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一死了之，身後事又何能了得？其關鍵是對袁世凱的評價，以“竊國大盜”概括項城一生，則既不公允，也有失厚道。011年第1期《三聯生活週刊》朱步衝的文章引丁格爾語謂：袁世凱“是那個年代裡最偉大的軍事改革者”，言之有據，其實小站練兵，新建陸軍，僅僅是袁氏改革之一端，袁世凱於1901年11月踞北洋時，天津瘡痍滿目，歷經義和團之變、聯軍燒殺搶掠後，這一中國的北方重鎮廢墟連綿，民不聊生。如何收拾此等殘局，袁世凱向清廷奏陳：慎號令、教官吏、崇實學、開民智、增科學、重遊歷、定使例、辨名實、裕度支、修武備。所列各項，袁世凱在天津親力親為，為時人稱頌者大致有：整吏治、清理金融、穩定幣制、復興商業、辦學、天津市政道路建設等。袁世凱上任伊始，以周學熙為北洋銀元局總辦，並於“1904年底天津設立戶部銀行，成為近代史上中國第一家中央銀行”（朱步衝：《袁世凱——躑躅在新舊時代間的領袖》《三聯生活週刊》011年第1期），當時天津百廢待興，但款無可籌，只得招募公債，清廷在西太后霸持下，已是日暮途窮，談何治國威信？為此計，袁世凱疏請朝廷特頒明諭，以取信於民，疏雲：
查外洋各國，遇有軍國要需，率皆臨時募債，不分本國外國而踴躍輸將，常逾定額，固由國民急公好義使然。而最要關鍵，尤在上下相孚，絕不失信。中國歷來辦理公債，半由官吏，不務遠圖，鮮克踐言，以致民聞公債，輒多觀望不前。即或勉集巨資，亦率視為報效，不敢希冀償還，只求取便一時，而於國民維繫之機相去甚遠。利國便民之政，轉為誤國病民之階，臣誠私心痛之。今欲開募債票，宜自公家嚴守信實……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預籌鉅款，備償本息，無論何項，不得挪用。又準其交納本省庫款關稅各項，隨時皆可兌用。信如四時，令如流水，既易籌集，尤便推行。在國家無利源外溢之虞，在商民得子母流通之益，維持民心，恢張國力，皆在此舉。經臣詳酌中外章程，以取信便民為宗旨，就本次籌款，歲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兩，計可貸公債銀四百八十萬兩，以一年按七釐付息，逐年遞加一釐，分六年還清。以所籌之款，備付本息，有盈無絀。其期限、數目、章程暨籌定款項，另繕清單，恭呈御覽。抑臣更有請者，此事系屬創行，計在久遠，一或蹉跌，繼後為難。中國積習，往往始事者備極艱辛，而當新舊代易之交，輒鮮後先規隨之關。不以率由定章為準，即以推卸責任為事，號令不行，官民不信，斷由於此。此項公債票，如蒙諭允試辦，擬請降旨作為永遠定案。並責成臣暨布政使、鹽運使並繼任之督臣等，倘有違改定章，失信於民者，照誤國病民論，予以應得之罪。庶天下士庶知朝廷於公債一項實力信行，斷無愆改，方足以俾助國用，收集利權。
袁世凱在此一籌國債疏中，特別著重的是“抑臣更有請者，此事系屬創行，計在久遠，一或蹉跌，繼後為難”。袁世凱身為重臣大吏，對官場的醜陋亦瞭如指掌，直言如上：“中國積習，往往始事者備極艱辛，而當新舊代易之交，輒鮮後先規隨之關。不以率由定章為準，即以推卸責任為事，號令不行，官民不信，斷由於此。”為杜絕此種禍害百姓的可能，袁世凱“擬請降旨作為永遠定案”，還有不僅讓時人亦讓今人足可耳目一新者，即自袁世凱本人以及相應官員，還有後任者“倘有違改定章，失信於民者，照誤國病民論，予以應得之罪。”
疏上，廷諭自然照準，且有“倘該官吏違章失信，仍蹈前轍，或啟弊端，定行從嚴治罪，決不姑寬”之語。
筆者重複這些話語，因感慨良多也。所謂袁世凱的“北洋新政”之新，實非溢美，不僅有名有實，且有袁世凱自請廷旨的極大擔當，斯時滿朝文武、封疆大吏中，有此識見、膽略者，項城之外，不作第二人想！“北洋新政”尚有：中國警察制度之開始實行，續修武備，改良陸軍，於保定等地辦武備學堂。與此同時，袁世凱恢復了百日維新期間創辦，後被勒令關閉的天津大學堂，更名為北洋大學堂，以嚴修統領學政。袁世凱治下的直隸成為學堂大省，有大學堂、高等學堂、高等農業學堂，還有為普及教育培養師資的師範學堂、女子師範，小學堂等。“190年，袁世凱親自下令在保定設立農務局”，並首先在直隸地區推廣種植從美國引進的長絨棉。“光緒三十四年，第二次教育圖表顯示，直隸小學堂8809所，學生1978人，而當時素以文教科舉著稱的江蘇省，也只不過擁有1667所小學堂，學生591人”（資料引自011年第1期《三聯生活週刊》，朱步衝文）。
袁世凱治直隸，用時下的話說政績可觀，清廷命各省仿行，為中外稱道。後袁世凱做民國大總統，不知國體之已變，共和政制之下，項城所念念不忘的仍是總督直隸時一聲號令，百方呼應，誰敢違令？以治北洋治中國，機關算盡，直到帝制自為，項城亡矣！而其稱帝之舉，除了本書已寫的“籌安會”種種醜行之外，項城之中國人多，民智未開，不宜西式民主之論，未嘗不是袁世凱的心裡話，強調中國國情，誠不為今日始也。
一百多年來，結束封建帝制，創造民國歷史的人物中，袁世凱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在只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無論大陸還是臺灣，海峽兩岸對袁世凱的評價相似，竊國大盜是也。《劍橋中華民國史》則稱“沒有一個晚清官吏能在同樣短暫的時間內，比袁世凱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
袁世凱在民國大總統任內，可記的尚有：民國三年即1914年11月日，由農商部頒佈了近代中國史上第一部《森林法》。內分總綱、保安林、獎勵、監督、罰則、附則等六章三十二條。1915年7月17日農商總長周自齊為倡議全國造林“呈大總統文”中稱：“大總統諭，有人條陳中國河道氾濫，宜亟疏通，荒地繁多，宜亟種植等語。事關疏河種樹……著農商部趕速規劃，切實進行，毋任荒廢不治，是為至要”，袁世凱並且指出：“興辦森林，為發展實業要圖，外國人論森林缺乏之國，每引中國為例，所有木料多由外輸，遂至權利坐溢，沃壤就荒，廣土民眾，時虞艱困。”
袁世凱還提及“予昔時養痾於蘇門、洹上之間，植樹不下十萬株，該地人民至今利賴”云云。
民國四年即1915年7月1日，袁世凱申令宣示：清明為植樹節。
民國四年即1915年，因各省呈報造林計劃、設定苗圃、索取苗木者屢見不鮮，是年1月4日，農商部呈請設立林務處，專管全國森林事務。一個月後即民國五年，1916年1月日“奉令批准”，並由農商部釋出暫行章程，各省同時設林務專員，“務以發明林學，保商興利為宗旨，著該部將辦理情形，隨時奏報，以憑考核，此令”。（資料來源：《歷代森林史略及民國林政史料》陳嶸著）這時離袁世凱辭世只有五個月零三天了。
筆者走訪彰德袁公林，有工作人員言及往事說，“文化大革命”時有紅衛隊一隊約二百人，以斧鑿、土炸藥毀墓，轟然一聲只炸出一點水泥末屑，無奈而去。當項城稱帝，段祺瑞拒不勸進，幾近反目。袁世凱死，段祺瑞執紼送靈至彰德，以報知遇之恩，並指示袁墓所需用之水泥以堅固為要，一律從日本進口，於項城身後似有所憂。還有記載說，袁世凱死後在其辦公桌抽屜中發現其病重時手書的一副聯語：於日本除一死敵，為民國再造共和。筆者無**其真偽，但日本水泥之說卻是可信的，段祺瑞作為“北洋三傑”之一，對得起袁世凱了。思之汗顏！袁公林及袁世凱項城舊宅的最後得以儲存，則是因為195年，毛澤東主席曾有河南之行，並去看了袁公林，有報道說：“大家（應是陪同者，筆者附識）認為他是典型的兩面派，賣國賊，暗地告密，鎮壓康有為等維新派，應當把陵墓扒掉。不要扒嘛，還要維護好，反面教材留下教育後代，有用。”（《絕版袁世凱》文匯出版社010年8月第1版）毛澤東主席說這番話時，坐在景仁堂的臺階上，“現在，那臺階上還有一塊指示牌，標誌著他當年所坐的地方。”（《三聯生活週刊》011年第1期）袁世凱的歸宿長眠之地，得以儲存。功乎？罪乎？功有多少？罪有幾許？這反面教材的若干章節是否於史有益，後人或可細察而分明之也。
我在袁公林徘徊許久，離去時天色已晚，有明月初升。忽然想起：“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多災多難的民國夜空，也是星光燦爛的呀！
袁世凱帝制自為，康有為海外流亡歸國不久，十多年的亡命生涯中，康有為無時不在關心中國政局，到籌安會發生，總統將成皇帝時，先後致兩書於袁世凱，前者勸其退位，後者促其“遠遊”。康有為的信中還透露了不少資訊，如袁世凱做大總統後，曾“禮隆三聘”，邀南海回國。也能讀出康有為堅持的“君子立憲”政體觀，也可以變通，但必須“救國而富強之”。
康有為的這封信，於私於公，於情於理，縱橫古今，文采飛揚，可以一讀三嘆，為討伐帝制之檄文最可觀者！
康有為勸袁世凱退位書：
慰亭總統老弟大鑒：兩年來，承公篤念故人，禮隆三聘，頻電諮訪，累勞存問，令僕喪畢，必至京師，蝟以居廬，莫酬厚意。今當大變，不忍三緘，棟折榱壞，僑將壓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籌安會發生，舉國騷然，吾竊謂今之紛紛者，皆似鎖國閉關之所為，皆未聞立國之根本，又未籌對外之情勢者也。夫以今中國之岌岌也，苟能救國而富強之，則為共和總統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為共和、立憲、帝制，皆藥方也，藥方無美惡，以能愈病為良方，治體無美惡，以能強國為善治。若公能富強自立，則雖**和而稱帝，若拿破崙然，國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則國且危殆，總統亦不能保，復何紛紛焉？
自公為總統以來，政權專制，過於帝皇，以共和之國，而可以無國會無議員，雖德帝不能比焉，威權之盛，可謂極矣。然外蒙、西藏萬里割棄，青島戰爭，山東蹂躪，及十五款之忍辱，舉國震驚，至第五項之後商，共憂奴虜。中國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當歐戰至酣，列強日夜所摩厲者武事也，忽聞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籌備者典禮也，行事太反，內外震駭，遂召五國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東賀加冕大典，道路傳聞，謂於割第五項軍政、財政、警政、兵工廠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萬里之中國元首，稱帝則稱帝耳，不稱帝則不稱帝耳，雖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聽命於人如臣僕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棄中國，祈請外鄰，求稱帝號，若晉石敬塘之於契丹，若梁蕭詧之於周，若南唐李煜之於宋，然強鄰必察民意，可以義動，不可以利誘也。今既見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為賀使，必無拒理，今之被拒，益為鬻國以易帝之證，而國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結約有效，若法之待安南，如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稱臣，或名歸保護，則全國軍隊長官，必皆派監督顧問，或派駐防之兵，或收財政之權，至是則國實已亡矣。虛留帝號，何能自娛？然公或者以求伸於四萬萬人之上，而甘屈於強國之下，能屈辱為之，而國民憂亡，必大憤怒，即諸將亦恐懼國亡而怒，不然，亦憂強國之派監軍或顧問，或易而代之，彼諸將自知權位之不保，必不肯從公為降虜也，則必斬木揭竿，勝、廣遍地矣。幸而見拒，中國尚得為中國耳。
然數月以來，舉國之民，士農工商，販夫豎婦，莫不含憤懷怒，黨人日夕布謀，將士扼腕痛恨。頃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已遭刺死，海軍之肇和兵艦亦已內變，廣東既亂，滇、黔獨立，分兵兩道入川、楚，破敘攻瀘，遂爭重慶，全川騷然。辰、沅繼失，湖南大震，武昌、長沙兵變繼告，長江將響應之，蒙古並起，而山西、歸化、綏遠，亦相繼淪陷，陝亂日劇，則拊北京之背，他變將作，外人將認之為交戰團矣。公以軍隊為可恃乎？昔者滇、黔，豈非贊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聞四川之陳宦，實與滇軍交通，而貴州朝為助餉，夕即宣佈自立，恐各省軍隊，皆類此耳，廣西即可見矣。公自問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範彼，而能使彼聽命盡忠耶？吾聞鄭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為然，但無如何耳。”鄭汝成者，公所謂忠臣親臣，贈以破格之封侯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國諸將之心矣。公以封號為能籠諸將之心耶？聞各省諸將受封，多不受賀，或不受稱，而雲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軍既含怒，同時倒戈，於前數年突厥摩訶末廢帝見之，吾時遊突厥所親睹者矣，然突厥尚遠，公未之見。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兩月而十四省響應，清室遂遷，夫豈無百萬軍隊哉？而奚為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親其役者也。
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變，不能待三月而亡。公為政僅四年耳，恩澤未能一二下逮也，適當時艱，賦稅日重，聚斂蒐括，刮盡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無所不至，加比款千萬，五國之鉅款二萬萬，四年之間，外債多於前清，國民負擔日重，然無一興利之事。以鹽為中國大利而稅之，今全歸之於外，以煙為中國之大害而禁之，今返賣之於官。近者公債之新法日出，甚至名為救國儲金，欺誘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財盡，人鹹疑交通、中國兩銀行虧空，人爭起款，不信偽幣，其勢將倒。國會既停，選舉既廢，自治局撤，私立參政院代民立法，則失共和之體，天下豈有號稱共和而無議員者？士怒深矣。如水旱洊臻，盜賊滿野，民無以為生，民怒甚矣。即無籌安會事，尚恐大變之來；而公之左右諧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貴，蔽惑聰聽，日告公者，必謂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愛戴，密告長吏，令其妄報，偽行選舉，冒稱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極深，遂至生今日之大變。漢朱浮曰：“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昔孫權為曹操勸進，操日：“是兒欲踞吾於爐火之上耳。”今諸吏之擁戴公者，十居**，聞皆迫於不得已，畏懼暗殺，非出誠心，舉朝面從心違，退有後言，或者亦踞公於爐火之上，假此令公傾覆耳。賈誼所謂寢於積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則謂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閉關之時，則公為諸將擁戴，如宋太祖焉，然猶未可。蓋古之稱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積久堅固，而後為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高歡、高澄有世濟其美之才，皆為政數十年，舉國臣民為其卵育，然尚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號。五代諸王，旦夕稱帝，即歲月不保。然此皆閉關之世；若如石敬塘者，借外力而立，亦即為外虜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於中國也，然公為手造共和之人，自兩次即總統位，宣佈《約法》，信誓旦旦，渙汗大號，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為帝，於裘治平之請為帝，於宋育仁之言復辟，則皆以法嚴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詳，至於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國民莫不反唇者也。
遍考地球古今萬國之共和國，自拿破崙叔侄外，未有總統而敢改為帝者。美洲為共和國者凡二十，日尋干戈矣，然皆爭總統耳，未有欲為帝者，更未有爭為帝者也。中世義大利及德國諸市府之總統，未有敢為王者，即羅馬之奧古士多威定全國，實行帝權，亦兼用諸官職號，未敢用帝王之稱。後世襲用愷撒、奧古士多者，以前代總統之名，為元首之號，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遷都海峽，避去元老院之議，然後愷撒之號，傳於後世，今乃力王者之稱，即今德、奧尊號是也。愷撒為羅馬總統，有手平法國，安南羅馬之大功，有人進王者之月桂冠者，愷撒試戴之，其義兒渤尼斯即手弒之。近世墨總統爹亞士手平墨亂，七任總統，置三百年之墨亂於泰山之安，飭以歐、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歐、美人莫不推為近今第一。吾遊墨時，曾以殊禮待我，雖號為專制，然尚未廢國會也，更未敢稱帝號也。然第八任總統，遲不退讓，遂使馬爹羅振臂一呼，爹亞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戰之雄，搏戰之餘，僅以身免。易曰：“亢龍有悔，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故也。”向使愷撒、爹亞士知亢龍之悔，識退讓之機，則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聰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於此！況才望功德，遠不及愷撒、爹亞士，而所求過於愷撒、爹亞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尚冒進不止，昔人所謂鐘鳴漏盡行不休，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則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愷撒而後已。求如爹亞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
且今公之心腹親舊，宰相若徐世昌、唐紹儀，大將若段祺瑞，親舊若張謇、費樹蔚，皆紛紛遠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齡、趙爾巽、李經羲、周樹模、孫寶琦、汪大燮、羅文幹、馬昶、湯化龍、梁啟超、韓國鈞、俞明震等，紛紛掛冠，其餘群僚，尚不足計也。朝宇皆空，槐棘無人，即強留率迫一二人，或畏死復來，然人心大可見矣。今所餘在公左右一二謀議者，皆負罪畏死，懷抱異心。其餘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以此之人才，當承平繼統之時，猶不能支，而謂可當內訂外拒，中外大變之世乎？昔公之練兵小站也，僕預推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時心膂諸將，遍佈中外也，然忠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後，即已拂衣高蹈，今雖強率而出，聞其在陸軍部上奏，於臣字必加塗抹，實與張勳之強勁同焉，雖受恩私室，然實心清朝者也。
其沉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設模範團而奪其兵柄也，乃自疑而辭去。近者頻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鍔兼資文武，舉滇來歸，而久投閒散，近且居宅無端被搜，因以恐懼，遠走舉兵。故公之心腹舊將，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蓋以趙秉鈞之忠而鴆死，以尹昌衡之壯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馮國璋、張勳、陳宦、湯薌銘、朱瑞、龍濟光、陸榮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鎮南方者，乃聞宵小作間諜者，以造言生事，為希榮邀功計，謂諸將互相聯合，各有異志，果遂頻調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日遣刺客以殺之，致令諸將信而被疑，忠而見謗。即今張作霖、張紹曾，亦有嫌疑，則必鑑於趙秉鈞、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攜貳耳。今各省諸將，暫為公用者，有奉、陝、豫、徽耳，然師旅之長，亦難一心。然則誰非蔡鍔、唐繼堯、劉顯世、任可澄者？但觀望待時耳。且夫各省將軍師長，率多段、馮、張、王四人部下，鹹受卵翼於諸師，而未有隸於公，其與明公恩義本淺，今主帥見猜，則部將生疑，鹹恐不保，令之遠征，諸將即不倒戈，誰肯為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幾？不以遣徵西南，則以防衛西北，所餘軍隊，不過三數千眾，保衛都畿，萬難他遣，則何以持久？萬一有變，更以何師剿之？頃聞模範團、拱衛軍有變，誅戮無數。夫模範團、拱衛軍，公之心腹干城也，然猶如此，則腹心難作，防不勝防。若各省內外聯合，公更何以為計？辛亥之禍，魚爛瓦解，可為殷鑑，竊為公危之！
近有新華宮內變，益令駭聳，以明公之族人，親臣之愛子，警長之要官，且猶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舊僕勾克明，亦鹹思刃於公，其他內史為公侍從近臣，亦多有同謀者，然則公之近臣親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幾，皆包藏禍心，旦夕伺發，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寢處，何以為安？朝夕饔餐，何以為食？門庭侍衛，左右僕役，何以為用？朝覲召對，引見臣僚，何以為信？天怒人怨，眾叛親離至此，公自思之，應亦為骨變心警，毛髮聳豎，無一刻為安者矣。昔王莽之末，親若王涉，國師若劉歆，宰相若董忠，皆謀殺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於元兇劭之親。以明穆宗之正，而喪於韓金蓮之手。他若董卓死於呂布，王世充死於宇文化及，仇讎起於閨闥，猛獸發於輦轂，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公雖若王莽之憂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楊再思謂：“一日作天子，死可無憾”，果以叛誅。昔人謂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以匕首揕其胸，雖愚夫不為也。今天下洶洶，民生流血，百業停廢，皆為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慘痛何極！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驛騷，乃慾望統一於內國憤起，外警迭來之時，平定於銀行將倒、內外將變之後，必無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則必無可望也。常人仕宦至出將入相，亦終有歸老之時，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極人生之望矣。況公起布衣而更將相，身為中國數千年未有之總統，今又稱制改元，袞冕御璽，而臨軒百僚．奏臣陪位，已數閱月，亦足自娛矣；又過求之，恐有大患矣，公自審其才，上比曾、左、李諸公，應遠遜之，而地位乃為羿、浞、王莽，勢變之險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擇地而蹈，徘徊依戀，不早引去，是自求禍也。易曰：“天下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公對清室，則近篡位為不順，對民國則**和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狀，必無倖免矣。然則與其為國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為宜耶？以公之明，寧待再計乎？
今僕為中國計，為公計，有三策焉。聞公昔有誓言，已買田宅於倫敦，若黃袍強加，則在洹上，此誠高蹈之節，遠識之至也。若公早讓權位，遁跡海外，嘯歌倫敦，漫遊歐、美，曠觀天地山海之大，娛遊其士女文物之美，豈徒為曠古之高蹈，肆志之奇樂，亦安中國，保聲名之至計也，為公子孫室家計，無以逾此。今既為左右所誤，謬受大位，遂致內亂外拒，威信隳矣。然今為公計，為中國計，仍無以易此。明哲保身，當機立斷，策之上也。次則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維持共和，嚴責勸進文武僚吏之相誤，選舉偽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號，盡解暴斂，罷兵息民，用以靖國民之怒，塞鄰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寶不可妄幹，天下不能輕動！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義旅已起，不能中止，雖欲退保總統之位，或無效矣。雖欲言和，徒見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審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強之責言，忘誓背信，強行冒險，不除帝制，不革年號，聊以自娛，則諸將雲起，內變飆發，雖有善者，愛莫能助，雖欲出走，無路可走，王莽之漸臺，董卓之郿塢，為公末路！此為下策。以公之明何擇焉？公之安危，在於今日，決於此舉，及今為之，猶可及也，過是欲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僕一言，則無能為計矣。
往者外論有擁戴僕為總統之事，此誠有之，然僕力拒，亦與癸丑之夏同也。僕一書生耳，終日以讀書為樂，懶於接客，畏覽公牘，癖耽書畫，雅好山水，自以為南面王之樂，無以比之，而甚畏事權也。僕自釋褐入部時，未嘗一到署，但憂國危，不得已而發狂言，亦如今日耳。當戊戌時，僕毗贊大政，推轂大僚者十餘人，而己身未嘗受一官，上意命入軍機，亦未嘗受。前年某大黨勢焰彌一國，戴吾為黨魁，且欲推為總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囑黨人切勿投票相舉，此皆公所知也。夫五聲繁會，人之所好，而墨子非樂，瘍癰穢惡，人之所畏，而劉邕嗜痂，人之性各有所述，非能強也，況今艱難之時乎？猥以虛名，日被後生捋扯，所謂元忠肉甘，徒供獵人之羅網而已。謠言無已，後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擁戴僕為將來總統者，僕視為兇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帝制者，亦為至險，望公亦力消除之。僕之不可受總統，猶公之不可受帝號改元年一也。我惟不為總統，故敢以規公亦並謝去，運有榮悴，時有窮通，惟我與公，正可互相勸勉也。
追昔強學之會，飲酒高談，坐以齒序，公呼吾為大哥，吾與公兄弟交也。今同會寥落，死亡殆盡，海外同志，惟吾與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舊欷歔，今誠不忍見公之危，而中國從公而亡也。傳曰：“忠言逆耳，藥石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僕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竊恃羊裘之故人，廿餘年之交舊，當中國之顛危，慮執事之傾覆，日夕私憂，顓顓愚計，敢備藥籠，救公急疾。吾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傳曰：“美疢不如藥石。”惟智者能預見事機，惟善人能虛受善言。不勝冒昧屏營之至，惟公圖之，佇聞明誨。北風多厲，春色維新，為國自愛。
尾聲民國的星空
倘以時間定義，民國是如此短暫，卻又包含了如此眾多品類的人物、思想以及話語，留給後人的想象空間之寬闊，匪夷所思。當其時也，全盤西化，激進之風愈演愈烈，直至“打倒孔家店”。但，不會有人強迫你以一種格式、一個腔調、一種標準去思想、行為、說話寫文章。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已結束，而維繫華夏民族之歷史和靈魂的語言、文字以及經典還在，在那些各色各樣的過渡人物的言談舉止、生活習俗，乃至血脈魂魄中，並且與近代西方文明相爭執、相磨合，除了有槍的軍閥攻城略地、兵連禍結外，士林之中，卻有大氣象，革命的，改良的，全盤西化的，堅決守舊的，出家唸佛的，寫詩做聯語的，剪分頭的，留辮子的，穿西裝的，著長袍的，無論文言還是白話，見識各有不同，文辭各得其美，大民國，大江湖，大時代也！
民國群星閃爍，人物記不勝記，本書尾聲有的概說其所寫，有的略述一二，甚或信手拈來，有所不舍者，如此人物，如此性情也。比如曠野中撿拾的幾塊碎片，掛一漏萬無疑，倘存些許歷史與江湖風采，幸甚至哉！
1.章太炎
袁世凱辭世，北京城內至少有兩個人同時獲得了自由，一是袁克文，一是章太炎。
袁世凱死後十天，“院令撤警”，章太炎望一眼自己手書的“速死”二字，長嘆一聲，走出錢糧衚衕的監所。
7月1日，章太炎抵上海。到此時為止，太炎先生還沒有“漸入頹唐”之意，仍然在尋找自己的同道，在上海他覺得“南方無可與謀者”，便到南洋群島遊學、察訪。
1917年9月1日，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孫中山任大元帥，組織護法軍討伐段祺瑞，章太炎為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再度與孫中山先生合作、共事，往來於香港、廣州之間，力圖爭取龍濟光等軍閥參加護法軍，不久又與孫中山發生歧見。
之後，章太炎曾去四川訪鄒容祠，又以《太炎教育談》、《太炎學說》為題在天府之國奔波、講學，經湖北、湖南抵上海。19年，黎元洪就總統職，授章太炎勳一位，章太炎以“聯省自治”說見進，並進而提出：發揚國故，以救人心。對孫中山先生成立於19年的廣東大元帥大本營提出批評，認為“廣東元帥府之欲以武力統一西南，亦西南之吳佩孚也”。
章太炎遷居蘇州，在錦帆路8號住宅門前掛著兩塊牌子：章氏國學館、制言半月刊社。每每與蘇州之士金鶴望、陳石遺於一品茗清談，倒也自得清靜。
可是，據此便斷定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不足為訓，卻顯得太武斷了。
其實，終章太炎一生，這位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之國學大師，從來未曾脫離過政治，尋找依託、靠山，為了施展個人的抱負，而這抱負中的一部分是為救國救民當屬無疑。他在不斷尋求不斷失望中也不斷地“說文解字”，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政治敢於參與的悲哀、傷痛，從而也形成了章太炎自身多變、怪僻、壓抑的個性。
19年，上海學生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當局出兵抗日，學生經過蘇州車站，章太炎聞訊特派人攜麵包果品到車站致以慰問。他還想在有生之年為武昌起義及共患難的革命志士一一作傳，寫成了《焦達峰傳》、《秦力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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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軍侵略上海，章太炎一怒之下，以6歲之軀“北上見張學良”，勸其抗日，並在燕京大學演講，號召青年“細察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歷史”，以拯救國家的危亡。
直到晚年，章太炎仍有出乎常人意料的驚人之舉，194年，他為段祺瑞70歲寫《合肥段公七十壽序》，或許，為時人及後人所不諒。細讀之後，不難發現，章太炎此文共884字，全篇憂思重重，為日本大舉侵華中國失地累累而寄望於段祺瑞者，“非遽以盡收失地相要也。要令長城以內，敵人不得恣意蹂踐，察哈爾、綏遠，兵足自固，猶始終為中國守。斯事在往日固易，今非有十倍之力，即不可坐觀。任其誰者，非公當屬誰耶？”
章太炎在文末這樣寫道：
天果不亡中國，雖有猜忍之士百計蟄之，終不能抑之不起。炳麟為中國祝，故不得不以是祝公。祝哽有辭，古之制也，遂以書為序。
章太炎已經寫得很清楚了：為中國祝，不得不以是祝段祺瑞。是時，中國東三省正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戰火蔓延，一時勢不可擋，民生塗炭，山河危卵，也許章太炎所祝非人，這便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了，所靠非人，所託非人，所祝也非人，但手中的筆又當不得槍使，惶惶然不知所措其畢生！一言以蔽之，章太炎此舉，實在是為了抵抗外侮，收復失地。
在這之前，即19年1月，章太炎先生又有《察哈 爾抗日實錄序》發表於《制言》第期，這是一篇記述馮玉祥將軍“起於閒廢，糾合義旅”，奮起於察哈爾抵抗日軍，直感嘆“世無正議，馮君之功，將以俟後之良史”。
在這期間，章太炎一方面極力推崇讀經、復古，而另一方面則始終不忘民族大義。章太炎的不趨時的性格，實在是因為他對世間人事的看法總有與人不同之處。
章太炎曾對袁世凱寄予厚望，後被袁世凱拘押，在1919年寫的《洪憲紀事詩序》中，論袁世凱葬送清室繼而稱帝敗亡時卻力求公允，道：
於臣子為非分，於華夏為有大功，志得意滿，矜而自帝，卒以覆滅者，何哉？能合其眾而不能自將也。伕力不足者，必營於祥小數，袁氏晚節，匿深宮、設兩衛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矇蔽為奸，神怪之說始興……
袁氏既覆，其佞臣猛將尚在，卒亂天下。今日無有言袁氏之功者矣，然其敗亡之故，與其迫切而為是者，猶未明於遠近。國史虛置，為權貴所扼，其詳不可得而書也。
袁世凱死後，敢說袁世凱曾經“於華夏為有大功”的，章太炎是第一人，而章太炎為袁世凱所害，對袁世凱的憎惡實在不亞於任何一人，更難能可貴的是章太炎希望深究“其敗亡之故，與其迫切而為是者”，章太炎悲哀之深重實在是源於他特立獨行的性格之頑固。
196年，章太炎又有《民國五豪贊》，在先生筆下五豪依次為：孫文、袁世凱、黎元洪、黃興、蔡鍔。實錄如下：
香少先覺，激揚民主。
狎宗交師，不閒戎旅。
私智自矜，賴茲匡輔。
迫竄良將，夷其肢股。
屢蹶復興，承天之祜。
孫文。
項城梟鷙，剿胡由櫱。
良金善賈，銳師基列。
亢龍之進，淫名是揭。
網漏坤維，位替身蹶。
敗不出奔，於今為傑。
袁世凱。
黃陂長者，愛國若性。
承彼樂推，徂以求定。
人皆貪邪，我獨廉正。
不援朋黨，臚言兼聽。
仁而不武，陵夷為病。
黎元洪。
善化溫溫，纊被軍人。
奮跡南夷，秉旄漢津。
略不致遠，進先群倫。
義不務高，退全其身。
人菀已枯，遭時飛屯。
黃興。
邵陽險健，觀時進止。
事上能順，總師有紀。
清朝虎變，日雪國恥。
莫府上陵，息肩海誒。
譎哉二桃，而傾三士。
蔡鍔。
195年1月1日，“一二·九”運動之後，章太炎致電北平宋哲元將軍，雲：
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產黨者，但問今日之主張如何，何論其平素？執事清名未替，人猶有望，對此務宜坦懷。
此時，離章太炎先生永別人世只有半年了。他患有氣喘病，精力日漸不支，但仍然支撐著為人寫字，以潤例謀生，同時給學生講授《說文部首》。直到他去世前十天，即196年6月4日，《說文部首》還在他的手上，授完最後一課後臥床不起，6月14日撒手人間。
太炎先生臨終前，告訴夫人湯國梨，希望死後能葬在杭州張蒼水墓旁。不料日本侵略軍席捲東南，國土淪陷，八方哀號，一時未能竟先生之遺願。全國解放後，1955年夏天，湯夫人為太炎先生卜葬西子湖，將靈柩從蘇州墓地起出，先行公祭，再由金兆梓、汪旭初、範煙橋、謝孝思、周瘦鵑等恭送靈柩赴杭州安葬，周瘦鵑並撰一聯挽之：
天其詔乎！昔誦遺言慚後死；
國已興矣！今將喜訊告先生。
如此，西子湖畔，一代名將張蒼水，一代宗師章太炎，生前隔代，死後相逢，同聽煙雨清聲共賞平湖秋月，桂子飄香時，靈魂也芬芳。
筆者曾去尋訪過他們的墓地，忽而想起：章太炎先生的晚年究竟是漸入頹唐，還是漸入佳境？
真是：“見說興亡事，拿舟望五湖。”
.楊度
1916年5月1日，袁世凱辭世前三十五天，帝制垮臺已成定局。
《京津泰晤士報》記者敲響了北京豐盛衚衕楊度寓所的大門。
楊度泰然對答，記者謂他“態度安閒，詞意堅決”。
這是筆者在故紙堆裡找到的楊度關於帝制運動的最後一次談話。
楊度說：
政治運動雖然失敗，政治主張絕不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諉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
1916年6月以後的日子，對楊度來說，實在是不好過的，袁世凱既敗亡，楊度以獲罪之身居通緝之首犯，為帝制元兇之第一人。不過那時光的通緝似乎是場面上交代的因素居多，並非是軍警拎著手槍、銬子一路摸去，故楊度並未遠走，匿居天津租界便也相安無事了。
不過，還有使楊度傷心的是，1916年10月至11月，他的同鄉、師友中又痛失三傑：
1916年10月0日，王闓運病故於湖南湘潭。
1916年10月1日，黃興病故於上海福開森路寓所。
1916年11月8日，蔡鍔病逝於日本福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一個歷經世事迭變，心上傷痕累累的人，當他發覺自己除了友誼別的已經一無所有之後，那麼恩師、友人的相繼辭世所帶來的哀痛真是不可形容的了。
楊度對王闓運，始終恭敬，執弟子之禮。楊度一生倘若沒有王闓運的推崇，很可能也就是做個西席混飯餬口了，不過倒也不會被通緝。而今恩師辭世，更有一層深深的悲哀便是恩師生前曾有委婉的勸告，於今想來這是王老先生一貫的思想也是他博古通今後對世事的洞明：人能激流勇進不易，人敢激流勇退更難。
楊度挽王闓運曰：
曠古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
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
黃興也是老友了。
幾經聚散，不能忘懷。武昌起義後，黃興儼然義軍統帥與清兵對峙於黃鶴樓下，以後的南北議和袁世凱也得力於楊度的從中調和，他與黃興的舊交之情使袁世凱首先從黃興和汪精衛處得到了某種承諾，而此種承諾往往是在談判桌上既不便公開提出也更難到手的。這個承諾最終導致了孫中山讓民國臨時大總統之位於袁世凱，便有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無可奈何的轉折。
楊度對黃興的最後的情感，便傾注在他的輓聯中：
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
一身能敵萬，可惜霸才無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緊接著是蔡鍔病逝於日本。
楊度挽蔡鍔聯寫道：
魂魄異鄉歸，如今豪傑為神，萬里山川皆雨泣；
東南民力盡，太息瘡痍滿目，當時成敗已滄桑。
三人辭世，三聯寫罷，楊度意猶未盡。提筆又撰一聯再悼黃興，也兼及其恩師及蔡鍔，這一聯具體撰寫時間不詳，當於蔡鍔病逝之後，想來那是1916年寒風肅殺的歲末了。
居恆抵掌論英雄，功成不喜，事敗勿憂，橫覽九州，公真健者；
鄉國驚心數人物，湘綺先亡，松坡後死，撫懷千古，各有生平。
1917年月，楊度通電反對張勳復辟。
這一年京劇譚派宗人譚鑫培去世，楊度的輓聯畢竟吐露著他的才華和性情，那也真是按捺不住的：
國事不如人，寄語袞袞諸公，無端莫學空城計。
世情都是戲，除此皤然一老，有誰知得上臺難。
在這之後，楊度尚有三副名聯傳世。一是四十四歲自壽聯。1919年1月9日，農曆十二月初八，是楊度的生日，十二月十八日為盤古的生日，楊度自壽道：
開天闢地，先盤古十日而生；
東奔西逃，享民國七年之福。
195年月，有挽孫中山聯：
英雄作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
199年月，又有《吊梁啟超聯》：
事業本尋常，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楊度後來學佛號稱虎禪師，可是楊度又哪是只向佛而不問人間風雨的人？五四運動前後，楊度即與李大釗、邵飄萍等人有了交往，後來又為林白水、李大釗而奔走。為籌集營救李大釗的經費，楊度把自己在北京的寓所“悅廬”變賣，得四千五百銀元，從此真的兩袖清風。199年秋，既是冒險家樂園又是赤色熔爐的上海。楊度由伍豪即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在周恩來離開上海之後，和楊度單線聯絡的是夏衍。最初，夏衍知道的也就是一位姓楊的秘密黨員，住在杜月笙那裡，相熟之後，某日他對夏衍說：“我就是楊皙子。”
191年七八月間，為其學生董健吾新婚抱病撰寫了他一生中為他人寫的最後一對聯語：
但哦松樹當今事，
願與梅花結後緣。
191年9月17日上午11時，楊度辭世於上海法租界薛華立路155弄1號寓所。
臨終前，楊度撰自輓聯：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
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有分教：
若於生滅外，
別求真如理，
去妄而求真，
舍波而尋水。
.楊仁山
在革命的年代裡，革命也不是生活的全部，置身革命之外的楊仁山——金陵刻經處創辦者便是一例，楊仁山何許人也？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有載：
少時讀書能文，兼習馳射擊刺之術。及長，專研佛學，移居金陵，創設刻經處，刊印經書佛像。光緒間，先後隨曾紀澤、劉芝田遊歷英、法，歸後仍肆力於佛經；並蓄佛教西行之志，與英人李提摩太譯《大乘起信論》為英文，在金陵刻經處創佛學學堂，名曰“祇桓精舍”，以中西文教授生徒，宣統元年，創立“佛學研究會”，被推為會長，親主講席。……綜其生平，致力於佛教者，垂四十餘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其學以馬鳴為理宗，以法藏為行願，以賢首蓮池為本師，性相圓融，禪淨徹證，並著有《大宗地玄文字論略注》，《佛教初學》課本，及《陰符發隱》，《道德經發隱》，《莊列發隱》諸書傳世。
與楊仁山一起辦佛學堂的有陳散原，陳散原父陳寶箴，戊戌變法失敗，因陳寶箴舉薦譚嗣同，故父子均被“革職圈禁。”光緒二十六年後遷南京四條巷，與楊仁山過往甚多，同參禪理，是有“共營梵校”即興辦佛學學堂之舉。楊仁山並亟請精通英文、日文的“革命和尚”蘇曼殊講授英文。
清宣統三年，辛亥也，南京水災，楊仁山於人間災難無不懷慈悲、憐憫、同情，便去察看，籌謀救災，回家後染病不起，仍強行檢視所刻經卷，並親作目錄如下：
《華嚴部》三十二、《方等部》六十六、《涅槃部》十二、《般若部》二十三、《法華部》十六、《法相部》二十五、《密部》五十六、《淨土部》五十七、《小乘經律論》二十七、《大乘經律論》三十八，及《西土》十六部、《撰集》九部、《禪宗》三十部、《臺宗》十四部、《傳記》十三部、《宏護》十三部、《旁通》十部，及《導俗》若幹部，凡二十一種，四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二十卷。已刊刻完成者兩千卷，達計劃三分之二。（《新編古春風樓瑣記》高拜石著作家出版社）
有弟子陳穉庵，隨楊仁山宏法三十年有餘，仁山仙逝後有聯挽曰：
承願力再來人，花開見佛；
公生平來了事，書本藏經。
有道是：你自革命，我自刻經，硝煙散去，且聽梵音。
4.方地山與夏丏尊
方地山與夏丏尊雖同為民國時人，卻並無交結，筆者集二位先生若干聯語於後，共賞之。
1915年除夕，方地山時客北京，從廠甸歸，其時也，“籌安會”楊度等，正籌備“洪憲”登極，方地山作一聯，似有深意在：
埋怨無地，淚眼看雲，嘆事事都如舊日；
剪紙為花，摶泥作果，又匆匆過了新年。
袁世凱做直隸總督時，方地山在幕府中，教袁寒雲讀書。袁寒雲聰慧之極，讀書過目不忘，詩也寫得好，但本性散漫，好遊玩，袁世凱每每問及，方地山均答之曰：甚好！甚好！項城敬重方地山，還給他候補了七品京堂小官，方地山一笑置之，刻了一方印章自嘲：文字多於語言，飲食少於男女。其醇酒婦人，名士派頭與袁寒雲可謂師徒相近。方地山有一姨太太，天足，為人背後恥笑，方地山自書一聯貼於門上，請人觀覽：
做七品官，無地皮可刮，
住三間屋，擁天足自娛。
每年歲末，衙門慣例封印不辦公。某日，袁世凱遣僕問：先生今年回揚州度歲否？其時方地山有客，提筆寫一聯答雲：
出有車，食有魚，當代孟嘗能客我；
裘未敝，金未盡，今年季子不還家。
袁僕持聯以稟，袁世凱讀畢一笑，“讓招兒看看，學問為何？”
方地山每到年終，便換一門聯，191年為：
如此江山，多少豪傑
且食蛤蜊，莫問狐狸。
191年為：
說破廟風雪什麼，不五鼎烹，當五鼎食，
有醇酒婦人足矣，先天下樂，後天下憂。
方地山為青樓女子做的聯語美不勝收，一聯《贈嫦娥》，情懷佳構，驚世駭俗：
靈藥未應偷，看碧海青天，夜夜此心何所寄；
明月幾時有，怕瓊樓玉宇，依依高處不勝寒；
時人以為袁克文勸諭其父莫做皇帝的“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之句、之意，有方地山的痕跡在。
袁克文“早年刊有《寒雲詩集》，是乃實甫選定的，共三卷，裝成三冊，越年既久，因所印不多，散佚無存，只方地山處尚有朱印的第一、第三兩卷，第二卷也遺失了，結果這殘缺的孤本，方地山送給他，並題一絕：‘人間孤本寒雲集，初寫黃庭恰好時，手疊叢殘還付與，要君惜取少年時’”（《鄭逸梅選集》三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方地山對袁克文的愛惜之情，溢於言表，其時袁克文住上海白克路侯在裡，方地山帶鄭逸梅往見，袁克文知鄭逸梅有建萬佛樓的心願，當即揮毫以隸書一聯相贈：
揮灑千秋心靈三藐，
因緣萬佛天地一樓。
夏丏尊是“開明書店”創辦者之一，創辦《中學生》雜誌名盛一時，他所譯的《愛的教育》，今天讀來仍是佳作，更別提民國時的一版再版，幾致洛陽紙貴。
夏先生與弘一至交，自己也是佛教徒，人間世，看得要比別人透徹明了。
在南京時，先生作聯雲：
命苦不如趁早死，
家貧無奈作先生。
曾邀約弘一住過的白門山莊大門有聯道：
這般世界，
如此江山。
另屋門上，別有一聯：
青山當戶，
白眼看人。
白馬山莊有一小小農場，聯雲：
天高皇帝遠，
人少畜牲多。（參見《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方、夏之外，一時名聯尚有：民國八年，林琴南居北京，時局動蕩，春節時作聯雲——
忤名初得安身法，
墐戶仍非避世方。
某歲，吳江名士金鶴望在蘇州租屋而居，書一聯：
騏驥志千里，
鷦鷯借一枝。
《官場現形記》作者李伯元寓居上海勞合路，附近多妓院，書聯雲：
老驥伏櫪，
流鶯比鄰。
南社易大廠的聯語“較為閒適放達”：
竹葉春杯人日酒，
梅花老屋歲朝圖。
鄭逸梅“效為一聯，傍諸室門”：
梅花數點，
月色一寮。（《鄭逸梅選集》）
5.李叔同
李叔同，弘一法師，富家子弟，熱衷革命的才子，引進西洋油畫之第一人，中國近代音樂拓荒者之一，辦《音樂小雜誌》，組話劇團體“春柳社”於日本演《茶花女》，後在浙江兩級師範執教。“1918年7月1日披度於杭州虎跑大慈寺，發名演音，號弘一”（《浙江文史資料選輯》6輯，李鴻梁）。
弘一大師的相關文字已有不少，只記詩詞幾則。
送別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
李叔同年少時風流倜儻，走馬章臺，與坤伶楊翠喜、名妓謝秋雲、歌郎金娃娃過從甚密，卻是遊戲人生而已，有贈金娃娃的《金縷曲》流傳一時：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喜餘夢影，樽前眉底。陶寫中年絲竹耳，走馬胭脂隊裡，怎到眼都成餘子！片玉崑山神朗朗，紫櫻桃，慢把紅情系。愁萬斛，未收起。
泥他粉墨登場地，領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雛鳳聲清清幾許？銷盡填胸蕩氣，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一事，問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遊戲！
光緒三十一年左右，李叔同將去日本，又作《金縷曲》，家國情懷，依依惜別，洋溢其中：
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枝衰柳。破碎山河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
漾情不斷淞波留，恨年年絮飄萍泊，總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悽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更有革命豪情、魂魄精衛的《滿江紅》：
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餘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河山，英雄造。
195年至196年，弘一法師因平生知交夏丏尊之約，在上虞白馬山莊小住，法師撤去床上被褥，以隨身所帶的一領破席為臥具。“不久，北伐軍興，江南政局驟變，到處高唱破除迷信的口號，並有毀除佛寺的行動。弘一邀約浙江省黨政當局青年朋友數人……他劈頭便對他的學生宣中華說：‘你們為什麼連做和尚最後一條路都不留下去了？’”（《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弘一圓寂前曾書二偈：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餘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弘一之絕筆為：
悲欣交集。
6.賽金花
194年冬，時任北平亞東新聞社社長的顏儀民，偕同副社長王宗明先生訪問蟄居北平天橋居仁裡、人老珠黃的賽金花。與賽氏相依為命的女僕顧媽，熱情地把我們迎了進去。賽氏已然臥病在床，但她雖年逾花甲，而風韻猶存。顧媽端上了茶和蘇州瓜子，賽氏招我們在床頭坐下。床前曲蜷著一隻黑白花的哈巴狗，似乎在窺視主人的病情。
以下為問答。
問：“您在庚子事變年間，對保護北京老百姓和保護皇宮內院，還是有一定的功績啊，您能把當時的情形，回憶一下嗎？”她聽了我的話，像是給她打了一針強心劑，立刻精神振作，笑容滿面，露出了整齊白玉般的牙齒。我沒好意思問一問是真牙，還是鑲的假牙；後來王先生告訴我，從賽金花白嫩面龐看，幾乎看不到皺紋，那牙齒，肯定是真的。
賽金花說：八國聯軍攻北京城，我還在天津。聽說八國聯軍統帥是瓦德西，我根本不認識他。我陪同文卿（洪鈞）出使德國時，我叫傅彩雲。那時在德國我是交際場中的風雲人物，所以上層人物我多半相識。瓦德西到了北京，還是漢奸們為了逢迎他，把我的情形告訴了瓦德西。瓦德西知道後很吃驚。由漢奸搭橋，才把我召到北京來，就陪同瓦德西住在中南海儀鸞殿。
問：您會說德語嗎？
賽：我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我16歲起陪同文卿到了幾個國家，我是學話不學文。首先請人教我外國話。我的記憶很強，所以每到一個國家，很快地就能說他們的話了。可我只能說，因此文字我認識得不多，連外文報紙都看不下來。
問：聽老北京的清朝遺老們說，您對北京城做了不少功德，能把當時的情形略述一二？
賽：八國聯軍剛一進北京城，燒殺淫擄，無所不為，留在北京的和議大臣像李鴻章、慶王爺等，都託宮女向我求情，說不要殺老百姓，要保護紫禁城，不要讓聯軍進去等等，我便勸瓦德西。他真下了命令，不準殺無辜的黎民百姓。有時我還不放心，抽時間我就和瓦德西騎馬走街串巷。那時八國聯軍佔據北京城，八國軍隊分駐四九城，所以各佔領區我們都要巡查，幾條繁榮的大街，客商照常公買公賣。老北京人是有目共睹的。就是榮祿也寫信偷偷叫宮女轉給我來求情。
問：您怎麼認識榮祿？
賽：我在天津掛牌時，榮祿知道我到了天津，他就聞風而至。後來他又把我接到他的公館去住。那時候我認識了袁世凱，他們密議要請西太后和光緒皇上到天津閱兵，想搞假兵變，謀害光緒皇上，我全知道。袁世凱也約我去紫竹林跳舞，他們的秘密全不揹著我。
問：那時興跳舞嗎？
賽：天津是各國叢聚的地方，紫竹林舞場在光緒年間就有。
問：您做過欽差夫人，為什麼還操舊業？
賽：自打文卿死後，洪家容不下我，逼我“上梁山”。我到上海掛牌，上海的許多士紳都和洪家有關係。他們認為上海離蘇州近，有辱洪家門風，故而我才到天津，改名賽金花。我一到天津，天津報紙就宣傳開了，幸而榮大臣把我接出去。那時從早到晚，嫖客盈門，我真是應接不暇了。
問：您在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賽：那就是“克林德的石頭牌坊”。聽說清兵和義和團打死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我在德國時就認識克林德夫人。自打克林德被打死，慶王爺也託宮女向我求情，因為瓦德西不答應，德皇威廉二世也不答應，清朝廷著了慌，要給克林德設壇祭奠，然後把靈柩運回德國，派大臣再設壇追悼。瓦德西是不依不饒。我給出了個主意，叫朝廷給立一個像東四牌樓一樣的大牌樓來做紀念，可以永垂不朽。後來怎麼改石頭牌坊，詳細情形我就不知道了。今天移在中山公園那座牌坊，可跟從前東單總布衚衕西口的原石頭牌坊不完全一樣。記得是平行三個白石座。牌坊建立，朝廷與聯軍訂立了喪權辱國的條約之後，八國聯軍便撤走了。
問：您跟瓦德西感情不錯，他們撤走時，對您一定留戀吧！
賽：您說的，我對他們是逢場作戲。就瓦德西本人來說，他在中國苦惱極了，他一時也不願留在中國。
問：為什麼？
賽：您想，做一個八國聯軍統帥，日子並不好過。各國都為了各自利益，互相明爭暗鬥。在朝廷協議時，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俄國暗自與朝廷勾結，反對英國提議；俄國又向瓦德西反映說英國暗自與李鴻章交涉。一次俄國一位將軍跑來說英國汙辱他們的國旗，非叫英國賠禮道歉不可。瓦德西雖然名義上是“統帥”，實際一點兒也統帥不了。
問：您在儀鸞殿住了多久？您分得財寶不少吧？
賽：我在中南海住了半年，可以說是“兩袖清風”。我要是想發財，我跟文卿出使外國早就發財了。我住儀鸞殿時，遇了一場大火，又跟瓦德西搬進豐澤園頤年殿小住，直到光緒二十七年七八月間，瓦德西離開中國，我留在北京。
問：瓦德西離開中國以後，您在北京做什麼？
賽：光緒二十七年十月，西太后自西安回到北京，進了皇宮內院，她哪裡知道是誰保護了皇宮。李鴻章可以作證，可是他已死了。北京總算平安了，許多王公大臣幾乎把我包圍了。他們都想在我身上找點便宜。這一段時間，我回一趟蘇州，可我到蘇州，還是呆不下去，於光緒二十八年冬，我又回到了北京。一些王公貴族，有好人，也有壞人，有的勸我開班子，後來就在前門外陝西巷組織了妓班，重操舊業，麻煩也就來了。有一天，戶部有位陸老爺約定在班子裡請客吃飯，因為一個姑娘慢待客人，我責備她重了些，她服毒自殺了。地方上把我解送到刑部衙門審問，因為部裡上下都是熟人，雖然把我押進獄中，關在一個潔淨的單間，每天有魚肉。沒有幾天叫我具結把我釋放了。我把姑娘們都解散了。我非常後悔，我過去做了許多蠢事，今日落得如此地步。
顏儀民對賽金花說：“您過去是因家境貧寒才被父母送進‘火坑’的，幾十年當中，雖然也做了許多蠢事，但是有一點是應當肯定的，您在庚子年間，您不但沒有趁火打劫，助紂為虐，反而保護了許多老百姓，保護了紫禁城。設想您在庚子事變中，趁火打劫，助紂為虐，紫禁城很難說不是圓明園的第二？今天雖落此地步，北平城不是還有許多慷慨之士，解囊相助，他們不是都具有一片赤誠的同情之心麼？”
當年名噪一世的“賽二爺”，會心地笑了。（《文史資料》合訂本40卷，中國文史出版社顏儀民文）賽金花，民國奇女子也！
7.袁克文
袁世凱大殮後在中南海停靈二十一天，所有的喪葬儀式均如中國歷代帝王一般，6月8日起靈由一眾子女扶棺回彰德洹上村，這也意味著袁氏家屬最後的顯赫是以袁世凱的喪葬結束的，從此新華門內將另有新主，這一處風水寶地成了多少人的傷心地？
6月7日傍晚。
袁克文出得中南海，拐到西單的人叢中，頓時覺得身心自由，他喜歡和陌生人一起漫無目的地走路，在最後的夕照裡，讓天色漸漸地黑下來，然後走進一家旅店開個房間，最好有一個紅粉知己陪著，品茗飲酒，何其樂也！
他曾和易哭庵研討過：
“人本過客。所謂過客者，走路、住店、交友而已！”
袁克文喜歡住飯店，不是為了闊氣，而是更合他那種過客的心態，“家是個累贅，娘卻必須得孝順。”
不過，今兒晚上他卻不能住店，也不能走太多的路，八大胡同更是去不得，袁克文只想重訪一番陶然亭。
其時，陶然亭在北京，還算不得名園。它位於西南角，右安門內東北處。始建於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於古寺慈悲庵內建敞廳三間，取白居易詩意“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笑一陶然”而名為陶然亭，也有稱為江亭的，江藻所建，此其一；園中多雜草、蘆葦、水潭，使人想起大江東去，此其二。哪知道雜草、蘆葦的荒涼，卻也引來了一批文人，每每於春秋之際在園內暢飲、題詩；倘若天氣清明，登園中之高還可以遠眺西山，雲、樹歷歷在目，倒也寧靜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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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年冬，袁克文曾與易哭庵、黃秋嶽等七人結吟社於流水音，汪鷗客有名畫《寒廬茗話圖》傳世，世稱“寒廬七子”，這七子便去過陶然亭幾回，秋風荻花，此景難忘，有幾首詩袁克文至今還記得。
易哭庵《詠秋風之陶然》只兩句：
秋風萬里新入關，
長安一隅舊陶然。
黃秋嶽的《秋嶽陶然》：
秋嶽有名本陶然，
荻花無意度關山，
但以冰封雪為鄰，
卻看寒廬生紫煙。
袁克文漫步在陶然亭的青草間。
重重暮色在他的腳下鋪展開去，家父去世，舉國聲討，好友星散，前程渺茫。
他忽然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
袁克文急匆匆地從原路步出陶然亭，漸近右安門時又有了燈火及行人，他踏上了一輛人力車……
由此開始，他還要走十五年的路。
袁克文的家安在天津有兩宅，一在地緯路，一在兩宜裡。他另在租界的國民飯店開有包房，有時候還住在戲班子裡，最低等的妓院“老媽堂”裡他也宿夜。偶爾回家看一看，夫人劉梅真便又哭又鬧，說：“沒有你這麼荒唐的。”袁克文只是看看孩子，放下幾包時鮮果品，扔下幾兩銀子，便哈哈大笑又出門去了。
上海是袁克文的另一處居住地。
0世紀0年代初，正是上海熱鬧的時候，新文學、舊文學雜陳，各有地盤和市場。袁克文常常交往的是包天笑、周瘦鵑、嚴獨鶴、畢倚虹、劉半農、張光宇、胡寄塵等，也都是上海文壇稱雄一時的鉅子，無非是詩文酬酢，飲酒品茗。為了應付十里洋場，也是克文好湊熱鬧的脾性，在上海加入了“青幫”，按幫中“大、通、悟、學”排輩分，袁克文是大字輩的，那就是老頭子了，可以開香堂、收徒弟。
袁克文熱衷的還是醇酒、婦人，也寫作，收集古泉，窮得付不出房租時便給人寫字，換了錢便去找紅粉知己，或者換鴉片來抽。當時上海的時價一石大米為10元，他抽鴉片煙的錢卻是0元，他抽鴉片煙時只想到明天還有沒有錢抽。那幾年常常出現在他身邊的是一個叫唐志君的浙江平湖人，江南淑女，亭亭玉立的身材，櫻桃小嘴，且粗通文字。袁克文對別的朋友介紹時說：“尤物也。”
袁克文有時也畫畫，不知師承何人，大概是藉著書法的功底，竟也落筆成趣。他好畫梅花扇面虯屈一枝紅梅幾蕊，畫完後問志君：“這該送給誰？”
志君：“當然是梅蘭芳先生。”
袁克文：“那好，我題款。”
志君兩隻手拎著畫的兩角，小心翼翼地站在榻前。
袁克文吐一口鴉片煙，噴雲吐霧中取過羊毫小楷，卻既不站起也不坐起，仰躺在鴉片榻上左手接過志君手中的畫，右手提筆懸腕，凌空疾書，只見筆筆有力嗖嗖有聲宣紙微有顫動，兩行小字脫穎而出：
一虯三屈終是香
梅開二度傲雪霜
梅蘭芳先生教我
克文浪遊南北，一年春天宿西湖廣化寺凌雲閣，只有志君同行。本想忘情山水飽覽一番西湖景色的，時值早春，湖上煙氣淡淡湖中荷花剛剛長出巴掌大的葉片，偶有魚兒躍起，竟也攪起了一片漣漪。
第二天，廣化寺內便傳開了袁克文正住在凌雲閣內。清晨，袁克文一開門，便見十幾個僧眾正聚集在院子裡，為首的是谷雲，紛紛雙手合十� �：“久仰公子大名，敝寺有幸，小僧有幸！”
袁克文當即抱拳還禮，心裡卻有點兒慌亂，想讓谷雲等僧眾進屋飲茶，志君卻還在內室躺著，昨夜雲雨幾度，早晨撒嬌說：“我真困。”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再說，寺廟清淨之地，原本不該帶著風月場中的人來同宿的，一見志君婀娜娉婷，眉梢上還帶著昨夜的浪意倦容，叫那些還沒有“入定”的小和尚們怎生聯想？
谷雲卻是極機敏的人，說道：“小僧只是請公子為敝寺留得一副楹帖墨寶，不情之請還望厚諒。”
袁克文寬懷：“好說，一個時辰後來取如何？”
谷雲謝過告別。
袁克文寫對聯也有一絕：不用桌子，把宣紙懸空，由侍者拎著，他看過一眼便揮毫淋漓。志君侍候筆墨，裁好上等宣紙，把聯紙拎在手中，雙手舉過頭頂，袁克文略一思量，頓時寫成楹聯三副：
四望林巒歸几席，
千重雲水蕩胸脾。
登凌雲閣，涉凌雲想；
飲六一泉，讀六一詞。
右通嶽墓，左接蘇墳，忠骨香魂都咫尺；
後倚孤山，前臨西子，潭光塔影共徘徊。
袁克文回到上海寒廬，又恰遇畢倚虹日前從杭州趕赴上海，兩人在西子湖畔失之交臂，上海聚會時便格外親密無間。
畢倚虹是其時上海灘頭《星期》週刊的小說健將，十里洋場的街頭巷尾可謂無人不知，對袁克文卻一直敬重有加：
“寒雲兄，你有一首詩，將來在歷史中有位置，就是民國四年反對洪憲帝製作的。”
袁克文點頭：“中南海那個地方實在帝王之氣太重，金碧輝煌極為巧妙地遮掩著衰朽腐敗。”
畢倚虹：“因此才有‘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寒雲，我再說一遍，這首詩將來在歷史上要有位置。”
袁克文邊笑邊問：“只是今夜良宵，你我何以打發？”
兩人大笑。
袁克文風流名士卻也忙忙碌碌，寫文章、抽鴉片、飲酒、狎妓，有錢的時候還是出了名的“票友”，沒錢的時候便替人按照“潤例”寫字，小字大字都寫。時人謂之“不僅能坐而言，還能立而行”。民國八年，上海新舞臺為賑災演《紅拂記》，克文飾李靖。是年冬天，赴南通客串，與小榮祥合演《折柳》，與歐陽予倩合演《審頭》、《佳期》，博得滿堂掌聲。
最為震驚上海演藝界的是他與俞振飛合演《群英會》，克文飾蔣幹，俞振飛飾周瑜，臺上銖兩悉稱，克文演來一身的書卷氣，臺下無不擊節！
袁克文還客串過建文帝，有劇照登載於其時上海的《遊戲新報》，並有範君博的題詞：
有腳不踏河北塵，
此身即是建文身。
閒僧滿腹興亡史，
自譜宮商唱與人。
你道範君博的詩是怎麼寫出來的？那是因為在臺下看克文演戲，和方地山一起看到落淚，袁克文在臺上本是客串的票友，可演建文帝時又恰恰觸及了自己的身世，便神情沉鬱，語氣蒼涼，使聞者迴腸蕩氣。一曲唱罷，臺下的竟然紛紛太息、落淚！
都說袁克文活得瀟灑，那是因為他把人生的行李丟棄了很多，在袁世凱如日中天時他不以為榮，對於做“皇二子”更是從心底裡討厭，所好的不過是醇酒婦人、詩畫演藝，朋友中大多是清客、名士。袁世凱稱帝敗亡，他也不以為恥，仍然落落大方地我行我素。袁世凱的故舊如曹錕、張作霖都希望他做一份掛名差事，白領一份乾薪，袁克文一笑，拒絕了。
他的放浪形骸使他更真實。
真實到赤裸裸。
他彷彿知道自己的一生比苦短還苦短，便拼命地吸鴉片，走馬燈一樣地愛著一個又一個女人，除此以外，如寫作，隨寫隨丟，常常有頭無尾，害得發他連載的報刊主編急得眼冒金星；如寫字，只在付不出房租、朋友缺錢的時候寫；如演戲，興來去客串興盡便下臺……
他一生花去最多精力做得最認真的是不斷地愛女人，自己也說不清愛了多少個，他是真愛，哪怕偶然相識春風一度也愛得很認真，他在窮困時一直有女人愛著，也從沒有女人在他生前身後指責過他。他把心撕成碎片，一片一片地給他愛的愛他的女人，能說那一片血淋淋的心不是心的全部？
袁克文愛的每一個女人必有詩文或聯語相送，那些女人也從不把這些真跡抵押拍賣，而當作信物珍重著，誰道青樓女子不識愛？
光是那些女子的名字——算是朋友們知道的——便已經琳琅滿目了：無塵、溫雪、棲瓊、眉雲、初霞、金鈴、雨香、醉紅七娘、小桃紅、雪裡青、蘇臺春、琴韻樓、高齊雲、小鶯鶯、花小蘭、聖婉、唐志君等等。
摘錄當時流傳的幾副聯語：
贈春宵樓九娘
春去春來，門外風花都不管；
宵長宵短，樓頭歡好自無涯。
贈醉紅七娘
萬古閒愁，憑消月子三分，春風十里；
一宵沉醉，安得珍珠百顆，玳瑁雙棲。
贈初霞
初時相見，便已留情，況移酒近眉，登樓把手；
霞綺成裳，猶嫌汙色，願裁雲作履，踏月為盤。
贈金鈴
柳綻金時，春色湖邊應早綠；
雨淋鈴曲，歌聲天上許重聞。
贈雨香
小雨隔簾，重雲出岫，
微香催夢，濁酒催吟。
贈小鶯鶯
漫與談心，銜花偶向南臺見，
初知學語，選樹還來上苑花。
另有一青樓女子名鶯鶯，又名小桃紅，剛巧與袁克文先前的兩個舊歡同名，克文不禁感慨萬端，有聯道：
提起小名兒，悵昔夢已非，新歡又墜；
漫言桃葉渡，念春風依舊，人面誰家？
又雲：
薄倖真成小玉悲，折柳分釵，空尋斷夢；
舊心漫與桃花說，愁紅泣綠，不似當年。
志君的離去似乎沒有多少道理，克文卻悶悶不樂了好幾天，在袁克文所有的紅粉知己中，志君是隨侍時間最長的，大約有三年吧。為其操持一切，從穿著到飲食，乃至侍候抽鴉片。也跟著袁克文不停地搬家，先住上海遠東飯店，後搬至霞飛路寶康裡對面70號，再遷至愛多亞路九如裡口14號，還有一段時間則住在白克路寶隆醫院隔壁弄堂裡。
每搬一處，袁克文便在門口掛上手書的“洹上袁宅”的牌子。
一到晚上，袁宅門口便開始熱鬧起來，克文已過足煙癮，志君忙裡忙外招待客人，文友、弟子滿堂，還有一位是《晶報》主筆餘大雄，為索稿不怕奔走，常常一日數次空手而歸，後成為袁克文的至交，克文戲稱之為“腳編輯”，那是因為本來坐而編稿者卻成了放腳奔波人之故。
群賢畢至的一夜，大家忽然覺得本來輕鬆的氣氛有些異樣，缺了什麼似的，志君不在了，走了。也不必問什麼緣故，克文自己就說過：“或不甘居妾媵，或不甘處淡泊，或過縱而不羈，或過驕而無禮，故皆不能永以為好焉。”
志君離去後，為人批命算八卦以圖生計，有好事者勸她以“洪憲皇帝袁項城之媳循陰陽五行為鐵板神算”登報做廣告，必能生意鼎盛。
志君搖搖頭：“那怎麼對得起克文？”
191年月，袁克文出現在天津，早春的北方氣候還冷，克文還是那副堂堂儀表，戴六合帽，帽上綴有一顆明珠，上身著海龍皮裘，戴眼鏡，不蓄鬚，舉止灑然地出入於國民飯店，4號房間是他回到天津後的常包房，裡面住著新近認識的一個北國佳麗叫小阿五。
中旬，克文覺不適，回兩宜裡家中小住，繼而高燒不退，名醫診治後是猩紅熱，服藥靜臥，好不容易退燒了，人卻很虛弱。
夫人梅真似有預感，說：“你好好將養些時日。”
袁克文：“我好了，想出去走走。”
梅真：“你太虛弱，經不起折騰了。”
袁克文：“知道。”
袁克文穿戴整齊後出門直奔六國飯店，只覺得有點兒頭重腳輕，是夜和小阿五同宿。次日又覺頭疼發熱回家後高燒重起，並危及腎臟，再延醫搶救，兩天後不治而終。
臨終前，清醒時忽而長嘆：
“既不得於父兄，又不得於妻子；家庭骨肉，難言之痛，嗚呼！”
言畢，淚如雨下。
191年月日午刻去世，享年4歲。
袁克文青幫中的徒子徒孫聞訊後便集結於天津，集資為袁克文辦喪事並善後，那時的克文真的已經一貧如洗了，從他的筆筒裡只找出0元交通券。
袁克文在天津的喪事集一時哀榮之盛。道場佛事且不說，送葬的徒子徒孫有000多人，這行列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百餘人淡妝素服青衣白鞋的女人一路扶棺痛哭，那是京津滬三地聞訊趕來弔喪的克文舊時相好。
訊息傳到上海，餘大雄在《晶報》上接連發表哀挽文字，志君第一個趕到《晶報》詢問其詳，語不成聲，花容失色。上海友好並於4月6日假座牯嶺路普益代辦所公祭袁克文。悼文、輓聯中有兩聯傳誦一時：
其一
身世難言，詞賦江關空寄慨；
華年逝水，煙霞風月彀銷魂。
其二
窮巷魯朱家，遊俠聲名動三府，
高門魏無忌，飲醇心事入重泉。
是夜更深，在袁克文第一次來上海、最後一次離開上海前下榻的遠東飯店門前，有人聽見一個女子的淒涼泣唱之聲，唱的是袁克文所寫曾發表於報章上的為紀念日本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的《五月九日國恥放歌》——
炎炎江海間，
驕陽良可畏，
安得魯陽戈，
揮日日教墮。
五月九日感當年，
曜靈下逼山為碎，
淚化為血中心摧，
哀黎啼斷籲天時，
天胡夢夢不相語。
中宵拔劍為起舞，
誓搗黃龍一醉乎，
會有談笑吞驕奴，
壯士奮起兮毋躊躇！
聲也悠悠，情也悠悠……
8.徐世昌
袁世凱稱帝敗亡其間，眾叛親離，最後為他收拾殘局的一個關鍵人物，就是拒不“勸進”而又終其一生，對袁世凱忠心耿耿的徐世昌。011年月號《北京觀察》有徐世昌第五代嫡長孫徐定茂之文，及徐世昌在戊戌變法其間的日記若干，徐定茂認為“故將訓政歸於袁世凱告密說法恐怕難以成立”。把百日維新終結成喋血菜市口的這一百年大案，一般的說法如本書前文所述，是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力說袁世凱殺榮祿，救光緒皇帝，而結果則是光緒被囚，慈禧訓政，不是袁世凱告密是誰？中華書局1994版的《中國近代史》中也有同樣記述：“9月18日（八月初三日）深夜，譚嗣同隻身前往袁世凱寓所，勸說袁世凱擁護光緒皇帝，誅殺榮祿。9月0日袁世凱向光緒皇帝表達自己的忠心，當晚趕回天京，向榮祿告密。”
徐定茂的文章及徐世昌此一期間的日記，頗值一讀。
題為《戊戌年間的徐世昌》一文，先是清楚地交待了其時徐世昌的地位：新建陸軍稽查全軍參謀營務處參贊；徐世昌的任務：在天津小站協助袁世凱編練新軍七千人。可以視之為袁世凱的心腹、助手，然後是康梁與袁世凱之間交往，自京師強學會相識，定交，徐定茂記並錄徐世昌日記雲：
袁世凱確實一直積極與維新派建立聯系，曾多次同先祖參加過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嵩雲草堂組織的各項活動。
乙未，三十日，晨起。看書。寫信。雲甫、子封（沈曾桐，字子封，沈曾植之弟，光緒十二年進士）來。午後看書。檢什物。慰廷、巽之（張孝謙，字巽之，光緒十五年進士，翰林院編修）來，略坐，約同至高雲草堂，談至二更後歸。
八月，朔日，晨起。寫信。出門。晚赴嵩雲草堂巽之之約，議開書局。同座陳次亮（陳熾，字次亮，光緒年舉人，曾任軍機處章京）、陳養元（疑為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光緒十二年進士，曾參與強學會活動）、康長素（康有為，字廣夏，號長素）、叔衡（丁立鈞，字叔衡，光緒六年進士）、子培（沈曾植，字子培，光緒六年進士）、子封、慰廷。席罷，又談至三更後歸。小坐後寢。
九月，十九日，晨起。出門。歸。子封在家，午後同其共赴強學會請宴。巽之承辦。座有於晦若式枚（於式枚，字晦若，光緒六年進士）、文芸閣（文廷式，字道希，號芸閣，光緒十六年進士，翰林院侍讀學士）、梁卓如（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汪伯棠（汪大燮，字伯棠）、沈子培，英人李提摩太，字菁嶽，美人李佳白，字啟東（李提摩太和李佳白均為傳教士），畢德格（曾任美國駐天津副領事，後入李鴻章幕府），字子明，二李皆能談中國經史。
廿四日，晨起。寫信。來數客。巽之、子封約同看新租強學會書局房舍，午後又同請宴。日西赴李季皋（李經邁，字季皋，為李鴻章之三子）侍郎之約。晚赴輔唐、雨人之約，二更歸。
徐定茂文章稱：
但康有為又終因袁與榮祿的關係非同一般，恐其為榮祿所用，仍有些放心不下。所以便特派親信弟子徐仁祿透過先祖去探聽袁世凱的虛實。
近代史上對於徐仁祿小站之行的通常說法，如《民國歷屆總統》（團結出版社，***年版）一書中講，袁有意對徐仁祿大肆稱讚康有為，稱康有“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徐仁祿故意挑撥他與榮祿的關係，說康、梁屢次推薦他（袁），榮祿即從中作梗，怎麼關係這樣不融洽。袁世凱回答，以前翁同龢主張給我增兵，榮祿說漢人不能握大兵權。翁說，曾、左亦漢人，何嘗不能任大兵，而榮祿不同意，是對他的不信任；曾、左可以握大兵權，袁不可以，表示袁非嫡系。徐仁祿將袁的表演向康有為進行了彙報，康終對袁放了心。此說法主要依據《康南海自編年譜》。
但從先祖記述中看，徐仁祿在小站時均由先祖接待，營內只不過是“到文案處”。與先祖交談時，只有新建陸軍督練處文案言敦源（字仲遠）在座。在十四號那天的交談中，最後就是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定（字雲臺）曾“來”而已，並沒有袁世凱直接與徐仁祿見面的記錄。先祖到天津去見榮祿，回到小站後便立即“到慰廷家久談”，足見袁世凱對後派思想動向的重視。據傳，袁世凱大事必先就商於徐世昌，“事先關照、時常承教、拜聆一切。”（《袁世凱致徐世昌》，《近代史資料》，1978年）在先祖向袁世凱介紹與榮祿的談話內容過程中，從常理上講徐仁祿應該不便在座。先祖的記述也是徐藝郛“同來”小站，而不是到慰廷家久談時徐藝郛“同座”。而徐仁祿在天津已與先祖“聚談半日”，先祖對徐仁祿來到小站的目的應該是基本清楚了。袁世凱綜合了各方面情況，尤其是榮祿的態度後提出一個儘量由先祖出面應酬而其避而不見的方略也是正常的。所以郭劍林、郭暉先生在《翰林總統徐世昌》（團結出版社，010年版）中提出，“康有為於6月間首先派徐仁祿到天津小站去探袁世凱的虛實。徐仁祿到天津由徐世昌出面接待。王照（王照，字小航，號水東，光緒年進士，曾參與戊戌變法）在《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中寫道：‘往小站徵袁同意者，為子靜（徐致靖，字子靜，光緒年進士，翰林院編修）之侄義甫（疑為藝郛之筆誤），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指徐世昌）傳話，所徵得者模稜語耳。夫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模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這種看法是指徐仁祿赴小站遊說，與袁世凱根本就沒有謀面，僅由徐世昌一人接見。後者始終以模稜兩可的話來應付。徐仁祿涉世不深，僅憑膚淺的觀察、簡單的對話即回京報告康有為挑撥袁世凱與榮祿的關係有成，遂使維新派倚北洋軍為護軍，實屬決策失誤。
綜觀形勢，其實當時關注小站動態的也不僅僅有康有為。從先祖記述的情況上看，還有身在武漢的張之洞等人也密切關注著小站動向。
在徐仁祿於十五日匆匆冒雨返回京城後，小站隨即進行了重點課目為防守調配的軍事演習。
十九日，晨起。辦公。慰廷來。久談。會客。校書。午後又校書。寫信。由郵政局發一書，上孝達尚書。夜出查各營，操演防守，調其備戰隊皆應甚速且寂靜。
天津小站已成為帝、後兩派矚目之地。徐定茂錄徐世昌日記，關於閱兵：
先祖是於七月初十日得到了天津閱操的通知：
初十日，晨起。會同翼長點步隊；左一、右一、左二，三營名。午後點右三、右二，兩營名。辦公。會客。寫信。得電諭：太后、皇上派九月初五日啟鑾，駐驛南苑，看御前侍衛等各京營操演；十五日啟鑾，由鐵路駐驛天津，閱操。廿五日迴鑾。燈下，馮華甫、張勳來商酌修理操場。
十一日，慰廷自津歸。
徐定茂文又說，當時北京確已殺機暗伏，袁世凱奉詔進京見光緒帝，此後風雲大起：
不過戊戌年間的京畿，卻已經是陰風陣陣殺氣騰騰了。
袁世凱奉詔進京，被召見後又連夜給小站打來緊急電話，把先祖約至天津。適值天降大雨，道路溼滑。先祖清晨上路，終於在日落前見到了袁世凱。
《翰林總統徐世昌》中講，“袁世凱來京時，幕府智囊徐世昌隨其同來。”其實，先祖是在天津與袁商談後，按照袁的囑託，早袁一天，先來到了北京。
這段時間裡發生了一個近代史上被認為比較關鍵的事件，即所謂袁世凱的戊戌告密。通常歷史的說法是，在慈禧準備廢掉光緒皇帝用暴力扼殺變法的最後關鍵時刻，維新派將一切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但袁於上午請訓後，立即乘火車返回天津，將維新派的計劃向榮祿全盤托出。當晚，榮祿進京，面見慈禧。次日凌晨，太后由頤和園進城，徑入皇宮，以光緒病重不能理事為由宣佈自己臨朝訓政。維新運動至此失敗。當時民謠“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講的就是這段過程。
《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1994年版）中講，“9月18日（八月初三日）深夜，譚嗣同隻身前往袁世凱寓所，勸說袁世凱擁護光緒皇帝，誅殺榮祿。9月0日袁世凱向光緒皇帝表示自己的忠心，當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
這一重大時期的徐世昌日記為：
七月廿六日，晨起。寫信。辦公。會客。到馮華符（甫）處。午後校書。辦公。會客。晚慰廷自津來德律風（應為電話之音譯），約明日赴津……
廿七日，慰廷約赴津，黎明冒雨行，道路泥濘。乘車行三十餘裡，騎馬行三十餘裡，日西到。與慰廷談……夜歸又與慰廷談，囑明日赴京。
廿八日……上火車，申刻到京，宿梧生（徐坊，字梧生，宣統皇帝之師）宅中，出門訪數友。
廿九日，叔嶠（楊銳，字叔嶠，戊戌六君子之一）、錢念劬（錢恂，字念劬，曾出使歐洲）來談，敬孚約早飯，又看數友。慰廷到京，住法華寺。往看，天晚遂宿城內。
三十日，出城到敬孚處早飯，午後……又訪數客。
八月，朔日，梧生約早飯。之後到敬孚處。午後看數客。
初二日，到城內，住法華寺。
初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進城。聞有英船進口。
初四日，出城，到梧生宅，束裝而行。上火車，申刻到津。
初五日，訪範孫（嚴修，字範孫，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久談……慰廷出京到津。聞英船已開走。晚與慰廷談。
初六日，策馬回營。各統領營務處來。
先祖關於這幾天的記述的確比較簡單，如初三日，也只是出城又進城，並沒有留下去到哪裡，見到了什麼人的一絲痕跡。後有學者研究提出，“由於袁世凱赴北京是應光緒皇帝的召見，出於維新派的引薦，故有召見和升官之命。袁世凱認識到要和維新派打交道，特地把徐世昌從小站找到天津，並要徐先期赴京聯絡。徐到京宿梧生宅，梧生宅在城外，此時的徐世昌所訪數友，很可能有維新派在內。當第二天袁世凱來到北京後，徐世昌就進到城內，與袁同住法華寺。法華寺在東城報房衚衕，屬內城；康有為住南海會館，在宣武門南，屬外城。八月初一日袁世凱去頤和園覲見皇帝，住在了海淀，徐世昌則在外城活動。八月初二日袁見過皇帝返回法華寺，徐世昌也立刻來此同住。而八月初三日，徐世昌出城，料理回津，晚又進城，其實是應維新派之約，從法華寺出城，到南海會館看到了光緒的密詔，共商舉兵救光緒之策。晚間又匆匆進城來到法華寺，其實是和譚嗣同一起來找袁世凱的。譚嗣同亦非不速之客，當是徐世昌攜來。袁世凱和譚嗣同對話之前應對事態開展和譚的來意已然一清二楚，而徐世昌又是譚嗣同、袁世凱談話的參與者。梁啟超說，當譚嗣同與袁世凱面談殺榮祿圍園劫太后時，譚問袁：‘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這時有一位幕友插話述說榮祿和袁世凱之間的矛盾，並說‘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梁啟超未言明此幕友是何人。但有資歷、有條件參與這次秘密談話的人，必是徐世昌無疑。”（戴逸《戊戌年袁世凱告密和袁和維新派之關係》）
但從先祖的記述中看，袁世凱的確是在八月初五日，即公元1898年9月0日由北京回到了天津。據先祖丁酉年間趕赴小站時的記載，儘管火車作為當時京津兩地最快的交通工具，從豐臺到天津執行時間尚需七個小時左右。由此推算，如果袁世凱八月初五日先去見光緒皇帝後再回到天津，即便趕到榮祿處去告密，只能是夜間了。榮祿則萬難也無法當夜進京把訊息向慈禧反饋的。當時的火車開通時間不長，也只能白晝執行，沒有夜車排程安排，也沒有夜間行車的裝置、經驗及技術。所以榮祿在八月初五日夜間根本不可能趕到北京，而慈禧實行訓政是在初六日上午，故將慈禧訓政歸於袁世凱的告密說法恐怕難以成立。只不過隨著慈禧由間道入西直門，回到宮內宣佈重新垂簾聽政而將光緒囚於南海瀛臺後，袁世凱的的確確撈取了政治資本。
八月初十日……德律風傳，慰廷代理北洋大臣。
光緒二十五年，全軍上下在小站軍營迎來了新春佳節。只是當夜有暴風雪，袁世凱因此小染風寒，臥床不起了。
己亥，元旦，醜刻，合營團拜，為慰廷拜年……是日風雪。
初六日，晨起，到操場祭旗，開操。慰廷感冒，為代祭。到慰家久坐。午後回營。寫信。看書。燈下又看書。
己亥年到了。
徐定茂所存錄之徐世昌戊戌間日記，簡而又簡，所存者，蛛絲馬跡也，徐定茂文中稱徐世昌“到南海會館看到了光緒皇帝的密詔，共商舉兵救光緒之策”，有《康南海自編年譜》所記為證：
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楊銳震恐，不知所為計，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來，與復生跪讀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來，經畫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裡，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幼博早已料之矣。
徐菊人即徐世昌參與其間共商救光緒之計，“徐菊人亦哭”，不僅可以說明徐世昌與康梁關係非同一般，亦能看出徐世昌在帝后之間的立場，當無疑義。但，徐世昌陪譚嗣同見袁世凱，徐世昌、康有為均無所記，然其不記可以理解，於徐世昌為自我保護，於康有為則為保護徐世昌。
徐定茂認為：“袁世凱八月初五日先去見光緒皇帝後再回到天津，即便趕到榮祿處去告密，只能是夜間了。榮祿則萬難也無法當夜進京把訊息向慈禧反饋的。”讀到這裡，人們必定問：榮祿何以萬難進京？徐定茂的回答是：“當時的火車開通時間不長，也只能白晝執行，沒有夜車排程安排，也沒有夜間行車的裝置，所以榮祿在八月初五日夜間根本不可能趕到北京。”徐定茂全文敘說平和，又以徐世昌日記為依傍，諸多資訊於治戊戌史者大有益，惟上述引文所言，有可存疑者二：
其一，從天津至北京的夜車雖不能開行，倘袁世凱已經告密，如此重大危及慈禧的資訊，榮祿決無坐等一夜之理。一卒一馬持榮祿信函快騎而去，這一夜工夫還到不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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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徐世昌日記中幾次提及德律風，電話也，小站有電話，慈禧處假如有電話，電話速告可也，何必火車？何必快馬？其時宮裡已有電話，頤和園中似乎沒有沒電話的理由。
然亦可為徐定茂之說一辯的是，光緒帝維新之接二連三的大動作，慈禧早已反擊、設防，包括調動軍隊，對維新已經形成必殺之勢。袁世凱深知內情，告密與否，已無關大局，慈禧訓政並非臨時起意，而是早有籌謀。
總之，袁世凱是否告密還是個謎，而袁世凱生前從未作過任何解說，直至亡故。
有哲人雲“人是這個世界的最後的秘密”，言生命之出現、靈智之閃爍也。於此書末，徐剛另有聯想說，關於人類歷史的多少秘密和真相，我們永遠是未知者，由死者儲存，在墳墓中，不見天日，任爾猜度，永遠沉默。有人以為可惜，我卻以為可喜，惟未知可以長思、長想、長問，此為不解之誘惑也。謂予不信，請叩袁公林。
199年5月9日
脫稿於北京一葦齋
011年新正
修訂於北京
跋我離民國有多遠
後記，餘緒也，書成，尚有不吐不快者，或為許些傾訴，或為內心獨白，願和讀者分享者，蓋寫書人之往往自作多情，視他人為至愛親朋也。
我生也晚，少小時似乎離民國不太遠，父母均生於清末，民國人也，我父於我出生三個月不及百日便病故，為我守寡終身之母親是“半大腳”，何故？原來正當我母親痛苦地被裹腳時，民國取大清而代之，於是“放腳”，比天足小比小足大，鄉人稱之為“半大腳”。在崇明島西北角的一個村子裡，我母親以走路快聞名，猶記得東鄰才元好公總是笑嘻嘻地說：“元郎娘子跑得急兜兜勒！”元郎，我父之小名，“急兜兜”，又急又快。鄉人很少說“走路”，而好用“跑”字，有急迫意。方言語詞的此種選擇大概與崇明島孤懸海上，時有風暴潮沒之災相關，救災或者逃命皆需快跑也。相沿成習，崇明農人步速都比較快，而在女人中，我母尤甚，無論做農活種花地或者上鎮，回家時都“急兜兜”的，家門口，姐姐正帶著我翹首以盼，嗷嗷待哺，等我母回家做飯，玉米麵粥，南瓜，番薯，卻是熱湯熱水。今老矣，渾身器官退化，唯胃尚健，我母哺育之恩也。我母生前偶爾提及往事艱辛，亦笑言道：“虧得半大腳”！民國“放腳”，有功德，而創“不纏足”者康有為也。
託人民共和國之福，母親有厚望，我六歲即開學唸書，鄉間老戶人家有民國時水印木刻、繪圖繡像之各種舊小說，諸如《三國》、《水滸》、《西遊記》、《七劍十三俠》之類，便借來看，略知其意，竟從此入迷，乃我文學啟蒙之始。我就讀的初中在崇明島亦百年名校，始創於1911年，設在破廟中，初小，後成高小，繼而為初級中學。辦學者為吾鄉湯姓、施姓之讀書人，亦鄉紳望族，為崇明西沙之農家子弟能知書識禮，則是辦學初衷。校名為“三樂學校”，“三樂”取《孟子》語：“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有教育樓，兩層，名“雨花樓”。有民國時舊學尚未撲盡之流風餘韻。
蒙作家出版社諸公錯愛，今年年初約寫康有為，並修訂寫於199年、1995年之袁世凱、梁啟超二書，於是，晨昏皆與康梁、民國為伴，尋覓於舊書故紙，康有為的一則資料稱，南海之墓於1966年8月被青島紅衛兵掘而毀之，並以其顱骨示眾，震驚之餘，心中默唸：“我亦罪人矣！”其時，我也在崇明島上做紅衛兵，作為這個群體的一員，為著我曾經歷的時代，為著我所生活的世界走向真正的和平、美好，為著中國不再蒙受此等殘暴之恥辱，我要說：我有責任！我當承擔！“人類是一體的，與宇宙萬物都是一體的，沒有別人，我們全體只是一個，這是唯一的真相。”（劉群）也因此，當我再讀康、梁，追記康有為時，筆下有了稍有新意卻更加沉重的流淌：天造先知，於世界，光也，亮也，福也；於本人，憂也，苦也，禍也。如是觀之，康有為歷劫受難卻畢其一生以“鑄我新中國”（康有為詩）及世界大同為追求，此康有為之所以為康有為也！倘言離民國之遠近，則不可以歲月計，如我尚能吮吸於經典，華夏之遠古蒼茫、文明初始，皆可視之、聞之、想象之，何況民國？
後記不可喋喋，徐剛詞窮矣，且以紀伯倫先知之語作結：
環顧四周，你們會發現他在與你們的
孩子玩耍。
仰望天空，你們會看到他在雲端漫步，
在閃電中伸臂，在雨水中降臨。
你們會看到他在花叢微笑，又在樹
上揮手。
我永遠在沙岸行走，
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間，
高潮會抹去我的腳印，
風也會把泡沫吹走，
但是海洋和沙岸
卻將永遠存在。
晚安，親愛的讀者，願你的夢夢著我的夢……
徐剛011年4月於北京一葦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