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在處理與其他黨派的關係的時候，採取了排斥的態度，認為當時中國的“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主張中國共產黨永遠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相互的聯絡。
但在具體實踐中中共也開始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僅僅依靠無產階級孤軍奮鬥是不夠的，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191年1月，馬林前往桂林，與孫中山三次長談，確定推動國共兩黨合作。19年月7日，馬林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但中共認為作為政黨加入國民黨將使中共的獨立性喪失殆盡，中共贊成黨外聯盟的模式。
19年4月，陳獨秀代表中共向維金斯基寫信闡述中共對於加入國民黨這種合作方式的反對意見，除了指出兩黨宗旨不同之外，還表示，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永無發展之機會。
19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與孫中山黨外合作的設想，孫中山斷然拒絕了。
孫中山認為革命必須只有一面旗幟，即“三民主義”，兩黨聯合必須以國民黨為主，必須以國民黨為領導中心。此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回到中國，帶來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實行黨內合作的指示。
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會議，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特別會議，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尊重共產國際的提議，透過了相應的決議，原則確定只要國民黨能夠按照民主原則改組，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兩黨的合作。
對於共產國際提出的合作方式，中共多數黨員是不同意，雙方因此爭執不下，最後達成了一個折中方案，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這與馬林的兩黨合作相似，但還是有本質區別，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自己的組織機構和部分黨員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可以保持自身的發展壯大。
實踐證明這種合作方式對於國共雙方都是有利的，對革命也有利。但是這種方式短期、策略性強，也為雙方合作的分裂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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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
孫中山對中國共產黨與蘇俄全新的認識是從19年年初，全國工人運動興起的時候，並決議要與共產黨合作。他說：“蘇俄國力強盛，是當今社會主義大國，願意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並贊助我們，可與為友。”
孫中山對共產黨的心認識還表現在用人上，比如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給予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陳獨秀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九委員之一，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之後，陳獨秀又被指定為參議，林伯渠被指定為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則就任宣傳部幹事。
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共及青年團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卻佔到了全體代表人數的10%。代表大會上新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中，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就佔到了將近5%。在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為中共黨員；在17名候補委員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為中共黨員。同樣，在會後設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在一個秘書處和六個部中佔據了兩個部長（組織部、農民部）和三個實際為副部長的秘書（組織部、工人部、農民部）的席位，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決定設立一處八部，但調查部和軍事部暫緩成立。秘書處及組織部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農民部部長林祖涵，秘書彭湃；工人部秘書馮菊坡等為中共黨員。同時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裡還取得了三分之一的發言權。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共三人，廖仲愷、戴季陶為國民黨員，譚平山為中共黨員。特別是把秘書處和組織部交給中共黨員來負責，更顯示出孫中山這時對兩黨間這種合作方式以及對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態度。這種情況反過來也促使中共黨團員對於國民黨的發展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