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銀川會議結束後得第二天，我就帶著小陳去了北京，一下飛機就奔了中南海，主席早就在那裡等著我了，見面後主席說，“你個司徒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說說吧，又弄什麼花花腸子。”
“是關於黃河的事情，我們自己得那一塊已經開始幹了，可是牽涉到其他兄弟省區我們就不得不找中央了，黃河在我們那裡是源頭，不能光把源頭弄得自己舒坦了留下屁股叫中央打吧。”說著我笑了。
“說說看，你先在我這兒過過水，如果是可行得好點子，我叫總理和黃委會的來。”主席說道。
我把我的整體構思向主席大致說了一下，也把我們在寧夏的意圖彙報了，對於今後黃河源頭來水我也做了大致的估計。
主席越聽越嚴肅，最後他打斷我，“你不要說了，我來安排，看來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這一年你在西域沒有白待，這條河啊，可真是懸在我們心頭的一把刀啊，三峽工程完畢後，長江的問題基本解決，可是這黃河的治理就沒有個準譜，小浪底工程完成了八年了，可是泥沙的淤積遠遠的大過了我們的想象，花園口的河床都高出地面快十米了，在這樣下去真的成了天河了。”
很快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的通知就下來了，三天後，關於黃河治理的特別會議將在北京召開。
在這比較空閒的三天裡，我和小陳準備了出席每年人大例會的檔案和工作安排。說起這個來，關於我們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也是值得推敲的。西域委員會除了有一個辦公廳和財政廳以外，就沒有其他的常設機構，日常生活和工作服務都是由西域軍區管著，因為地方上的事情和軍隊上的事情不能混淆在一起，所以才有個辦公廳管理著各種地方檔案和銜接，財政廳主要是管理各種西域的開發投資資金和各省區繳上來各種資金，其他的各種人事安排還是按照原來的制度由中央和地方協調處理，具體事務都是各省區自己安排。作為委員會的書記，我有臨時撤換西域內各級幹部的權利，但是沒有實際的生殺大權，我有調動部隊進行正常訓練、平叛和救災的權利，但是沒有使用部隊進行戰爭的權利，這種既相對集中又具有實際民主意義的模式是**在剛解放的時候建立起來的，當時全國就分為東北局、華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南局和西北局六個大局，這六個大局分片指導各個省的工作，但是一般沒有大規模的常設機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因為一些政治原因，這個方法給撤掉了。文革結束後這個制度也沒有恢復，而國家又增加了幾個省級單位，國務院對於下面的控制往往是感到顧此失彼，結果是各類部委增加了幾十個，原來在一個大區裡的事情，大局書記一聲令下，幾個省之間的合作問題就搞定了，現在可倒好，要麼是去北京在國務院有關部委的協調下搞搞平衡，還要討價還價，要麼就是鄰省頭頭之間搞點私人感情，弄些權權交易，這樣也能辦成事情。相對於各省，國務院是山高皇帝遠，聽調不聽宣，有一次老總理在下面視察拍著桌子問下面的人，“你們到底還有多少假話沒有讓我知道真相！”由此可見，省級以下的幹部弄虛作假的空間有多大。
西域成立委員會以後，中央基本上不管這裡的具體事務了，西域各省區之間也緊密了許多，好像大家都是一個班裡的戰士，自然是團結了很多。上次寧夏王述昌搞宗派，一下子使幹部隊伍出現真空，我們在區內緊急平衡很快就解決了，要是在以前，這樣的案子很有可能就因為怕出現真空給放寬尺寸，這也是大區相對集約管理的優勢。特別是在開發經濟落後的地區時，這樣的大片管理有著明顯的好處，中央看到我們西域地區的成績，也已經打主意要再設立個華南區去把雲貴川的經濟弄上去。
參加人大例會我們準備的檔案不多，主要是各省的代表去說，我作為青海的代表只要參加就是了。
三天後，有關黃河綜合治理的特別會議在北京開幕了，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分管副總理、水利部長、黃河流域管理委員會、沿河各省區的黨政一把手、財政部等單位。會議由總理親自主持，他說，“一條黃河禍害中國幾千年，我們治理它也有60多年了，可是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樣的會議年年開，年年講，但是我們都沒有開啟新的思路，都是在傳統的辦法上做文章，今年，西域委員會在寧夏搞出了新的觀念，中央肯定這樣的嘗試，在那裡工作的司徒同志對於黃河的治理還有一些新的想法，我們今天先聽他的意見。”
在會上，我先簡單的把我們在寧夏的做法向到會的人做了彙報，然後我說，“一條黃河流經8個省區，從根本上治理不是哪一個省區可以搞好的，也不是我們西域委員會可以搞好的，因此，我在這裡向各位彙報我的想法，謀求大家的共識。
黃河的弊端是兩樣，一是泥沙，二是凌汛，泥沙衝擊成的華北平原是我國最大的平原，由此可見，泥沙的下洩絕不單純是植被破壞造成的，在遠古時還沒有人類的時候，哪裡談得上對植被得破壞？因此，黃河泥沙是自然形成的，一條這樣的大河在黃土高原上流淌1500多公裡你不叫它帶泥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給它新的路徑和新的流淌方式。因此，我們的設想是，一、在黃河上游青銅峽水庫至東南的惠安堡一帶修建高山梯級揚水渠道，然後向東修建運河直至洛河上游的堡子彎，利用洛河原來的水道東去，只要在河套地區發生凌汛危險，就可以經過這個運河分水到中下游。當然，洛河也要改造河道，凡是在黃土高原上的，流量在500立方米/秒以上的主要河流都應該修建高等級運河來代替。
二、利用黃河中上游流經的區域都是黃土這樣的特點，在黃河邊上修建高標準的複式運河，間歇執行，首先爭取主河道裡的水不再增加泥沙，也縮小了河水流淌的過水麵。在河套地區的運河要使用封閉式暖棚覆蓋，做到河流渠道化管理，各引水、分水工程要集中管理，集中排程和集中分配。
三、清查黃河中上游幾個主要的支流，在流域附近建設緩瀉泥沙的臨時水庫，這些水庫目的不是蓄水而是平緩水的流速，降低進入主河道的泥沙含量。在這些地區廣泛種植植被，進一步減少泥沙的下洩。
四、現有的幾個中下游水庫或者水利樞紐工程要集中力量清淤疏通，進入河南境內的黃河水道要進行全面的清理修整，黃河水位高漲的時候並不多，現在有的河床平而寬，大多是泥沙造成的，用現代開掘技術清理挖掘應該是做的到，個別地方土方量太大的可以考慮使用定向爆破的方法，不管怎樣我們要在較短的時間內開挖出一條新的黃河出來，必要時可以採取各地分段包乾的辦法。
五、從長遠角度和工程量角度看，黃河治理的重點應該是在內蒙的河套地區和陝西省的榆林地區，黃河的大部分泥沙來自這裡，平時泥沙下落較少，一旦暴雨來臨僅僅榆林地區的無定河、窟野河、禿尾河、佳蘆河、皇甫川、清水川、孤山川、石馬川這四河四川就會衝下來大量的泥沙，因此在陝西的東北部的這些溝壑縱橫的地方修建簡易攔洪堤壩或者建立臨時水庫都是必要的，一是可以使這裡長期被雨水衝出的溝壑可以逐步填平，二是給當地保留一部分地表水，有利於植被的恢復。在內蒙的五原縣和烏拉特前旗可以利用現代爆破技術炸出多個高原水庫，緩解周圍缺水的沙漠用水，也對冬季凌汛有治理作用。
六、黃河的治理是一個綜合的治理，以前人類對抗自然的力量有限，許多想的到的辦法實現不了，而現在科學已經進步已經發展，因此需要我們多方位的去想辦法。近幾年來國家利用綜合信息的技術，全面控制黃河的中下游流量，但是黃河斷流幾乎年年發生，今後，黃河水的流量會增加，具體增加多少還要等測試的資料，增加的水量會彌補黃河中上游各地蓄水的差額，因此，管好用好這條黃河可以使整個華北從根本上變樣，這對於我們國家來講也是具有巨大的戰略意義的。
七、上述工程的緊迫性，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上游的自然氣候改造必然帶來豐沛的降水，這些降水除了可以緩解西域缺水的矛盾以外，亦會使發源於這些地區的江河的來水增加，我們不能等到這些來水已經到了才去防治，必須在現在就要進行。希望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務院到各部委都能夠重視這個緊迫的問題，否則發展了一個西域，禍害了整個中原，對於我們國家來說就得不償失了。”
當我講完以後，會場上出現了少有的冷場，大家對這樣的設想一時還不能夠理解，對於我們說的西域的來水變化也不以為然，因為，在他們管轄的地方還看不到這樣的變化。而動用這樣大的工程他們沒有一點的思想準備，或者說他們根本就不想去找這樣的麻煩。
財政部長項小成說“這樣大的工程，司徒同志有沒有測算一下大概需要多少資金？剛才我默算了一下，不計算那些零星工程，僅僅幾條運河和內蒙的水庫以及河南的水道開挖大概就需要0000億以上的投資，這筆錢從那裡來？”
“資金是需要的多，可是我們現在這樣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做法投資少了嗎？從解放到現在60多年過去了，投在黃河治理和救災的資金何止二萬億？我們國家現在的每年的GDP達到150000萬億以上，國家財政收入也是良好的，這樣的工程並不要求在一年內投資到位，更何況當年我國修建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時候不也是勒緊了褲腰帶幹的嗎？那個時候可以，現在為什麼不行？”我反駁到，“黃河水利修好了也可以緩解南水北調工程，解決中原大部分城市缺水的困境，也有利於京杭大運河的綜合開發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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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會的副主任於瓊說，“這個設想是不是有點異想天開啊，黃河是世界上公認的最難治理的河流，我們現在已經基本上透過‘數字黃河’工程控制了大部分的流量，至於你們西域開發引出來的問題應該由你們西域委員會負責，怎麼可能你們受益讓黃河下游的人給你們擦屁股？”
“黃委會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全國一盤棋的問題，又不是兄弟分家，講什麼負責的話題是不是超過了會議的議題？再說，黃河數字工程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要水嗎，我們免費給你們送了水來，你們還不謝謝我們啊？”甘肅省委書記鄧發祥軟中帶硬的把於瓊的話給頂了回去。
“司徒同志設想的很有道理。”主管的蕭副總理開口道，“不過這麼大的設想，一定要經過充分的論證和可行性研究以後才能立項上馬，我們不能在沒有準備的前提下就搞這麼大的綜合工程，否則，無論是從經濟還是民生的角度講，國家承擔的風險太大，我的意見是組成專家驗證小組，先仔細論證再說，這樣的事情不能急，一急就會出錯的，弄出了問題誰負的起這個責任？”
聽到這樣的官話，我心裡涼了半截，當年三峽工程光論證就搞了將近0年，在建設的時候也是反對聲音不斷，可是現在僅僅旅遊收入就已經把建設的費用賺回來的差不多了，重慶宜昌受益最大，重慶早就是國家的直轄市了，宜昌也成為湖北省最有活力的城市。如果現在對黃河的綜合治理又走進了長期論證的泥潭，那麼我只能把喜馬拉雅山的隧道給堵上了。想到這裡，我無奈的搖了搖頭。
總理看著我沒有說什麼，會場上再一次冷場。
陝西省委書記毛漢生開口說話了，“我支援司徒同志的設想，我們陝西省北部長年經濟落後與缺水是分不開的，用運河分流河水這樣的工程也是可行的，這樣，我們省內的洛河就可以常年有水，也為我們整治省內各水系提供了理由，黃土高坡上要是有了水，那發展是難以預計的，司徒同志的思路給了我們省委一個啟示，就是要大膽假設，嚴格論證，我們在治理黃土流失的時候只考慮了植被固土，沒有想到還可以攔洪蓄土，這種簡單的臨時水庫，我認為叫泥庫比較合適，有些小的專案和試點，我們回去就可以幹。”
“我們也會回去試一試的。”內蒙書記王群說到，“能留住一分水，就能減少七分的沙，寧夏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鑑。”
“我們山西的地段也有不少是可以建立水庫的，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搞？”
“我們河南的水道早就應該開挖了，花園口上的懸河始終是我們的心病，如果上游治理的好，也給了我們機會去治理了。”
“我們山東現在就是希望向今年這樣，黃河不要斷流，如果其他省能夠治理好，我們山東願意贊助。”
“……”
各省的同志這次異口同聲的和中央的部委頭頭唱起了反調，原因大家誰都清楚，所謂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些在基層的幹部對這條黃河是太瞭解了，每年不知要為這些災害操多少心，走多少路，而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不會去在乎下面人的辛苦，不是特大的災情他們也不會到第一線去，什麼是官僚，這就是官僚！
“副總理的話是有道理的，”總理開始說話了，“我們這麼大個國家，進行這麼大的工程不進行論證和研究肯定是不行的，這個工程不比你們在寧夏自己搞的那個小工程，它直接牽涉到中原地區的安危，這個風險太大了。但是，搞論證和研究絕對不是像以前那樣論而不證，究而不研，這個設想打破了我們傳統的治理觀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央就要支援，這次司徒同志來給我們提了一個醒，開發西域不會簡單的區域經濟，它勢必會影響到內地的發展和變化，我們當時想象的簡單了些，也許我們是杞人憂天，但是，我們還是要多想一點，多思索一點。從這個角度講，我們這個會開的很有意義。馬上就要召開人大例會了，我想這個議案是否也可以交給廣大的代表去議一議，聽聽他們的意見。另外，我認為有必要從現在就開始對這個設想進行前期預研，請財政部撥出一筆資金，讓水利部立即組織專家學者進行實地考察，不能拖，這個前期的考察希望在一個月以內完成，正像司徒同志說的，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如果不抓緊，恐怕我們在西域的開發就會前功盡棄。”
會議在總理的把握下終於吹響了改造黃河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