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出任清廷內閣總理，持北洋重兵與南方義軍對峙。當時天下勢分南北，南方各省已經全部易幟獨立，而東北和直隸等少數省仍掌控在清廷的手中。是戰是和就擺在了面前。如果打，雙方都沒有勝算，因此雙方打算談判。
在南北和談中左右大局的勢力有兩個：
一是洋人，洋人對辛亥革命最早的反應只有兩個字“驚恐”。法國等銀行團駐華代表直白地說，“革命決不會使我們得到任何好處”。所以辛亥革命槍響之後，列強們的第一反應就是紛紛將炮艇開到了長江中游集結，向革命軍示威。
不過革命軍一開始就不想與洋人為敵，他們昭告各處，要堅決保護外國人及其他們的財產安全。革命黨人甚至想藉助洋人的力量推翻清廷。偏偏洋人們相信，袁世凱才是一個可以支援的有力人物，孫中山是一個幻想家。列強是希望兩者和談，袁世凱當權，這給革命黨人帶來相當的壓力。
二是江浙財團，當時江浙實業已經蓬勃發展，尤其是上海。對於商人來說，和平的大環境是首位的。當中就有一位晚清狀元，即開辦了龐大實力集團的張謇，張謇向來被稱為是“山中宰相”、“實業大王”，原本是主張立憲的，在辛亥轉向了共和。在他為首的江浙財團的推動下，上海和武昌還產生過兩個政治中心地位的爭執，最後達成了一個協議，就是政府設在湖北，議會設在上海這樣的一個折中方案。不過在上海的江浙財團畢竟是政治和經濟實力都大於武昌。
正是這兩方力量的影響下，南北和談之前由英國公使捎去了袁世凱向南方軍政府伸出的和談橄欖枝，和談地點選擇了江浙財團的核心上海。從1911年1月日起，和談開始以後南北雙方代表一面多次召開公開會議，一面在趙鳳昌的寓所惜陰堂中常常私人聚會和磋商。趙鳳昌是張謇的好友兼重要智囊人物，人稱“民國諸葛”，又被戲稱為是“民國產婆”。趙鳳昌不僅在南北雙方穿針引線，而且能夠左右南方的意見。趙鳳昌認為袁世凱主政北京，外交、軍政均佔優勢，北京得天時地利，南方各省不統一，與北洋軍相持日久必生經濟與外交危機，萬一列強借為口實，難免有瓜分之虞，因此南北謀和避免戰爭是為上策。1月中旬，南北雙方終於在惜陰堂定下密約，如果清帝退位，實行共和體制，將擁立反正後的袁世凱為大總統。
外國勢力與辛亥革命
武漢起義之前，列強對中國革命並不是很重視，不是打擊革命黨人，就是利用革命黨人，完全出於維護自身的利益所需。
英國最早和中國革命發生關係是在1895年10月，孫中山在香港策動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逃到香港。1896年，他到達英國時，被清政府駐在英國的使館監禁了起來。在英國的外交壓力之下，清朝政府被迫把孫中山放出來了。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倫敦蒙難記”。
日本是在辛亥革命時期，和中國革命聯絡最多的國家。在日本政府看來，假如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一定會藉助日本的制度和經驗，有助於兩國關係的改善。
日本政府既支援立憲派，也支援革命黨。日本民間有很多志士參與了辛亥革命，直接參與協助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大概有四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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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政府和中國革命發生關係，大約開始於1905年。法國政府派遣了七名法國武官，和孫中山一起調查中國各地的革命勢力。不久，法國成立了新內閣，不贊成過多參與中國革命，這些法國武官也被撤調回國了。
其他的國家，像美國，是同情中國革命的。總的來說，在武漢革命爆發之前，列強對中國革命並不是很重視。武漢起義爆發後，列強的政策大多是維持中立，一是不借款給任何一方；二是不出兵幫助任何一方。不過為了維護自己的在華利益，列強還是對清政府施加了壓力，例如不允許清海軍炮擊武漢等。
但是列強不願意看到中國爆發連年的內戰，混亂對列強在中國的利益不利。
在南北議和期間，由於袁世凱有實力取代清政府，而且也讓清帝遜位，釋出了《退位詔書》，列強希望能將大權逐漸平穩過渡到袁世凱手上，對革命黨人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革命黨人也趨於妥協，這使得辛亥革命未能徹底進行下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