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繁榮，那稅收也就多了，商業稅多了，相應的在總額度裡的比例就大了，而農業稅則逐年萎縮。梁明最早定下的規矩是畝產一成上繳國家，這個規定實在沒水平，不僅收繳時容易論亂，計量時也不易。到了建陽八年，內閣再次釋出了公告，重新企劃農業稅。
按農田肥薄冊所記田賦，分為三級，每級又分為三等，共為九等。所教稅賦以農田為計，百姓圈養牲畜不論，每畝稅錢1.5塊銀元——0.5塊銀元不等。百姓可按市價以米糧充值，或繳納銀錢。
這樣的規定百姓當然高興，南洋種的可都是水稻，還是一年三熟，一畝地一年打個十擔糧米是綽綽有餘，按原先的規定那就至少要繳納一擔的糧米。在南洋，糧米多產之地，可就算如此一擔大米也要2塊銀元以上，這樣是放在大陸那就是2兩銀子以上了，所以算起來此次農稅更改中華國至少削減也4成的。
總之一句話，如今的中華國是民心安定，國勢穩固。對於管著他們的朝廷這些老百姓還是很擁護的，別的不說但看那些安心過活的移民就能瞧出一二來，沒人願意回去過苦日子。
這樣的局面讓梁明感到很自豪，自己還是很得人心的，同時也為了他接下的放手一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出兵中原，國內不會民心大亂，在這一點上他很有把握。
十年的積累讓梁明手中有了放手一搏的籌碼，有了拼一把的本錢。這場就是一場豪賭，贏了萬事大吉，輸了傾家蕩產不至於，傷筋斷骨是肯定的，現在第一張牌已經打出去了，關鍵就看對手的放反映了。
臺灣事變的訊息很快就傳到了福建，閩浙總督常青得報後信報還沒看心中就涼了半截。臺灣乃是孤島，民眾皆是移民後裔，本就民風彪悍，鄉間掙擾紛多，臺澎鎮也是自己下轄十三鎮中唯一一個三年輪換的鎮營，以一鎮之力竟然平定不了民亂，那事情就大了。
看了信報的內容後常青好懸沒一頭栽下，急命人招來福建巡撫徐嗣曾，按察使李永祺、布政使伍位納（覺羅氏）和水師提督黃仕簡以及福建將軍恆瑞。（陸路提督任承恩屯駐泉州）
信報傳了一圈，幾人的臉上都能掛下一層霜來。常青輕咳了一下，待眾人抬起頭來這才說道：“此事關係重大，我等還需即快拿定主意，另外上報萬歲的摺子……”常青說到這頓了頓，他是真的感到為難，“老夫自會運墨，眾位放寬心就是了，不過這議罪銀……”
“制臺大人放心，這次的議罪銀我等同出。”恆瑞趕緊接道，這常青可不是常人，那是滿洲豪門佟佳氏的子弟，滿洲正藍旗人。父親安圖，官至江西巡撫。其本人自寧郡王府長史累遷察哈爾都統，杭州、福州將軍，可謂是樹老根深，他自己剛到福州兩天那能不給這位面子。“本官家有小餘，願出白銀一萬兩，以來贖罪。”
恆瑞的話音一落，這邊的徐嗣曾就接上了，“就是，就是，下官也願出銀萬兩，以消萬歲濃氣。”他也是到福建不久，還不到一年，跟腳扎的不深，面對自己的頂頭上司自然不敢懈怠。
這次的議罪銀沒有黃仕簡、伍位納和李永祺的事，伍位納和李永祺的是職位太低，雖也是按察使之職，布政使之位，但還是有很大差距的。黃仕簡的官品很高，從一品的武官，可造反之事責民政官員，不在地方武將，按理來身為福州將軍的恆瑞也是用不著出錢的，那不過是為全常青的面子罷了。連上福建陸路提督任承恩，這四人還是出了銀子。不多，每人三千兩，正好補充了下常青三人剛剛縮水的錢包。
素日，常青檄水師提督黃仕簡領兵二千名自鹿耳門進，副將丁朝雄從海壇鎮總兵郝壯猷自淡水進，都司馬元勳屯鹿仔港，分道部署；遙命陸路提督任承恩領標兵一千二百名於鹿耳門前進，並撥各營兵候調，令金門鎮總兵羅英笈詣廈門彈壓，承恩自鹿耳門繼進。
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閩浙總督常青呈報臺灣林爽文起義的奏摺和福建三位主官的議罪摺子，一路快馬加急，終於送到七十六歲的乾隆皇帝面前。
常青奏道：“臺灣彰化縣賊匪林爽文結黨擾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縣俞峻在大敦拿賊遇害，縣城失陷。臣聞信，飛諮水師提臣黃仕簡領兵二千名，由鹿耳門飛渡進剿，並派副將、參將、都司等，帶兵分路夾攻。臣駐泉州，與陸路提臣任承恩居中排程，委金門鎮總兵羅英笈赴廈門彈壓，飭沿海州縣防範，諮廣東、浙江督撫嚴查海口堵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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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人的議罪奏摺則是減而化之，大字明晃晃的寫著每人願繳納議罪銀萬兩，乾隆看了很高興，自己的老臣子就是貼心不是？再說臺灣頑固外化之地，劣民群集難免鬧出事端來，也不足為怪，平了就是了。他記得很清楚，三十五年臺灣就出了個叫朱一貴的亂民嗎？他老爹時期也有亂民湧現，可見那個地方的頑劣。
第二日，常青之折又到。常青再次奏：臺灣郡城緊要，已派陸路提督任承恩領於鹿耳門，並撥各營兵候調，“先為保守郡城計”，且與水師提督聲勢柑援。“臣於泉州、蚶江、廈門等處往來督察，派道府經理糧餉。……鹿耳門為臺地咽喉，尤須厚集兵力，現添派各標營兵，候風出口”。
計劃很詳細，乾隆讀過奏摺後很滿意批示道：“總以鎮靜內地為要。看爾等俱屬張皇失措，為此朕卻牽念。臺灣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爾等如是張皇恐懼。”又說：“看來爾等皆過於張皇矣。豈有因一匪犯，使合省以及鄰疆，皆懷恐俱之理。”
看得出人家的氣勢很足，可惜乾隆怎麼也想不到這就是滿清萬里江山顛覆的第一步。
身為福建、浙江二省之長的封疆大吏常青，連上奏摺呈述軍情緊急，一再調兵遣將渡海征剿。而君臨天下的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卻指責他“張皇失措、恐懼萬分”，將林爽文起事看成是以往臺灣常有的小型械鬥，不須大動干戈。究竟是常青誇大其詞小題大做，還是乾隆低估敵情判斷失誤，這就要由歷史來證明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