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處於高潮的時候，一位美國思想大師約翰.杜威，把實用主義哲學帶到了中國，主導了中國當時的思想潮流。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非常推崇杜威，說他是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學者，甚至在將來幾十年中，也許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
約翰.杜威是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他建造了實用主義的理論大廈，擴大了影響力，使實用主義成為美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杜威強調觀念必須在實驗中鍛鍊，只有實踐證明內容解決實際問題的觀念，才是“有價值的觀念”，所以他認為實用主義也可以稱為“實驗主義”。民國時期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胡適、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蔣夢麟等，都曾經是杜威的學生。1919年杜威在日本講學期間，接到了來自胡適等人的邀請，決定赴上海講學。之前胡適就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實驗主義》，對這哲學作了一個系統的評介，其中胡適說了一句流傳至今的著名的概括，把實用主義的方法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5月日和4日杜威先後作了兩場“平民主義的教育”的演講，有一千多名青年冒雨趕來聽講，座無虛席，走廊上也站滿了人。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杜威在中國各地巡迴演講00多場，足跡遍及了上海、北京、湖南、福建、廣東等十幾個省市，內容囊括了實用主義哲學、政治學、教育學、倫理學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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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威講學的推動下，當時中國形成了一股實驗主義的熱潮，幾乎所有具有影響力的報紙、雜誌競相報道杜威的行程，連篇累牘地刊登杜威的演講錄，知識界紛紛撰文介紹評論杜威的學說。各種各樣的社團以及相應的報刊陸續誕生，各級各類學校大力試驗杜威的教育學說，後來這五大系列演講還被彙編成書，在杜威離華之前就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產生了轟動效應。
杜威來華的時候，中國各種思想風起雲湧，杜威的系統學說，成為當時中國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教育領域的主導潮流，推動了民主和科學的傳播。其中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發生過重大影響。他的教育主張是反對傳統的灌輸和機械訓練，強調從實踐中學習，這一點對蔡元培、晏陽初等人，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西方孔子”杜威在中國
美國教育學者施瓦茨曾說：“在0世紀中國的學術史上，約翰.杜威與現代中國之間的交往是最吸引人的事件之一。”約翰.杜威是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是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與皮爾士、詹姆士一起被認為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
1919年年初，杜威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講演時，在杜威的學生胡適、蔣夢麟等人的運作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教育會、浙江教育會和尚志學會5個教育團體向他發出邀請信，邀請他來中國講學。
杜威中國之行的足跡遍及11個省和北京、上海、天津個城市，作了00多次講演，給予中國學界和教育界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1919年10月0日，恰逢杜威的60歲誕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特地為杜威舉行了晚宴。蔡元培發表致詞說：“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學，用19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用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姆士的實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19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學授予杜威名譽博士學位。在這次典禮上，蔡元培稱杜威為“西方的孔子”。
在杜威離開中國的前一個月，在紐約發行的《中國學生月刊》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杜威先生在中國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從他抵達中國到現在，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一些銀行家和編輯經常去他的住處拜訪；一些教師和學生則集聚在他的教室裡；一些社團競相接待他，聽他的講演；一些報紙競相翻譯並刊登他的最新言論。他的發言和講演被競相閱讀，他的傳記被精心撰寫。人們認真地評論他的哲學，並毫不費力地記住他的名字。”
中國之行也給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威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這是我一生中所做過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兒簡.杜威199年在《杜威傳》一書中寫道：“不管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杜威在中國的訪問對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響。杜威不僅對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學者，而且對中國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國仍是杜威所深切關心的國家，僅次於他自己的國家……杜威從美國到中國，環境的變化如此之大，以致對他的學術上的熱情起了復興的作用。”（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