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於國民黨軍向延安的進攻早有預料，自1946年底起即多方佈置，“西北戰場的初戰：西華池戰鬥”。但對於進攻具體時間和部署的瞭解，則有賴於當時已經頗見成效的地下情報網絡。被周恩來譽為情報工作“後三傑”之一的熊向暉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1947年3月2日晨，熊被胡宗南召到其在南京的臨時辦公室，告以要準備打延安了，並交給熊兩份絕密文件，一是蔣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陝北共軍兵力配置情況。當晚，熊將兩份檔案之抄件細閱記熟後，將抄件焚燬。第二天，熊隨胡宗南等返西安之後，就將該情報報告給在西安的聯絡人王石堅。3月7日，熊再次去王石堅處，告知進攻日期推遲。王石堅告知熊已將作戰計劃呈報延安，並獲得讚許。當熊提出因必須隨胡宗南去洛川，無法續供情報時，王石堅稱戰略情況已經搞清，細節可由其他人查[1]。資料表明，除熊向暉以外，中共還從其它各種渠道獲得了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的訊息和情報。比較重要的，如安插在西北補給區司令部的蔡茂林透過中社部西安情報處王超北所提供的敵軍番號、部隊駐地、指揮官姓名、人員編制及現有人數的服裝補給計劃表冊等情況；在西北憲兵司令部任特高參的毛培春（化名孟西山）提供的進攻陝北的作戰計劃和兵力部署，包括參戰部隊、多少兵力、洛川特務機關住址、保警隊等情況（可參見拙文“解放戰爭中西北戰場的情報和通訊工作隨談”）；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也由西安情報站的吳伯暢以緊急情報上報中共陝西省工委，再由省委電臺報前方司令部。
根據各方情報，3月4日，軍委作戰部統計上報了國民黨軍準備用來向延安進攻的兵力，關中、隴東、三邊和榆林4個區計有正規軍7個師、24個旅、52個團，18.4萬人；地方團隊21個團，1萬餘人。總計7個師24個旅、73個團，約19.5萬人。3月5日，作戰部的《戰況彙報》中對國民黨軍動態作了分析，判定“敵人是決心進攻延安”，“待整編第一、第九十師集結完畢後，進攻即可開始”。3月7日，作戰部呈報了《敵攻延安判斷圖》及《延安南里程圖》，判斷胡宗南將以5個整編師由宜川、洛川一線向北進攻。
國民黨軍全面進攻陝甘寧邊區，奪取延安，原有兩個方案：
一是以胡宗南集團從南線，寧夏馬鴻逵、青海馬步芳集團從西線，傅作義及鄧寶珊集團從北線，三路進軍合擊延安；以閻錫山集團位於黃河東岸堵截，一舉殲滅我軍。另一案則是以馬鴻逵、馬步芳、鄧寶珊集團在西線及北線牽制配合，集中胡宗南集團從南線突破，攻佔延安，殲滅我軍於邊區或驅逐我軍東渡黃河或北上綏蒙沙漠地帶。
依照我軍的分析，其第一案兵力集中，將縮小我軍回旋餘地，增加我軍作戰困難。但是，傅作義遠道抽兵困難，閻錫山自顧不暇，而青寧二馬及鄧寶珊既怕胡宗南乘機消滅“雜牌”，又怕遭我軍各個殲滅，各圖保存實力；而胡宗南一方面自信兵力優勢足以攻取延安，另一方面又害怕二馬奪取延安，搶走其功勞並趁機向陝西發展。因而胡、馬、鄧實際上各懷異志。因此，我軍估計敵軍以東面堵擊，其它三面同時突擊的可能性雖然存在，但胡、馬、鄧集團之間存有矛盾，三面兵力數量懸殊，故此種可能甚微。我軍依據當時敵情、地形判斷，敵必以南線為主要突擊方向。
胡宗南在2月28日和參謀長盛文一起赴南京面見蔣介石，當蔣介石詢問其對陝北作戰的把握時，胡宗南列舉兵力對比，稱“極有把握”。當晚在飯桌上，蔣介石再次詢問胡宗南究竟有無把握，胡宗南仍然堅持原先的說法。3月1日，國防部、蔣介石都同意了其進攻延安的方略。
不僅國民黨之主要戰役方向為中共所料中，其具體之進攻線路，即沿鹹榆公路及其以東鄜縣、臨真地區為主要突擊方向，亦在我軍意料之中。這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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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方向是進攻延安之捷徑，按行程計算，一晝夜可到達延安；
2、右翼有黃河屏障，可以避免晉西南我軍擊其側背，同時該地區有鹹榆公路運輸幹線及洛川至宜川、西安經澄縣至宜川、西安經大荔、韓城至宜川等公路為支線，後方交通運輸便利。鹹榆公路以東延安以南地區，雖為稍林山地，但鄜縣、牛武、南泥灣間及宜川、臨真、南泥灣、延安間均有大路相連，稍一加修即可通汽車，便利兵力機動與物資供應。鹹榆公路以西地區則山大林密，交通不便，多橫斷溝，且路途較遠，補給不便；
3、國民黨過去數次計劃攻擊延安，均以此為突擊方向。
國民黨在西北的兵力一共43個旅，32萬人。除守備新疆的9個旅7萬人以外，用於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共34個旅25萬人。其中蔣介石嫡系西安綏署胡宗南集團20個旅17萬餘人；西北行轅張治中、馬步芳、馬鴻逵集團12個旅6.9萬人；鄧寶珊集團2個旅1.2萬人。軍委作戰部當時大概已經正確判斷出兩馬集團不會迅速加入進攻延安的戰鬥[4]，因此未將西北行轅的部隊計入。細算起來，胡宗南集團兵力共計171700人，包括整編第一軍（75000人）、整編二十九軍（73000人）、整編十五師之一三五旅（4700人）、整編三十八師之五十五旅（7000人）、整編十師（含十旅、八十五旅共計12000人），其中整編第一軍含整編一師（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共計28000人）、整編二十七師（三十一旅、四十七旅，共計27000人）、整編九十師（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計20000人），整編二十九軍含整編十七師（四十八旅、十二旅、八十四旅，共計17000人）、整編三十六師（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十八旅，共計33000人）、整編七十六師（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一旅，共計23000人）。鄧寶珊集團二十二軍（八十六師、新十一旅）共計12000人。胡、鄧集團約184000人，加上國民黨地方團隊1萬餘人，總計是19.5萬人。
據整編第一軍九十師副師長任子勳回憶，至3月10日，集結在洛川附近的，計有整二十九軍之整三十六師（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師（二十四旅、一三五旅）、整十七師（十二旅、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共7個整編旅；集結在宜川附近的，計有整一軍之整一師（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整二十七師（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九十師（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7個整編旅。此外，尚有整一四四旅在同官附近集結待命。合計6個師15個旅，總數大約15萬人。師旅數目和時任整七十八旅旅長的沈策的回憶基本相同，不過總兵力沈策認為“約共10.5萬人”，因為“當時部隊經過歷次戰鬥和長途行軍，以及各級部隊長期貪汙吃空等關係，實有兵員無法確實統計，所舉數字系按實際情況估計的概數”。沈策的估算未計入的“還有第一戰區直接指揮的駐西安第七補給區管轄的後勤運輸部隊的兵員和工兵、裝甲兵、戰車兵、炮兵、通信兵等特種部隊”。
除吃空額之外，由於國民黨軍需要分兵佔領要地、保護交通線，因而愈到一線兵力差距愈小。據胡宗南估算其第一線可以用於攻擊的部隊一共12個旅8萬4千人，實際中真正投入戰鬥的人數可能更少。
中共方面對進攻延安的蔣軍實力，判斷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3月17日一度以為蔣軍進攻延安主力為9個旅，至19日已經查明其總兵力“總計7個師，14個旅，34個團，15萬人”。
胡宗南的“研究”，“匪在陝北較正規部隊有第八、第十、第三十九旅，警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一各旅，獨立第一旅、騎兵第六師等約六萬人，晉西調回匪王震所部三五八、三五九兩旅七千人，陳賡所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四各旅約一萬五千人，賀龍所部三個旅約一萬人，已經訓練民兵約七萬人，合計為十六萬人”。這個說法中所列舉的番號之混亂不堪，稍有國共戰史知識者不難發覺。據國民黨空軍方面的人員回憶，時空軍作戰科從情報科所獲得的情報是，陝北共軍有13個旅3個師共約10萬人。根據此師旅數目細查，才知道當時國民黨軍所判定的陝甘寧邊區的野戰部隊番號為：一二零師、二十七師、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新一旅、新四旅、新八旅、新九旅、新十一旅、警備第一、二、三、四旅，騎六師，共計七萬餘人。另有軍區及民兵部隊九萬餘人。（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