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必用符號才能解釋，符號用來解釋意義。反過來：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解釋，也沒有不解釋意義的符號。
這個說法聽起來很纏繞，實際上意思簡單：一個意義包括發出（表達）與接收（解釋）這兩個基本環節，這兩個環節都必須用符號才能完成，而發出的符號在被接收並且得到解釋時，被代之以另一個符號。
因此，意義的解釋，就是一個新的符號過程的起端，解釋只能暫時結束一個符號過程，而不可能終結意義。正因為每個延伸的解釋都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符號就是這種表意與解釋的連續帶。
符號學的定義……
錢德勒《符號學初階》，開頭一段用“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的學說”來定義符號學，接著說，“如果你不是那種人，定要糾纏在讓人惱怒的問題上讓大家幹等，那麼我們就往下談……”。
安伯託?艾柯將其定義為“符號學研究所有能被視為符號的事物”；另一個義大利符號學家佩特麗莉說符號學“研究人類符號活動（semiosis）諸特點”，亦即人的“元符號能力”。
19世紀末與皮爾斯一道建立符號學的英國女學者維爾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建議符號學應當稱為sensifics，或significs，即有關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學說，也就是“表意學”。
福柯在他1969年關於認識論的名著《知識考古學》中說：“我們可以把使符號‘說話’，發展其意義的全部知識，稱為闡釋學；把鑑別符號，瞭解連線規律的全部知識，稱為符號學”；懷海德的意見與福柯相仿：“人類為了表現自己而尋找符號，事實上，表現就是符號”
就國內研究者的定義來看，“符號學”這個中文詞，是趙元任在196年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的長文中提出來的。
此文刊登於上海《科學》雜誌上。
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號這東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號當一種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跟用法的原則，這事情還沒有人做過。”
他的意思是不僅在中國沒人做過，而是指在世界上還沒有人做過，趙元任應當是符號學的獨立提出者。
趙元任說與“符號學”概念相近的英文詞，可以為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西方沒有人用過這些詞，可見趙元任的確是獨立於索緒爾、皮爾斯、維爾比提出這門學科。
趙毅衡在199年把符號學定義為：“關於意義活動的學說。”並給出了符號的定義。即“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反過來說，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
沒有意義的表達和理解，不僅人無法存在，“人化”的世界無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只有用符號才能思想，或者說，思想也是一個產生並且接收符號的過程。
因此，認識論、語意學、邏輯學、現象學、解釋學、心理學，都只涉及意義活動的一個方面，而符號學是對意義的全面討論。因此把符號學定義為“意義學”是能夠成立的，也是有用的。
這樣討論的目的，是確定符號學涉及的範圍。很多人認為符號學就是研究人類文化的，實際上符號學研究的範圍，文化的確是最大的一個領域，但是符號學還研究認知活動，心靈活動，一切有關意義的活動，甚至包括一切由有靈之物的認知與心靈活動。
人類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須尋找存在的意義，因此符號是人存在的本質條件。
現代符號學的創始人是索緒爾與皮爾斯，他們在0世紀初年分別提出了自己的符號學基礎系統，但是符號學本身一直處於學界邊緣，要等到60年代，索緒爾的符號學以結構主義的名義起飛，在那時符號學與結構主義幾乎是一物二名。
70-80年代結構主義突破自身，成為後結構主義，其中符號學起了極大的作用，此後皮爾斯模式代替了索緒爾模式成為當代符號學的基礎。
近年來皮爾斯的符號學代替了索緒爾的符號學，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皮爾斯注重符號的意義解釋，他的符號學是重在認知和解釋的符號學，他的名言是“只有被理解為符號才是符號（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
這本是符號學應有的形態。
中國符號學……
符號學這個中文詞，是趙元任在196年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的長文中提出來的，此文刊登於他自己參與創刊的上海《科學》雜誌上。
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號這東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號當一種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跟用法的原則，這事情還沒有人做過。”他的意思是不僅在中國沒人做過，在世界上也沒有人做過。
雖然索緒爾已經在191年日內瓦大學的課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他的講課筆記要到1916年他去世後才出版，而引起學界注意，則要到1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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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斯的semioticd學說省錢沒有達標，亦是0年代莫里斯進行系統介紹才廣為認知。趙元任在此文中說，與他提出的“符號學”概念相近的詞，可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見，他的確是獨立於索緒爾或皮爾斯提出這門學科，應當是符號學的獨立提出者。
趙元任之後，“符號學”一詞在中文中消失幾十年，再次出現於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時期。與五六十年代相同，這一階段“符號學”依然只出現於外國哲學語言學的翻譯介紹之中。1978年方昌傑翻譯著名學者利科對法國哲學的介紹文章，是符號學重現於中文的第一篇文字。
真正中國學者討論符號學的第一批文章，出現於1980年代早期，如胡壯麟《語用學》、岑麒祥《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和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徐志明《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徐思益《論索緒爾的語言哲學》等。
此時的“符號學覺醒”集中於索緒爾語言學，關心者大致上也來自語言學界。
真正把符號學當做一門單獨的學科來討論的，是我國著名東方學家金克木198年在《讀書》第五期上發表的文章“談符號學”。
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談，論點有點散亂，但卻是中國學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觀點來，不再是僅僅介紹國外理論。80年代中後期，隨著“文化熱”的迅速升溫，國內學界對符號學的興趣陡增，各界學者開始應用於不同學科之中，為符號學在中國發展做了一個良好開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