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黃紹竑、屈武攜《國內和平協定》飛返南京之後，毛澤東就把全部精力轉移到部署渡江戰役——以及指揮其他戰役方面來了！
四月十七日，毛澤東為了使陳兵江北的我軍做好發起渡江戰役的準備——且必須爭取渡江一舉成功，遂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致電總前委並告粟裕、張震、劉伯承、張際春、李達：
談判至十五日（卯刪）已告一段落。十六日至二十日（卯哿）是給南京考慮決策時間。在此時間內，我軍應將一切必須攻佔的北岸及江心敵據點全部攻佔。二十日以後我軍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選擇，不受任何約束。南京是否同意於二十日簽字，決定於美國及蔣介石的態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認為我軍渡江有很大困難，他們不相信我軍能夠大舉渡江。我們估計他們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們，要看一下我軍能否於二十日以後真能渡江。假如我軍真能於二十二日（卯養）渡江成功，則協定仍可能於二十三、四、五等日簽訂。故你們應按原計劃，確定於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變，並必須爭取一舉成功，是為至要。
誠如前文所述，我軍早已包圍山西重鎮太原，由於國共兩黨重開北平和談，一是出於策略——為表示和談的誠意，再是萬一和談能夠取得成功，減少敵我雙方的犧牲，毛澤東曾電令太原前線指揮部，暫緩發起總攻。時下，毛澤東認為南京方面簽字把握不大，再是他預估“南京方面認為我軍渡江有很大困難，他們不相信我軍能夠大舉渡江”，為造成兵臨城下的危局——或加重南京方面的軍事壓力，毛澤東於同日——四月十七日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電令徐向前等同志：“你們覺得何時發起打太原為有利，即可動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約束。”根據毛澤東的通盤考慮，我人民解放軍於四月二十日——發起渡江戰役的同一天向太原守敵發起攻擊。
毛澤東一向重視輿論的作用，為了向中外介紹國共談判情況以及提出《國內和平協定》的經過，自然也是為了即將發起的渡江戰役制造輿論，他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為新華社寫了一篇語調和緩的新聞稿。該稿指出：“協定全文為八條二十四款，不但採納了南京代表團方面的意見，各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亦從旁積極提供了意見。中共代表團於十五日的雙方會議上宣佈，談判以四月二十日為期限，南京代表團是否願意於協定上簽字，須於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態度，四月二十日為簽字日期。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南京代表團派遣黃紹竑代表及屈武顧問飛南京，向南京政府請示，現正等候南京的答覆。”該新聞稿的言外之意是：中共對和談是誠心誠意的，如果南京政府在四月二十日拒絕簽字，破壞和談的罪責在南京政府。自然，我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不僅是正義的，而且也是被迫而為之的行為。
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還有一枚最重要的棋子，那就是雲集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的民主人士。在舉行和談期間，他請周恩來多次向這些民主人士介紹和談情況，徵求他們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的意見。就說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吧，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再次向在北平的部分民主人士和大學教授作了《關於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
今天可以說，如果諸位贊成這次談判所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的話，不論和也好，打也好，我們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實現。我們要儘可能用和平方法來實現，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戰鬥也一樣要把它實現。
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中心問題是接收和改編，南京代表團和我們固然是有距離，但他們有一個概念是好的，即國民黨的失敗是一定的，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是一定的，他們承認錯誤，承認失敗，因而願意交出政權，交出軍隊。不過，南京代表團雖有此認識，南京政府卻還沒有這個認識，至於廣州、溪口就更不用說了。
今天的革命，決不能再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那樣，由於中途妥協而使反動派最後又得到勝利。歷史經驗證明，革命如不能進行到底，則一定失敗。今天我們決不能再蹈此覆轍。
這八條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團表示可以接受。我們限定南京國民黨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覆，如不接受，則二十日我們一定打過江去。再不過江，連南京代表團都說，江南人民實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對不起那裡的人民了。當然，打過江後，如果他們又願意簽字也可以。總之，門是開著的。
無論是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新聞稿，還是周恩來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作的上述報告，都是完成道義上的輿論準備，都是向中外尤其是向全國人民說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雨季到來之前發起渡江戰役是正義的。
由於李克農不僅掌管著南京代“總統”李宗仁與其政府和談代表團的電臺，而且還有打入蔣介石、李宗仁身邊的內線報告，因此毛澤東對南京、溪口的情況瞭如指掌。當他獲悉南京政府“對八條二十四款或可忍讓，但對渡江問題須鄭重考慮；還說，黃（紹竑）代表因血壓高不能於二十日前返回北平”，以及顧祝同飛至溪口朝聖，蔣介石看罷《國內和平協定》之後拍桌大罵“文白（張治中）無能，喪權辱國”之後，他認為南京的李宗仁簽字的可能微乎其微，遂在與總前委以及各渡江指揮部經過一天的電文密商的基礎之上，並於翌日——四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下達了《百萬大軍渡江南進關係全域性勝利極大》的電令。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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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完全同意總前委的整個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團於二十日（卯哿）開始進攻，二十二日（卯養）實行總攻擊，一氣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務以後，再考慮略作停頓，採取第二步行動。請你們即按此總計劃堅決地徹底地執行之。此種計劃不但為軍事上所必需，而且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變。至於粟（裕）張（震）方面要求提前於十六日起攻佔江北及江心據點，也是必需的，我們早已同意了。
（三）總前委主張待渡江任務完成後，以陳（錫聯）謝（富治）三兵團出徽州沿浙贛公路東進；以宋（時輪）郭（化若）九兵團監視蕪湖、南京，主力位於南京以南；以陳賡四兵團接替九兵團在蕪湖的任務，並準備加入攻南京；王（建安）譚（啟龍）七兵團、楊（勇）蘇（振華）五兵團的任務照原規定不變等項，我們認為目前可以照此預擬施行。待粟（裕）張（震）方面渡江後所遇敵情變化明了以後，如需有所變更，再按情況臨時改變。
（四）此次我百萬大軍渡江南進，關係全域性勝利極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軍將士同心同德，在總前委及二野三野兩前委領導下完成偉大任務。
雖然毛澤東清醒地感到以“和”定全域性的棋走到了盡頭，代之而走的必將是以“戰”定勝負的新棋，可他為了在走“戰”棋的過程中，預先佈下區域性“和”棋的路數，遂利用等待南京政府答覆這不多的時日裡，繼續做暫留北平的南京和談代表的工作。例如，他請周恩來妥為安排，參與和談的“中共代表分日輪流請代表團同人聚餐，晚上有時還有文娛活動”。這是因為毛澤東清楚在這不尋常的幾天中，南京代表團大多數成員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情緒是動盪不安的”。當事人曾回憶道：“從南京來時，大家已預料到，任務異常艱鉅，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看到《國內和平協定草薯》後，就更認為完成任務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仍然希冀於萬一。一種普遍的失敗感瀰漫於代表團同人心間（少數人如章士釗先生等除外），不僅是焦灼地等待著南京的答覆，同時還盤算著今後的行止，何去何從，每個人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毛澤東終於用高度緊張的工作送走了十九日的深夜，又迎來了最為關鍵的二十日的黎明。這天，他既沒吃早飯，也不讓準備午飯，一問就說不餓，或說再等一等，搞得值班的衛士不知該如何是好。是日下午三時許，周恩來由城裡趕到香山雙清別墅。衛士們一看是周副主席到了，就如實地彙報了毛澤東一天一夜未吃未睡的情況。周恩來一聽皺皺眉頭，說道：“這怎麼能行啊？我去看看。”
衛士隨周恩來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機靈地問道：“主席，周副主席來了，是否弄點飯吃？”
周恩來反應非常快，接著衛士的話音忙說道：“對，快去，正好我沒吃。”
就這樣，衛士高興地趕到廚房，除去請廚師炒幾個菜外，衛士還親自動手為毛澤東、周恩來擀了麵條。毛澤東邊吃邊說：“這個小鬼很會做麵條。在西柏坡時我曾看到他做麵條，味很香。我還說一定吃你的麵條。今天果然吃上了。”
衛士看著毛澤東、周恩來是那樣香甜地吃自己親手擀的麵條，內心裡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感受。
飯後，毛澤東與周恩來繼續研究國共談判和渡江作戰問題。當他們議到南京政府很可能不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的時候，周恩來非常氣憤地說道：“他們不簽字，就按原來意見辦，二十日是最後期限。我們共產黨人歷來說了算數的。”
“對！”毛澤東把手中的筷子往桌上一摔，“就這麼辦。你做好具體準備，我親自起草《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二十日晚，是《國內和平協定》簽字的最後期限。善解人意的周恩來知道：此刻也是暫留北平的南京和談代表最為難捱的時候。為此，他匆忙告別香山，叮囑衛士照顧好毛澤東的休息之後驅車進城，又與中共和談代表趕到六國飯店與之約談，藉以紓解他們的焦灼情緒。對此，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和談代表團深以為謝。這種茶會式的約談結束之後，張治中心情很是沉重地送周恩來等中共代表離去。他們相偕邊走邊談，內容自然是關於南京政府拒絕簽字之後，我人民解放軍必將發起渡江戰役等話題。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周恩來有意問道：“文白先生，依你看，我們渡江要多長時間？”
張治中戎馬一生，但從未與中共的部隊交戰，因此，對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不甚了解；另外，他清楚蔣介石為阻止解放軍渡江，在江南一線設重兵佈防的情況，他沉吟片時，根據一般的戰爭規律，講道：“寧、滬、杭地區國軍有四十多萬軍隊，防線也有幾個月的準備，工事堅固，又有海、空軍配合，你們沒有五至七天的時間怕渡不過去。”
周恩來聽後一笑，似乎是在說：“請等著看吧！”遂與張治中等代表握手道別。接著，又驅車趕往香山雙清別墅，出席預定召開的書記處會議。
這天夜裡，坐鎮香山別墅的毛澤東依然沒有休息，但他並不是在焦灼地等待南京政府對《國內和平協定》的態度，而是在起草《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時至午夜了，李克農等和往常一樣，首先把李宗仁、何應欽聯袂拒籤《國內和平協定》的電文送達香山，然後再抄送南京和談代表團。毛澤東閱罷這則長達兩千餘言的電文，尤其是如下這段話：“該項協定全文，均充滿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國之意味；一則曰‘人民解放軍’開進，再則曰‘人民解放軍’接收。所謂和平協定，實際為欲政府承認中共以武力征服全國”後，他當即通知衛士叫來秘書葉子龍：“過一會兒召開書記處會議，你準備一下。”
據當事人回憶：“大約半小時左右，五位書記又聚首在毛主席的辦公室內，同時葉劍英、聶榮臻等也到會。周副主席把國民黨拒不簽字，我們準備渡江的意思講了一遍，毛主席肯定了周副主席的上述意思並把剛剛起草的進軍令向與會領導念了一遍，徵求各位意見。朱老總用他那沉重的四川口音說：‘我們前線的須攻佔的指戰員早就鼓足了勁，做了準備，就好像弦上的箭，只待發出。’少奇、弼時等也都表示完全同意進軍令，打過長江去，活捉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毛澤東一邊大口地吸菸，一邊認真地聽大家的意見，時而還站起身來緩緩踱步沉思。最後，他輕輕地拍了一下桌子，以堅定的口氣說道：“好，馬上發出去，電令總前委午夜打響渡江戰役。”
書記處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又像過去那樣，習慣地趴在桌子上認真地看起地圖。據衛士的回憶，他“就像前線指揮員一樣，再次檢查一下打響前的準備工作，毛主席再次審視一遍雙方的態勢和打響後可能出現的情況。他時而用紅藍鉛筆比畫地圖，時而兩眼盯著地圖不動。過了好一陣，毛澤東坐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兩眼微閉。因太疲勞而睡著了？不是。此時的毛主席不僅沒有睡意而且非常興奮，他在思考問題，或許在他的頭腦中已經提前打響了並迅速地推演著戰役的整個過程”。
鐘聲敲響了十二下，預示著我二野、三野的渡江部隊相繼發起了渡江戰役。這時的毛澤東“有些坐立不安，除了處理電報，他一會兒坐在沙發上凝視，一會兒來回踱步，他彷彿看到了戰士們英勇地戰鬥，好像聽到了激烈的槍炮聲，他的心和前線的指戰員緊緊地連在一起”；同時，他雖然堅信渡江必然成功，但內心卻不停地自問：“我數十萬渡江大軍進展如何？……”
我陳兵江北的部隊接到毛澤東的命令之後，第三野戰軍第七、第九兩個兵團組成的中突擊集團，於二十日晚首先在安徽樅陽至裕溪口段突破敵人長江防線；接著，第二、第三野戰軍在西起江西九江市東北的湖口縣，東至江蘇江陰縣，長達五百公裡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徹底摧毀國民黨軍苦心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
毛澤東終於在二十一日黎明獲悉渡江成功的訊息。據史記載：“二十一日早上，我軍突擊集團第四梯隊四個軍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已佔領了長生、聞新、紫砂、黑沙等江洲，接著突破魯港至銅陵國民黨軍江防陣地，並向縱深進攻。當毛主席得知我軍已打過長江時，高興地站起來，連說：‘好，好！’”
毛澤東起身走出辦公室，繞著院中那個水池緩緩地踱著步子。接著，他又做起被衛士們稱作“毛式”體操。但是，從那面目表情上可知，他依然在思索著什麼。有頃，他走回辦公室，坐在桌前，拿起筆正要起草有關的命令，身邊的衛士心疼地說：“主席，您已經兩天兩夜沒有休息了！”
“能取得像渡江這樣的勝利，再兩天兩夜不睡覺也值得。”毛澤東微笑著說道。
“那……您該吃早飯了。”
“不餓。”
“可主席這兩天只吃了一碗麵條啊！”
“一碗麵條換來渡江的勝利，值得。”毛澤東說罷又命令，“請通知喬木同志，立即播發《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是一個劃時代的檔案，因為它標誌著蔣家王朝覆滅的開始，同時也是解放全中國新的起點。毛澤東在縱論了全國的大勢之後，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出如下命令：
（一）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二）奮勇前進，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不管他們逃到何處，均須緝拿歸案，依法懲辦。特別注意緝拿匪首蔣介石。
（三）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地方軍事集團宣佈《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案。對於凡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後修正案的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的協定。
（四）在人民解放軍包圍南京之後，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並願意於《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我們願意再一次給該政府以簽字的機會。
毛澤東作為一代戰略大家，很快從渡江成功的態勢所獲得的勝利喜悅中醒來，因為他清醒地知道：渡江成功並不等於渡江勝利，因為我人民解放軍將要在長江南岸，也就是敵人苦心經營的陣地上與國民黨軍隊作戰，其殘酷性是可想而知的；再者，雖說毛澤東已經釋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但是兵力如何使用、“和”“戰”如何結合等還需要作統一的部署；另外，毛澤東還十分清楚：江南，尤其上海是英、美、法等西方國家的利益所在，他們面對蔣家王朝的失敗將會採取什麼態度呢？如果聯合出兵干涉我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甚至阻止向江南進軍怎麼辦？等等，他都要做到心中有數，應對自如。因此，這時的毛澤東不是輕鬆了，反而更加沉重了！這也就是毛澤東為什麼又繼兩天兩夜沒有休息之後，又一天沒有吃飯和睡覺的原因所在！
是毛澤東料事如神呢？還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侵略本性的反映？正當毛澤東獨自坐在桌前處理有關電文的時候，他突然收到粟裕、張震發來的電報：有兩艘外國軍艦侵入揚州東南的三江營口岸第三野戰軍防區，妄圖阻止我軍渡江，一艘被我軍擊沉，一艘被擊傷，請求中央軍委處置方略。毛澤東讀罷這則電文之後，有很多答案立刻在他的腦海中浮出，可他清醒地知道：無論出現什麼樣的局面，甚至是諸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出兵干涉，我軍決不能中斷渡江。因此，他當即覆電如次：
你們所說的外艦可能是國民黨偽裝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進入戰區妨礙我渡江作戰的兵艦，均可轟擊，並應一律當做國民黨兵艦去對付。
接著，毛澤東相繼收到了我軍勝利渡江的訊息：“二十日夜起，長江北岸人民解放軍中路軍首先突破安慶、蕪湖線，渡至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地區，二十四小時內即已渡過三十萬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時起，我西路軍開始渡江，地點在九江、安慶段。至發電時止（子時前）該路三十五萬人民解放軍已渡過三分之二，餘部二十三日可渡完。這一路現已佔領貴池、殷家匯、東流、至德、彭澤之線的廣大南岸陣地，正向南擴充套件中。”上述戰役說明：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勝利已成定局。為此，毛澤東於子時“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慶祝第三野戰軍第七、第九兩兵團渡江勝利的電報。接著又為新華社寫《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和《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的新聞稿”。當他寫完這兩篇新聞稿之後，二十二日的朝陽又抹在了雙清別墅的窗上。恰在這時，周恩來匆忙走進來說道：“主席，南京代表團接到通知：要他們飛返南京。”
毛澤東一聽擲掉手中的毛筆，非常著急地說：“恩來，快去說服他們全部留下！”
張治中等代表收到李宗仁、何應欽聯袂發來的嚴拒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的覆電，已經是二十一日凌晨了！張治中連夜召集代表團全體會議，“約略討論之後，就匆促地照抄一份送給中共代表團，這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的事”。不久，街上到處喧嚷著“號外”、“號外”之聲，張治中等急買“號外”一看，“百萬雄師已於二十日深夜在荻港、二十一目凌晨一時在江陰先後渡江成功，長江天塹已被戰無不勝的人民解放軍踩在腳下”。當張治中再回想起頭一天回答周恩來有關渡江的問話，唯有喟嘆不已！
張治中等人心裡明白：“和談至此宣告完全破裂，政治談判讓位於軍事鬥爭。到這時候，代表團同人轉而考慮今後行止的問題。”正當他們討論善後事宜的時候，四月二十一日晚十二時又接到李宗仁、何應欽卯馬電：“共方本日廣播毛、朱對共軍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間迎代表團之專機就於何日飛平，請洽妥電告。兄等此行勞苦，事雖未諧，俯仰無愧，謹先奉慰，諸容面馨。”接著，張治中又改而主持討論是回南京還是留北平的問題。對此，當事人作了如下回憶：
當時代表團同人大致分三種態度：一種是絕大多數人的主張，認為和談失敗回去，絕不會有好結果，徒作無謂犧牲，毫無意義，還是認清形勢，辨明是非，留在北平，靜待形勢發展，再為和平努力。邵力子和章士釗兩位代表早已心中有數，不作回去的打算，邵老連愛人都帶來了。工作人員中有些已盤算著到華北革大學習，棄暗投明。另一種人，由於種種因素，頗有顧慮，或想回南京，或想回新疆或其他地方，沒有明確肯定的表示。最後一種，主要是首席代表張治中，他天真地認為代表團是為和談來的，和談既已破裂，自無繼續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時，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務終了，理應回去“覆命”。別人不回去可以，他是首席代表，論情論理都不能不回去“覆命”。無論在會上會下，乃至和中共代表談話，他都反復強調所謂“覆命”。二十二日，他要我覆電南京，請於二十三日派機來平，預定二十四日回去。同時通知中共方面查照。
周恩來獲悉上述訊息，尤其是南京方面將於四月二十三日派飛機來平接南京代表之後，他當即請李克農通知寧、滬方面的地下黨的同志，務必把張治中的親屬全部送到北平來。這招棋對安定張治中留平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乃後話，略。
周恩來驅車趕到六國飯店，與張治中等代表談話，表示懇切挽留。他說：“這次商談，活動緊張，大家都辛苦了，應該好好休息。雙方代表同意的《國內和平協定》竟然為南京政府所拒絕，彼此都感到十分遺憾。目前形勢發展迅速，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潰。我們估計，隨著形勢的轉移，仍有恢復和談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說，全面的和平辦不到，亦可能出現一些局部地區的和平，這個協定還是用得著的。”至此，張治中還是重複他所謂“覆命”的理由。最後，周恩來非常懇切地指出：現在的形勢，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的特務是會不利於你們的。他說到這裡看了看張治中那為難的表情，又十分動情地說：“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
張治中熟知歷史，也瞭解蔣介石的為人，因而這句話對他的震動是非常大的。事後，他回憶道：“詞意懇摯，溫和而又堅決。而中共的其他各代表也對我們代表有同樣的表示，並說：‘過去在南京、重慶和談破裂後，我方代表並不撤退，以保留和談線索，現在挽留你們，也是同樣意思。’這時候，我的心情陷於極度的苦惱與矛盾中：不回去吧，我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談破裂，理應回去覆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誠意的和善意的；而且腦子裡也確實幻想著一旦解放大軍渡過長江，協定還是有簽訂的可能，在無可奈何之中也只有暫時留下來了。”
也就是在周恩來挽留南京代表的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從英國駐北平總領事包士敦給朱德總司令的信中獲悉：侵入長江人民解放軍防地的兩艘軍艦是英國的。他閱罷來信立即給總前委、粟裕、張震等發去電令：
（一）茲將英國駐北平總領事包士敦來函一件轉給你們；（二）英國人要求我軍對於英艦兩艘營救被擊損之英艦（紫石英號）船員一事予以便利，我們意見在英艦不妨礙我軍渡江作戰的條件下，可予以營救之便利；（三）對於英國人要求該二艦於營救事務完畢後，仍須開往南京護僑一事不能同意，應令該二英艦向下游開去。但如該二英艦不聽勸告，仍開南京，只要不向我軍開炮及不妨礙我軍渡江，你們也不要攻擊他們。
翌日——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派來了專機，出乎張治中所料的是，他一家九口全部來到了北平。這不僅堅定了張治中暫留北平的決心，而且還促使他與蔣介石永遠決裂，為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特殊的功勳！有意思的是，他在這一天繼續向南京掛長途電話，找遍了熟悉的官僚之家，竟然沒有一人接電話，他禁不住發出了這樣的自問：“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
南京於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從此，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在中國大地上宣告結束了！毛澤東聽後異常興奮，瞬間，作為軍事戰略大家的毛澤東猝然讓給了詩人的毛澤東，就是在他獲悉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的訊息之後，他揮毫寫下了一代絕唱《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幾十年來，詩壇關於這首七律有著各式各樣的傳說。但是，據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回憶：毛澤東對這首七律並不滿意，他寫完之後，經過再三吟誦，遂棄之身旁的紙簍裡。田家英將其揀出，用心拜讀，認為是一首氣貫長虹、大氣磅礴的詩篇，遂將其保留。直到一九六三年田家英取出裝裱，毛澤東看了看，才又記起是自己的詩作。由此可見：毛澤東不僅對古典詩詞有著很深的造詣，而且對自己詩作的要求也是相當嚴格的！此乃詩壇佳話一則，記如上。
然而當詩人的毛澤東再度還原為軍事戰略大家的毛澤東的時候，他不能不自問：“已經自南京撤退的李宗仁還有簽字的可能嗎？留居溪口的蔣介石又將如何面對南京的陷落呢？……”
十
李宗仁發出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的電報之後，遂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困苦之中！
二十一日清晨，尚未起床的李宗仁就接到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梯隊四個軍，在強大的炮火掩護下於夜間起渡，打退國民黨艦隻與炮火的攔截，迅速在南岸建立了灘頭陣地，現正向縱深發展。李宗仁聽後決不相信那固若金湯的江防設施會如此不堪一擊，當即決定於是日上午在“總統”府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號召所謂的全國軍民同共軍作戰到底。
對此，黃啟漢急忙勸阻道：“德公，你發表這樣的講話好不好呢？我覺得還是不講的好。”
“我不怕得罪共產黨！”李宗仁有些心虛地說道。
“這不是怕得罪或不得罪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德公你在舞臺上剛扮演一個白臉，現在馬上又來唱花臉，這怎麼說得過去呢？保持著一個‘和平的總統’不好嗎？”黃啟漢一看搖首喟嘆的李宗仁，又進而說道，“要發表這種講話，為什麼不由何敬公或白健公去講，非要德公你講不可呢？”
這時，侍奉在側的夫人郭德潔女士也忙插話道：“是呀！讓他們去講好啦。何必樣樣都拉到你身上來呢？”
接著，李宗仁迭連收到人民解放軍渡江大獲成功的訊息，他那本來就不平靜的心湖猝然掀起了狂瀾。他清楚，江防一失，他企盼的“劃江而治”的美夢就徹底地破產了！就連他這位代“總統”的官邸所在地南京，也就要讓給人民解放軍了。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他怎能不思緒萬千且又不堪回首呢！……
李宗仁自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南來參加副“總統”競選，整整一年又一個月零一天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這位末代“總統”的心境比當年李後主好不了多少，所不同的是，他戎馬一生，難以給後人留下蒼涼的詩詞。誠如史學家所形容的那樣：“為所謂黨國盡忠嗎？他不僅要繼續受幕後蔣介石的制約，而且還要代蔣介石受過，承擔國民黨在大陸覆亡的歷史責任。接受毛澤東善意的勸導而留在南京不動嗎？莫說他無力打碎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傳統文化枷鎖——取義成仁，決不投降，就連蔣介石安插在他周圍的特務，也會對他採取斷然的措施。”結果，他隨著“主和”思想的逝去，遂又逐漸地關上了所謂的“降將”之門；擺在他面前的就只有和中共較量——為所謂黨國殉葬一途了！
李宗仁行伍出身，自然看重軍事實力。二十餘年來，他就是仰仗著桂系軍事集團而生存而發展，而坐上代“總統”的寶座。然而時下的桂系的核心人物黃紹竑再次舍他而去；留居北平的劉斐等人未來的行蹤難以預料，白崇禧所借重的李濟深公然站在中共一邊；就連桂系中那些二三流的人物劉仲容、劉仲華、黃啟漢等人想些什麼，他也無從知曉！平心而論，桂系中唯有白崇禧是**到底的，但白氏手中那點軍隊又能支援多久呢？這**到底的底又是什麼呢？李宗仁想來想去，真的有點不寒而慄了！
恰在這時，夫人郭德潔近似抽泣著問道：“南京還能待幾天？我們該怎麼辦呢？……”
雖說郭德潔被南京上層某些達官要人譏諷為“鄉下姑娘”，但李宗仁心裡清楚，她也有著和宋美齡一樣的想當第一夫人的念頭。這些年來，她跟著李宗仁歷經無數次勝利的驚喜和失敗的悲苦，終於圓了當第一夫人的美夢。可出乎她所料的是好夢不長，遂又被解放軍渡江的槍炮聲驚醒，這怎麼能使她不傷心呢！
李宗仁為了安撫妻子，淡淡地說道：“為了安全起見，你先飛回桂林去吧！”
接著，李宗仁請黃啟漢陪著郭德潔等眷屬飛返桂林。然而這時的黃啟漢已打定主意投靠人民，不再跟著李宗仁走下去了，遂推說自己的家眷在上海，需要到上海去一趟。事已至此，李宗仁也不勉強屬下，改由秘書黃雪郵陪郭德潔等眷屬飛返桂林。
石頭城已經隱隱聽到人民解放軍的大炮聲了！李宗仁於是日上午召集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高級將領會商應對戰略。最富諷刺意味的是，李宗仁這位代“總統”依然不是面對現實，而是繼續嘮嘮叨叨講他與蔣介石這一年又一個月零一天的恩怨：“蔣先生生性便是極端狹隘的人，他斷不能坐視我取他而代之。他所以要把湯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爭取時間，搶運物資。然後把湯部精華撤往臺灣，另建一個小朝廷。”可以想見，與會者誰會有心聽他大講與蔣介石的是是非非呢！
白崇禧為了轉移話題，再次提出，既然南京不保，東南半壁也很容易落於中共之手。他主張“京滬兩地，把湯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贛� ��和南潯線，與他指揮的約四十萬華中部隊成為犄角，以固守湘、贛，防止敵軍進入西南”。為論證他提出的戰略正確，遂又底氣不足地說：“抗戰八年，我們就是按此行事的。武漢失守，湘贛不保，我們還可以退守四川，經營西南半壁江山嘛！”
李宗仁乃至所有與會者是同意白崇禧提出的退守四川、經營西南的戰略的，這並不是白崇禧有什麼過人之處，因為與會者都知道這一戰略的發明者是蔣介石。換言之，欲要落實這一戰略方案，必須由蔣介石下達命令。另外，何應欽等還清楚，蔣介石在退守西南之前，還有一個引誘美、英等國出兵干涉的守上海而不守長江的戰略意圖，故誰也不明確表態。對此，李宗仁也知其欲言而不語的真諦，遂主動建議：“能否執行健生的計劃，皆取決於蔣先生的態度，我建議明天——也就是二十二日，在座的諸位一道飛往杭州，聽聽蔣先生的意見。”
這就是被李宗仁事後稱之為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座的與會者又無計可出，也只好遵命行事了！
事有湊巧，李宗仁在同一天收到了蔣介石發來的電文，約其在杭州舉行會談。雖說這和他定的杭州之行的計劃不謀而合，可他由於吃蔣介石的虧、上蔣介石的當太多的緣故，竟然下意識地發出了這樣的自問：“蔣某人約我赴杭州的用意是什麼呢？……”
誠如前文所述，蔣介石支援李宗仁和談的目的是拖延時間，等待長江汛期的到來，藉此天賜的時機重整舊部，並寄希望國際猝發的事端，繼續和毛澤東在神州大地一爭天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毛澤東早已洞察蔣介石的一切，決不給蔣以喘息之機，毅然發動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戰役，這就完全打破了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接下來，蔣介石就要執行守上海而棄長江的戰略計劃，能否協同共防，主要看李宗仁與手握重兵的白崇禧的態度。這就是蔣介石約見李宗仁的第一條原因。
其次，就在李宗仁與何應欽斷然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的同時，蔣介石“為使李宗仁安心主政，盡其職守，不致動搖與逃避起見，決定約其定期面晤，切實商定辦法。而其原則有二：（一）徹底堅持剿共政策，不能再有和談。（二）應使政府不能再與**中途謀和，否則等於自殺”。
再其次，和談破裂之後，江防一線被人民解放軍一夜之間突破，形勢急劇逆轉，用蔣經國的話說：“父親仍堅持原有主張，為使李宗仁能全權負責主政，不致動搖規避起見，乃於本日邀約李宗仁與何敬之、張嶽軍、吳忠信、王世傑諸先生在杭州舉行會談。”
對此，李宗仁一無所知。但白崇禧為他出的腹案卻是：以退為進，用所謂“攤牌”的舉動，逼迫蔣介石徹底交權。
李宗仁和蔣介石的會談是在杭州筧橋航校舉行的。一見面，蔣介石就故作輕鬆地問道：“德鄰，你對於和談還有什麼打算？”
這句尋常的問話，的確刺傷了李宗仁的自尊心，因為在他看來，主戰的蔣介石“勝”了他這位主“和”的代“總統”。他幾乎是下意識地答說：“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
“不用了，不必再談了。過去共產黨因為在軍事上沒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談，現在他們已經過江，再沒有談判的餘地了。”蔣介石說罷取出一份電稿，又說道，“這是一份通電，準備由我們二人聯名發出，宣告共產黨毫無誠意，和談已經破裂，中國國民黨政府昭告內外，將繼續作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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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不曾料到蔣介石有此一手，他為達到自己杭州之行的目的，也轉彎抹角地說：“我是為和談而來的，如果繼續作戰，最好還是總裁復職。”
蔣介石也未曾料到李宗仁會來這一手——對聯名通電不置可否。誠如程思遠先生事後評述的那樣：“蔣那時注意到美國人的態度，無意復職，只好說‘今天只研究政策，不談任何人的進退問題’，從而把會談中心轉移到黨政聯席上去。這樣，蔣既不能強迫李宗仁簽字聯名通電，而李宗仁企圖與蔣介石‘攤牌’之議也就胎死腹中。”可以想見，蔣、李這種推諉扯皮式的會談是難以繼續下去的！
蔣介石和李宗仁相較有一個很大的長處，那就是蔣氏不僅善於把握對手的心理活動，而且還能想出利用人事矛盾制勝對手。他清楚李宗仁昔日是靠著白崇禧手中的軍隊逼宮奪權的，而今所謂說出的堅決取去之心，依然是因為身旁有個白崇禧。他為了儘快結束這僵持的會談，嚴肅地說：“為了儘快統一思想，我和德鄰到另一間房裡繼續商談些事；諸位在此，先對黨國目前的危局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李宗仁也自知自己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二人走進旁邊一間不大的客室，剛剛坐定，就一反以退為進的策略發起了進攻：“你如果要我繼續領導下去，我是可以萬死不辭的。但是現在這種政出多門，一國三公的情形，誰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領導？”
蔣介石絕不上李宗仁的當，依然固守既定的戰略：無論你李宗仁如何明確要求權力，我此時此刻均避而不談。他反覆說：“不論你怎樣做，我總歸支援你。”
李宗仁與蔣介石相較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在權力之爭中愛面子，決沒有達到蔣氏那樣不擇手段的地步。他經常明知蔣裝假，又不願當面給蔣下不了臺，把事情弄僵、弄糟，這就給蔣介石留下了一個很大的人情空子可鑽。請看李宗仁事後這段記述：
蔣先生說話的態度，真是誠摯萬分。我如對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會一口答應。此時南京已危在旦夕，國之將亡，我們當國者的心境實有說不出的辛酸。在這種情況下，蔣先生既然一再說明，全盤由我負責，我如逐條列舉要他答應交出，反嫌小氣。我本人一向是個不為己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輕描淡寫提出。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
結果，李宗仁不僅勉為其難地繼續行使代“總統”的職權，而且還與蔣介石鄭重商談，一致決議四事如下：
（一）關於**問題，政府今後唯有堅決作戰，為人民自由與國家獨立奮鬥到底。
（二）在政治方面，聯合全國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奮鬥。
（三）在軍事方面，何敬之將軍兼任國防部長，統一陸海空軍之指揮。
（四）採取緊急有效步驟，以加強本黨之團結及黨與政府之聯絡。
所謂的“杭州會談”就這樣以蔣介石完全的勝利結束了！對此，白崇禧就像是吃了一隻蒼蠅，遂藉口回武漢部署江防，當天乘專機飛去了。自然，李宗仁也像是一隻鬥敗的公雞，婉謝何應欽一同去上海的邀請，愴然飛返南京。
是日傍晚，李宗仁的座機安抵南京，“四郊機槍之聲不絕，首都一片淒涼。平日最繁華的通衢大街，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關門歇業，街上行人絕跡，只有少數部隊在作撤退的準備。”
當晚，京滬衛戍總司令湯恩伯奉召來謁李宗仁，湯說：“敵軍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無事，但務必請代總統至遲於明日清晨離京，以策安全。”
入夜，南京四郊炮聲隆隆，機槍聲尤密。李宗仁憑藉多年的戰場經驗知道：“共軍正在加緊進攻郊外據點，我軍亦在掩護撤退。”李“解衣而臥，一夜輾轉反側，未能入寐”。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湯恩伯又來電話，催促李宗仁起飛。李“洗既畢，略進早餐，乃招呼總統府侍衛長李宇清備車往明故宮飛機場。總統府隨員三十餘人亦乘吉普車隨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緊張”。
車抵機場時，專機已開啟發動機。李等進入座機，飛機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盤旋兩週。“斯時東方已白，長江如練，南京城郊，炮火濃”。駕駛員入機請示飛航目標。李宗仁說：“先飛桂林。”飛機即轉翼向西南飛去。從此，南京對李宗仁而言就不堪回首了！恰在這時，李宗仁不僅想到了毛澤東，而且也想起了坐鎮溪口的蔣介石，感情複雜地暗自說道：“看你在溪口還能穩坐幾時！……”
四月二十三曰，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之後，蔣介石清楚地知道：這不僅是他苦心經營二十餘年的南京國民政府的結束，同時也是他留居溪口三個多月的幕後指揮生活的終了。是日深夜，他坐立不安，忽而眺望故鄉山巒夜影，忽而巡視蔣氏祖產豐鎬房，大有“竊念家園雖好，未可久居”的悲涼情感。有頃，他為了沖淡一下這愴然的氛圍，叫來了孫子和孫女，故作笑顏地問道：“溪口好，還是南京好？”
“南京好！南京有汽車洋房，有夫子廟、中山陵……”孫子和孫女們七嘴八舌地答說。
守侍在側的蔣經國一聽孩子們的答話，再一看父親那不悅的表情，忙補充道：“南京好，溪口也好。這兒有雪竇寺，有溪水，還有你們喜愛的水牛。”
蔣經國一語道出了蔣介石此時此刻的心裡話：“南京好，溪口也好。”但是，從今天起，南京已不是他蔣某人的龍盤虎踞之地了！就說他分外熱愛的故鄉溪口吧，也不由地產生了“今朝離去，何時復回”的情感！或許是性格使然，他沉吟良久，幾乎是下意識地對孫子和孫女說了如下這句話：“記住你們父親說的話：南京好，溪口也好；做爺爺的還要告訴你們一句話：溪口是我們的，南京也是我們的。”
孫子和孫女並不完全知道爺爺說這句話的真實寓意，只是像過去那樣，習慣地隨著蔣介石的話說道：“對！都是我們的。”旋即離去休息了。
蔣介石雖然早已皈依基督，但他的腦海中還存在著深厚的中國式的迷信色彩，尤其對佛家的“報應”、“輪迴”之說，對所謂“童稚之語無戲言”是十分相信的。這晚，他一聽孫子和孫女答說“都是我們的”，使他於蒼茫之中相信還有重新入主南京之日。因此，他那被重鉛密封的心扉又開啟了一道希望之光。
但是，蔣介石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卻從來不把自己的行為建立在迷信上。南京失守，上海也危在旦夕，他不相信湯恩伯有固守上海的指揮才能。溪口落入中共之手也只是時間問題。因此，他格外沉重地說道：“經兒，把方良和孩子們送往臺灣暫住。”
翌日——四月二十四日上午，蔣經國遵父命，“決計將妻送往臺灣暫住，以免後顧之憂，得以盡瘁國是”。遂在慈庵處理有關離開溪口之事務。中午，蔣介石端坐首席，為兒媳、孫子、孫女赴臺灣吃餞行飯。飯後，他逐一和孫子、孫女吻別，並祝兒媳方良一路平安。接著，他又低沉地對蔣經國說道：“把船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
蔣經國“當即請示此行的目的地點，父親沒有回答。當時只好準備一艘軍艦，聽候命令”。為此，“下午妻兒飛臺，遍地烽煙，未往送行，此心亦有所不忍也”。
蔣氏父子剛剛送走眷屬，遂又獲悉太原被中共部隊攻佔的訊息：“太原前線人民解放軍向城桓發起總攻。晨五時三十分以一千三百門大炮轟擊城桓，二十、十八、十九三個兵團等部相繼於六時十分至七時四十分之間，從東南西北四面十二個突破口登城突入城內，將蔣閻守軍分割圍殲。至上午十時，全部戰鬥結束，全殲太原公署”所屬各部。自打圍困太原以來，“共俘九萬七千餘人，斃傷三萬三千餘人，投誠五千三百餘人，總計十三萬五千餘人。”自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團司令孫楚以下絕大多數將領都做了解放軍的俘虜。對此，蔣介石這位敗軍之帥再次遭受一次重大的打擊！
或許是失敗太多太多的緣故吧，蔣介石很快又恢復了敗軍之帥那特有的理智。當他想到南京、太原相繼被中共部隊攻佔的時候，除去用禍不單行聊以**外，也唯有仰天長嘆：“蒼天負我！”但是，當他想到自己從二次北伐奉系張作霖以來，二十餘年都想消滅閻錫山的晉軍，終因各種原因未能如願；時下，毛澤東指揮的人民解放軍僅僅用了四個多小時就解決了問題，他除卻難以置信外，也越發地找不到“這是為什麼”的答案了！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蔣經國“隨父親辭別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蓋看了他們，又無法攜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終於不告而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三時，蔣經國伴父親“拜別祖堂，離開故里，乘車至方門附近海邊，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艦，何時重返家園，殊難逆料矣”。
登艦後，蔣介石才說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雖說蔣經國早就知道父親的行蹤是保密的，事前也絕少告訴下屬，但是當他聽說“到上海去”後，他還是受到了極大的震驚。對此，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段話：“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蓋共軍已經渡過長江，上海情勢非常危急，此時到上海去，簡直是重大冒險。但是父親對於這些毫不介意，因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責任，就顧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險的時機，到最危險的地方去了！父親一生冒險犯難，又豈獨此而已哉！”
誠如史家所雲：“蔣經國用了那樣多的溢美之詞頌揚自己的父親，但他並未完全猜對蔣介石此時此刻的真實心理。”蔣介石戎馬倥傯一生，深知在危難之時最容易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一生未步恩師陳英士慘遭暗殺的後塵，行動詭秘是很重要的原因。再者，蔣介石這時到上海去，也絕非像蔣經國吹噓的那樣“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責任”，而是有著其他難以言述的原因。
如前所述，蔣介石退保淞滬的目的，是為了誘引英、美諸國出兵干涉，把中國的內戰國際化。恰在此時，人民解放軍在大舉渡江的時候擊沉英艦“紫石英號”，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英國首相艾德禮在議會中宣稱：“英國軍艦有合法權利在長江行駛，執行和平使命。”並說這是得到國民黨政府的許可。同日，英國保守黨頭子丘吉爾在下院發言，汙衊“中國人民解放軍反擊侵犯人民解放軍的英艦是所謂‘暴行’，要求英國政府‘派一兩艘航空母艦到中國海上去’，‘實行武力的報復’”。這在蔣介石看來，是上帝賜予英國和美國出兵干預的良機。所以，他決定乘軍艦駛往上海觀變，代表業已飛回桂林的李宗仁行使“總統”的外交權力，藉此把即將開始的所謂淞滬保衛戰引向國際化。
另外，蔣介石絕不會把寶完全押在英、美出兵干涉上，萬一他把所謂淞滬保衛戰引向國際化的計劃失敗，他也準備了萬全之策，那就是棄長江防線的目的，並非是為了保衛淞滬一線。就在蔣介石乘艦駛往上海的海途中，湯恩伯在上海召開的一次作戰會議上洩露了天機：“我集結主力，退守上海是奉總裁命令的，總長也要服從這個命令。你們來看，這就是總裁的手令。”接著，湯恩伯宣讀蔣介石的命令：
“上海存有價值三億多美元的黃金、白銀，命令吳國楨請假，改由陳良以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代理市長，負責利用大批輪船將全部金銀搶運臺灣。在未運完之前，湯恩伯應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銀運完後，準湯率部向舟山群島撤退，阻止‘**’海上追擊。如該項金銀不能安全運到臺灣，則唯湯恩伯、陳良是問。”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蔣介石乘軍艦駛往吳淞口，下午一時到達黃浦江之復興島。接著，他又單獨召見了湯恩伯，要他和毛人鳳等人在最短時間裡，完成搶運金銀的任務。湯恩伯奉命趕回淞滬杭警備總司令部開會，討論搶運物資事宜。並作出如下決議：
1．將中央銀行所存黃金、白銀和銀元，掃數運往臺灣；
．機器設備、車輛、紙張及暖氣裝置等物資，都運往臺灣；
．棉紗、布匹，大部分運往臺灣，一部分運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
4．所有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等的輪船，除留一部分軍用外，其餘都交由物資局呼叫；
5．帆船及大小木船三千多艘，其中約有一千五百多艘不能駛往臺灣，暫留作軍用外，能駛往臺灣的，都交由物資局呼叫：
6．所有護運工作，都由交警總局負責，由該局派兩個總隊專司護運；
7．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長陶一珊協助物資局局長江杓處理公務；
8．上海資本家的物資，由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會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檢運，監視工作則由稽查處負責處理。
但是，蔣介石在公然召開的會議上卻講的是另外一套。用蔣經國的話說，父親總是懇切坦白地告訴他們：“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應付危難。”
這就是蔣介石此次上海之行的言和行。
也就是蔣介石抵達上海的當天，遂獲悉李宗仁決定不去廣州，改飛桂林的訊息。他擔心李宗仁在桂林組織政府，繼續以和平大義號召西南諸省，使蔣、李公然對抗，這不僅會削弱國民黨已十分虛弱的實力，而且還必然加速蔣家王朝在大陸的覆滅。為此，他當即採取了兩項措施：一、請設在廣州的中常會中的元老出面勸駕，務必把李宗仁請到廣州；二、使用金錢離間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關係。對於前者，蔣經國是理解的；對於後者，他不無疑惑地問道：“李、白自幼同學，共事有年，在此危亡之際，白會舍李跟我們走嗎？”
在蔣介石的眼裡，白崇禧是一個見利忘義的政治小人，並贊同“再嫁的寡婦”之罵名。另外，蔣介石還清楚白崇禧在桂系集團中排名老二，可從不把第一把交椅李宗仁放在眼裡。去歲桂系演出的逼宮戲，最積極者不是李宗仁，而是白崇禧，白氏希望李上臺後總攬全國兵權，藉以滿足他的權欲。歷經三個多月的較量，白的這種希望化為泡影。白轉而責李宗仁軟弱，並由擁李變為憎李。因此，蔣介石胸有成竹地說道：“在此李、白發生微妙變化的時候，我們繼續用黃金收買白崇禧，讓他為我們促李宗仁離開桂林去廣州，這是最為理想的策略。”
蔣經國聽後大有茅塞頓開之感，十分欽佩父親看人用人方面高人一籌的本事。但是，他轉而一想，又不安地問道：“李宗仁會聽白崇禧的嗎？李若賭氣不去廣州，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李宗仁一定會聽白崇禧的。因為李宗仁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不能離開白崇禧單獨行動。他不管和白有多少矛盾，最後總是以同白妥協而告終。”蔣介石說罷沉吟片時，又補充說，“當然，時下的李、白還沒到分道揚鑣的地步，還會向我提出一些類似出國、交權的條件。”
蔣介石當即下達命令：撥給白崇禧三萬兩黃金，作為華中部隊的軍需。
蔣介石這一招真靈，對此，當事人程思遠作了評述：
四月二十八日，我到武漢晤白崇禧時，白的態度就有了很大的轉變：一面急於想透過軍用電話同蔣介石建立直接聯絡，希望蔣命令蔣軍沿著浙贛鐵路佈防，切不可向沿海地區後撤；一面激烈批評李宗仁三個月來完全不聽他的話，以致陷於今日無所作為的境地。他對李邀他返桂林商討和戰大計一事，起初並無任何反應。後來經一再苦勸，才勉強有此一行。他一到廣州，受了頑固派的包圍，終於起了壓李去廣州為蔣賣力的決定性作用。總結這三個月來的事態發展，蔣、李、白三角關係的演變，斷不是出於個人的一時衝動，而是蔣在李、白之間進行了分化工作。這一點連李宗仁也被矇在鼓裡，毫不察覺。
正當蔣介石在上海秘密佈置新的大屠殺之際，繼江陰要塞官兵起義之後，原國民黨海防第二艦隊二十五艘艦艇在南京芭斗山江面起義，並駛抵下關。蔣介石聽後暴跳如雷，大聲命令：“立即派出轟炸機，將其全部炸沉！”
這時，蔣經國感到問題十分嚴重，悄聲地問道：“父親，一旦上海發生意外怎麼辦？”
蔣介石聽後突然獰笑不止。有頃，他有些得意地說道：“只要我們把上海的金銀和物資全部運走，那就請毛澤東來接收上海這個爛攤子吧！”
至此，蔣經國完全明白了父親的用意：運走上海的金銀和物資，不僅是在臺灣重新崛起的物質基礎，而且還為共產黨接管上海埋下了一顆重型炸彈。因此，他於敬佩蔣介石敗中取勝的謀略的同時，還說了這樣一句話：“到那時，高喊反對我們的上海人天天喝西北風的時候，他們就會轉而反對毛澤東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