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不會有這樣的女孩子。也許只是蔡明燕一時沒有看穿人家的真面目……”袁國斌不大同意，李默這句話透露出一些很不好的氣息。
“呵呵。”
李默只是樂。吃完飯，李默拍了拍袁國斌的肩膀說：“袁國斌，你還沒有談戀愛，記好了，無論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得要將自身變得強大，指望別人，或者說指望你們的異性朋友對你們有多好，說真的，不如指望我，至少我的友誼是真的。”
萬春紅說：“李默，你不會不相信愛情了吧？”
“我相信愛情啊，不過有人說，愛情保鮮期只有十八個月，有愛情，可愛情很短暫。你們所想的愛情，可能與我以前所想的愛情是一個樣，生死相依，白頭偕老，不離不棄，同甘共苦，那個愛情幾乎很難能碰到，說不定你們自己就做不到。”
李默說完，回教室看書。
班上的班長俞通貴譏諷道：“李默，這幾天你終於能正常上課了。”
他與李默沒有什麼矛盾，只是李默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逃課，讓他感到很不滿意。
“嗯，”李默就當沒有聽到他話音裡的譏諷之意，隨意地說：“不錯，一直到這個學期結束，多半我都會能正常上課。”
可是到了最後一節課時，李默看了看課程，又逃課了。
他將書包拿起來，在滿教室學生注視下，揚長而去。
一會，秦叔將他載到宜麗公司。
李默先在各車間轉了轉，確實，高層重要，中層也重要。
在香江這些請來的管理人員的管理下，如今的宜麗不像宜樂才開張時那麼混亂。
“去年我有些想當然了，”李默心裡想。
李默又問了問孫紅旗今天開業典禮時的一些情況，也沒有其他，就是有宜樂的打底，加上這次招工規模大，引來了許多記者採訪。
他轉了轉回家。
到了家，看到兩個客人，有一個客人的到來，或者說他要找李默，是李默早就預料到的。至於另一個人，不知道是司機還是秘書。
李默走進去，恭敬地說：“文書記，您好。”
現在是書記，再過一段時間，他也會成為雲端的人。
“李默，你好，我很早就想見你了。”
“不敢。”
“我看過你那天的講話。”
“是幾天前的那次講話？那是我逼不得己才說的，劉會計將幾個高層的收入洩露出去，若不安撫，人心不穩，不利於兩個公司繼續生產。其實手段也粗暴，我是強行壓下去有些人心中的不滿。”
“你說的鮑爾默，有那麼高收入嗎？我不是追查他的收入，而是你那篇講話，市裡很重視。”
“今年看，我說得是有些虛誇。不過水杉基金這次帶來的CEO頗有才幹，又帶來了可觀的也是思科最緊缺的追加資金，並且我又做了一個舉動，將投票權交給了他們，以保證他們獲得絕對的話語權，將創始人波薩克夫婦的不滿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壓到最小的地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家，一個公司，一個國家，可以容許不同的聲音，但做主的聲音只能有一個，否則家會分裂，公司會無法正常執行。”李默字斟句酌地說。
不要將文書記當成市委書記，得將他當成大長老，說話得小心著。
“應當來說，思科經過這一變，明年不上市，後年就會上市，因此我說鮑爾默獲得了一千萬美元的收入，其實上市得越晚，思科市值會越高，也許明年後年，計算鮑爾默前段時間的報酬，遠不止一千萬美元了。我說的這個收入，是將眼下的回報與將來的回報綜合起來評估的。”
“為什麼你的基金不控股思科？”
李默當然不能說哪叫IT，未來這些產業都有嚴重的泡沫，我投資它就是為了撈錢的，他想了想說：“文書記，我在各個公司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便是不得偷稅漏稅，不得違法犯罪，不得違規操作，還有，在一些潛規則允許的範圍內經營，可以打一點擦邊球，但不能越過它。實際簡單一點，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有好幾種方法，能讓基金控股思科，不過波薩克夫婦是創始人，我若是將他們攆出管理層，傳出去，終是一個惡名聲，所以我寧可退讓一步，也不那麼做了。但除了思科外，餘下的，都是基金創立的公司，並且我也不打算讓它們上市圈錢，所以能控股經營。”
“為什麼不上市？”
“運作上市很麻煩，而且上市最原始的宗旨，是為了募得發展資金的，我並不缺這個發展資金，除了這個目標外，餘下的，就是為了圈錢，或者說騙股民錢的。何必？”
上市有上市的好處，不上市也有不上市的好處。上市了，則必須將公司的一切支出收入公開，甚至詳細的股份公開，等於將公司置於放大鏡下。
而且說不定會引來大鱷在虛弱時強行進入，對公司控股，將李默踢走。
“你說一家企業想要發展，一是高層的管理、創新與銷售，二是基層的效率，成品率與質量，這樣，一家企業則會有良好的前景……”
“大約是這樣吧，不過高層管理不僅是管理，還包括決策與定位，其中定位乃是這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環。比如說宜樂公司，它的定位就是代工，絨德克的定位，就是我手中十幾個大IP所帶來的衍生品價值，因此追求全面，各個方面的玩具都在研發，推於市場。然而其他的玩具公司若是像它們這麼做，說不定弄不清楚主次，反而讓公司產生了混亂。簡單的，就像學生考大學，先分文理科，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定位。我在中學在班上還對其他學生說過一句話，你們到了考場，一定要冷靜，然後先將會做的先行做出來，將這些分數先行搶到手，再做疑難的，再做不會做的。這也是一個定位。其他的企業不必完全仿佼宜樂，也仿佼不來，各個企業有各個企業的長處，有他們的短處，不可能完全一樣地去經營。找出自己的長處，最大限度發揮它，避開自己的短處，這就是一家企業合理的定位。有了定位，才有了策劃與決策，才有了管理與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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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一口氣說完。
大約自己這段話傳了出去，引起魔都政府高層的重視。畢竟魔都有也許多效益不好的企業，它們還都是國企，市政府想不管都不行，文書記才問了一問。
文書記思考了一下，又問：“你為什麼從日本進口絲綢？”
雖然說這是人家的經營，可不是在糟蹋外匯嗎？
李默早料到的，只要日本的絲綢運過來，上面必然會派人詢問。
他將實際情況說了說。
“中國絲綢差？”
“看吧，最好的絲綢無疑是在日本，因為日本將資本向外轉移，可能現在巴西絲綢也漸漸追上來了，中國的高階絲綢只與韓國差不多，但要比印度強一點。宜麗公司要生產高檔服飾，只好選擇了日本絲綢。而且短時間內，是休想用國產絲綢代替了，我不說別的，就說絲綢印花，我國依然用原始落後的工藝印染，但人家已經使用了電陶噴墨噴頭技術。可我又讓人打聽了一下，即便是普通的噴頭，我國也沒有能力生產出來。只要稍稍先進的技術，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皆大的怕人。”
“觸目驚心……”
“也無妨，我對中國人的勤奮與智慧一向能看好，主要是國家得找到國家的定位。農研委主任王泰山問我農民致富的良策，我說了一句，就這麼一點可憐的地，一半還是貧瘠的土地，養活著這麼多農民，將土地變出花，農民也富不了。其實也不要閉門造車地想，翻翻史書就知道了。”
“翻史書？”
“看宋朝，最高收入達到了一億八千多萬，這個數量有貫，斤、石、匹、兩等，摺合起來，大約在一億五千萬貫左右，正常一個國家，稅務與GDP的比大約在1：7到1：8之間，考慮到古代稅務制度不完善，又有許多免稅戶，宋朝大約在1：15和1：20左右，也就是宋朝的GDP已經達到了二十多億貫，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多億人民幣，但人口整少了十幾倍。”
也就是國家折騰到現在，也無限地將中國古代醜化，動不動封建時代多悲催，可是人均GDP還達不到人家的一半，甚至還不及人家的三分之一。
文書記邊上的中年人也聽出來了，他說：“不會吧。”
“不是我說的，你們隨我來，”李默將他們帶到書記，將宋史的食貨志翻將出來，又翻出其他一些史料，一條條地對比著，至少宋朝一貫已經相當於現在購買力的五十塊錢了，甚至還要多一點。不能以糧食計算，茶葉、鹽、金銀銅鐵、布絹、豬牛羊，得將這些一起綜合在一起，才是一貫真正的價值。
“相比於北宋，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但比北宋更富，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宋朝重視工商業，在這一億八千多萬中，兩稅所佔的比例不過五千萬，其中除了一匹絹價值高一點，餘下的則是石與束，一石米價格在產米地不過三四百文錢，一石米不足兩百文錢，一束草不過十幾文錢。攤在老百姓身上，一個農民不過交了二十塊錢的農業稅。也就是現在我國的農民不及宋朝收入高，交的農業稅還高了好幾倍。”
“為什麼古代有農民造反起義？”
“說得好，這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原因，我將它分為三個群體，一是國家，二是權貴，三是普通人。宋朝雖然富，富的只是哪些權貴，普通人依然很貧困。權貴越有錢越免稅，平民百姓越沒錢，越攤派稅務。宋朝的兩稅實際不多，可問題是還有各個官吏的變法苛剝，加上產量又少，於是在重壓之下，有農民造反起義了。王安石變法的宗旨，就是想辦法將權貴的利益拿出來，分於國家與平民百姓身上，因此遭到權貴強烈的反對，又因為執行不好，平民百姓也受到傷害，導致變法失敗。也因為宋朝自始至終重視國家的收入，賑災濟貧做得及時，即便有造反起義，規模也沒有大起來，官兵輕易地就鎮壓下去。但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各種商稅，宅稅，幾大榷，王安石變法中的坊場河渡，以及朝廷的官辦作坊坑礦，市舶司的收入，也就是宋朝近五分之四的收入是來自工商業。”
工業落後，商業不發達，國家如何能富得起來？
“可是我們國家很安定啊。”
“為什麼留學生出國後，一大半跑掉了？”李默反問一句，他不會刻意評價前幾十年的情況，也不能評價。
道理就是民不患貧而患寡不均，大家一起窮，國家又封閉起來，不讓百姓認識到外面世界有多發達多先進，所以大家就像關在一個大井裡的青蛙一般，以為生活就這樣，所以一個個安份守己了。
但這樣封閉，早晚得出大問題。
李默也猜出這個人的身份，大約是秘書，不然他不會插言，也不會問出一些尖銳的問題。
“放開的話，弄不好也成了古代，反反覆覆。”文書記沉吟道。
“沒有想的那麼可怕，若那樣，美國都不會如此發達了。放開沒有關係，主要做到儘量地公平，所有企業商業一起在公平的納稅，國家再用這些稅務對平民百姓施以種種福利，自然就沒有那麼多可怕的矛盾發生。這一條，美國的一些政策就是最好的借鑑。以史為鑑，有人評價朱元璋，說朱元璋殺了很多人，實際上他殺的多是貪官汙吏，對老百姓一直很不錯的。他真正犯下的錯誤，不是殺了多少官員，而是沒有替明朝制訂完美的稅務制度，實際明朝也富，遠比清朝富得多。但因為財富更加不良化，這才導致了李自成起義，國家走向滅亡。”
文書記臉色鄭重。
其實上面也知道這樣繼續下去肯定不行了，有的人想迅速放開，有的人則認為不能完全照搬資本主義那一套，有的人則認為我們吃了很多苦，幾乎是從屍山血海裡爬出來的，做子女的享一點福利算什麼，有的人則認為我們必須要帶頭保持著艱苦樸素的精神。
各方意見在衝突著，所以才有了後年那場鬧劇，之所以說它是鬧劇，可能有人用心是好的，但有沒有想過，國家不安定，如何能好得起來？
但李默用宋朝的收入對比……可能對他父親來說，只是驚疑，對文書記來說，這衝擊太大了。敢情鬧了幾十年，竟然還達不到宋朝人均收入的一半，要知道宋朝是什麼情況？技術落後，產量落後，一畝地一年收成只有兩百來斤的年代。
然而李默也沒有再說，其實說了這些，以他的身份，說得很多了。
他也不敢繼續這個可怕的話題，於是將話頭扭轉回來，問：“李默，只要能合理的定位，企業就能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