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議和達成了秘密協定，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提議召開國民大會，來決定君主或者是民主的問題，給袁世凱一個下臺階，好擁戴共和。但是這個提議在各省都督府代表們中間引起了疑慮和反感，懷疑袁世凱到底有沒有這個決心，何況當時袁世凱並沒有停止軍事行動，還在乘機侵入山西、陝西，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孫中山恰恰在這個時候從海外回國了。
1月5日孫中山抵達上海，獲得了革命軍民極大的擁戴，各省都督和各省代表會議已經在醞釀成立臨時的中央政府，本來正空出了總統的位置等待袁世凱來擔任，但是袁世凱遲遲未作決定。南方各省代表認為，各省各自為政的局面不能長久保持下去，成立中央政府可以向袁世凱示威，迫使他早下決心拋棄清王朝。
在孫中山到達上海之後的四天，1月9日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舉行了臨時總統的選舉，孫中山當選了臨時大總統。191年1月1日，南京原兩江總督府改作了禮堂，在數百位觀禮者的歡呼聲，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由此進入了民國時代。
之後臨時政府頒佈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力圖在中國推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行資本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其中最矚目的成果是制定了效力等於憲法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該法體現了資產階級革命“主權在民”的政治原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請願、訴訟、考試、選舉和被選舉等權利。
同時規定，人民有納稅、服役等義務，在中國第一次開創了以法治國的先河。
它還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了中央制度，為限制袁世凱的權力將總統制改為內閣責任制，行政權力交給了內閣，屆時大總統組閣名單須先交由參議院討論透過，以對總統權力產生制約。
為了防止袁世凱今後篡權規定了極嚴格的修改程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帶有鮮明的革命性、民主性，它不僅具有現實的進步意義，在中國憲政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孫中山視《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中華民國的靈魂。
“孫博士”回國
上海淮海中路是1900年法租界越界修築的一條道路，最初叫西江路，後來又以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寶昌之名，改稱“寶昌路”。孫中山從海外回國後，最初就居住在這裡。
1911年1月5日，孫中山乘坐的“地灣夏號”輪船抵達上海吳淞口碼頭。
滬軍都督陳其美事前已派出一小火輪在吳淞口外等候，來迎接孫中山上岸。孫中山與同行的胡漢民等人乘汽車來到寶昌路408號，在此居住了6天，到191年1月1日孫中山起程去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武漢起義事發突然，當時身在上海的革命黨人毫無準備，他們也不知道孫中山在哪裡。起義成功了，誰應該來做領導人？武漢的地方官黎元洪，從上海匆匆趕來助陣的武將黃興，兩人旗鼓相當，選誰當總統，對方都不服。革命派也因此形成了武漢和上海兩派。隨著各省宣佈獨立的訊息傳出，迫切需要一個人出來掌管全域性。這個時候，孫中山是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選擇，在黃興的極力邀請下，黎元洪也不敢提出反對意見，孫中山當選民國總統也就順理成章了。
實際上，遠在美國的孫中山在報紙上看到武漢起義的訊息，他就展開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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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高瞻遠矚，意識到目前革命形勢的成敗關鍵不在於軍事方面，而在於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孫中山專程訪問英法。在倫敦時，孫中山收到了來自廣州的電報，要求他擔任新共和國的總統。1911年1月中旬，唐紹儀與伍廷芳舉行南北談判，伍廷芳慎重地向各位宣佈，孫逸仙在赴上海的途中，已抵達新加坡。
1月1日，孫中山抵達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等勸說孫中山留在廣州，因為北方形勢太過複雜。結果，孫中山反而勸服了胡漢民，兩人一起回到上海。抵達上海的第二天，孫中山就召集同盟會骨幹召開會議，討論選舉和組織政府問題，並最終確定了總統制而非內閣制，推舉孫中山和黃興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候選人，討論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1月9日，同盟會本部在外灘匯中飯店（今天的和平飯店）南樓召開了歡迎大會。這時傳來了南京選舉的結果，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7省代表中，孫中山得了16票，還有1票投給了黃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