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個史學家說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這個比例，也是有些低。百分之三十左右，應該算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數字。
出於這個無法否認的史實，在後世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日本史學界終於正視歷史，承認——古代日本國家的形成，如果沒有那長期的大批的而且優秀的“歸化人（大陸移民）”，傳播進來各種先進的“漢文化”與生產技術的話，古代日本的文明開化將不知道還會再落後幾百年。
畢竟，關於古代日本中央集權和民族國家的形成，日本史學界也有不同的說法。例如：“騎馬民族征服說”、“外來朝廷”起源說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與中國人之爭，完全可以算作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如果將歷史研究的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放到一千年，甚至一萬年以後，後世的史學家對日本和中國文化以及血脈傳承的關係，會如何看待呢？
恐怕至少會有一部分人，將日本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來加以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餘生想要在潛移默化中改變日本文化，使之重新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朝著中國文化本身的發展方向靠近，也並非不可能。
餘生如今想做的，就是從日本人的語言文字入手。把日本語本身的特質逐漸剝離消解，只剩下和漢語相通的那部分。所以，餘生制定的日語教授方式，是從日本語言的起源開始的。而這個起源，就是漢語。
這種教授方式，看似是在嚴謹無比的教授日語，考證的極為詳細。但實際上，當每個學生都知道日語是起源於漢語的時候，當每個學生都將日本文字視為中國文字的一種衍生的時候，他們心目中的母語恐怕早就變了。
並且，這種教授方式，會讓這些學生對熟悉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有一種天然的好感。以後如果日本人想要讓他們做些對中國不利的事情，恐怕這群人也不會那麼主動。
再說，以後的時代是商業化的時代，同時掌握日語和漢語的這些人，會在商業時代中佔盡優勢。對於中國文化的深入理解，會讓這些學生在面對中國市場時，如魚得水。
這些經過大阪商團培訓出無數商業手段的學生，以後必然是站在商業時代頂端的一幫人。他們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影響力，不可忽視。而日本人又是個崇拜強者。願意改變和學習的性格，當他們發現餘生創立的這種教學方式會讓他們變得強大的時候，會自然而然的將這種以漢語為基礎的日語學習方式推廣開來。
到那個時候，日語究竟是一種語言？還是一種拼音？對中國文化理解透徹的日本人，遵從的究竟是中國文化？還是日本文化？甚至，學習中國文化，又有大量中國血脈的日本人，究竟算是日本人？還算是中國人？
餘生的構想。並非是異想天開。
在漢字傳入日本之後，日本人捨棄的。只有漢字的語音。但也不是完全捨棄，在日語中，大量的漢字同時有“音讀”和“訓讀”讀法。
日語中“音讀”的漢字，模仿的是當年這個漢字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時候的讀音。由於中國地域極廣，方言眾多，日本人學的時候又不擇食。所以。這些讀音的起源也各不相同。根據後世的考證，這些“音讀”詞語，可以分為“漢音”、“吳音”和“唐音”。當然，這些傳入日本的詞語讀音，千年以降。已經和中國人本身不同。
除了音讀，日本人以漢字為基礎構建了日語的字母用以表音，並且保留了大量的漢字用以表意。在歐美文化傳入日本之前，日語中大量的表意詞，都是由漢字構建的。直到歐美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日本人才用假名模仿英語和其他語言的讀音，引入了大量的新的詞彙，表達新的語意。
例如說，英語中的飲料“drink”，日本人甚至不用把它翻譯成“飲料”或者“飲み物”，而直接採用音譯法根據其英語讀音，用片假名字母直接改為日語的單詞“ドリング”。
一九四六年十月，日本政府公佈了“當用漢字表”，列入一千八百五十個漢字。到後世，一九八一年十月，又公佈了“常用漢字表”，列入一千九百四十六個漢字。在教科書和官方檔案中，一般只使用列入“常用漢字表”中的漢字。
雖然由於文化的發展，漢語也在逐漸的改變。日語中漢字所表的意，大多都是漢字的古意，即後世所稱文言文的意思，或者是日本人略微加以引申的意思。與漢語本身的語意，大同小異，但凡對於漢語有所研究的人，都能猜出其中的意思。
後世網路中，便有一種“偽中國語”。這種“偽中國語”並不完全遵照日語語法，只是直接使用日語中的漢字組成句子。雖然日語的語序和漢語並不相同，但是中國人看到，還是很容易明白其中意思的。
因此，即便日本人沒有學過漢語，中國人沒有學過日語，借用“偽中國語”，也能順利的聊天，愉快的玩耍。
在後世日本，漢字的識字率並不是那麼高，大多數文化程度不算高的日本人，都直接使用假名。這種假名，如同漢語拼音，使用起來方便簡單。所以，能用“偽中國語”和中國人在網上聊天的，都可以算是文化程度較高的了。
所以，在後世日本，能用“偽中國語”和中國人聊天，已經算得上一種高逼格的時尚。年輕人為了顯示自己的學養，對此趨之若鶩。而中國人反而受“偽中國語”的影響較小。
其主要原因就是，日語中的漢字詞彙和中國的漢語詞彙，有許多是相通的。由於後世日本人比中國人早接受西方文化，所以，大量的西方詞彙，在日本被轉化為日語詞彙。而這些日語詞彙，又在後來，被轉化為漢語詞彙。
但是由於這種轉化，是以日本原本的、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文化為基礎的，所以，這些轉化而來的詞彙和漢語天生融合。本質相同。中國人拿來使用。根本就沒有不適感，反而覺得翻譯的很是貼切。
例如，現代日本人說：“今夜橫浜中華街で夜ご飯。大変美味しかった。”翻譯成中國文言文就是：“今夜橫浜中華街夜飯，大美味。”翻譯成偽中國語就是：“今夜橫浜中華街夜飯、大変美味”。變成現代漢語的意思，就是：“今晚在橫濱中華街吃飯，非常好吃。”
再比如，現代日語中的：“あなたは明日どこに行きますか？”翻譯過來，就是：“你明天去哪裡？”寫成偽中國語就是：“貴方明日何処行？”變成中國古代文言文，就是：“貴方明日何處行？”
由此可見。阻攔偽中國語在中國盛行如日本的，不是日語，而是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放棄的、曾經作為亞洲文化圈官方書面語言的文言文。所幸，現代漢語白話文也是在文言文的基礎上誕生的。只要中國學生多學兩個月文言文，順暢的理解偽中國語便毫無問題。
正因為偽中國語有這種普適性。所以，餘生在學校中，準備推行給日本人的。就是這種能被中國人和日本人同時理解和接受的偽中國語。
在青小藝將手下十幾個即會漢語也會日語的女子教給餘生培訓時，餘生對這些女子道：“我找大家來。是想請諸位協力，編輯一本教材。這些教材選取的文章內容可以簡單隨意，以其他日語教材為藍本改編也可以。這些都不重要。只要符合盟軍反對軍國主義的意思即可。”
“但是，有五條規則，是在編寫的時候要注意的。第一，我知道日語之中。許多詞彙既可以寫成漢字，也可以寫成假名。在咱們這本教材中，所有能寫成漢字的日語詞彙，都要用漢字代替。至於假名，可以用小字標註。作為拼音存在。”
“第二，說一句話，可以同時使用多個詞彙組成。在編寫教材的時候，能使用漢字詞彙構成句子的，就一定要使用漢字詞彙。”
“第三，我知道日語之中，有很多用諧音漢字表記的假名。這些假名，統統都要用漢字書寫。”
“第四，日本語中有許多外來詞彙，大部分是歐美詞彙。這些詞彙雖然讀音和漢語不同，但是也有意義相近的漢字和漢字詞彙。這些詞彙不再用片假名書寫，統統用漢字代替！”
“第五，如果有日文中獨有，而漢字中沒有的語意和詞彙，請重新用漢字詞彙對其進行表述。不再用日語的專用詞彙。”
這些女子雖然不明白餘生為什麼要這麼做，但也紛紛照辦。一部教材的編寫，說難也難，說容易也是很容易。對於這十幾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女子而言，一部教導小學生的教材，只用了月餘時間，便編了出來。
餘生翻看著與中國的文言文有七八成相似的教材，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的計劃，至少成功了一半。在這部教材中，日本人千年以來發明的假名，已經淪落成為一套拼音。
而經過梳理，餘生也發現，日語詞彙中，真正由日本人自己創造出的，和其他文明不同的詞彙並不如想象的那麼多。大量的詞彙，不是借用漢語，就是用假名模擬英語。
當一切考證、還原成本來面目，日語幾乎趨於消解。
由於餘生的關係，這部教材很快透過了美國人的稽核。並將其作為範本，畢竟，這部教材對日語的考證極為詳細。並且，並無一點宣揚天皇如何如何的內容。
而此時，大阪商團也已經買下了一處斷壁殘垣遍地卻面積廣大的地皮，開始了學校的建設。在學校建設進入正軌時，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審判也開始了。
由於梅汝璈和向哲浚的運作，和餘生本身的影響力。餘生順利成為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出庭作證。
出庭作證這件事情看起來天經地義，餘生畢竟是從日本人的圍堵中逃出來的。但實際上，操作起來卻很困難。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審訊的每個階段或每個部分開始之前，訴訟雙方必須把他們在本階段，或本部分中所擬邀請出庭的證人的名單及理由送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庭予以審查和批准。
在批准之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會向被批准出庭的證人，發出傳票或通知書。傳票上會寫明，在審訊某一階段中和大約什麼日期需要證人出庭作證。
雖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原則上對出庭作證的人員名單很是寬大，一般只要提請，就會被批准，很少有拒絕的事情發生。但是，餘生和餘生請來的近千名證人，在被向哲浚將名單提交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時，仍然引起了爭議。
畢竟，證人的數量實在是有些多。如果餘生不出現，真實歷史上，出庭為南京大屠殺作證的證人數量，也不過只有十幾個而已。所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於是否允許這麼多證人出庭作證，很是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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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梅汝璈拍了一通桌子，這張出庭作證的名單才得以最後透過。
“我們都知道約瑟夫季南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就呼叫了一架盟軍總部的專用飛機，在中國檢察官的陪同下，帶了六七個人去往中國，進行了兩個星期的調查。可是，約瑟夫季南先生在這兩個星期之內，先後跑了南京、上海、北平等地。”
“雖然，我們知道約瑟夫季南先生的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但是，半個月中，他留給南京的時間，又有多少呢？這麼短的時間內，有誰能將數萬日本部隊參與的對中國幾十萬平民進行的大屠殺調查清楚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