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5月24日，在打了將近半個月的嘴仗之後，日方代表團對原先＂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企圖徹底絕望。
在中日雙方發表了一個言辭空洞的共同友好宣告之後，會談便草草收場了。在送別日方代表團的晚宴上，中方特意贈送了一些小禮物，其中就有皇帝特意交代的＂小金人像＂。日方幾乎所有代表都收到一個，甚至還有一個，將轉交贈送給沒來的首席大臣三條實美。
但這些日本人對底座上的字難以理解，紛紛詢問＂奧斯卡＂是誰？卻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場的中國人也都是一頭霧水。
這些人像不但製作粗糙，全身裸體，造型十分醜陋，而且還不是真金，分明是外面鍍上了黃銅，下面的字更是莫名奇妙，不知所云。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件有禮貌的禮物。雖然不明其意，但所有的日本人都感到了一種羞辱。
5月26日，在從天津大沽口返回東京品川港的輪船＂旭日丸＂上，有一個人正在滿腔激憤的奮筆疾書，此人就是隨團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
他也曾收到一個醜陋的＂小金人像＂，也是唯一一個作為非官方代表而獲此＂殊榮＂，但他顯然沒有感到多少興奮。＂小金人像＂底座上的那行字更是讓他胸口堵得慌：御賜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福澤諭吉。
所以登上輪船的那一刻，便將其扔到了垃圾桶裡。這個人像後來被人從垃圾桶裡撿出，輾轉過無數人之手，直至漂洋過海，最後成了美國雕塑家喬治·斯坦利的收藏，他剽竊了這神秘的東方雕塑藝術，於1928年為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製作了頒獎禮品，連奧斯卡三字也一併繼承。
此時的福澤諭吉深感恥辱，他憤怒的在自己的筆下寫道：＂日本雖處亞洲東部，但國民精神已脫亞洲固陋，轉向西洋文明，雖常說‘唇齒相依’，但現在的支那、朝鮮於我日本無絲毫幫助，反而玷汙我名，當今之計，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鄰國開明，共興亞洲，毋寧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因此必須謝絕支那、朝鮮等亞細亞之惡友。＂
1882年5月29日，這篇名為＜脫亞論＞的文章在日本＜時事新報＞（產經新聞的前身）全文刊登，隨後迅速被其他報刊轉載，在日本輿論界和思想界引起了一場轟動。
之前對華外交失敗的訊息已經到處散佈開了，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學齡兒童，都知道由於中國的阻撓，大日本帝國無法在朝鮮順利發展，再加上這一股＂脫亞＂熱潮，一時間整個社會都充滿了對中國的仇恨。在官方、報紙、書籍的宣揚下，日本底層民眾的苦難和貧窮，都被歸咎於＂支那的壓迫＂。
這股仇恨也轉移到正在日本訪問的中國艦隊，在憤恨情緒的支配下，一群長崎的市民衝上海邊炮臺，企圖搶奪大炮轟擊停泊在港內的中國艦隊。而上岸遊玩的士兵也時常受到當地人的挑釁。
這次艦隊的訪日，開始於5月11日，加上一些維修工作，估計要持續一個月的時間。但鑑於日本當地的複雜情況，司令劉步蟾在請示國內後，於6月4日提前返航了。
整個訪日期間，艦隊表現出來的實力以及嚴整的紀律，給了日本人很大的刺激，＜時事新報＞也報道稱：“艦體巨大、機器完備、士兵熟練，值得一觀之處頗多。＂
前世北洋水師訪日後，有一個日本人，名叫小笠原長生，寫了一本小說叫＜聖將東鄉平八郎＞，在裡面胡編造謠說，東鄉平八郎親眼看見北洋水師官兵把衣服晾在大炮上。後來天朝國歌的作者田漢，不分真假，就把這本小說當歷史書翻譯過來，誤導了好幾代中國人。而實際上，東鄉平八郎根本沒有接觸過北洋水師，而且當時海軍在大炮上晾衣服是符合條例的事情，英、德海軍都是這樣幹的。
就在中國艦隊返航的當天，日本政府再一次召開了御前會議。鑑於對華訪問的失敗，與會的大部分人都認為，要解決朝鮮問題，必須和中國一戰。包括原先持謹慎觀點的巖倉具視，在訪華外交後，他也加入了強硬派。倒不是因為他被頒發了一個＂最佳女演員＂的小金人像，而是從中方代表的堅決態度中，可以認為中國在朝鮮的政策已經很難改變了，除了戰爭，沒有別的解決辦法。
而一直持中間立場，輕易不表態的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也罕見殺氣騰騰的要＂與支那決一雌雄＂，他倒是真被激怒了，因為他被轉交了一個＂最佳道具獎＂。
唯一能保持冷靜的，只有伊藤博文，他對中國異乎尋常的強硬和挑釁感到迷惑。
通常意義下，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罷，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會如此肆無忌憚，不留情面。一種是愚昧無知，狂妄自大，對世界一無所知；另一種則是有所圖而存心為之。
但中國之前與法國一場惡戰，戰場上與外交上都與法國鬥得不可開交，無論如何也不能用愚昧來形容，所以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那難道是故意為了激怒和刺激日本嗎？伊藤博文感到既疑惑又擔憂。
但他的意見卻是極少數，幾乎沒有人支援他的觀點。尤其是大藏卿大隈重信，更是直接出示了中日會談期間，中國最高議事機構軍機處的許多會談紀要，這些紀要讓在場眾人極為驚奇，大隈重信對此洋洋得意，聲稱中國軍機處的一位官員，平日裡有寫日記的習慣，常紀錄所見所聞，他萬萬沒想到，其心腹養子乃是日本派去的間諜。
從這些紀要上可以清楚看出中國的狂妄，以及對日本的無知：
其中官員劉坤一說道：“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貧，如欲與中國為難，多見其不知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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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安維峻奏報：“倭夷之在外洋，國小而俗貪。其地，曾不能當中國一二行省之大”。
御史龐鴻書在奏摺中也稱：“日本蕞爾小國，近年以來，諸事張皇，國弩久虛，必不能於倭日久征戰。”
建設部副部長懷塔布認為：“日本彈丸，狡焉思啟，皇上挾中國人全力取矢，零以加遺，鼯鼠、螳螂自救不暇。”
軍機大臣張之洞說道：“日本甚窮,華市一絕,商賈立窘,嚴修海防靜以待之,中國之兵力財力,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窮矣。”
甚至中國的皇帝也在軍機處會議上說，日本區區“蕞爾小國”，挑戰中國實在“不自量力”，不值得在乎等等。
這些紀要鐵證如山般證明，伊藤博文的擔憂純屬多餘，連伊藤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但他仍然堅持慎重，認為以中國之大，可以忍受錯誤，重新來過，而日本一旦犯錯，很可能會萬劫不復。
同時伊藤博文認為，訪華並非一無所獲，從與暹羅大臣的會談中，雙方已經隱約有結盟的傾向。應該迅速將這種傾向變成事實，透過對暹羅的支援和武裝，使其能牽制中國的後方。
他甚至提出一個包圍中國的戰略，那就是從日本往下，是西班牙控制的菲律賓，接著是受英國＂保護＂和控制的東南亞各個邦，再到法屬交趾支那，最後暹羅。
日、西、英、法、暹羅都是立憲或正準備立憲的國家，都是＂西方文明＂。完全可以聯成一個＂自由與繁榮之弧＂，對中國實行戰略包圍，造成對日本有利的外交態勢，最後能支援日本的朝鮮政策。
伊藤博文的這個提議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作為與擴軍備戰方案並列的＂文武二道＂，以天皇御旨的形式，確定為日本的基本國策。
隨後新一輪的擴充軍備計劃也出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