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袁世凱頒發了《褒揚條例》，褒揚節婦貞女，在一片喧囂聲中，一些婦女爭先恐後地殉夫殉節。1918年，一位婦女在丈夫死後用了9種不同的方式自殺，受了48天的罪才死亡，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讓人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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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新青年》的“易卜生號”，發表了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三部劇作，其中《娜拉》的影響是最大。娜拉“砰”的一聲摔上大門，和“救出自己”的呼喚，震撼了中國的知識界，爭當“娜拉”成為一時的風潮，青年爭相在舞臺演出《娜拉》。
1919年，“五四”運動後，一位名叫李超的女子拒絕包辦婚姻，出外求學，家庭則拒絕支援，她最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胡適為她寫作了六七千字的傳記，北京學界為她舉辦了追悼會，參加者超過千人。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陳獨秀、蔣夢麟等到會並演說。
長沙也傳出了一樁悲慘的社會新聞，歲的女子趙五貞為抗拒包辦婚姻，在出嫁的花轎中割喉自盡，血滿衣襟。6歲的毛澤東在其後的1天中連續發表了篇評論，猛烈抨擊傳統陋習，號召組織起“女子革命軍”，去摧毀封建禮教。
為一件事連續發表多篇的文章，對毛澤東來說是生平第一次。他對包辦婚姻是有切膚之痛的，五年前，毛澤東也因為反抗包辦婚姻離家出走。
其實從“五四”那一代人在婚姻與愛情問題上，都有類似的切膚之痛，據年對51名大學和中學男生所做的調查，184名已婚青年就有158樁的婚姻是父母包辦的。在婚姻家庭變革的思潮中，“五四”時期家庭重組的情況逐漸增多。
魯迅在許廣平的勉勵下與其同居，宣告對這種“犧牲”的反抗，但始終沒有與原配妻子離婚。
胡適曾經與曹佩聲傾心相戀，但是最終在原配江東秀持刀要殺兒子的威脅下妥協了。魯迅的總結是一針見血的，“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易卜生主義和《娜拉》
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類紛繁，絕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藥方。
舊社會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卻要跟著“陸沉”，跟著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卻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
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裡，寫娜拉拋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為要“救出自己”。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發展個人的個性，需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需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需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她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為這個緣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