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五四”運動餘波未了，李大釗就在當時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向中國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身為教授的李大釗不僅傳授知識，更身體力行地成為布道者和殉道者。
李大釗，河北樂亭縣人，1889年生，少年時期就熟讀四書五經後入新學，辛亥革命爆發，使他深受影響，開始有憂國憂民之心。畢業後他於191年就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的是政治本科。在日本三年，李大釗開始接觸了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傳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觸了馬克思主義。
回國後，李大釗開始投身新文化運動，先期辦報，又到中國新思想策源地的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透過社會實踐中的比較檢驗，並得知俄國革命勝利的訊息後，最後在思想上確定了共產主義信念，並認為只有這一真理能夠救中國。
知易行難，李大釗決定身體力行，做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推廣者。1918年，李大釗經楊昌濟推薦，提攜了一位湖南來的晚生後進，做他的圖書館管理員，此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此後一面工作，一面旁聽哲學和新聞課，總想找名流請教。
後來毛澤東回憶說，當時大家都不理我，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來說湖南話。已經是學界權威並且名揚天下的李大釗，卻對這位只有中等師範學歷的屬員，不僅有問必答，而且經常推薦新書。
1919年6月，“五四”運動領袖陳獨秀被軍閥政府逮捕，李大釗聯絡各界群起營救，同年秋陳獨秀獲釋，但是被軟禁家中，李大釗決定送他到上海。190年月，李大釗化裝成趕車伕，拿出少年時在鄉下學來的本事，到陳獨秀寓所接其上車，遇城門盤查從容應對，隨後從小路直奔天津碼頭。李大釗在路上一面趕車，一面與陳獨秀商議，應該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黨，兩人取得共識，並決定在南北分頭著手。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篇，就是在京津路上的馬車裡寫成的。
在190年年初，李大釗支援北大學生鄧中夏等人，組織了早期的共產主義組織，外稱“亢慕義齋”，也就是英文Communism，也就是共產主義的諧音。同年春，到了南方的陳獨秀來信詢問李大釗，黨名是否應稱為“社會黨”，李大釗在回信中一錘定音：“叫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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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李”與“南陳”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兩位叱吒風雲的人物，時人稱之為“北李南陳、兩顆星辰”。“北李”指的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的“催生人”李大釗；“南陳”指的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時人譽之為：“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
陳獨秀，字仲甫，1879年出生於安徽省懷寧縣。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上海創辦並主編《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後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他寫的《文學革命論》引發熱潮，成為當時青年的必讀書。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樂亭縣。他早年接受私塾啟蒙教育，後來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1916年回國後先後任北京《晨鐘報》主編、北京大學圖書館部主任、經濟學教授。他是我國第一個舉起傳播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人，撰有《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三篇文章。
1918年1月起，李大釗和陳獨秀開始一起在北大共事。1918年1月，兩人創辦《每週評論》，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190年1月，陳獨秀應武昌文華大學邀請，赴武漢講學，引起轟動。北洋軍閥政府便佈置暗探，企圖在陳獨秀自武漢回京時予以逮捕。李大釗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出京。李大釗打扮成商人，陳獨秀打扮成廚師，悄悄出城。李大釗在天津將陳獨秀送上開往上海的火車，兩人相約在南方和北方籌建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與李大釗兩人惺惺相惜。陳獨秀年長李大釗10歲。李大釗對陳獨秀非常尊重，以師長看待，以學生自居，從不喊陳獨秀的名字，稱仲甫先生，讚譽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創始者，革命的先鋒”。陳獨秀對李大釗也“非常欽佩，十分敬仰”，認為李大釗“光明磊落，肝膽照人”、“英風偉烈應與天地長存”。
毛澤東評價他們說，“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
注：毛澤東在1945年4月1日延安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曾說：“五四運動中，有中國的覺悟分子參加，當時的覺悟分子有陳獨秀、李大釗。”並說“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