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沿線渡口雖多，然能安然渡過數十萬大軍的易渡確實不多。就以下游來說，綿延千里易渡之處卻僅有有二，一是採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今南京的上下游。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採石，北岸分別有揚州(和歷陽(今安徽和縣)，兩江攻伐之時滿清於四地都置下重兵戊守，立為重鎮。江蘇、安徽境內淮河與長江相為表裡，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
南京被克之後，滿清的經營重點便轉移到了淮河。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歷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今形勢來了個顛倒，長江沿線先於淮水被破，在淮河一線置列的一系列重鎮，自然被滿清用來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
在淮西，主要是鍾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淮安和盱眙（江蘇）。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衝。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淮安和盱眙即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今徐州以圖南復。
中國三千年來，多次南北對峙。看局勢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劉裕、老朱）；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這個多）；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南宋）。
中華軍佔領南京（改江寧為南京）後，大軍北進突破滿清的破爛爛的長江防線，大軍席捲橫掃了整個江蘇。若不是為了解決江蘇境內的漕運遺病，且要安撫地方，第四師及其附庸部隊拿下兵力空虛的安徽也是輕而易舉。
“父皇，山陝雖有滿清稍復，然而拿下它也非難事。九月間母后等就將到來，合同護送的還有衛戍師一個旅和禁軍的大部，有了這些補充我軍完全可以抽調第三師佈置於井陘、飛狐口，命其相機而動，再有河南方面予以配合，揮師下關中不在話下。”梁晉對於北地的局勢還是相當明了的，細細思量著川蜀的地理、風物，這才開口說道：“兒臣心憂的是川蜀、雲貴。川蜀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面為水路，行江道；北面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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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蜀清軍又多，家底也厚實，這年來加上招募的義勇兵力怕已經超過了十五萬。加上雲貴兩省襄助，要想解決川蜀絕非易事。而雲貴兩地，少數民族眾多，地方的土司等也極多，定會相當的棘手。我軍想要北收蒙地，必先解決西南，且拖得愈久川蜀實力越強。而西南難定，若是主力陷進其中，必使得滿清殘餘得以休養生息，也不萬全之策。”眉頭整個皺成了山字紋，小梁晉苦著臉望著自己的父親，“父皇認為該當如何？”
梁明真的很是欣慰，自己兒子小小年紀就能想到這一步，卻是難得。關中、河北、東南、四川四角地位之所以形成，除了易於防守的地裡外，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
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裡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
此時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然不如後世，但河北特別是其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
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
四川盆地在歷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國”。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沖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於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贊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於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歷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於此二地；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朱元璋外)；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
一個地域能否興起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與這個地域的民風、社會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係。
關中、河北，風俗勁勇，民皆習戰；自商鞅變法，秦人以耕戰為本，遺風流披，影響深遠，形成了與東南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秦漢時期即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北朝後期，鮮卑軍事貴族與北方漢姓土族結合，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這兩地，稍一發展便可進駐中原，得中原民力為兵本，兵糧皆有，當可爭天下。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這樣，在東南地區與中原之間沒有那種地方文化與中心文化區之間的差距。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遂構成東南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北方淪亡之後，喬遷到東南的政權大多能憑藉這一點整合南方社會，保有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此外，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丹楊是三國有名的精兵產地），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遷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喬遷政權本身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所以，立足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
四川的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是他們割據四川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團與四川本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為歷代據蜀者一直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權的內部力量（蜀漢同樣沒有處理好這種關係）。此外，四川優越的地理條件使歷代據蜀者易於養成一種政治上的“盆地心態”，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這大概是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從沒有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重要原因吧。
如今的天下大局，和琳所統轄的四川就是明顯的“客籍集團”，其所擁有的主力大部要屯守地方，用來增援他地的多是新招募的義勇。不然的話，僅靠廣西、湖南西線的幾萬兵馬，那裡擋得住西南清軍的全力進攻？
然而話說過來，這裡面還是有白蓮教的“幫忙”的，早前白蓮教的豫鄂大起義捎帶的就有四川。“待定了關中之後，當集結大軍於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至蜀地。”梁明的意思很明確，看了聞言稍顯失落的梁晉一眼，笑道：“打天下不可能是輕而易舉的，奇謀怪招只能逞一時之強，是不會縱觀上下的。列陣相交，正兵向伐，實力才是最重要的。”
“這條路是為入川的兩大通道之一，東漢岑彭攻公孫述、劉備據益州、東晉桓溫滅成漢李勢、朱齡石平譙縱、北宋劉光義攻後蜀盂昶、明初湯和攻明升等戰役，都曾由此進兵。南方政權要控制四川，確保整個江南地區的完整，湖北是一大關鍵。所以，兩湖之後方才是川蜀。”(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援作者，支援正版閱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