘士’的地位一落千丈，‘用之如虎，不用如鼠’，遊俠之士也失去了戰國時走遍天下無羈勒的廣闊天地。隨著皇權專制的建立健全，更限制了俠客的活動，他們不得不尋找靠山，如著名的布衣大俠劇孟，結交條侯周亞夫；郭解結交大將軍衛青。武帝徙郡國豪傑於茂陵，衛青親自為郭解說情，事不行，‘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漢朝‘俠’的發展一方面繼承了先秦俠士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即把任俠作為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因此漢代的俠與非俠之間所結成的是一種雙向的互利關係，它反映了‘士’階層在面臨新的統一之後所尋到的一種出路。但是，俠客‘以武犯禁’的特性，以及與王公大臣所結成的政治勢力，畢竟不合乎最高統治者集權於中央的意願，因此也就不可能擺脫被鎮壓的命運。漢文帝、漢武帝、漢成帝及王莽攝政時期，都曾大肆捕擊豪俠，其中規模最大的有兩次：其一是武帝建元二年，徙郡國豪傑於茂陵，名為奉養山林，實為削弱地方分裂勢力，便於中央控制；其二是成帝永始、元延年間，尹賞為長安令，一次坑殺輕俠百人。”
聽到獨孤信說的這些關於秦漢事情‘俠’的處境和故事，楊逍自己也在琢磨：人人都有俠義之心，都想成為名揚天下的大俠，可是在最高掌權者眼中，‘俠’的存在合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