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充滿了偶然性，武昌起義就是這樣。在1911年10月10日那一天打響的第一槍，對於一個有著四萬萬人口的國度來說，一個排長的尋釁滋事，槍殺長官，不管他有沒有政治意願，確實影響巨大深遠。此前也有開槍事件，但並沒有掀起太大的波瀾，為什麼這次卻能成功呢？這其中當然不能排除偶然的因素。事實上在1911年10月10日的那聲槍響之前，就在武昌，同一年裡，也還是在新軍，已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了。
1911年9月4日，在湖北武昌的新軍當中，就有一起開槍打長官的事件。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當天是湖北新軍炮隊第八標三營，也就是第八團的第三營，一群準備退伍的老兵，在一個名叫汪錫九的老兵油子帶領下，在營地裡喝酒，喝得興起，不免咋咋呼呼。當時他們的排長和這個汪錫九關係不好，出來干涉。口角很快變成肉搏，打著打著汪錫九拔出槍來，一招呼，一起喝酒的老兵們就衝開阻攔，去搶彈藥庫，藉著酒勁就要造反了。當時的架勢好像也不小，幾十個人端著槍把軍官圍在一間破房子裡，剩下的人已經跑到軍械庫拉出了三門大炮，當時就準備大幹一場了。但是和半個月之後武昌起義不同的是，雖然他們嚷嚷動了，並且真的搶了槍炮要造反，但是應者寥寥，而且沒過一會兒，鎮壓的馬隊就到了，造反者作鳥獸散。
造反當然是要滅九族的了，但是清朝當局對這一起造反的處置，怎麼看都像個笑話。追兵追擊造反的老兵，追到近前了，造反的頭子老兵汪錫九乾脆不跑了，回過頭來和追兵說，大家都是同行，何必苦苦相逼呢？於是這些追趕者掉轉馬頭就回老家去了。
類似的情況還有武昌起義之後，清朝調動海軍前來鎮壓之事。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是薩鎮冰，是起義軍名譽領袖黎元洪的老師和上級，於是黎元洪只是讓人送去了一封勸降書和一份厚禮，海軍總司令收了書信，退回禮物，軍艦則隔岸觀火，沒有鎮壓起義軍。在中國歷史的變局裡從來都少不了牆頭草，牆頭草多了，本來很偶然的事情就變成了必然，就像是辛亥革命。
清末海軍與辛亥革命
薩鎮冰，字鼎銘，海軍上將，出身於著名的福州色目人薩氏家族。1876年冬，他與葉祖珪、劉步蟾、方伯謙、嚴復等被派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帝海軍學院學習，學成歸國後歷任海軍教習和管帶等職務。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海軍將領，擔任過清朝海軍統制（也就是海軍總司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薩鎮冰所部海軍被清廷派往武昌，協同作戰。但是列強擔心自己的利益受損，向清政府施加了壓力，清政府就有些束手束腳；同時薩鎮冰本人也同情革命，雖然將兵艦開到了武漢、九江之間，卻並沒有參與鎮壓。
列強雖然對革命軍佔領武漢三鎮極為恐慌，但對薩鎮冰奉命前去武昌炮轟革命軍也極為關切，因為漢口有他們的切身利益，擔心戰爭（炮轟）會危及他們的利益。
所以，在薩鎮冰奉命率艦隊到武漢作戰前後，北京外交使團連日召開緊急會議，會議以“吾等在漢口之利益，自應竭力保護”為由，要求清政府明令薩鎮冰不能毀及租界。
清政府不敢得罪列強，薩鎮冰因此有了觀望的理由，並沒有急於加入戰局。
這無形中幫助革命軍贏得了最終取得勝利的有利條件。正如張彪一樣，薩鎮冰也不願意自己人打自己人。何況在起義軍中，不乏薩鎮冰的親朋故舊。黎元洪曾在北洋天津水師學堂機械科就讀，是薩鎮冰的學生。
為了解開危局，黎元洪給薩鎮冰寫信，勸其拯救四萬萬同胞。“漢族存亡之機。在恩師一臂之助。孰無心肝，孰無血誠，孰非炎黃子孫，豈肯甘為（滿族）奴隸，殘害同胞？請勿猶豫。”緊接著黎元洪又寫了第二封信。“聰明才智之士，四方畢集……兵丁各自為戰，雖無指揮，亦各奮力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甚有婦孺饋送麵包、茶水入陣。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奮武。誰無肝膽，誰無熱誠。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做滿族奴隸，而殘害同胞耶？！洪有鑑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刻下局勢，只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指。山色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以方興之民國國民，與運盡之清廷抵抗。華盛頓興美，八年血戰。吾師若出，將見不八月而亞洲地圖之上。必有中華民國國旗飄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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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原因使得薩鎮冰並沒有鎮壓革命軍，最後竟然棄艦赴滬。武昌起義的爆發，極大地激發了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海軍除滿籍官兵外，自薩鎮冰以下，都對革命表示同情”。這也為後來的起義奠定了基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