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是個浪漫的時代，新訊息與舊傳說、知識與想象、虛構與真實，使人們的頭腦與生活都分外豐富。儘管此時西方的中國形象傳奇與歷史混雜，甚至許多歐洲人還無法判斷契丹或中國是否是同一個現實中的國家，但理想化的“大中華帝國”的形象已經出現。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契丹傳奇的繼續，但已經有了更多的歷史意義。門多薩神父的《大中華帝國志》出版，標誌著契丹傳奇時代的終結。中華帝國第一次在西方文字與文化中獲得了歷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個完美的、優越的中華帝國形象，它的意義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實的資訊，而是總結性地在西方文化視野中樹立了一個全面、權威或者說是價值標準化的中國形象。為此後兩個世紀間歐洲的“中國崇拜”提供了一個知識與價值的起點。
西方文化開始將中華帝國的形象塑造成一個在很多方面都優於他們自身文明的文化烏托邦。這既是一次發現又是一次繼承，歷史精神與道德色彩越來越多地滲入中國形象，一個財富與君權的物質化的契丹形象轉化成一種文化智慧精神與道德秩序的中華帝國形象，契丹神話中的某些因素被遺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國神話中，當他們描述中國人口多、國土大、城市棋佈、河流交錯、財富豐足時，我們感到契丹神話仍在繼續。而當他們津津樂道中國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與考試制度、中國的聖哲文化與賢明統治、中國的語言與中國人的勤勞時，我們又感到一種新話語或新神話的誕生，因為後者的精神價值明顯高於物質價值。
中國形象從西方的地理視野進入哲學視野，從物質yu望進入文化嚮往。門多薩神父奠定了大中華帝國形象的基礎，以後金尼閣、衛匡國、基歇爾神父又不斷豐富，敏感開放文藝復興文化首先從宗教、歷史、文化、人性等角度為中西文明確定一個共同的基礎。這個基礎可能是基督教普世主義的，也可能是人文主義的世界主義的，總之，一個共同的起點是文化理解與利用的前提。當傳教士們穿鑿附會地證明中國民族、宗教、語言的神聖同源性時，哲學家們也開始思考這種同源性是否可以引渡到世俗理念中去。
孔子與蘇格拉底的教導是否有共同的含義？中國的城市管理是否可以作為歐洲城市管理的範型？由倫理觀念規範的社會秩序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約束？由文人或孔子思想培養出的哲學家管理國家，是否可以成就一種現世理想？7西方開始在文藝復興與地理大發現的文化背景中，在烏托邦想象的傳統視野中，構築並解讀中國形象的文化意義。他們在中國發現了哲人王，發現了哲人當政的制度，發現了理想化的倫理政治秩序。
中國以“孔教烏托邦”的形象出現在早期啟蒙哲學家的社會理想中，標誌著歐洲的中國形象進入了哲學時代。啟蒙哲學家對烏托邦的現實性與歷史性的信念，來自於兩個基本觀念：一是性善論，二是道德理想透過政治權威達成社會公正與幸福。這兩個基本觀念，恰好又體現在孔教烏托邦的觀念與制度原則中。這是他們利用中國形象將烏托邦渡入歷史的主要依據。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開明的政治。這是中國形象的意義，同時也是一些啟蒙主義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倫理社會的理想尺度。
烏托邦將從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世界地圖上移到啟蒙運動中的世界歷史中，證明烏托邦具有地理與歷史的現實性，是歷史的機會。“孔教烏托邦”體現著開明君主專制的理想：如果歐洲君主都像中國皇帝那樣，柏拉圖的理想國就不再是烏托邦了。改造世界從改造君王開始，啟蒙主義者期望透過理性的建立與道德教育塑造開明的君主，成就人類幸福與正義。啟蒙主義者都是真正的樂觀主義者，他們堅信，人一旦掌握並運用了理性，所有的烏托邦都將在歷史的進步中變成現實。孔教烏托邦成為啟蒙主義者批判與改造現實的武器。
從1250年前後到1750年前後，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斷被美化；從早期資本主義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傳奇，到文藝復興絕對主義王權期待中的大中華帝國神話，最後到啟蒙理想中的孔教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表現出明顯的類型化的一致性與延續性來。解釋這種形象及其傳統的意義，除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早期的中西關系之外，還有西方現代的文化心理結構。
西方美化中國形象的傳統在“中國潮”17世紀達到高峰，“中國潮”開始於1650年前後，結束於1750年前後。一個世紀間，中國潮表現在社會物質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從高深玄妙的哲學、嚴肅沉重的政治到輕鬆愉快的藝術與娛樂。孔夫子的道德哲學、中華帝國的悠久歷史、漢語的普世意義，中國的瓷器、絲織品、茶葉、漆器，中國工藝的裝飾風格、園林藝術、詩與戲劇，一時都進入西方人的生活，成為他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物件與創造的靈感，在歐洲社會面前，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中國潮”實際上是那個時代西方人追逐的異國情調的一種表現。沒有比中國更遙遠的地方，也就沒有比中國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們的思想觀念、人與物產、生活方式。“中國潮”的發起人主要是商人與傳教士。商人們販運來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在歐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國潮”的時候，傳教士們販運回來的孔夫子的哲學與中國的道德、神學，也在歐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種“中國潮”。
中國思想與制度，成為精英階層的中國時尚。傳教士們從中國回來，便成了社會名流，他們穿著中國長袍，談論聖明的康熙大帝與玄妙的孔夫子哲學。他們介紹中國的書信在社會上流傳，激進主義者感到興奮，正統主義者感到恐慌。哲學家們不甘寂寞，也參與到中國哲學是否無神論的討論中來，有些人甚至冒險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國道德哲學取代基督教神學。萊布尼茨曾說：“鑑於我們道德敗壞的現實，我認為，由中國派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就像我們派教士去教他們啟蒙的神學那樣……”萊布尼茨對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期望，到啟蒙時代百科全書派哲學家那裡，明確化為道德哲學。伏爾泰準確地發現中國文明在歐洲的利用價值。“……中國人在道德和政治經濟學、農業、生活必須的技藝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餘方面的知識，倒是我們應該傳授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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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茨希望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建立一種相互交流認識的新型關係”。啟蒙哲學家，尤其是法國的哲學家，在中國形象中發現批判現實的武器。在推翻神壇的時候，他們歌頌中國的道德哲學與宗教寬容；在批判歐洲暴政的時候，他們運用傳教士們提供的中國道德政治與開明君主專制的典範；在他們對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時候，他們又在經濟思想中開發中國形象的利用價值，中國又成為重農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楷模。中國形象不斷被西方啟蒙文化利用，從宗教上的自然神論到無神論、寬容主義，從政治上的開明君主專制、哲人治國到東方專制主義，中國形象已經經歷了宗教之爭、哲學與宗教之爭、哲學與政治之爭、政治之爭。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場爭論的結果，似乎都對西方的中國形象不利，宗教之爭最後證明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政治之爭證明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經濟之爭最後證明中國不是富裕，而是貧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於農業。
“中國潮”是契丹傳奇以來五個世紀的美好的中國形象的高潮。“中國潮”在啟蒙運動中期達到頂峰，退潮也開始了。人們普遍注意到，1750年前後，歐洲的中國形象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這種轉變不是突然出現，瞬間完成的，但轉變的幅度依舊令人吃驚。五個世紀的美好的中國形象時代結束了。歐洲文化當年對中國的熱情幾乎蕩然無存，如今除了貶抑與厭惡之外，更可怕的是遺忘。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普遍關注這次轉變，但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還不是這次轉變如何發生，而是要解釋這次轉變何以發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