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現在不是1793年，馬戛爾尼還沒來得及去中國；幸好現在還不是1795年，孔多塞侯爵的影響世界二百年的鉅著《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還沒來得及出版，“人類不斷進步”的歷史觀念僅僅是形成不久。一切都有的挽回。
1775年的歐洲，中國的形象正是處於一個歷史的徘徊口，如同一架天平上，好與壞就是兩個不相上下的砝碼靜靜地放在秤盤中，或許“壞”的砝碼已經稍微的重上了一些，當兩者依舊處於一種“脆弱”的平衡狀態。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候，稍微的一點點分量就可以該變整個局況。
梁明的橫空出世如同一股颶風，呼嘯而來，不給人任何的準備，天平在颶風中上下顛晃著，但“好”的砝碼卻在大風中漸漸超過了對手。
用什麼作為依據來衡量自己和對方的差距？不是高深的哲學，也不是古老的文明，是實力。戰爭是最好的衡量手段，只有勝利者才是值得學習的。這一點，從古到今一直是不變的真理。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梁明佈下的兩顆棋子從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克勞德·卡尼基和肯尼茲·森，作為親身經歷的二人他們的“見聞”為梁明做了做好的解釋，至少將“東方撒旦”的帽子給摘掉了大半，剩下的一小半保留在西班牙人口中，當十月初五萬西班牙人被殺的訊息傳回歐洲後，“東方撒旦”的綽號就永遠停留在西班牙人的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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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成千上萬的美洲土著居民倒在了歐洲人的槍口下，以百萬計的黑人被其奴役致死，但白人被集體屠殺的事情還從未出現過，那可是高貴的白人啊！
梁明的兇狠報復給了歐洲人一記響亮的耳光，不過對於絕大多數的權貴們來說那不過是聚會中多出的一個百談不厭的話題吧了，只有西班牙人。利益上和尊嚴上受到極大傷害的他們，在“中國潮”再次風靡歐洲大陸的時候，在無數場關於中國的辯論開展時，卡洛斯三世（1759年－1788年）發表了一道強硬的宣言，“為了西班牙的榮譽，他們要報復，嚴厲的懲罰那個邪惡的東方將軍。”——三萬陸軍，四艘戰列艦（一艘一級的，一艘二級的，兩艘三級的），十艘護衛艦，將開赴東印度，到那裡去挽回西班牙的榮譽。
這又是一件“趣事”，不是嗎？兩位勇敢的船長已經為歐洲帶來了梁明準確的兵力，陸軍不到三千人，海軍實力低下，西班牙出動了三萬陸軍和一直巡防艦隊，是重視？還是……
不過是再為歐洲諸國的權貴們添上一個可供談論的話題吧了？而且是引不起太多注意的話題，因為現在他們中最好的話資是歐洲學者們的嘴仗，其中也少不了兩位新晉的“明星”。
17、18世紀是歐洲崛起的世紀，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對立的世界格局、以歐洲為中心、以進步與自由為價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種知識秩序，每一個民族都被歸入東方或西方，停滯或進步、專制或自由的範疇；也是一種價值等級秩序。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擴張意識形態的基礎，野蠻入侵與劫掠是為正義與自由的進步而做的必須準備，這一基調正在逐漸形成中。面對東方帝國的再次“強悍”出擊，一場關於“中國印象”的論戰是在所難免的。
孟德斯鳩是死了，但他的著作影響了太多的人；同樣，伏爾泰也逝去多年，他的思想觀念一樣擁有無數的追捧者。“中國”的褒貶是否，再次牽扯緊了太多太多的學者。
克勞德·卡尼基和肯尼茲·森成為了夏秋兩季最繁忙的人物，英法兩國有太多的邀請等候著他們，有太多出名的學者需要詢問他們，他們成為了兩國上層社會的寵兒，或許授勳已經距他們不遠了。
宗教之爭、哲學與宗教之爭、哲學與政治之爭、政治之爭，等等等等，克勞德·卡尼基和肯尼茲·森自然不會明白太多的深奧理論，雙方邀請他們不過是需要他們口中的“實據”，但是連漢語都不會的兩個商人又怎會有什麼實據，就是有那也是梁明特意使人擺給他們的，於是真正的傾斜出現了。
三十年前（1745）的英國對中國無疑是極為崇拜的，如今取得了七年戰爭勝利後的英國同歐洲的其餘國家一樣開始了對東方的懷疑，現在肯尼茲·森的到來使得眾多學者有了“詳實”的取證。
肯尼茲·森對於中國的印象僅限於腦後的辮子，趾高氣昂的官員和值錢的瓷器和茶葉，對於中國的實況那裡有什麼瞭解？不過為了繼續自己的“成功”，肯尼茲·森只好將自己兩個月來同船上翻譯談論“心得”翻了出來，但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幾句閒談的說笑，竟驚動了整個歐洲。
2000千年的中國，施行了一種“徵召制度”，就是選拔各地品德、才學出眾的賢人出任官職。
1000多年前，中國施行了一種更先進、更文明的選舉辦法——科考，全國數以萬計的學者經過考試，優秀者出任官員。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施行著一種內部考核制度，政績優良的升任高官，不合格的罷黜官職。
幾千年來，中國的官員體制中有一種“御史”的存在，他們是向皇帝進言糾錯的，並且督察官員的腐敗。
這四句普普通通的話，傾倒了無數的學者。因為在英國，不，在整個歐洲，官員的產生不過是出於國王的恩賜，或是世襲。西方的文官制度於19世紀中期開始相繼施行。
梁明應該賞賜給肯尼茲·森十萬兩白銀，他起到的作用豈是金錢可形容的。當然相比在英倫三島的肯尼茲·森，身處歐洲大陸霸主之地的克勞德·卡尼基，他的表現同樣出人預料的精彩。（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