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之後，一場軍閥內鬥不但幫助湖南人趕走了號稱“張毒”的省長，點燃了在中國現代史上頗有影響的“聯省自治”運動。
1918年，北京政府任命軍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和省長，他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人稱“張毒”。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雜誌只出了四期，就被張敬堯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運動的感召下，毛澤東等學界人士聯絡教育界和新聞界策劃了“驅張運動”。1月日，長沙學生和工人舉行第二次焚燒日貨的示威遊行，遭到了張敬堯的武力鎮壓，從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驅張高潮。毛澤東與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傳，編撰了大量驅張的宣傳文稿，發表在報刊上。
湘系軍閥譚延闓乘機進攻張敬堯，連戰告捷。190年6月，張敬堯退出湖南，“驅張運動”取得了勝利。
譚延闓號稱民國的“政壇不倒翁”，他第三次坐上了“湘督”的寶座，緊接著便面臨著“內憂外患”。“內憂”是因為他不肯分權給有軍功的趙恆惕，一人大權獨攬，引起內部矛盾。“外患”是南北兩個政府都對湖南虎視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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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譚延闓便選擇了梁啟超提出的“聯省自治”概念，以鞏固自己的權力。190年7月日，譚延闓發表通電，表示要“湘人自治”、“還政於民”，實行民治。而後又通電提出了聯省自治，他邀請梁啟超起草了《湖南省自治大綱》和《湖南自治根本法》備用。
西南各省軍閥紛紛喝彩，投機政客更把“聯省自治”作為時髦的政治口號，胡適、章太炎、張東蓀等人也支援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建立聯邦制國家。
湘省自治激發了普通知識青年的參與熱情，毛澤東在1919年9月日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主張湖南獨立，呼籲“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這是譚延闓始料不及的。
譚延闓主張“聯省自治”，四川、貴州等省的軍閥也紛紛採取一致的行動，既不服從北方，也不屑服從廣東軍政府，使孫中山團結西南軍閥廣東軍政府的計劃嚴重受挫。雖然孫中山再三爭取譚延闓，但是譚延闓仍然通電反對孫中山的武力北伐，於是孫中山派駐湖南的周震麟等人策動了湘軍將領聯合倒譚。11月5日，譚延闓出局，其部下趙恆惕接手了湘軍總司令的職務。
聯省自治最終失敗，但是促進了民治意識的日益崛起，一些地方開始削減軍隊、整頓吏治、統一收支。
錯過了聯省自治
19世紀中期，中華文明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其中以制度和統治權正當性的危機最為嚴重，建立在暴力與世襲基礎上的統治權面臨了空前的挑戰。自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也開始探討、嘗試種種可能的制度轉型方案。
戊戌維新運動提出的制度解決方案是“君主立憲”，希望以日本和英國為模型的“君主立憲”政體來實現中國的制度轉型。
辛亥革命提出的制度解決方案是“廢君共和”。辛亥革命的焦點是千年未變的、至高無上的世襲皇權，對地方與基層的制度轉型卻很少。但是皇權被推翻後所造成的權力真空則為各地探索自身的制度變革開啟了方便之門，國家政體由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變革也需要有地方政制的相應變革作為補充。
於是，出現了聯省自治運動。在戊戌維新與辛亥革命相繼提出憲政與共和的制度解決方案之後，聯省自治運動把目標設定為建立以美國和瑞士等國為模型的聯邦主義的共和政制。
辛亥革命成功後，南京國民政府起草的政府組織大綱便以美國的聯邦憲法為藍本。中國無論在經濟還是在社會文化上都具有顯著的多元特徵，中國本應是一個天然的聯邦主義國家。
然而，上述三場政治運動之間的衝突，尤其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對憲政的輕視和後來對聯省自治的徹底否定，導致中華文明政制轉型因制度目標殘缺不全最終半途而廢。其結果是中央集權大一統有機可乘，在改頭換面之後，以最新潮政體的面貌粉墨登場。（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