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內容來說，商鞅變法與申不害改革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第一，商鞅對社會基層進行嚴密的控制。商鞅頒布法律，制定連坐法，在用法上採用輕罪重刑原則。商鞅認為，實施輕罪重罰，人民就不敢去觸犯法律，從而加強國家對下層社會人民的控制。第二，調動社會下層人民的積極性。在對社會下層人民進行嚴密監管的同時，又設定了軍功爵和獎勵耕織的政策。設立軍功爵制，依照士兵在戰場上殺敵的數量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和政治上的權力，這大大增強了人民對戰爭的熱情，秦國也由此練就了一支戰鬥力強大、有著“虎狼之師”稱號的軍隊，奠定了統一六國的軍事基礎。
另外，商鞅還規定沒有軍功的貴族不再享受宗族的特權。在這一政策的引導下，充分調動了社會下層群體的積極性，為他們提供了晉升以及步入社會統治階層的途徑。另外，抑制商業發展、獎勵耕織政策的實施鼓勵了人民耕種的熱情，糧食產量的提高和耕種面積的擴大，能為國家提供更多的餘糧，保證戰爭無後顧之憂，從而也達到“富國”的目的。商鞅的高明之處在於充分調動社會下層對其改革的參與熱情，找到了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的契合點，在某種程度上將國家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聯絡起來，在對民眾進行“利用”的同時，也為其開啟了一條進入政治生活的途徑。
為何商鞅變法成功會被車裂，而申不害變法失敗卻能善終？
商鞅變法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之一，他在秦國推行新法，幫助秦國成為了戰國時期最為強盛的諸侯國，也為秦始皇的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從吳起、李悝等改革家的思想中提取精華，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法家理論，並靠著這套理論對秦國社會進行了徹底的革新。雖然商鞅最終被車裂而死，但他的改革成果卻儲存了下來。
在春秋戰國那個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時代，當然不止商鞅一位取得成就的改革家。
戰國法家思想的創始人之一，申不害就曾經在韓國擔任丞相，主持變法。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讚他道："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不過，申不害去世後，韓國很快衰落，他的變法也宣告失敗。
那麼，同樣是變法，為什麼商鞅成功了，申不害失敗了呢？
時間追溯到公元前385年，申不害出生在鄭國京邑，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滎陽市東南部的京襄古城一帶。他本是鄭國的低階官員，到了公元前375年，韓國攻滅鄭國後，申不害便成為了韓國人。他憑藉自己的能力，在韓國也擔任了官吏。
到了公元前354年，魏國揮師攻打韓國。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局面，韓昭侯和大臣們都束手無策。申不害建議韓昭侯拿著諸侯面見天子時攜帶的"珪"去面見魏惠王，並向他稱臣。他解釋道："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
，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
意思是說，如今魏國強大，韓國弱小，要是韓國拿著珪向魏表示臣服，魏王肯定會更加驕傲自大。這樣一來，就會引起其他國君的反感，韓國則會被同情。韓國雖然對魏稱臣，但實際上是削弱魏國而增強韓國的權勢。一番解釋後，韓昭侯同意前往。他拿著珪表示了對魏王的尊敬後，魏國不但撤走了軍隊，還和韓國結盟。多虧了申不害的計策，韓國才轉危為安。於是韓昭侯自此重用他，給他更多的機會來施展才華。
次年，魏惠王轉而攻打趙國，一舉包圍了趙國的首都邯鄲。緊急關頭，趙成侯向臨近的韓國、齊國求助，韓昭侯才剛剛與魏停戰，於是十分猶豫，便詢問申不害的意見。不過，申不害擔心自己的意見和昭侯心中的答案不同，就沒有直接給出答案，而是說自己要好好考慮。
隨後，申不害分別鼓動兩位大臣，讓他們對昭侯提出自己的意見，申不害則在一旁觀察。揣摩好昭侯的心思後，他建議昭侯聯齊救趙。由此，還誕生了一個著名的典故，那就是"圍魏救趙"。
經過這兩次事件，韓昭侯完全相信了申不害的能力，便提拔他為相，主持國政。
按照《史記》的說法，"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申不害學習黃老之學，卻在學說中主要強調"循名責實，慎賞明罰"的刑名之學。申不害在韓國"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對內整頓政事，對外則在諸侯之間周旋，維護韓國的利益。
申不害在韓國變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統治。在韓昭侯的支援下，首先向挾封地自重的俠氏、公釐和段氏三大強族開刀。果斷收回其特權，推毀其城堡，清理其府庫財富充盈國庫，這不但穩固了韓國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韓國實力大增。與此同時，大行“術”治，整頓官吏隊伍，對官吏加強考核和監督，“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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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他又向韓昭侯建議整肅軍兵，並主動請命，自任韓國上將軍，將貴族私家親兵收編為國家軍隊，與原有國兵混編，進行嚴酷的軍事訓練，使韓國的戰鬥力大為提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為富國強兵，還十分重視土地問題。他說：“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土，食之本也。又說：“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因而他極力主張百姓多開荒地，多種糧食。
同時，他還重視和鼓勵發展手工業，特別是兵器製造。所以戰國時代，韓國冶鑄業是比較發達的。當時就有“天下之寶劍韓為眾”、“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說法。
申不害反對立法行私。認為國君既要掌握駕馭群臣的“術”，又要做到正直無私，這樣臣下才能忠於職守。然而，《戰國策》中卻記述了這樣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請求韓昭侯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這可是從你那裡學到的治國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勞大小授以官職等級，如今又請求為沒有建立功業的兄弟封官，我是答應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申不害慌忙請罪，對韓昭侯說：“君王真是賢明君主，請您懲罰我吧！”
申不害相韓15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韓國雖然處於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並列的戰國七雄之一。
申不害掌管內政的十五年，韓國國力不斷提升，諸侯都不敢貿然來犯。不過，申不害強調權力收歸中央，由君主來行使。這一制度導致“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也就是說，如果君王英明，國家就能穩定發展。但如果君王昏庸，權力便會被濫用，國家也就會衰敗，這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而商鞅則強調法治，連君王都要受此限制。這樣一來，哪怕君主平庸，也無法影響靠法治自行運轉的社會。秦國在商鞅所創造的框架中穩步發展，是商鞅變法成功的體現。
所以說，商鞅變法雖然成功了，但是樹敵太多，最終為自己招來了巨大的禍患；而申不害變法雖然最終失敗了，但是仍然增強了韓國君王的力量，導致歷代韓國君王對申不害敬愛有加、子孫顯貴。
正因為申不害與韓昭侯用“術”有餘，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因此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韓國的問題。韓昭侯一死，韓國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術”的法制思想卻為歷代封建帝王加強君主集權提供了理論和經驗，也為一些人搞陰謀詭計開了先河。
縱觀申不害的一生，真是“成也，術法；敗也，術法。”
《易經》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就是說乾卦的變化和上天的變化是相符的，萬事萬物都應當遵守發展規律。保桂事萬物的和諧，就能昌盛吉祥。 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天下就會祥和安寧。
無論是申不害，還是商鞅，都是偉大的、值得尊敬的改革家，不應該以成敗論英雄。
“不以成敗論英雄。”出自《莊子·盜蹠》。不能以一個人的成功或失敗，來評判他是不是個英雄。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後人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總是按成敗這個標準來衡量。但是，這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