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在中共中央軍委及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完成渡江作戰以及攻佔南京之後，毛澤東立即透過新華社向中外宣佈：“在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攻擊之下，千餘里國民黨長江防線全部崩潰，南京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已於昨日宣告滅亡！”接著，毛澤東在繼續指揮、部署渡江後各種戰役的同時，還要關注南京等江南新解放城市的接管以及隨之而來的涉外事件。
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大家，他清楚千里長江防線的突破以及南京的攻佔，僅僅是我軍階段性勝利的標誌，而衡量敵人是否徹底敗亡，還需要完全、乾淨、徹底地消滅國民黨殘部所有的有生力量。為此，毛澤東根據敵軍紛紛向浙贛線及杭州、上海撤退的情況，迅速批准總前委調整進攻部署：
令渡江東集團和中集團主力不顧一切疲勞，不為小股敵軍鉗制，分別沿丹陽、金壇、溧陽及大湖四側之線和南陵、宣城、廣德之線向長興、吳興地區疾進，切斷寧杭公路，完成戰役合圍，殲滅鎮江、南京、蕪湖地區南逃之敵；以中集團一部迅速向杭州挺進，第八兵團部率第三十五、第三十四兩個軍擔任南京、鎮江地區的警備任務，第十兵團的第二十九軍東進取蘇州，向上海方面警戒，解除西集團第四兵團之沿江東進任務，改為與第三、第五兵團並肩向浙贛鐵路挺進，追殲逃敵，控制浙贛線，確實切斷湯恩伯集團與白崇禧集團的聯絡，保障第三野戰軍殲滅包圍之敵，同時，以第三兵團的第十軍擔任安慶、蕪湖等地的警備任務。
我勝利橫渡長江的各部人民解放軍接到命令之後，“不顧疲勞，不待輜重到達，克服陰雨連綿、道路泥濘等困難，向指定地區兼程疾進。四月二十六日，中集團之第九兵團主力及第七兵團一部透過廣德，東集團一部進抵天王寺、宜興一線，並在溧陽以西、以南地區殲敵一部。二十七曰，東集團第二十九軍進佔蘇州，東、中兩集團主力一部會師於吳興，將由蕪湖、南京、鎮江地區南撤之敵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六十六等五個軍包圍於郎溪、廣德山區。中集團之第七兵團主力沿安吉、武康之線向杭州挺進。接著，我軍對被圍之敵發起攻擊，經兩日戰鬥，於二十九日將敵八萬餘人全部殲滅”。與此同時，我西集團主力向敵發起追擊戰，“先後殲敵第六十八、第八十八、第一零六、第七十三軍等各一部，殘敵紛紛向福建、浙東逃竄。我軍即控制了義烏至東鄉段四百餘公裡的浙贛線。西集團的這一行動，不僅割斷了湯（恩伯）、白（崇禧）兩集團的聯絡，粉碎了敵人在浙贛線組織頑抗的企圖，而且擴大了預定的戰役範圍，為下一步進軍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勝利完成百萬雄師過大江，並攻佔南京之後，在進軍全國的戰略性質上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那就是集中軍事力量首先奪取大中城市，然後再以城市為中心解放江南廣大的農村。因此，毛澤東在作出追殲江南逃敵，完成對上海軍事合圍的同時，還必須集中全力做好接管大中城市的工作。也就是在我軍攻佔南京的當晚，“南京留平代表團已與南京金陵女大校長吳貽芳及市參議會議長陳裕光講好，要他們聯絡各界，負責維持城內治安，防止破壞，靜候解放軍入城接收。”同時，毛澤東收到南京治安維持委員會的電報：“南京人民為安全計，聯合發起各界組織治安維持委員會，推馬青苑為主任委員，吳貽芳為副主任委員。地方尚稱安定，懇請電飭金陵外圍野戰軍，對南京予以和平接收。”翌日——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電令總前委：“請你們迅即令知三十五軍或其入寧接受部隊，迅即入城維持秩序，並與馬青苑、吳貽芳等接洽，確保南京治安，並注意保護各外國使館。小平、陳毅二同志應即率華東局機關入城主持一切，劉伯承同志（早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被任命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率領機關亦望早日去南京。”
毛澤東作為一代大政治家，不僅熟悉中國的歷史，而且也及時掌握隨時隨地發生與變化著的情況，為了使得長年跟著他在農村打天下，卻沒有城市工作經驗的軍隊能夠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務，他學著當年漢高祖劉邦、唐太宗李世民等在奪取天下的過程中，都對自己的部屬約法限制的樣子，遂親自起草並以他與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公告，宣佈約法八章：
（一）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二）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三）沒收官僚資本；（四）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業；（五）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國民黨政府大小官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遊勇，均應向當地人民解放軍或人民政府投誠報到；（七）有準備有步驟地廢除農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周恩來閱罷這“約法八章”，知道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接管江南大中城市的綱領，當即鄭重地說道：“好，十分及時！建議我們的電臺立即廣播兩到三天。”
“我贊成！”朱德又加重語氣補充道，“今後，凡是解放上海、武漢、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都要重播幾次。”
“好！我立即批給喬木同志，請他執行。”毛澤東說罷遂走到桌前，提筆在這份《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上作了如上批示。
“主席，”周恩來嚴肅地提出，“下一個戰役是上海，除去確立具體的戰役方案，恐怕從現在開始，就要下大氣力制定好接管這座既是東方冒險家的樂園，又是我國近代無產階級集中的大城市的計劃。”
對此，毛澤東是贊同的。他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前夕和初期，就曾數度來到上海，對我國這座最大的城市和工商業中心是非常瞭解的：這裡是諸帝國主義國家侵略我國的主要基地，蝟集著各種反動勢力，政治情況複雜，為了達到既要殲滅敵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於今後建設之目的，同時，還要為接管江南諸大中城市，以及管好全國經濟積累經驗，他沉吟片時，很是深沉地說道：“接管計劃固然重要，但執行計劃的班子則更為重要。由於上海是我國工業重心所在，不法資本家一定會在經濟戰線上和我們進行較量。為此，我認為陳雲同志應該入關、升帳了！”
對此，中央書記處尤其是在上海、武漢、重慶等江南大城市戰鬥過多年的周恩來非常同意毛澤東的這一建議。接著，毛澤東又說道：“未來上海的市長，早在西柏坡時就選定了陳毅同志。我認為，如要接管好上海，還必須給陳毅同志配備既熟悉上海、又懂經濟的幹部。我看，這項任務就交給恩來了。”
對此，周恩來心裡有數，並早做好了安排。他立即電示香港工委，要多年在上海工作、戰鬥的潘漢年、夏衍、許滌新三位同志動身北上，來北平接受任務。
雖說毛澤東為我軍制定了“約法八章”，但是，數十萬計沒有見過大城市的解放軍，一旦佔領像南京這樣大的城市，違紀事件是一定會出現的。舉例說，我三十五軍進入南京之後，由於廣大的指戰員對美國的仇視，竟然未經請示擅自闖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與司徒雷登發生了糾紛，並招致美國政府的抗議。對此，毛澤東感到問題十分嚴重，遂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於四月二十七日給粟裕並告總前委、劉伯承等發電指出：“必須立即引起注意，否則可能出大亂子，其經過情形速即查明電告，以憑核查。”三十五軍進入南京紀律嚴明，外國反映極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由此，毛澤東想到上海是外國人集聚的大城市，又是各帝國主義利益的所在之地，如在接管過程中發生意外，將會產生重大的國際影響。為此，他在批評三十五軍侵入司徒雷登住宅的同時，又給總前委等發去電令：
（一）你們不但要部署攻擊杭州，而且要準備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敵軍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們進駐的時候，不致毫無準備，倉促進去，陷於被動。（二）美國駐上海軍艦為避免引起糾紛，有於二十六日下午撤退至長江口外之傳說，是否如此特徵。（三）如果美艦撤退，杭州又受威脅，國民黨在滬軍隊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資產階級不贊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決之可能性甚大。（四）為著多有一些準備時間，不使國民黨過早退出上海、我軍倉促進入上海，請粟（裕）張（震）注意不要使我軍過於迫近上海。同時，爭取在數日內完成進駐上海的準備工作，以便在國民黨迅速退出上海時，我軍亦不致毫無準備地倉促進去。（五）何時進駐上海，須得我們批准。
四月二十七日，鄧小平偕陳毅告別合肥來到南京，踏著滿地狼藉的紙張進入蔣介石、李宗仁發號施令的“總統府辦公室”。從這天開始，陳毅這位未來的上海市長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接管上海的工作。接著，南京市軍管會主任劉伯承在部署好挺進浙贛線的行動後，遂於四月二十九日率第二野戰軍領導機關由桐城進入南京市。說到當時形勢的緊迫，任務的繁重，從劉伯承一行進南京的經過可窺一斑。
四月二十九日，劉伯承一行奉毛澤東的電示，風塵僕僕地趕到南京對面的碼頭。“在蒼茫的暮靄中，揚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鋪，幾乎家家大門緊閉。偶或也有門扉半掩的，但很少人出入，顯得十分蕭條。被敵人丟棄的破車爛炮觸目皆是。稍遠處，黛色的群山漸漸失去光亮，間或傳出淒厲的槍聲和轉瞬即逝的信號彈光。這一切，表明蔣軍殘餘尚未肅清，南京城並沒有安寧。”劉伯承的隨員坐著徐徐駛向南岸的輪渡，興奮地望著燈火閃爍的南京市區，期待著快些踏上“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的形勝之地。但是，“由於臨行倉促，事先未及與南京警備部隊聯絡，過江後，只好包租了一輛公共汽車乘坐。”當司機詢問開往什麼地方的時候，劉伯承的警衛員突然拍著額頭大叫：“唉呀不好，還沒有叫人號房，這麼大的一個南京城，車子該往哪裡開呢？”
同行的所有隨員聞聲愕然，唯有劉伯承聽後呵呵大笑，近似玩笑地說：“到了家門口，反倒找不著家了。”他說罷看了看大家那期盼的表情，就像釋出作戰命令那樣果斷地說道：“叫司機直開‘總統府’，到了那裡就好辦了。”
就這樣，陳毅在偽總統府迎接了劉伯承。兩位老戰友在這樣的地方相會，興奮得大笑不止。但是，當他們談到如何接管好南京這樣的大城市之後，又都露出分外沉重的表情。因為他們清楚：從現在開始“收京入滬”的軍事鬥爭已經讓位給接管城市、搞好經濟建設了！換言之，他們已經從百戰沙場走向十里洋場，並成為南京、上海的一市之長了！那時，就連不少友好之士都發出這樣的疑問：“將軍戰則善勝矣，治民理財之道通否？共產黨在馬上得了天下，治天下能否長久？”對此，陳毅也曾公開講過這樣一段話：“進上海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共產黨員要意識到這一點才是聰明的。”簡言之，一場比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更為艱難的城市大戰開始了！
毛澤東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政治戰略家，他相信陳毅、劉伯承這兩員需將，一定能夠在不久的將來指揮好這場新型的接管城市的戰鬥。因此，他的戰略視野依然放在採用軍事的手段奪取上海的勝利上。在這期間，他明令指示：“為使湯恩伯在上海穩住一個時期，以利我軍先取杭州，然後有準備地奪取上海，我們認為，你們暫時不要去佔蘇州、崑山、太倉、吳江、嘉興諸點，讓上述各點由湯恩伯守起來，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覺直接的威脅。”但是，當他獲悉我軍已經攻佔蘇州之後，他又於四月二十九日發出電令：“我軍既已佔領蘇州，似宜在蘇州停止，讓崑山、太倉、嘉興暫時留在敵手；我軍應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監視上海情況，防敵經海路逃跑。一經發現敵有從海上逃跑的象徵，立即攻佔吳淞，控制浦江出口。但須事先嚴戒部隊，到吳淞後避免和外國軍艦發生衝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國軍艦發炮，至要至要。”
寧滬杭地區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所控制的防區，中原重鎮武漢則是桂系白崇禧的地盤。毛澤東一是鑑於我第四野戰軍剛剛完成平津戰役，近期難以迅然揮師南下，進逼湖北長江北岸；再是為了利用蔣、桂在權勢方面存在的矛盾，進而達到拉桂、打蔣的戰略目的，多次與白崇禧等桂系軍事將領進行秘密談判作出希望和平解決兩湖、兩廣的姿態。但是，時下在北平的和談失敗了，桂系的天平又猝然向著蔣介石一方傾斜，毛澤東根據敵變我亦變的軍事原則，於四月二十八日向林彪、羅榮桓等發出《應迅即準備接收漢口漢陽兩城》的電令：
（一）和談破裂，桂系亦從來沒有在具體行動上表示和我們妥協過，現在我們亦無和桂系進行妥協之必要。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消滅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動派。但是，我四野主力還要一個多月才能到達漢口附近，接收漢口的準備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聯絡的電臺暫時仍不割斷，蕭（勁光）陳（伯鈞）前線亦遵守前定界線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漢口敵軍驚慌，撤走得太早。在此意圖下，如果灄口秩橋不十分重要，不十分難於修復，最好暫時不去搶佔。但是如果灄口鐵橋十分重要，被敵破壞後十分難於修復，則可以早日去搶佔。但是搶佔灄口後，白崇禧即可能放棄漢口漢陽兩城，蕭陳及中原局應準備早日接收漢口、漢陽。此事究以如何處置為適宜，本日已與林彪同志當面談過，由林彪同志負責考慮答覆，請蕭陳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見。……（四）無論怎樣，蕭陳及中原局應當迅即準備接收漢口漢陽兩城，以免敵人退走，倉促接收，毫無準備。
正當毛澤東全身心地指揮消滅國民黨殘敵和接管江南各大中城市的時候，很感突然地獲悉他的詩友柳亞子先生因舉手打管理人員，受到周恩來嚴肅批評的訊息。由此，毛澤東不僅揭開了柳亞子寫詩呈他的原委，而且也使他不得不思慮如何撫慰這位老友的方法。另外，由於詩界對柳亞子先生與毛澤東的和詩素無定評，容筆者簡介如下：
柳亞子，原名慰高，又名人權、棄疾，字安如，一字亞廬。他於一八八七年生於江蘇吳興。早年投身革命，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後組建詩壇有名的南社，成為一代詩壇盟主。不久，加入同盟會，後轉入國民黨。曾歷任國民黨江蘇省執委會常委兼宣傳部長，後又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候補委員，始與柳亞子相識。當時，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並主持農**動講習所，與積極擁護三大政策的柳亞子先生時相過從，二人在論政的同時也常常談詩說文。這段交往給他們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柳亞子先生在詩作中唱的“珠江粵海驚初見”、“粵海難忘共味茶”，就是記述他與毛澤東這段難以忘懷的人生經歷。
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毛澤東憤於革命的失敗，不僅提出了“政權是從槍桿子裡面取得的”論斷，而且還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開往井岡山，建立了紅色革命根據地。業已與蔣介石決裂的柳亞子先生聞後唱出了“神烈烽頭墓草青，湘甫赤熾正縱橫。人間譭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在那種白色恐怖籠罩的歲月裡，他竟然在兩列寧詩下自注：“孫中山，毛潤之”。這足以看出他對毛澤東的敬重。之後，他還寫過數篇懷念和頌揚毛澤東的詩詞。誠如世人所知，毛澤東飛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談期間，柳亞子先生得與毛澤東久別重逢，欣喜之餘，曾寫了一首七律《贈毛澤東老友》。他在詩中唱道：“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而毛澤東向柳亞子抄贈舊作《沁園春·雪》。幾日後，山城，乃至於全國很快都在放聲歌唱“北國風光”！自然，在這期間他們二人還有許多有歷史意義的交往，因多有專文行世就略而不述了！
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周恩來等非常關心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透過地下黨組織設法把他們輾轉送到北平，參加新中國的建立工作。柳亞子於二月二十八日和葉聖陶、陳叔通、馬寅初等由香港北來北平。柳亞子於三月二十五日隨諸老到西苑機場迎接毛澤東。當晚，毛澤東設宴頤和園益壽堂答謝。自然，在這種場合兩位老友只能表示勝利的喜悅。不久，毛澤東收到柳亞子那首《感事呈毛主席》七言律詩，一直不解詩出何意，更不明白詩人為何唱出“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的詩句。今天，他方恍然大悟，是事出有因的：
柳亞子入住頤和園之後，有關部門為他配備了一位警衛員負責安全，選了一名副政治指導員做管理員，負責他的生活。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忙於國共和談等國家大事，顧不上前來問候，他作為國民黨元老遂產生了一種失落感。另外，柳亞子生於江南，一直過著舒適的生活，很難體諒剛剛解放的北平的供給情況。一天，他提出要吃炒青豆，要吃鮮黃瓜。這位管理員認為“這類菜要等到七月才能上市，現在尚早，便以為沒有，就沒有買回來吃上。因而，惹得柳先生有氣，詢問之間就打了管理員一記耳光”。誠如當事人所記：“柳先生此舉，並不單單表示對管理員個人做法的不滿，而是一種情緒的反映。他曾對工作人員講，‘如果再沒人管，就吊死在頤和園’，‘是讓他坐了冷板凳了……’給人以尋短見的印象。”同時，他給毛澤東寫了那首詩，借詩表示他內心的不滿。
不久，這件事情驚動了周恩來。當他聽說柳亞子在頤和園發生的這些事情之後，便說：“我要去見他，要批評他。”
有關周恩來批評柳亞子先生的情況，當事人趙桂來作了記述：
這一天，周副主席預先通知說，他要在頤和園聽鸝館飯店擺一桌飯，他和鄧穎超請柳先生夫婦，還請我和頤和園另一位同志出席作陪。
在預定吃飯的時間，周副主席和鄧大姐提前來了。在聽鸝館的一處休息室，他先讓我把事情發生的經過再講一遍，還問了一些細節，顯然在核實材料。周副主席在處理問題，作出結論之前，總是要瞭解核實事實的基本情況，才肯進行處理，決不只靠彙報處理問題。
周副主席特意告訴我說：“我不會陪他們吃完的，這裡有鄧大姐在，你們陪他，飯後要送他回寓所，保證安全，不要發生什麼事情。”
一切都在正常進行，宴請的主人來了，客人也依時到達，大家熱烈寒暄，邀請入座之後，周副主席首先舉杯，祝柳先生夫婦愉快健康。而乾杯之後，還沒舉箸品嚐蔬菜之際，便說起了柳先生與管理員之間發生的那件事情時，周副主席嚴肅地說：“柳先生，這件事情你做得過分了。我們的朱德總司令，影響大不大，職務高不高，可他從來沒有打過任何一個警衛員、管理員。沒有，沒有動過一個手指頭！打人，在我們這裡是不允許的，對戰士應當和氣。”
周副主席雖然講得很嚴肅，但很剋制，很有分寸。當說到在頤和園上吊、尋短見等情緒時，周副主席生氣地說：“你這是舊社會封建迷信那一套，在這裡是使不得的。”柳先生認真地聽著，卻一句話也沒有說。是牴觸、是反省、是愧悔，難以猜測。
周副主席轉而又以誠懇的莊重的語調，向他說明，我們進城時間不長，正在作出種種安排，“希望你多多保重，今後有的是工作讓你做”。
說罷，周副主席站起來說：“柳先生、馮女士，我還有急事先走一步，由鄧穎超同志陪你們。”
說完，與柳氏夫婦一一握手，告辭而去。
我送周副主席走出門外，周副主席又對我說：“柳先生的生活，你們要照顧好。這裡不是陝北，也不是西柏坡，要到高階市場去買。到東單菜市場去買菜，到東安市場買水果。”
毛澤東獲悉這一情況之後，一方面感到周恩來對自己這位老朋友批評得對，處理得十分全面；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自己再忙也應當關心一下自己的這位特殊的詩友。按照中國的傳統說，毛澤東是勝利者的領袖，一舉一動，絕不僅僅是禮賢下士的問題，而是關係著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因此，他的內心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另外，他清楚柳亞子先生的出身和政宦經歷，在國民黨那裡，別說打管理員一記耳光，就是從身旁開除也是理所當然的。加之，他不僅是國民黨的元老，而且還是有名的南社的盟主，這些年來，何人敢像周恩來這樣當面批評他？因此，毛澤東又頓感自己也有著某種責任。當他再想到柳亞子先生不遠萬里從香港北來議政，籌建新中國之後，又禁不住地取出柳亞子那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翻閱，是受著一種什麼樣的情愫支配？突然詩神叩開了他的靈感之門，他提筆展紙，一揮而就，寫成了如下這首有名的《七律·和柳亞子先生》：
飲茶粵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葉正黃。
三十一年還舊國，
落花時節讀華章。
牢騷太盛防腸斷，
風物長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淺，
觀魚勝過富春江。
毛澤東寫罷這首七律之後，內心依然感到餘意未盡，似有許多話要對柳亞子先生講。恰在這時，他收到了粟裕、張震聯名寫來的電文，“報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郎溪、廣德山區之敵五個軍已大部被殲滅，以及肅清郎溪、廣德殘敵和佔領杭州的部署，並提出要做好接收上海的準備。”為此，他只好把這種對老友的情感暫時讓位一邊，又集中精力研究有關的軍事部署。為此，他又為中央軍委起草了《抓緊完成佔領上海的準備工作》的命令：
豔晨電悉。（一）殲滅諸敵甚慰。（二）部署甚妥，如你們能於一星期內完成此項部署並完成對於攻佔上海的政治準備工作和軍事準備工作，則你們可以立於主動地位。（三）總前委除直接領導南京工作外，請迅速抓緊完成佔領上海的準備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後假如湯恩伯從海上逃跑時，你們能夠主動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也是在同一天——四月三十日，毛澤東針對國外，尤其是英國對紫石英號軍艦被擊毀一事掀起的**叫囂，憤筆寫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宣告》。這篇雄文不僅以雄辯的事實駁斥了國外敵人蓄意的造謠和恫嚇，而且也為未來新中國的外交制定了如下路線：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願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係，這種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外國政府如果願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關係，並且把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
毛澤東這時已經提出了五項和平外交原則，是值得研究新中國外交史的專家大書一筆的。
五月一日，毛澤東為了解決老友柳亞子先生的心病，是日中午專程趕到頤和園看望。不巧的是，柳老已經午休了。隨侍人頁通報柳亞子，說毛主席來看他了之後，毛澤東就站在熱烘烘的院子裡站著，靜候老友柳亞子的出來。用當事人的話說，值班員告訴說“柳先生很快就出來見”。然而，這個“很快”可就費時間了，左等也不見出來，右等也沒有動靜，隨侍人員急得要值班員進去再催一下。毛澤東急忙向值班員擺一擺手，說：“你還不懂。人家是高階人士，見客了，要穿好衣服，還要戴好帽子，還要在鏡子面前這麼照一照。”他說著，用手比劃著，頭還那麼動了動，做出照鏡子左右端詳的樣子，動做好笑而有趣。“要收拾好，打扮一番。哪能像你，一蹦就竄出來了。要等著，等著，不要急嘛。”
然而時間長了，隨行的警衛班的青年戰士就有些不大安穩，免不了這裡走走，那廂看一看，甚至還弄出些聲，儘管是輕微的。毛澤東連忙指著西廂配房臺階，小聲說，“坐下等著，不要亂動。”
對此，隨行人員很不理解。據當事人回憶：“又過了好一陣，柳亞子先生和其夫人馮佩珠終於出來了。他們果然穿戴整齊，舉止優雅斯文，彬彬有禮。柳先生西裝革履，大熱天了，還扎著領帶；他的夫人身著旗袍，略施脂粉，端莊大度。他們兩人來到毛主席面前，並排站到一起，然後一同向毛主席行鞠躬禮……他們那腰，貓得很低，足有九十度以上，顯出對毛主席的尊重之中，又多了幾分虔誠。”據筆者推論：恐怕還有地位改變後，且有著難言之苦的老友相見那特有的情緒！
接著，毛澤東走上前去，緊緊地握住了柳亞子的雙手，從握手的力度可知，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
十二
說到毛澤東專程到頤和園拜訪柳亞子先生，以及他們問的談話內容，也有著各種版本流傳後世。
據當事人回憶，柳亞子見到毛澤東親自來訪十分激動，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說道：“獨夫民賊蔣介石終於垮臺了！共產黨偉大！毛主席偉大！人民解放軍偉大！”
毛澤東深知老友說這番話的各種含義，也順著柳亞子的話音笑著說道：“我再加上一句：人民偉大，包括你，也包括我。同意吧？”
“同意，同意！”柳亞子聽後心中久存的塊壘完全化解，遂指著院中，“潤之，請進，你我在此品茗交談，不也是一種快事嗎？”
查柳亞子先生的日記，這天記道：“午餐後假寐，二時即醒。忽毛澤東偕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訥來訪，先至心情略淡，旋來於益壽堂後軒談詩甚暢……”
接著，毛澤東與柳亞子相偕遊有名的長廊。時下的毛澤東已經不是指揮雄兵百萬的三軍統帥了，完全化作一位純粹的文化人兼史學家，與一代詩壇盟主柳亞子進行文化心理的溝通。當他們看見長廊中的那一幅幅畫作的時候，一定會在品評我國民間畫師筆下藝術的同時，還會想到他們那不求功名的風節。自然，他們置身這皇家公園之中，也一定會觸景生情，發些文人那特有的感慨。據史記載，柳亞子曾說：“慈禧太后腐敗無能，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和災難。她把中國人民的血汗搜刮起來，奉獻給帝國主義，建立她的樂園，真是無恥！”
對此宏論，毛澤東是贊成的。但是，當他想到歷代帝王的所作所為，遂又講了這樣一段話：“你說得好啊！她用建設海軍的錢，建了一個頤和園，當時來說，這也是犯罪。現在看來，就是建立了海軍，也還是要送給帝國主義的。建了頤和園，帝國主義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總比他們揮霍了好吧！”
柳亞子用心品評毛澤東的這番議論，頓感有著超出常人的見解。為此，他唯有嘖嘖稱道。
接著，毛澤東與柳亞子提出要去看仁壽殿，由於沒有準備，遂改為看龍王廟。這樣一來，毛澤東與柳亞子又泛舟昆明湖上，他們二人隨意地議論著那獨具特色的話題。
柳亞子說道：“中山先生臨終前留下一句遺囑：餘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尚未成功。你們幾起幾落，終於取得了勝利。應當說，這是全國人民盼望已久的。”
“先生所言極是！”毛澤東也頗有感慨地說道，“如果從鴉片戰爭算起，中國人民革命就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這其中是有很多教訓可以汲取的。”
“我不是歷史學家，但我知道共產黨遲早是要勝利的，這是肯定的。”
“你作為我的老朋友，可以講一講這是為什麼嗎？”
“我認為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合乎民意，全國人民，包括像我這樣的老國民黨員都擁護支援，我看，這就是你們勝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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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聽後微微地點了點頭。
“說句老實話，我們沒有想到勝利會這樣快，人民解放軍一夜之間就渡江成功，不到三天就佔領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潤之你用的是什麼妙計？”
“我也說句老實話，”毛澤東笑了笑說，“過去舞文弄墨的時候，我也曾認為打勝仗就得像諸葛亮那樣，用借東風、空城計；後來，我投筆從戎了，方知打仗沒有什麼妙計。”
“那你靠什麼打這樣多的勝仗呢？”
“孫子兵法講的知己知彼四個字，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正確的決策。還有一條，那就是先生說的，人民的支援。讓我說，這就是我毛澤東用的最大的妙計。”
“人民？……”柳亞子若有所思地自語。
“對！這是勝利之本。”毛澤東平心靜氣地說，“先生想想看，一百萬軍隊要渡江，我們既無兵艦，又無輪船，怎麼辦呢？靠人民，用土辦法，我們就有了幾萬只木船、木排筏子，在我們的大炮掩護下，很快就把三十萬大軍運到了長江南岸。有意思的是，像這樣大的行動，蔣介石竟然不知道，你看有何等的奇妙啊！”
“我明白了，你們掌握了民意，就等於得到了民心啊！”
“這才是真正的妙計啊！”毛澤東望著微然頷首的柳亞子又風趣地說道，“我還可以告訴先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條真正的妙計，也是從蔣介石的失敗中學來的。”
兩位詩友談古論今，興致不減。當柳亞子說起當年身受政治迫害的往事時，毛澤東說：“你現在可以赤膊上陣發表文章、講話，現在與蔣介石時代不一樣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證的，你的意見會受到尊重的。”
誠如當事人所記：“兩隻遊船，一前一後，很� �劃到昆明湖南側的龍王廟上岸。但是，龍王廟也不清靜，這裡也擠滿了遊園的群眾。他們不知怎麼也知道毛主席來了，站在岸邊，臺階上，坡坎上，期待著，而更多的遊園群眾，仍然在向這裡擁來。”怎麼辦？“遊人太多了，我們的工作，又缺乏充分的準備，唯恐擁擠出了問題。毛主席也同意，只好放棄了看龍王廟的打算，便從附近的南小門出了頤和園，乘汽車返回香山駐地。”
毛澤東在如此繁忙的時日裡，抽出大半天的時間看望受了周恩來批評的老友柳亞子，應當說是破例行事了！但是，誠如他自己在與柳亞子握別時說：“今天沒有看好。”遂於五月五日的上午，“派秘書田家英去頤和園接柳亞子先生到香山寓所敘談。其間，談論了南北朝詩人謝靈運《登池上樓》、隋朝詩人薛道衡《昔昔鹽》、宋朝詩人蘇軾《題惠崇春江曉景》等詩篇，並論及其中‘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等名句。中午，毛澤東宴請柳亞子，作陪的有朱德、江青及女兒李訥、秘書田家英。毛澤東將上述諸詩句題寫在柳亞子《羿樓紀念冊》上，並作一題記：‘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臨敝舍，曾相與論及上述諸語，因書以為紀念。’”
毛澤東與柳亞子這段交往，不知被多少詩家論及。但是，當我們把他們這段不尋常的交往放到當時那特殊的歷史中，以及在其前前後後所發生的事件中去剖析，我們不僅看到了毛澤東是那樣的珍重昔情舊誼，而且也由此透視出了毛澤東是何等謹慎地處理與民主人士的關係！
毛澤東在做老友柳亞子先生工作的同時，依然把主要精力用於解放全國的軍事部署以及接收南京，準備接收上海的外交、經濟等方面的大事上。就在他約見柳亞子的前夕——四月三十日，收到總前委轉來的電文，“報告三十五軍未經請示擅自處理有關外交事件等”，他感到問題十分嚴重，遂於五月三日以中央軍委的名義電告總前委及有關人員：
從三十五軍在南京數天內所犯無政府無紀律錯誤行為看來，你們過去在準備渡江時期，對於外交政策及其他許多事項（例如軍隊在城市中看戲、看電影、洗澡、坐電車、坐公共汽車等事必須和各界人民同樣買票，不許特殊，以及未得上級許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勞等）似乎沒有明確規定。如果沒有規定，你們應速規定，通令各軍一體遵行。如果過去已有規定，三十五軍故意違犯，則除檢查該軍工作做出結論通令各軍外，應向各軍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許再有違犯……如果各軍對於像外交問題這樣重大事件，可以不請示，不報告，由各軍各地擅自隨意處理，則影響所及，至為危險。
外事無小事。對此，我們常年在農村打天下的指戰員是缺乏這方面的常識的。或許中央考慮到我人民解放軍無辦理外事方面的經驗，遂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等議定：由黃華趕赴南京就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長，著手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南京外事問題。
黃華原系北平燕京大學的學生，既是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的弟子，又是現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私人秘書傅涇波的同學。因此，當司徒雷登獲悉自己的弟子黃華就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長之後，遂派傅涇波於五月六日前來拜會。
據史記述：傅涇波、黃華在燕京大學同窗於“一二·九”運動的前夜，分手於抗日戰爭的爆發，十幾年來，他們二人走著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這些年來，黃華雖然沒有機會與傅涇波打交道，然而他卻完全清楚，這位老同學早已追隨所謂的恩師司徒雷登，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上全身心地為美國效力。在他看來，傅的這次來訪一定是親受司徒雷登指派，或曰是代表美國利益的。因此，他作為中央委派負責辦理外事的官員，在沒有瞭解傅涇波的全部來意之前，只有採取“聽”的態度。
傅涇波的身上畢竟流的是中國人的血，再加上這些年來的耳濡目染，他很是相信所謂“人情”的。說句實在話，司徒雷登指派他來造訪黃華，也是包含著“師生之情”和“同窗之誼”的。兩位老同學寒暄過後，傅涇波便主動地告訴黃華：長年生活在中國的司徒雷登，已經逐漸瞭解到美國過去支援國民黨的政策是錯誤的，現在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時下，司徒雷登已獲得美國政府國務卿艾奇遜的同意，留在南京與中共進行外交接觸。最後，他特別作了說明：“司徒大使已表露一九四六年美國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美商約可以修改，這是司徒大使表示謙讓的第一個臺階，希望給予足夠的重視。”
黃華自然明白傅涇波講的上述這番話的真實含義，同時，他也十分清楚，上述講話還包含著投石問路的性質。對此，他只表示：“空言無補，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接著，黃華把與傅涇波會談的情況上報中共中央，並特別請示：能否與司徒雷登會面？
毛澤東在接到黃華報告的同時，又透過其他途徑收到了另外一份外事情報：英國駐華大使施諦文於月初給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一份備忘錄，指出：“只有對解放區各級政府給以事實上的承認，才能在維持領事關係的基礎上有效保護西方的利益，否則，便可能對於在中共控制地區的僑民和西方利益帶來有害影響。美國務卿艾奇遜接到司徒雷登的報告後，是日指示駐有關國家的外交和領事人員與駐在國外交部商討此事。艾奇遜強調，不論是主動表示將給予承認或透過官方宣告而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中共尋求承認的措施將受到歡迎，所有這些做法均不可取；有關西方國家在此問題上應結成‘共同陣線’。”毛澤東將這兩份報告加以認真地比較與分析，明確地感到：一、英國與美國在對待中國共產黨，或曰未來新中國的外交態度上開始發生了分歧；二、美國政府與其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對華政策上也有微妙的變化。對此，毛澤東清楚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的勝利，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對華政策上即將發生重大的變化。他抓住這一關鍵的時機，重點解決與美國的外交問題。為此，他於五月十日電示南京市委並告華東局：
（一）黃華可以與司徒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二）見面時多聽司徒講話，少說自己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李濤宣告。（三）來電說“空言無補，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這樣說法有毛病。應根據李濤宣告，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割斷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絡，而不是籠統地要求美國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你們這樣說，可能給美國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國援助的。現在是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絡，並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而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照此語的文字說來，似乎美國政府已經做若干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只是數量上做得少了一點，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當。（四）與司徒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係。（五）在談話之前，市委應與黃華一起商量一次。（六）談話時如果司徒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七）對於傅涇波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
或許是我軍攻佔南京及江南各中小城市發生問題過多，抑或是他們從毛澤東一系列的電令中感到了已經發生的事件的嚴重性，總前委給中央發了一件十分重要的電報：
根據南京經驗，我黨我軍未作適當準備就倉促進入大城市，必然陷於非常被動的地位。就軍事上說，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說，我們許多重要準備都未做好，加以上海、杭州於部尚在長江北岸，部隊本身困難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則尚未深入教育，連續行軍作戰尚未整理，大批俘虜尚未處置，如不經過十天左右的整訓，進城之後一定發生許多問題。因此，以儘可能推遲半月到一月入上海為好，杭州亦以遲一點進為好。為此建議：1．七兵團應照粟（裕）張（震）命令迫近杭州，先以有力部隊截斷敵之退路，爾後派人與守敵談判投降，推延一點時間，以便自己作入城準備。．推遲進佔瀏河時間。．華東局、三野前委及七兵團加緊進入上海、杭州的準備，限期完成，以免倉促被動。
毛澤東讀罷這則電文，引出很多感慨！昔日，沒有攻佔大城市的時候，竭盡全力創造一切軍事條件去佔領；時下，攻佔大市的軍事時機完全成熟了，可又必須因為政治準備不足而推延。然而軍事的發展往往又是超出常人所料之外的，一旦駐守上海、杭州的敵軍猝然撤退怎麼辦？在如此動盪不定的特殊歲月裡，像上海、杭州這樣大的城市是不能出現真空的。他歷經幾天的深思熟慮，遂給總前委、華東局，並粟（裕）張（震）發去了《推遲佔領杭州上海的時間》的電令：
（一）總前委陷辰電悉。（二）譚（震林）王（建安）吉（洛，即姬鵬飛）已迫近杭州，不知來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內除周涵率少數人為後衛尚未退走外，軍隊、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寧波撤退，城內治安由臨時組織的民警維持。在此種情況下，譚王吉似可以不即去佔領杭州，暫時由原來已經成立的治安委員會（以救濟委員會名義出現）、地方紳士呂公望等維持，以待我方幹部之到達。是否可以如此，請粟張決定。（三）上海在辰灰以前確定不要去佔，以便有十天時間做準備工作。在辰灰以後，則應作兩方面的計劃：甲、即去佔領上海。這是假定湯恩伯在十天內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無政府狀態，迫使你們不得不去佔領。你們的準備主要地應放在這點上。否則，你們將陷入被動。過去，你們在三個月準備渡江期間，沒有抽出一個月時間令軍隊學習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項，沒有作很快佔領諸城的精神準備和組織準備，吃了虧。現在只好在十天內補足此種缺點。乙、拖長時間至半個月或二十天或一個月再去佔領。只要湯恩伯不走，就應如此。佔領瀏河的時間亦可推遲。我們前已電告你們，何時佔領上海，要等候我們的命令，此點請粟張注意。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偉大號召的時候，就曾明確地指出：“黨和軍隊的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他還指出“準備隨軍南下的五萬三千個幹部，對於不久將要被我們佔領的極其廣大的新地區來說，是很不夠的，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然而，從三十五軍接收南京的經驗來看，在農村土生土長的廣大的指戰員，是不可能一夜之間就能適應大城市的環境的。至於說到學會管理大中城市，則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我軍佔領南京以及即將奪取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時候，絕沒有我軍取得三大戰役勝利時的喜悅。相反，他的心情不僅是相當沉重的，而且在釋出有關指令的時候也是相當謹慎的。他明白一種全新的“戰爭”又擺在了他的面前！
世人皆知，毛澤東是一位敢於向對手、向困難挑戰的大政治家。同時，他還是一位有著政治遠見的大預測家。為了適應迅即攻佔、接管大城市這一新形勢的到來，他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就有意佈下了如下的幾步大棋：
首先，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提議，選陳雲為未來總攬全國經濟戰線的帥才。誠如前文所述，他在西柏坡親自向陳雲交代了任務。隨著渡江戰役的臨近，他又親自審閱中央致東北局的電令：陳雲應速來中央工作；隨著南京的解放，全國經濟突然出現通脹的形勢，毛澤東再請周恩來親自電示東北：希望陳雲及早動身來北平。五月三日，毛澤東收到陳雲的電報：“由於正向東北局報告今年東北經濟計劃，東北局今日起討論，故五月十日前可到北平。”至此，毛澤東才算放心。
其次，毛澤東要求從接管北平、天津的工作中積累有關的經驗。舉例說，天津是華北工商業最集中的大城市。自打一月十五日解放後，雖說社會秩序恢復較快，但生產恢復卻很慢，而且還出現了一些預想不到的困難。“這除了戰爭造成的城鄉交換阻隔、外貿斷絕、原料匱乏、產品滯銷、通貨膨脹等因素外，沒有處理好公私、勞資關係是一個重要原因。”對此，薄一波曾向中央報告：“工人、店員誤認為我們允許分廠、分店，進行清算鬥爭。天津解放一個月內，曾發生五十三次清算鬥爭。”資本家腦子裡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後工人管不住，無法生產。“因此，他們抱著消極等待、觀望的態度，甚至跑去香港。據天津統計，當時私營企業開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由於許多工廠不開工，天津有上百萬人口生活沒有著落，這自然是極為嚴重的問題。那時，毛澤東正全力運籌北平和談與渡江戰役兩件大事，當他獲悉這一情況之後，很自然地又想到南京，尤其是上海、武漢等工業城市解放之後，一旦發生像天津這樣的情況，且又拿不出解決的辦法，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為此，他召開專門會議，決定劉少奇到天津去，在解決如何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問題的同時，也為接管南京、上海等江南大中城市積累經驗。
劉少奇在天津、唐山等地作了整整一個月的調查研究，除去解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外，他還進一步認識到恢復國民經濟的緊迫性和艱巨性。劉少奇曾講：“建立中央財政經濟統帥部，其緊急不亞於軍事及其他問題。以前我們不懂，這次去天津，與產業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談了一談，才感到這項工作很緊急。我們在軍事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接收了很多東西，外國人要來做生意，交通需要統一，因此財政經濟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對此，毛澤東是贊成的。同時，他還親自修改、批准了劉少奇起草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國家財政經濟機構的組織大綱》（事後簡稱中財委），還任命陳雲為主任、薄一波為副主任。在他的關照下，很快著手組成了領導全國經濟恢復以及重建的中財委領導機構，為不久的將來戰勝上海等地的不法資本家的經濟行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毛澤東雖說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對未來城市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針和政策，但是，由於敵人在潰退之前進行瘋狂掠奪，使得本已搖搖欲墜的城市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地步。另外，再加上勞資關係處理不當，以及潛伏特務、黑社會勢力肆虐活動，都給城市經濟的恢復和重建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為此，毛澤東又及時地提出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城市經濟工作的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所謂四面，“即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八方，即公私兩方，勞資兩方，城鄉兩方，內外兩方。”毛澤東明確指出：要“從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顧到，實現發展生產”。毛澤東提出的“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是新中國成立前後的經濟工作的綱領，對恢復和發展全國的經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城市工作，尤其是經濟戰線上的鬥爭是沒有經驗的。向美國學習嗎？除去社會性質存在著差異以外，那時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僅不會幫助我們恢復國民生產，而且還要使用軍事和經濟的手段對我們實行制裁，妄圖把我們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扼殺在搖籃裡！為了面對國內經濟的嚴峻形勢，同時也為了打破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們就要實行的各種制裁，毛澤東於五月四日親自給斯大林發去了求援電，他說：“現在我們有兩大任務：軍事任務與經濟任務。解決軍事任務，即最後消滅敵人，我們能夠完成，因為我們有經驗和有必要的力量。但解決第二個任務——並不比第一個任務次要，為前途著眼比第一個任務更重要——很需要你們的幫助。不解決這一經濟建設的任務，我們便不能鞏固革命的果實，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請您滿足我們的請求派遣蘇聯專家給我們。”
毛澤東在作出上述帶有戰略性的部署之後，他的目光依然在對著就要解放的上海。他一邊命令未來的陳毅市長立即趕往丹陽——接管上海的巨大準備工作的大本營，一邊請周恩來調熟悉上海的潘漢年、夏衍、許滌新三同志由香港北來，接受中央新的任命。說來也巧，就在陳雲入關“升帳”的前後，他們三人也趕到了北平。
據許滌新記述，他們三人安抵北平之後，先住在老戰友李克農的住處，相繼與李維漢、廖承志等見面。接著分頭活動，許滌新拜會老領導——時任北平市長的葉劍英。當時，葉劍英對他說：“大革命失敗，廣東的幹部損失慘重。我不久就要離平到華南去。幹部現在成為我的腦子中的大問題，你看香港有什麼人才可吸引到廣東來？還有你自己，能不能回廣東去？”
許滌新向葉劍英解釋自己北來的任務之後，遂又把“港工委”的“財經委”的幾位同志開列出來交給葉劍英。由此可知，當時接管城市的幹部是何等的缺乏！
周恩來於一天夜裡十時，在頤年堂與潘漢年、夏衍、許滌新三人談接管上海的工作。他強調：“要在思想上有準備，準備停在黃浦江上的英美艦隊向我們開炮，準備國民黨的破壞，準備上海全市斷水斷電，準備各種意料之外的困難。一面要準備最艱難的處境；一面要爭取良好的局面。你們要把我的這個意見，告訴陳總（即陳毅）。”他並告訴他們，中央決定潘漢年任上海市委副書記，並兼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治和統戰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長，負責接管文教系統的工作；許滌新則任市委委員，主要任務是協助曾山搞好財經方面的接管工作。翌日下午，他們三人去香山看望毛主席。對於這次接見，許滌新作了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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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二時左右，由王拓同志陪同我們上香山。龔澎剛從香港來，改穿了解放軍軍裝，要求同我們一道上山。車子走得不快，到香山的時候，太陽已經西斜了。我們首先到雙清別墅，毛澤東同志接見我們。因為在重慶談判時龔澎當過他的翻譯，他看到龔澎如此裝飾，笑著說：“你穿上軍裝，不是變成一名男子漢嗎？是不是？”彙報香港工作，主要是由漢年說的。毛澤東邊聽邊點頭。當時正是英國紫石英號在南京肇事之後，所以他問起港英當局對我們的態度。我們回答，在國共和談破裂之前，港英當局有一種“劃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們想盡辦法，要把李任潮（即李濟深）留在香港；後來我軍大舉渡江，直接解放了南京，他們的態度有了一些改變，我們公開舉行慶祝南京解放的酒會，他們不但沒有干涉，而且讓一些“大平紳士”也來參加。毛主席笑著說：“英國人比美國人老練，他們是不會把棋走死的。現在我軍乘勝追擊，上海已在我們的包圍之中。”我們請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針政策，他說：“總的方針，中央已給陳（毅）、饒（漱石）發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不讓國民黨搞焦土政策，儘可能完好地儲存這個現在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至於具體的政策可以按恩來同志給你們的指示辦理。”毛主席情緒很好，在談了總的指示之後，又對各人談了幾句。他問我：“你不是勞動大學易培基的學生嗎？”我答：“是。”他又說：“你們三人都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可以說是老上海了，應該把接管工作做好啊。”我剛上香山時，心裡有兩種感覺：一是高興毛主席能接見我們；二是擔心毛主席會提出一些我們回答不了的問題。但是，經過一個多小時談話之後，這種緊張的情緒就消失了。
如何才能做到在上海“不讓國民黨搞焦土政策，儘可能完好地儲存這個現在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呢？毛澤東在接見潘漢年等三人之前——五月八日，就下達了“儘量將市區守敵調至外圍殲滅，以避免在市區大打”的電令：同意粟（裕）張（震）關於凍結上海物資，截敵逃路的部署，並指出：“和攻佔吳淞、嘉興等處之同時，派足夠兵力佔領川沙、南匯、奉賢，將敵一切逃路封閉是很有必要的。”接著，粟裕、張震於五月十日下達了淞滬作戰命令，上海外圍戰於五月十二日正式打響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