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逍將自己的擔憂與思考和盤托出，獨孤信當時也恰好想到了這些。看到楊逍那疑惑不解的眼神，獨孤信只能不厭其煩地解釋道：“
俠與統治階級的正面衝突，導致了‘俠士’被公開排擠出政治舞臺，漸漸地由為國排難解患轉向替個人報仇解怨，俠風也不似戰國時那樣古樸悲壯了。”
楊逍道：“這個道理我大概還是能明白。因為俠士們都想為國為民，為天下蒼生謀福利。可是國家江山一統，皇帝雄才大略，俠士們根本沒有機會表現自己。”
獨孤信那讚許的眼神又出現了，他充分地肯定了楊逍的說法。他給楊逍舉出了例項：“大俠郭解折節為儉，厚施薄望，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行為，固然不失大俠之風度，然其所謂以德報怨，故意囑吏脫更於不敬己者，多少帶有收買人心的意思。有些俠客乾脆做起受財報仇的買賣。東漢以後，一些出身權貴豪門的惡少，把他們那胡作非為的惡作劇，也當作任俠行為。由於俠客的社會地位和任俠內容的變化，兩漢以後，任俠呈現出頹勢。魏晉以後，雖然時有俠客，已經不能自成局面了。”
楊逍道：“如果‘俠’的歷史照著這個模式繼續發展下去，那天下間就沒有行俠仗義的人了，更不可能有人說要踐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了。”
獨孤通道：“當‘俠’在歷史上逐漸式微時，隋唐英雄們恰如其時地把這個局面給扭轉過來了。翻開兩《唐書》，大唐開國勳臣和初唐、盛唐時期的一些著名的文官武將，如公孫武達、段志玄、柴紹、杜伏威、李勣等，都曾是馳名於世的豪俠。一般的貴族青年，士子文人，或揮戈於邊塞大漠，或馳逐於都市街閭，皆以俠客相標榜。任俠成為一種英雄的標誌、理想的人倫風範。所以僅初唐、盛唐時期歌頌遊俠的詩歌，留存至今的就有百首之多，相當於漢末到隋朝四百年間同類詩歌的兩倍。任俠在唐代蔚為風氣，究其原因，一是統治集團尚武好俠的影響，李唐王室是胡化程度很深的漢族地主集團，長期的民族融合使他們具有北方遊牧民族尚武好俠的習氣，而統治者的好惡對整個社會起著模範的作用；二是強大的唐帝國建立之後，北方遊牧民族大量內附和遷徙，使北方民族雄傑驃悍的風尚深入內地，影響著中原人民的生活，唐人就頗以走馬騎射為誇；三是唐朝空前的繁榮強大激發孕育了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奮進心，他們需要藉助一定的形式表現這種喜悅的心情及豪邁的氣概。古遊俠奮烈踐義的英雄行為和豪無羈勒的個性恰好與唐人的解放精神相契合，於是任俠就成為那一代地主階級表現本階級英雄氣概的理想方式。”
楊逍問獨孤通道：“大哥哥，是不是盛唐之時的李太白和年輕時杜少陵，似乎也頗有任俠之氣？”
獨孤通道：“是啊，不止李杜二人，高適和岑參、王昌齡等人都有任俠之氣，連一貫儒雅的王維也有《老將行》流傳於世。”
楊逍接著問道：“唐朝人的任俠之氣與秦漢時期的俠士又有什麼分別呢？”
獨孤信答道：“唐代那些人任俠的層次比較高，既有武有權略的將帥，如李勣、郭震、哥舒翰；又有才堪經邦的文臣，如姚崇、張說、李邕；還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大詩人，如李白、陳子昂、崔顥、王之渙、李頎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的任俠大都在他們成名之前，整個唐代遊俠的發展也呈現出不同的階段。隋末唐初的俠客，多是出身卑微的習武之人。他們曾親身感受到魏晉以來門閥制度的壓迫，當社會發生動亂時，他們首先站出來衝擊舊的社會秩序，成為新社會的開創者和支持者，像公孫武達、段志玄、杜伏威、李勣等，都是這類人物。由於他們的行為體現著寒門庶族的意向，因而對中下層人民有著重大的影響。初唐、盛唐統治者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保衛和擴大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從軍出塞對這一代彪悍而有財力的少年遊俠，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這時候俠客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重新連線在一起。盛唐的俠客處在社會鼎盛的時代，他們既有空前強盛所激發出來的奮進情緒，又被社會的繁榮所陶醉，建功立業與放縱生活，成為盛唐俠客最為突出的特點。他們時而飛騎仗劍，解孤城之圍；時而綺羅裝束，蕙蘭相隨，盤桓於都市與名囿之間。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大唐王朝一蹶不振，從此國力衰微，邊防窘困，俠客們面臨著重新尋找出路的問題。有的北走河朔，充當藩鎮勢力的爪牙；有的自甘墮落，淪為殺人劫財的強盜。”
楊逍道：“就算是在最為鼎盛的大唐王朝，俠者也沒有一直過上好日子，他們的地位也是隨著國運的變化而變化啊。每每遇到亂世，俠士們也無法像平常那樣任俠使氣，只能隨波逐流。”
獨孤通道：“其實唐人所寫的傳奇《謝小娥傳》中的情節就隱約透出了這種情況：‘小娥，姓謝氏，估客女也……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當時就有人據此認為，那時候的俠與商業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俠在物質利益上或仰商資給，或劫商自濟；商人有時也需要倚仗遊俠保護自己。”
楊逍道：“照這麼說，俠的歷史命運其實並不好，他們其實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光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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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孤通道：“自誕生以來，俠的歷史命運一直不怎麼好，一產生就與當時居於顯學地位的儒、法兩家相悖。法家強調吏治，以法為天，反對‘行劍攻殺’、‘活賊匿奸’，韓非大聲疾呼人主廢儒俠，‘邑鬥之勇無赦罪’。儒家主張仁政，講究‘攻心’、‘化性’。漢以後，奉儒學為正宗。自然對以‘習武’、‘犯禁’為特徵的俠客訴諸暴力，但是由於兩點原因任俠並未因此而泯滅。第一個原因是俠的道義中蘊涵著與儒家其些思想道德相吻合的東西，如勇、信、義的思想。當然，儒家所講的‘義’是合乎仁政思想的義，所講的“勇”是在“禮”節制下的勇，‘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與俠客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式的勇有一定區別。在儒家看來，俠客就是有勇無禮、有勇無仁者。因此班固才有“惜乎不入於道德”之嘆。再如俠客重言信行果，孔子則把“信”視為天下有道的標誌之一。儒家治國，尤其重然諾必信。又如有恩必酬、有仇必報是俠客行事的普遍原則，而在儒家道德規範中，也包含著親仇不共戴天的原則。正因為儒家道德規範與俠客所追求的道義在某些方面相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俠客生存的道德保護傘。第二，社會各個階層的需要。俠客所奉行的‘士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條，很容易被統治階層的人物利用。暗殺，往往是統治階層內部矛盾白熱化，而又無法訴諸軍事鬥爭時最理想、最簡便的手段，漢景帝時梁孝王遣客刺殺袁盎，唐代李師道遣客刺殺宰相武元衡，都是採用這種手段。所以不僅漢、唐皇親國戚、朝臣邊將盛行宦養‘俠士’、‘刺客’，就是離現在不遠的前朝，許多權貴豪門亦與他們保持著一定的關係。對於處在卑微境地的廣大人民來說，懲惡揚善、扶弱濟貧、急難死義的俠客，往往成為除了聖明天子和清官廉吏之外，能夠解民於倒懸的唯一希望，因而他們對俠客異常崇敬。俠客之於商賈，既是災星，又是救星，這種關係的轉換來自俠客與商賈對立統一的特性。俠客一道，對於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員來說，‘可以濟王法之窮，可以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四史評論》）。所以自俠產生以來，其行雖‘不軌於正義’、‘不入乎道德’，但在上下幾千年的歷史中卻有著廣泛的影響和深厚的社會基礎，這也是俠客能夠長存不滅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