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佐佐木理事長的培訓中心和他的特殊家庭
德島縣研修生培訓中心距縣府所在地有十多公裡的路程，這裡既是研修生組合理事會所在地，也是佐佐木理事長和王淑芬女士的家。
佐佐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日本老頭，無論是在這裡學習的研修生，還是各個會社的社長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多數人都稱呼他理事長或會長，他姓佐佐木，全名叫佐佐木次郎。
王淑芬原本是中國東北人，與佐佐木理事長結婚後來到日本，並加入日本國籍，按著日本民俗，女人結婚後一般要隨夫姓，王淑芬來到日本後，給自己起的日本名叫佐佐木佳美。
佐佐木佳美的名字在日本已經沿用二十來年了。由於中國研究生一批又一批的來到這裡，處於交流方便和對祖國家鄉的懷念，她的中文名字也就一年年保留下來。除了她在日本的身份證件顯示的名字是佐佐木佳美或日本人稱她佐佐木佳美之外，華人依然稱她王淑芬大姐或王老師，向華人做自我介紹時，他也總是說“我是中國人，叫我王淑芬好了！”
說白了，德島縣研究生組合理事會和培訓中心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這個辦事機構的日常工作由佐佐木理事長一家三口負責。由於在這裡培訓的研究生多來自於中國，王淑芬和他的兒子自然也就成為培訓中心的主角。
王淑芬娘倆既是日語教員，也是日語、英語和中文翻譯。佐佐木理事長雖然從事研修生組合工作二十幾年，但他只會本國的語言，用中文和研修生溝通很困難，每當他在課堂上給研修生講話時都要由王淑芬和她兒子在旁邊當翻譯。
在我們剛來到培訓中心的那幾天，由於對這三口之家的親情關係沒弄明白，時常會因為說話鬧出一些尷尬，慢慢地我們發現，這個三口之家有些不同尋常。過了一年多之後，我才在培訓中心組織的一次考試途中聽到了這個特殊家庭的一些傳聞。
佐佐木理事長比王淑芬女士大十幾歲，他們兩個結婚也接近二十年了。來日本之前，王淑芬女士在中國東北某個城市外事局工作，在一次外事接待活動中認識了前往中國從事友好訪問的佐佐木先生，那個時候，王淑芬每月工資不過五六百元，而佐佐木當時在日本的每月工資是王淑芬的四五十倍。如此懸殊的收入差距，難免會讓人產生出一些很現實的想法，王淑芬在那個年代放棄國家公務員的工作來到日本也就不足為怪了。
佐佐木個頭不高，身高大約在165釐米左右。我們在他那裡學習的時候，他已經67歲了，看上去身體挺健壯，人也很和藹。在他四十七八歲的時候才和王淑芬女士結婚。他這一輩子無兒無女，卻有自己的事業和比較大的家業。類似於中國別墅的一戶建獨立小樓他家裡就有兩處，在日本屬於上中產階層。
對於王淑芬女士在中國時原有的家庭狀況我並不知情，也無從寫起。但王淑芬的兒子李長山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他從中國來到日本時也接近二十歲，在日本學習期間，他就住在這裡，在日本上學的費用也是由這個家提供的。
李長山很成熟，也很穩重，中國男人的精、氣、神在他身上體現的很完美。在幾年共同生活中，佐佐木和李長山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兩個人像父子一樣互敬互愛。
李長山在中國有自己的生身父親和爺爺奶奶，每逢春節或當他想家的時候，佐佐木都會讓李長山回中國和他們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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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對李長山的喜愛，既有情感方面的原因，也有事業方面的需要。李長山會三國語言，是研修生培訓中心不可多得的人才。它可以和中國研究生交流，也可以和來自菲律賓和越南等國的研修生交流，甚至可以代替他和王淑芬去國外跑業務。佐佐木真想讓他成為自己事業和家業的繼承人。為了這事兒，佐佐木沒少勸李長山加入日本國籍，甚至給他取了日本名“佐佐木小次郎”！
但李長山只同意在培訓中心任教，不同意加入日本國籍。至於李長山如何稱呼佐佐木，因為這兩個人平時交流用的都是日本語，我們也沒有聽明白李長山稱老頭為“父”或“叔”。但老頭總是稱李長山為“佐佐木小次郎”或簡稱“小次郎”！也許是被老頭這樣叫習慣了，李長山也就適應了老頭的這種稱呼和叫法。
和佐佐木理事長建立組合關係的日本會社有二十幾個，他不僅承載著幾個國家研修生與這些會社之間的協力關係，也擔負著國與國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力關係。因此佐佐木理事長在縣府和本地町會都兼有職務，除了在自己家的培訓中心處理一些日常事務外，他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縣府和町會。
昨天晚上一下車，培訓中心就給每一位新來的研究生發了新的被褥和統一的服裝，以及全新的炊餐用具。當然，研修生在日本的短期培訓和購買這些物品的錢都包括在我們一次交清的48，000人民幣之內了。
在這裡，燒菜用的是液化氣，炊飯用的是電飯煲，每個人可以單獨做飯吃，也可以幾個人合夥做飯吃。我們在這裡培訓學習的時間是一個月，每個研修生需要交給培訓中心25，000日元。住宿費、水電費和液化氣使用費等就都包括在內了。
蔬菜和米麵油鹽醬醋茶等需要自己到當地超市選購。
按照中日研究生協力機構契約，我們到會社工作後，不管是在會社的員工宿舍居住，還是租住民房，個人也需要每月承擔25，000日元的房屋租金。其中包括燃氣費、水電費和公共衛生費等等。從良心上說，個人每月承擔25，000日元並不算多，我們每天工作後要洗工作服，要洗熱水澡，在洗澡後還要用電暖風吹乾頭髮，冬季和夏季每天還要用空調。電飯煲每天需要用電，燒開水的熱水煲每天需要24小時開著，就連廁所裡的衛生紙和消毒及清潔用品都不用我們自己購買，加之日本的各種物價都比我們中國貴幾倍，每個人每月的房屋租金和水電費等實際會高於25，000日元。當然，將房屋出租給研修生的人家是不會吃虧的，他們會把研究生租房發生的所有費用打入房屋租金中，整體提高房租價格。
根據研修生理事會與會社簽訂的協議，研修生的住所由各會社解決，會社只能從研修生的工資中每月扣除25，000日元補充住房和水電氣等費用，租金不足部分由研究生所在會社承擔。
來到日本後的短期培訓主要是學習日本的一些法律法規，瞭解日本的一些文化風俗，以及如何遵守企業的規章制度，如何結合工作實踐提高日語會話水平等。
培訓場所的教室是佐佐木理事長家一間閒置的房屋，教室裡配置了30多張桌椅，我們這批研修生共有21人在這裡培訓。在我們到達之前，已有14名中國研究生先期到達這裡。
各個會社每年招聘研修生的名額是有限制的，不是哪個會社想用多少人就可以招聘多少人，日本厚生勞動省對此有明確的政策規定。研修生組合機構將根據政策規定，每年與外國勞務輸出公司簽訂用人協議，並對各企業招聘的人員進行統一培訓和管理。企業每年要為每個研究生向組合理事會繳納240，000日元的管理費，這部分錢雖然由研修生所在會社承擔，但不排除企業從研修生所創造的價值中產生，或者說“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日本三年時間裡，研究生與組合理事會的人員每年都會見面。短期培訓結束後，組合理事會成員每年至少會到研修生所在單位去檢查一次工作，還會在硏修生工作實習滿一年後對他們進行一次統一的日語和技能考試。
考試合格了，研究生就可以轉為技能實習生，並且可以繼續在日本工作二年。首次日語和技能考試如果不及格，過20多天後還可以進行一次補考，參加補考的個人需要向組合理事會繳納18，000日元的補考費，若是補考還不及格，依據規定，只能從哪個國家來再回到哪個國家去，日本入境管理局就不會給研修生籤批在日本繼續逗留兩年的“在留資格證”了。
當研修生在日本三年研修期滿返回祖國的這一天，組合理事會的人員也會到機場和回國的研究生見面，並將研究生在日本期間相關的重要資料移交給本人。
在培訓的這段時間裡，王淑芬會常常給我們講課，在第一次給我們講課時她就感慨地說：“來到日本後我也經常回國，因為中國有我的爸爸媽媽和兄弟姐妹。每次回國，我都會看到咱們國家包括我的家鄉會發生一些變化。以前我從日本回國，同學朋友聚會都是我請大家吃飯，中國人在一起吃飯還不像日本人這樣習慣AA制，很多人都搶著拿吃飯錢，因為當時他們工資都不高，雖然是輪流請客，大家在飯店吃一頓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沒有多少了，所以即使他們請客，我也不要他們付錢。現在我這些同學和朋友都不缺錢了，有的人現在的收入都已經超過了我。所以這幾年回去和同學朋友一起吃飯，我也不搶著付錢了，因為大家都不缺這頓飯錢。在日本，我也有很多中國朋友，有的巳經加入了日本籍，現在想改回中國國籍可就難了！”
正如王淑芬女士感慨的那樣，中國這些年真是變化太快了：綜合國力增強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的經濟收入與發達國家縮小了，背井離鄉的海外華人思鄉情節更濃了！作為一個剛剛踏上異國土地的尋夢人，聽到這樣的議論和感慨，從內心深處迸發出一種驕傲和自豪。一個來日本打工者內心深處隱藏的那種卑微心結在王淑芬老師的感慨之中也得到了很大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