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蔣介石是一代梟雄。在他主政二十多年以來，他把傳統的縱橫之策運用到外交上，似曾取得過一些佳績。
隨著蔣介石在各個戰場上節節敗退，美國政府開始辯論所謂對華政策——是誰丟掉了中國這個問題的進展，蔣介石預感到他再次獲得美國支援的係數增加了！司徒雷登執行的以李代蔣的對華政策行將結束了！當他透過駐美使館獲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電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的訊息後，他認為這不僅是對司徒雷登奉行接觸中共政策的最終判決，而且還是他重新討好美國，並取得美國再度支援的開始。為此，他於七月四日在臺北接受美國國際新聞社遠東總經理韓德曼等人的訪問，並藉此向美國政府的決策者丟擲所謂友好的訊號。首先，他表示對美國的援助“絕無為期太晚之意念”，並且斷言“如亞洲為共產主義所控制，則另一次世界大戰，更無法避免”。表示“要盡最大努力繼續**”。直言之，他要在亞洲帶頭**，請美國政府快些援助他這位**的英雄。當記者問他：“閣下是否計劃恢復政治之領導地位？”他公開答說：“自孫總理逝世以後，餘即維其為領導國民革命之領袖，早已獻身於國民革命，以謀中國人民之自由與國家獨立。今後仍以革命領導者之地位，自將繼續完成此一託付之重任。”明眼人一看便知：蔣介石在為自己復出制造輿論。
隨著陳毅市長下令逮捕美國原駐上海副總領事事件的發生，蔣介石認為這正是他重獲美國青睞的機會。為此，他不僅時時關注國際大勢的變化，而且還與長子蔣經國商討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在這期間，蔣經國經常操著請教的口吻窺探父親的所謂外交戰略：“父親，您此次出訪菲律賓、南韓，是意在扼制東亞共產黨的發展吧？”
“有這樣的意思，但這僅僅是父親做的表面文章。”蔣介石說罷看了看垂首庭訓的蔣經國，“經兒，中國有句俗話，下棋人，一定要看出三步棋法。知道吧？”
蔣經國微微地點了點頭。
“父親走的第一步棋是什麼呢？你我父子萬一在大陸失去了立足之地，我們靠什麼阻止毛澤東攻打臺灣呢？”
“靠美國。”
“如何才能讓美國幫助我們阻止毛澤東的部隊呢？這就是父親不得不考慮的第二步棋。”
“可是，美國政府早就宣佈不再支援父親了。”
“那我們父子為什麼就不能讓美國再支援我們呢？這就是父親要走的第三步棋。”
“這和父親出訪菲律賓、南韓一定有關係吧？”
這時，蔣介石走到那張世界地圖的旁邊，用手沿著中國、蘇聯、東歐諸國畫了一個大圓圈，然後嚴肅地說：“隨著司徒老兒從南京撤走，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就形成了。看見了吧，橫跨歐亞大陸，有十幾個國家。”
蔣經國再次點了點頭。
“明白嗎？這是西方自由國家尤其是美國所最擔心的。因為這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像酵母一樣發酵，在全世界擴散共產主義。”蔣介石說罷看了看用心聽話的蔣經國，復又以堅定的語調說道，“時下，美國已經感到歐洲存在著危險，但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我此次出訪菲律賓和南韓，就是向全世界宣佈：我蔣某人是遏制共產主義在東亞擴散的帶頭人！”
蔣介石越說越有情緒，他再次走到那張世界地圖旁邊，用手沿著日本、朝鮮半島、臺灣、菲律賓、印度支那半島畫了一條曲線，操著教師爺的口氣，富有節奏地說道：“我還想藉此告訴美國的當權者——尤其是反對我蔣某人最力的總統杜魯門，唯有建立這樣一條**鏈條，東亞諸國才能不被**。反過來說，也唯有如此，美國在東亞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護。”
“我懂了，”蔣經國恍然大悟，“父親打出這張牌後，就等於提前構成對美國的一個戰略性呼籲。到那時，美國政府不用我們請，他就會主動地出兵保護臺灣了！”
“經兒可教，經兒可教……”蔣介石欣慰地笑了。
但是，蔣介石還有一個難以啟口、而蔣經國又不好提問的訪菲目的，那就是當時“菲律賓與美國關係密切，可以代其向美國說項，將臺灣劃入美西太平洋的防線以內”。另外，他還考慮若在臺灣再行失敗，可投入菲律賓尋求庇護。聰明的蔣經國有意轉移話題問道：“父親，華南守得住嗎？”
“遲早會落入毛澤東之手。”
“也就是說，桂系白崇禧的抵擋是無謂的犧牲了？”
“不！我是在借用毛澤東之手消滅桂系，同時又是借桂系之手消耗共軍的實力。”
至此，蔣經國完全懂得了父親的戰略用心了！
接著，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偕王世傑、吳國楨等十餘人自臺北飛赴菲律賓訪問，在菲夏都碧瑤與菲律賓總統季裡諾會商太平洋**聯盟問題。會後發表聯合聲明：“餘等鑑於以往遠東國家之彼此聯絡合作未臻密切，又鑑於遠東國家之自由與獨立，現正遭受共產勢力之嚴重威脅，餘等認為遠東國家應即成立聯盟，加強其合作與互助，以反抗並消除此種威脅。”蔣介石在結束訪問菲律賓的前夕，他又作附帶宣告，“餘此次系以私人資格應菲總統之邀請與會晤，但將以國民黨總裁之資格盡力促請中國政府採取步驟，支援上述聯合聲明中所列舉之協議。”同日，蔣介石就組織遠東聯盟國家問題，致電韓國總統李承晚，希望得到熱烈的響應。果真，李承晚很快向蔣介石發出訪問韓國的邀請，當面會商建立遠東**聯盟的大事。
蔣介石回到了臺北，正想詢問美國對他訪菲的反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公開發表聲明：“對於中菲會議，美國雖覺成立太平洋公約為時尚早，但對蔣介石與季裡諾關於經濟政治合作之意旨，並不反對。”這等於暗示蔣介石：美國支援建立遠東**聯盟的設想，只是時機選擇的問題。因此，蔣氏父子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了！
蔣介石的菲律賓之行猶如一劑強心針，為其堅定**的死黨增加了所謂信心和力量。同時，他們還一致感到，只有請蔣代李才是唯一圖存的希望。也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政治氛圍之中，在臺北、廣州等地忽然掀起了請蔣出山的熱潮。以閻錫山為首的行政院中的閣僚們，尤其是那些力主倒李的人們見其大好“形勢”，似乎完全忘記了就要“亡黨”、“亡國”的背景，又全都陷入到擁蔣上臺的吵鬧中！閻錫山或許變得聰明起來，他把蒐集到的所謂“材料”，請副院長向李宗仁報告：
一、有一百八十多位立法委員在CC系的策動下，自廣州聯名函蔣，請其前來廣州主持危局。
二、蔣介石任命李及蘭繼葉肇為廣州警備司令。
三、黃埔軍校各期畢業生在廣州成立非常委員會，宣佈擁蔣**。
……
李宗仁雖然不是一流的政治家，但是他聽了這些情況之後，也會本能地感到“權位”不穩。正當他想請所剩不多的親信部屬商討對策之際，忽然又收到臺北發來的電報：蔣經國於七月十三日秘密飛抵廣州。
蔣經國在機場上約見已由桂林飛來廣州的程思遠和邱昌渭二人，一見面就開門見山地說：“我的父親將於十五日來廣州，希望李代總統把一切需要提出來，共同研討的問題盡先準備，以便到時即可開始進行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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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邱二人聽後雖有驚詫之感，但也在他們所料之中，故僅是點頭稱是。
蔣經國為了把蔣介石來穗的目的講個清楚，遂又鄭重地說道：“總裁下野後，並不是說不管事了，實際上他仍管著許多事，他負有責任心，渴望把國家的事辦好。”
程、邱二人自然明白蔣經國此番表白的用意，那就是他的父親要重新上臺執政。程、邱二人是時下李宗仁身邊數得過來的親信，這一資訊很快透給了李宗仁。
然而蔣介石來廣州之後，將採取哪些手段達到取李而代之的目的呢？李宗仁認為，蔣氏會以南京陷落前夕共同協商的《杭州會談》中所確立的“中央非常委員會”——黨權高於一切的宗旨行事。換言之，即軍政大事先由黨決定——即由黨的總裁蔣介石決定，然後再由他這個掛名的代“總統”蓋印去辦。這樣一來，李宗仁就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傀儡代“總統”了。對此，李當然不答應。但是，李氏將採取哪些應對措施進行反擊呢？他心裡的確是沒有底數的。
對此，程思遠不僅對蔣介石來穗的目的瞭如指掌，而且對李宗仁的心理狀況也摸得非常準確。在他看來，蔣、李這次會面實質上是在權力上最後一次攤牌。他為了李宗仁不要輸得太慘，遂認真地提醒道：“蔣先生的到來，必然要扛起黨統的大旗，取消行憲以來的民主法統。德公，在此原則問題上，我們是一步也不能讓的。”
在王冠面前是不存在讓與不讓的問題。李宗仁自打當上代“總統”以後，就沒有想過把“總統”一職交還給蔣介石。相反，李宗仁近半年以來的所作所為，都是想方設法把蔣氏排擠到外國去，自己好隨心所欲地行使代“總統”的職權。但是，在權勢之爭方面，李的實力、招數和氣質，都遠不如蔣。因此，這半年以來，他被躲在幕後的蔣氏逼得一退再退，幾乎沒有了退路，因為他連屬下的薪水都發不出來了！俗話說得好，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如果在此危難之時，蔣氏能把這副擔子搶過去，對他也是一種解脫。因此，他對程思遠等屬下的建議未作明確答覆，只是含混地應付了一下。
自然，程思遠等屬下很不高興。
昔日，蔣介石為形勢所迫，不得不退居幕後。在那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李宗仁採用以退為進的策略，頻頻向蔣介石發動進擊，逼得蔣介石也只能採用以退為進的策略對付李宗仁。正如李宗仁說的退是為了進一樣，蔣介石公然喊出的退也是掛在嘴上的欺騙國人的幌子，是掩飾他垂簾聽政、遙控政局的遮羞布。對此，李宗仁雖然看得清楚，然而由於時局猝變難測，再加之李氏性格上的軟弱和輕信，終未戰勝業已下臺的蔣介石。今天，蔣介石隨著形勢的逆轉，更重要的是蔣氏看出了美國人決定放棄支援李宗仁的政策了，遂決定由幕後走向臺前，取李而代之，再次公然行使軍政大權。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李宗仁再使用以退為進的策略，那正中蔣氏的下懷，借順水推舟之術就可把李宗仁轟下臺。
為此，程思遠不無擔心地說，“德公，在與蔣先生的會談中，可不能當謙謙君子啊！”
“放心，我是不會辭謝代總統一職的。”李宗仁說罷慘然一笑，遂又說道，“蔣先生十五日到穗，明天還有一天的時間研究對策，都回去休息吧！”
翌日上午，李宗仁剛剛用過早餐，心思沉重地來到設在迎賓館中的官邸客室，準備與蔣介石會談的有關材料。他甫坐未定，蔣經國意外地闖了進來，嚴肅地說：“李代總統，總裁已經從臺北起飛，上午十時就可到達廣州機場。”
“蔣先生不是說十五日才到廣州嗎？”李宗仁聽後愕然，下意識地問道。
“總裁心慮國事，希望早一點和代總統晤面，遂決定提前一日到廣州。”蔣經國坦然地答說。
李宗仁早就知道蔣介石生性多疑，他的起居行止是高度保密的，就是他身邊最貼身的侍衛也不知道。但是，李氏怎麼也不會想到，蔣氏為了安全，此次來廣州舉行國事會晤，竟然對他這個代“總統”也不放心，遂感慨萬千地暗自說道：“這就是蔣先生的為人啊！”他沉吟片時，說道：“我立即通知有關的黨政要人，趕往機場，歡迎總裁蒞穗。”
“總裁電示：在國難之時，一切禮儀從免。”蔣經國說罷打量了一下李宗仁的表情，遂又嚴肅地補充道，“為了確保安全，在總裁到來之前，希李代總統絕對保密。”
李宗仁聽後有著一種莫大的屈辱感，但為了所謂顧全大局，遂又把這種屈辱感藏之心底，默默地看著蔣經國驕首昂視、大搖大擺地走出了客廳。
是日上午十時，蔣介石的專機準時飛抵廣州，在蔣經國預先安排好的嚴密保衛中，蔣介石於半小時後神不知鬼不覺地駛入廣州迎賓館，在代“總統”官邸和李宗仁見了面。
對此，史家作了如下評說：“在國共兩黨角逐天下的鬥爭中，蔣介石敗在了中共毛澤東的手下；可是，他在國民黨裡和李宗仁爭奪權力的鬥爭中，卻取得了所謂最後的勝利。因此，就後者這種特殊的意義上說，他是以勝利者的姿態來見李宗仁的，並以當然的最高主宰者的身份造成‘君臨天下’的事實，迫李交出名義上屬於代‘總統’的軍政大權。所以說，從蔣、李見面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勝負。”筆者再補述一句：“對此，所有雲集廣州的政客、黨棍，心裡全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因此，在未來蔣、李的鬥法中，他們都又選定了應該支援誰。
十四日下午七時，李宗仁、閻錫山在廣州綏靖公署樓下會堂歡宴蔣介石。從這次宴會的氣氛中，李宗仁從那一張張熟悉的虛意敬酒的笑臉上，不僅感到了一種無名的失落，而且還悟出了官場中的冷暖。因此，他坐在蔣介石的身邊一言不發，宴會一散就回到了自己的官邸，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這就是官場中的人啊！……”
七月十五日，蔣介石在廣州梅花村三十二號接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在穗的委員。自然，蔣氏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高居位首，向與會的常委暢談國際大勢和預測未來國內戰場的走向；而李宗仁只好坐在常委席上，和與會的常委一起聆聽總裁的訓示，其滋其味，也只有李氏自己才能品出！但是，李氏有一點感覺是正確的：蔣介石已經走到臺前發號施令了！
是日晚上，蔣介石在廣東綏靖公署召開一個國民黨“中央委員談話會”。會議開始之後，黃少谷分發了在臺北擬好的四個檔案：《國民黨改造綱要》、《國民黨改造實施程式》、《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組織條例》、《總裁交議本案意見書》。李宗仁看罷這四份文件的名稱，就知道蔣介石是有備而來——重建所謂國民黨的黨統，進而取代自己所堅持的所謂法統。相對而言，他李宗仁卻沒有任何一點準備。換言之，李氏在即將開始的所謂“黨統”與“法統”之戰中，他只有捱打的份兒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九時，蔣介石在廣州梅花村三十二號召開國民黨中常會，特邀李宗仁、閻錫山參加。蔣氏在會上以總裁的身份講了訪問菲律賓的情況之後，遂正式提出了中央非常委員會的組織條例。接著，他又講話：“設定中央非常委員會，是我於四月二十二日同李代‘總統’在杭州會談時決定的。其目的在加強黨與政府的聯絡，並使其成為黨的最高決策機構。”
蔣氏這篇講話的宗旨是：若想恢復戰敗的態勢，必先恢復國民黨的戰鬥力；若想國民黨得到重生，必須加強黨的中樞核心的權威；若想提高國民黨中央決策的權威性，就必須重新確立中央非常委員會絕對領導地位。與會者或許看到了李宗仁的無能，抑或是認為時下需要蔣介石這樣的獨裁者上臺，所以對於蔣介石的講話無一提出疑義。依據組織條例規定：蔣介石、李宗仁分任中央非常委員會主席、副主席。
此前在杭州舉行蔣、李會談的時候，李宗仁被迫同意蔣介石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的主張。歷經近三個月的實踐，李宗仁越發不贊成這一主張。他認為：“這完全是蔣先生為加強對黨政軍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設定的疊床架屋的機構。數月以來，他在幕後的非法操縱已加速了政治、軍事、經濟的崩潰；如今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員會’加以控制，尤將使大局從速崩潰。我對蔣此舉深覺痛心，然而顧全大局，未便與蔣先生公開齷齪，隱忍了事。”這就是李宗仁的悲劇性格，在特定的悲劇時代中演化出了李宗仁的悲劇！
對此，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程思遠卻異常的失望！遠在李宗仁自桂林飛廣州的時候，程就認為“李宗仁於和談破裂後，不堅決引退，實為失策；既不引退，而又赴粵，更為識者所惋惜”。接著，“李宗仁抵粵以後，國民黨頑固派依照主子指示，首先是暴露李宗仁的**面貌，其次是對他掣肘，使他在政治上再沒有迴旋的餘地”。更令程不滿意的是，李宗仁輕信蔣介石的許諾，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隱忍了事”的地步。所以，程“參加了兩次會議之後，便去香港居住了”。
程思遠這一離去，李宗仁的身邊就只有一個邱昌渭了，若想戰勝有備而來的蔣介石那只是一種幻想！為此，李宗仁默然無語，只有被動地讓蔣介石牽著鼻子往前走下去。
接著，蔣介石以總裁的身份主持召開了幾次中央會議，借討論蔣氏提出的所謂《黨務改造案》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同時，他又提出成立所謂“中央非常委員會”屬下的東南、西南兩個分會，並建議“以張群為西南分會主席，陳誠為東南分會主席。”同時蔣又提請任命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直轄閩、浙、臺灣、廣東、海南島等地區。就這樣，蔣介石在一個星期之內就把李宗仁手中的軍政大權全部奪了過去。是月二十一日凌晨，蔣介石藉口南韓總統李承晚向他發出邀請，須趕回臺北預作準備，遂邀李宗仁到梅花村話別。然後蔣氏在黃少谷、蔣經國的護衛下驅車駛往黃埔，乘華聯輪離開了廣州。
蔣介石離去了，李宗仁就像是一隻鬥敗的公雞，悽然地眺望遠天，禁不住地黯然自問：“從今以後，我這個代‘總統’怎麼辦呢？……”
李宗仁敗到這種地步是在情理中事！但是，他作為一個失敗者並沒悟出一個“為什麼”，相反，他卻從無名的孤獨之中怒指蒼天：“這是為什麼？”隨著這種無名的孤獨感的化解，他漸漸地悟出了許多人生的真諦；接著，他又從這感悟出的人生真諦中看到了自己落到這種地步的原因……
昔日，蔣介石下野了，他回到自己的發祥地溪口，依然能操縱全國的政治、軍事大局；今天，大陸就要落入中共之手已成定勢，蔣氏不僅在去年歲末就著手建立自己的退守之地臺灣，而且還成立了指揮國民黨全域性的總裁辦公室，為復出安排好了較為安全的落腳點。這在李宗仁看來，剛剛離去的蔣介石是回家了。與此同時，李宗仁很自然地會發出這樣的自問：“我未來的歸宿在什麼地方呢？”由此，他又聯想到自己戎馬大半生軍政生涯的經驗和教訓，感悟到自己能登上代“總統”的寶座，也完全是因為有廣西這樣一個“家”。而今廣州一旦失落中共之手，廣西這個屬於他的“家”還會維持幾時呢？尤其當他想到桂系部隊在力守華南的戰鬥中，將逐漸被人民解放軍殲滅，感到廣西這個“家”也要換人了！這時，唯有這時他才承認蔣氏於被動之中進取的長處，也看到了自己隨波逐流、缺乏政治家開頂風船勇氣的弱點。為此，他禁不住地唏噓喟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不久，李宗仁又收到來自廈門的訊息，蔣介石於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召開了廈門軍事會議，公然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向三軍訓話：“當前我們要團結固守福建，作長期保衛東南沿海之計，並藉此以鞏固臺灣。我們只要支援到明春，世界**力量便會和我們聯合一致驅俄清共。”旋即，蔣氏又和湯恩伯等高級將領討論軍事問題，並作出相應的防務決定。就其法統而言，蔣氏此舉是明顯的越權行為。李宗仁內心雖然不愉快，但因性格使然，也就再次隱忍下去了！
這樣一來，李宗仁這位代“總統”更覺無事可辦，決定出巡，藉以瞭解政府轄內軍事、民政的實際情形和民間的疾苦。遂有七月二十六日的衡陽之行。
時下，衡陽為白崇禧臨時指揮部所在地。白崇禧一見李宗仁的面就大發牢騷：“湘戰局勢危急萬分，傳雲程潛和陳明仁叛變在即，中央軍嫡系又不聽排程，你說該怎麼辦吧？”
“我既無撒豆成兵之術，也沒有轉危為安之策。”李宗仁說罷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狀，“事已至此，主意還得你定。”
“我哪有什麼主意？”白崇禧怒色滿面地說道，“我只有把第七軍用在衡陽正面做預備隊，以大卡車百餘輛集中待命，何處吃緊，便向何處運送。”
李宗仁知道第七軍是桂系的嫡系主力，也是時下湖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銳部隊，他一想到第七軍的官兵要在大卡車上日夜奔波不息，就有些心痛地說：“這樣排程，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嗎？”
“現在能用的部隊實在太少了，有什麼辦法呢？”白崇禧繼續抱怨地說，“如不授予我指揮極權，不僅三湘難以確保，就是兩廣也會很快落於共軍之手！”
李宗仁知道，白崇禧要指揮極權的意思是出任國防部長。早在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的時候，白崇禧就曾派李品仙向李宗仁力陳：“閻錫山年老體弱，主持行政院院務已感自顧不遑，如不改組，即無法部署兵力保衛廣東。”對此，李宗仁是贊成的，並在蔣介石留粵期間同蔣商量過。蔣以等他考慮以後再說為由沒有表態。李宗仁十分明白：自己未能為白崇禧爭得國防部長，白一定是很不滿意的。時下，三湘既然不保，兩廣也必然危在旦夕，隨即決定飛赴臺灣，繼續和蔣介石理論這些大事，看看蔣介石會不會授予白崇禧軍事指揮極權。
李宗仁用過午餐，遂登機東飛，經福州小休，於二十八日飛抵臺北。出乎他意料的是，蔣介石竟然到機場休息室迎接。翌日下午，李宗仁赴草山作禮貌性的拜訪，蔣介石留李晚宴，並邀李下榻於草山第二賓館。接著，蔣、李二人開始了秘密會談。
李宗仁這次來臺北見蔣介石，從蔣氏那種以主人自居，或曰君王視客卿的態度上感到：他不是來此商討國是的，而是前來朝聖取聖經的。為此，他再次產生了一種難以名狀的屈辱感。他畢竟是一位政治家，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遂按照自己預先想好的議題說道：“介公，你聽說湖南近期的局勢了吧？”
蔣介石早已收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情報：程潛異動。由於他過分相信陳明仁這位黃埔一期的學生，認為陳能制約程的行為，湖南暫時不會發生猝變之動。今天，他一聽李宗仁的口氣，直感是湖南形勢不妙，遂策略地說道：“因有健生在湘，我想暫時不會發生意外之事。此次德公從衡陽飛來，自然詳知其情了。”
李宗仁把在湖南的見聞敘述過後，故意為難地說道：“健生雖是最高軍事長官，但他無法調動陳明仁的部隊。這件事非介公親自出馬不可了。”
李宗仁的話意是清楚的：陳明仁是“天子門生”，今天不僅不聽白崇禧的調遣，而且還有可能揹著你蔣氏投共，我看你這位當“校長”的如何處置？蔣介石聽後的確大吃一驚，忙說：“我立即委派陳明仁的同窗好友鄧文儀、黃傑二人飛赴長沙，勸其懸崖勒馬。”
湖南長沙和平起義在即，鄧文儀、黃傑二人前來遊說同窗陳明仁，的確是自投羅網的冒險之舉。如果不是陳明仁等念於一個所謂“義”字，鄧、黃二人一定會成為階下囚。為惜墨存史，現摘錄當事人吳相和的回憶以代拙筆：
在這動盪不安的時刻，蔣介石派黃傑、鄧文儀專機飛長沙，企圖破壞湖南和平運動。他們帶來蔣介石的親筆信，要陳（明仁）以大義滅親的精神，撲滅湖南的和平運動（暗示陳把程潛殺掉）。陳明仁看過蔣的手書後，默不做聲，空氣非常沉悶。這時，鄧文儀只好表示要單獨找我談話，陳明仁答應了。
鄧在同我談話時，問陳明仁的態度如何，我說：“陳司令現在很苦悶。白（崇禧）長官離開長沙後對第一兵團沒有明確交代，要退向哪裡退？要打又不給錢糧和械彈……”鄧說：“白長官不是已送了一批銀元來了嗎？我們今天來的飛機還帶來一批機槍呢！”我說：“送來的錢很有限，而且是銀元券；機槍又不配子彈。這樣搞法就是不信任他，不要他。你們不要他，還是會有人要他的。”這時，鄧表示回衡陽後一定催發槍彈，並要我多對陳明仁做工作。
黃傑、鄧文儀見勢不妙，同我談後不久即匆匆離去，臨行時見陳明仁未來送行狀極張皇。當時有人建議將黃、鄧兩人扣留，陳明仁為顧全同學之誼，又怕增加麻煩，未予採納。鄧在同我分手時，還交我一封張鎮華寫的“陳司令親啟”的信，是張託鄧面交的，鄧不敢交而要我代轉。後來我拆開一看，信中勸陳明仁不要起義，說“共產黨決不會忘記四平街的血債的，血債要用血還”等等。我為了怕影響陳的情緒，也就把它撕毀了。
蔣介石獲悉湖南有“異動”的訊息之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三湘大地，尤其是古城長沙飄起了紅旗。這對他而言，將意味著他在中南的地盤就要拱手讓給毛澤東了！因此，他的內心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滋味。然而當他再往下一想，除去微然搖首，也就只好仰天長嘆了！
在蔣氏看來或許是應了否極泰來這句古語吧，恰在這時，留美未歸的夫人宋美齡自美國發來訊息：司徒雷登將於八月初返回美國述職。對此，蔣介石黯然自語：“司徒雷登走了，美援很快就會來了！你毛澤東‘一邊倒’，我蔣某人也‘一邊倒’！……”
九
敗者，匆忙慌亂；勝者，日理萬機。總之，無一不是一個“忙”字。
毛澤東作為勝利者的群體——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物，他就像是一位駕駛著時代的巨船，航行在洶湧澎湃、暗礁密佈的大海中的舵手，不僅需要戰勝一切困難的智慧和勇氣，還必須協調好這艘巨船上所有部門中的人員，在他鎮定自若的統一指揮下，確保這艘時代的巨船乘風破浪地航行到大洋彼岸。因此，對毛澤東而言就不是一個“忙”字或“日理萬機”這個詞所能概括了的！
毛澤東在部署完向中南進軍以及和平解放湖南等大事之後，遂收到了彭德懷發自西北戰場上的報告：
（一）在扶眉戰役中，胡宗南部損失約五萬餘人。（二）為解放甘肅、寧夏、青海三省，準備今冬入四川，明春入新疆，請向某方（蘇聯）訂購汽車一千至兩千輛，供西北軍用。（三）寧夏盧忠良、青海馬繼援各率三軍準備退守平涼、隴縣、涇川地區，配置相當分散，有各個殲擊可能。我以十個軍，二十六日開始攻擊。
毛澤東讀罷這封電報之後，這不僅涉及即將發起的平涼戰役，而且還對向西北進軍提出了戰略性的要求。為此，毛澤東審慎地研究了有關的情報，並聽取了有關同志的意見，遂向彭德懷下達了《對舉行平涼戰役以及西進作戰的意見》：
打胡（宗南）勝利極大，甚慰。不顧熱天乘勝舉行打馬（馬步芳、馬鴻逵）戰役是很對的。打完這一仗應休整一段時期，然後再進，唯休整時間亦不宜太長，以恢除疲勞，整頓隊勢，補充缺額為原則。如能於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馬戰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進，十月佔領蘭州、西寧及甘涼肅三州，則有可能於冬季佔領迪化（烏魯木齊），不必等到明春。辰兄（即蘇聯）極盼早佔新疆，彼可給以種種協助，包括幾十架飛機的助戰。少奇、高崗、稼祥現在彼處，只要你們進軍計劃確定，彼方即可考慮協助問題。關於訂購大批汽車問題有兩種辦法：一種是購來後，經東北、華北轉至西北，然後我軍利用這批汽車進軍新疆。如此則時間可能拖得長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種是利用現在少數汽車及從蘭州、西寧可能繳獲之車輛即行入疆，到達後再從伊犁方向輸入汽車及其他工業裝備，如此則時間可縮短。究以何者為宜，請加斟酌電告。照我想，只要平涼戰役能殲兩馬主力，則西北戰局即可基本上解決。往後佔領甘、寧、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問題，沒有嚴重的作戰問題。辰兄（蘇聯）又能用空軍協助，則佔領新疆是不難的。此事情於平涼戰役結束後與王震等同志商酌，電告你們的意見。
毛澤東作為統攬全局的軍事戰略家，他的上述預測完全得到了體現。換言之，彭德懷等指揮員是在他設計的進軍藍圖中得到實現的。
毛澤東在下達向西北進軍的電示之後，取得偉大勝利的七月就很快過去了！隨著八月的到來，毛澤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八月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日。為此，他親自組織撰寫和修改有關的社論和文稿。當他審閱新華社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二週年的社論的時候，親自動筆增寫了四段話，並將標題《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立》改為《我們是能夠克服困難的》。關於南昌起義，他加寫了這段話：
南昌起義及當時全國各地的許多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決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動派宣佈了反革命政變之後，中國共產黨即決定率領人民反抗蔣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義就是當時一連串革命起義的第一個起義。
這等於他重申了對八一南昌起義的評價：是中國共產黨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觀點。關於人民解放軍的特點，他強調指出：
這個軍隊的成分是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工農佔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識分子則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軍隊，堅決地執行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及其各項具體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麼，即是說革命將經過人民民主**的共和國穩步地發展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關於如何克服目前及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的困難，他又堅定地指出：
為著克服困難，必須完成幾項根本性質的工作，這就是：（一）消滅封建勢力，使農民得到土地；（二）實行精兵簡政，節省國家開� �；（三）在上述兩項基礎之上初步地恢復和發展一切有益的工業和農業生產。沒有這幾項根本性質的工作，所謂克服困難，只是一句空話。而要完成上述幾項工作，在新解放區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說來，必須準備付以三年左右的時間，過於性急是沒有用的。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我實行封鎖政策的條件下，還須加上一項疏散人口的工作。
由此可知，毛澤東在紀念八一建軍的時日裡，他依然在關注著現實生活中所存在的困難，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審閱新華社廣播稿《八一介紹》一文的時候，他加寫了如下這段話：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軍的歷史證明，只要堅持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保持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完全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夠打倒的，任何嚴重的困難都是能夠克服的。
這是毛澤東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無往而不勝的總結。同時，這也是毛澤東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建軍的要求。在建國以後的五十年裡，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偏離毛澤東制定的這一建軍方向。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南、西北兩大戰場的勝利，我第二野戰軍將會很快結束監視中外敵人干涉華東的任務，旋即奉命揮兵西指，長驅直入蔣介石預設在西南的戰略重地四川省。為適應即將到來的革命形勢，原中央各分局必須進行調整和重組。為此，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在八一建軍節這天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華南分局並告華中局、華東局電：
（一）廣西成立省委，擬以張雲逸同志為書記。（二）廣東不成立省委：可設潮梅、東江、北江、中區等幾個區黨委或地委，受華南分局直接領導。（三）華南分局以葉劍英為第一書記，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四）華南分局領導廣東、廣西兩省及香港工委。（五）華南分局受華中局領導。華中局第一書記林彪，第二書記羅榮桓（因病留北平），第三書記鄧子恢，管轄豫、鄂、湘、贛、粵、桂六省及第四野戰軍（正規軍九十萬人）。華中局現在武漢，將來可移至長沙。（六）西南局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劉伯承為第二書記，賀龍為第三書記，管轄雲、貴、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戰軍全部、第一野戰軍一部共六十萬人。今年冬季可佔領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戰軍之陳賡兵團三個軍，第一步協助鄧華兵團解決廣東；第二步入廣西，協助四野五個軍解決白崇禧；第三步出雲南。在我大軍（共八個軍）入廣西打白崇禧的作戰中，華南分局有以廣東的財力、物力及幹部協助解決廣西問題的任務。（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閩西、閩南，江西省委接收贛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雲南省委（陳賡等）接收雲南之後，原受華南分局領導之各該省黨的組織及武裝力量，即歸入各該省委及軍區領導。
從毛澤東這份電文，如果再加上過去對東北、華北以及未來對西北等中央分局的劃分，可以看出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六大行政區的格局。另外，從上述各中央分局以及各省主要負責同志的任命來看，毛澤東是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總之，毛澤東作為政治戰略家，他在政治方面的預見總是超出他人的。
事有湊巧，依然是在八月一日這一天，毛澤東收到了他的老鄉長——程潛以個人名義發出的和平通電。程在歷數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見異於民，又陳言疾呼：“當道仁賢，共念兇危，立即化除成見，繼續和談，則全國治安，固可立時恢復。如今之秉政者，苟猶有絲毫之天良未泯，當能幡然悔悟，立致祥和。”毛澤東閱罷這則和平通電之後，認為這是和平解決湖南問題的先聲。同時，他十分瞭解家鄉的政治局勢，深知三湘大地的軍事格局，僅僅程潛登城一呼是難以奏效的。因此，他要求華中局加緊工作，力爭以不流血的方式解決湖南問題。自然，他暫時也把工作重心移到了指導湖南和平起義方面來了……
湖南和平解放的關鍵砝碼是操在握有兵權的陳明仁的手裡。
陳明仁自打武漢移兵長沙以來，在程潛、唐生智、仇鰲等前輩的影響下開始考慮自己未來的前途；隨著形勢的發展，尤其是他接替程潛主政湖南以後，他天天都在想何以面對生養他的三湘大地以及三千萬人民。雖說他在我湖南工委的推動下，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家鄉的問題，但是作為軍人的天命和傳統中的“義”字一直在影響著他，使他遲遲不能下最後的決心。正當程潛以個人的名義發出和平通電的時候，恰恰他又收到了鄧文儀、黃傑轉給他的蔣介石親筆信。他當即拆閱拜讀：“弟一生革命史，自當珍惜，為中正所深信也……對賣身投靠分子應羞與為伍，必要時不惜大義滅親，將之明正典刑，然後退守湘西，吾即來四川為爾後盾，餘由冰雪（黃傑）面告。”可以想見，他就是在這種矛盾心理的左右下，決定放鄧文儀、黃傑離開長沙的。接著，他又帶著這樣的情緒召集軍事會議。與會的高級將領推測：“今日陳司令開會，要麼是宣佈起義，要麼明令死守長沙。”但是，陳明仁只簡單說了幾句含混不清的話：“諸位，目前軍事形勢極為緊張，不願打內戰，完全是全省三千萬軍民的共同願望。我作為省主席，寧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決不違背人民的心願，我一定要使長沙市聽不到槍聲。”
隨著毛澤東親自派去的李明灝進入長沙，遂以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的身份與陳明仁等會晤。在李明灝、程潛等的影響下，陳明仁的態度才日趨明朗，並就起義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協商。
關於起義通電問題，李明灝指出：應以反蔣、反李、反美帝為內容，並由之自行發表，我方先行索閱。陳（明仁）、程（潛）對此沒有異議。
關於起義部隊駐防及解放軍入城時間等問題，陳明仁同意將駐長沙之部隊於八月一日開始向湘潭、寧鄉撤退，只留下維持治安力量為度，但“希望保留其兵團司令職務，俾其努力殺敵立功”。鑑於白崇禧有調部隊向邵陽方向進行戰鬥的企圖，程潛、陳明仁提出，“盼在茶陵、攸縣、淥口一線的解放軍迅速以輕裝向邵陽推進，以減輕桂軍對邵陽的壓力。”一兵團部隊除留二三二師維持長沙秩序之外，其餘部隊於三日晚撤退完畢，希望解放軍於四日進城。李明灝將這些情況電告了四野。八月一日，四野領導電覆李明灝：“我軍不日即開始向茶陵、攸縣、邵陽方向前進，我方部隊當照來電於四日晚入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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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關於陳明仁提出“希望保留兵團司令職務”一事，四野領導無權答覆，立即報告了中央軍委。毛澤東收到這一報告之後，遂於八月二日以中央軍委的名義覆電：“可以答應陳明仁保留兵團司令名義。”陳明仁聽後甚為感動，遂又消除了一些有關起義問題的疑慮。
關於機構設定問題，程潛致電毛澤東主席，提議擬設立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軍政委員會和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他的理由是：“按照常例，必須先作和平談判，訂立和平條文，雙方一致，然後行動。唯湘事之進行，遠在解放軍渡江之前，早與貴方不斷接觸，意見一致，後受桂軍壓迫，致未能表現；迄白離長，則為時已迫，為爭取軍事時刻，遂先採取行動，此為一也；因未經談判即脫離廣州政府已無根據談判，而在形式上又必須談判，否則會招致投降之論，影響幹部心情，於西南各省亦產生誤會，須有一臨時機構為談判物件，此等特殊情況實難避免，此為之二；所提臨時機構均屬空洞名義，絕不妨礙貴方行動，此為之三。”
毛澤東收到程潛電報之後，認為他這位老鄉長道出了湖南長沙起義的特殊性——不經正式代表團和平談判即起義投向人民，而在這種特殊形勢下提出設立臨時機構的設想，完全是從積極促成起義早日實現出發的。因此，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立即電覆程潛：
對先生所提設立先生領導、署名“國民黨湖南臨時軍政委員會”及陳明仁將軍的“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兩項臨時機構均屬必要，即可施行。
李明灝就長沙起義的重大問題與程潛、陳明仁達成初步協議之後，遂又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有關的指示繼續磋商，雙方最後達成程潛、陳明仁等於八月四日通電起義，中國人民解放軍於八月五日接管長沙。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歷史終於在湖南翻開了新的一頁！程潛、陳明仁等在長沙率部起義，通電釋出《告湖南民眾書》，宣佈：“現在我們已經根據中央提示的國內和平條款，在長沙成立和平協議，正式宣佈脫離廣州政府，使湖南獲得和平的解放，藉以減輕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爛。”與此同時，由程潛、陳明仁領銜，三十多名國民黨高階軍政要員簽署的《告湖南將士書》正式發表，宣佈：“正式脫離廣州政府。今後當以人民立場，加入中共領導之人民民主政權，與人民軍隊為伍。”從此，古老的長沙城頭飄揚起了紅旗，各界人民舉著毛澤東、朱德的畫像走上街頭遊行，慶祝長沙的新生！
毛澤東是從湖南走出來的人民領袖，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在思念、關懷養育他的三湘四水，以及永遠支援他獻身革命的人民！或許是他早年在湖南播下的革命的種子發了芽、開了花、結了果；抑或是他幾十年來踐行的正義事業贏得了民心，他所鍾愛的家鄉湖南終於宣佈起義了！對此，毛澤東那興奮、喜悅的心情是他人難以想象的！
朱總司令自打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以後，二十多年以來，朱毛就成了一個革命者的代名詞。而朱毛紅軍、朱毛部隊，也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稱謂。或許是相交久而相知深的緣故吧，朱總司令不僅能理解毛澤東這種造福桑梓的喜悅，而且由此也更加思念業已離開二十多年的故鄉四川。為此，他趕到雙清別墅，一見毛澤東的面就非常興奮地說道：“主席！你的故鄉長沙和平解放了。”
“總司令啊，三湘四水的人民會記住你的功勞的！”
毛澤東說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是朱德曾在湖南發起過湘南暴動，繼之又在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和毛澤東共同建立了朱毛紅軍，他是湖南撒播革命的種子的帶頭人，再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尤其是在三大戰役之後，朱德一直關懷湖南的和平起義。另外，毛澤東也深知曾是川中名將的老戰友——朱德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自己家鄉的解放。所以他又充滿著自信地說道：“依我看啊，你的家鄉四川也離解放不遠了！”
朱德清楚毛澤東在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所傾注的心血，自然更清楚和平解放對造福故鄉的益處。因此，他不無感慨地說道：“為了加速全國的解放，同時也為了我的家鄉父老免受戰火之苦，我也應當向主席學習，動員過去在四川從軍時的那些‘老朋友’、‘老搭檔’放下屠刀，站到人民一邊來！”
“你一直都在積極的工作嘛！”毛澤東扼要地講了朱德在革命程序中，利用自己的關係和威望，動員川中名將為中國革命做了許多好事之後又說，“這也是我們任命劉伯承、鄧小平率部入川的一個重要原因嘛。另外，恩來長居山城，那裡的朋友也不少，他會利用各種關係，促成一些軍、政兩界的頭面人物站到人民一邊來的。”
毛澤東為了表示對程潛、陳明仁等長沙起義的祝賀，同時又藉此擴大長沙起義的政治影響，遂與朱德復程潛、陳明仁四日在長沙起義發表的通電：
為對抗廣州偽府，為維護湖南秩序，為穩定軍心，為便利談判，為號召各方，所提設立有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臨時軍政委員會及陳明仁將軍的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兩項臨時機構，並臨時軍政委員會派出臨時性質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軍司令官，均屬必要，可以施行。省政府移交會議略延時日，以期避免刺激軍政人員，亦屬有益無害。弟等並認為，湖南臨時軍政委員會不應為空洞名義，應行使必要之職權，除敝軍已接收之地方外，其餘地方，應由臨時軍政委員會指揮，庶使秩序易於維持。總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貴方同志之處甚多，只要於人民解放軍進軍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辦理。此次先生及陳明仁將軍毅然脫離偽府，參加人民革命，義旗昭著，薄海歡迎。南望湘雲，謹致祝賀。
程潛和陳明仁在長沙率部起義，對退守各地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影響是很大的。同時，毛澤東認為隨著全國形勢的驟變，類似程潛、陳明仁這種起義模式將在其他省份出現。因此，他認為很有必要把長沙這篇文章做大、做足，成為未來其他省市的樣板。他歷經深思熟慮，遂於翌日——八月五日再次致電華中局及湖南省委，明確指出：“我軍入長沙後，除反動報紙應當準備封閉外，程潛系統的報紙不應封閉。”為了利用、改造原湖南國民黨地方報紙，要求“請湖南工委和程潛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報紙，希望他指示該報採用新華社稿件，以為團結和教育程部黨政軍多數人員，打擊反動分子的工具”。另外，為了發揮黨的統一戰線的作用，他還提請湖南工委“考慮，物色若干程部系統中的開明分子，在程潛及本人同意的條件下，任命他們為長沙軍管會的顧問”。以利“爭取程潛、陳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們方面，對於分化臺灣、廣州、廣西、昆明、四川等地國民黨特別是分化臺灣及宋希濂等部，有極大的政治作用。對於順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陳系統則有直接作用。你們對此要當做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潛的臨時機構，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交接可以推延一個月左右，使程潛有時間在其內部進行教育工作，有利於將來的改編和改造”。同時還指示：“在將來接收省政府及改編軍隊時，除陳明仁應任軍職外，應給程潛及其一派中的開明分子以位置，並吸收他們參加工作。其辦法為組織湖南軍政委員會，由兩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潛為主席，以我們的人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組織，成為統一戰線的臨時過渡機構。此辦法是否可行，請你們先作考慮。”
隨著我四路野戰大軍向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大踏步地進軍，已經在戰場上造成了風捲殘雲的大勢！在敵人已成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態勢下，被迫和平起義的因素增加了。另外，毛澤東非常清楚：二十多年以來，蔣介石在完成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的過程中，與諸地方實力派有著難以彌合的恩怨，隨著蔣介石節節失敗的頹勢，諸地方實力派不僅不會為蔣氏殉葬，而且還會為了自保以及其他的目的向人民靠攏。再者，在蔣氏長達二十餘年的獨裁統治下，蔣氏的屠刀喚醒了全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從長城內外到黃河上下，從邊陲山野到東海之濱，已經形成了一股難以抗拒的民主大潮。在這民主大潮的衝擊下，越發加速了蔣家王朝大廈的傾覆。為此，中央作出決定：我工作在第二條戰線，尤其是戰鬥在敵人心臟中的同志們要因勢利導，為促成敵人起義發揮更大的作用！
無獨有偶。就在程潛、陳明仁等在預謀湖南起義的前夕，蟄居香港的雲南王龍雲派李一平到達北平，透過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向毛澤東傳話：商談雲南和平起義的大事。
龍雲，彝族人。早年投軍，參加護國反袁的戰爭，後入雲南講武堂深造，與朱德同窗。隨著形勢的發展，他巧妙地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終於登上雲南省主席的寶座。由於他利用邊陲地勢自保，使得雲南人民只知“龍主席”而不知“蔣委員長”，就連蔣介石在全國通用的紙鈔也不準在雲南流通。因此，龍、蔣之間的矛盾是相當尖銳的。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也就是毛澤東赴山城與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期間，蔣介石密令杜聿明在昆明發動兵變，把龍雲軟禁在重慶、南京，將雲南的政權交給了同是彝族的盧漢。在淮海戰役行將結束的前夕，龍雲利用同是蔣介石的朋友——美國原飛虎隊司令陳納德的飛機，逃離樊籠，飛到香港。從此，龍雲在香港一邊積極反蔣，一邊策動盧漢在雲南率部起義。
毛澤東知道龍雲的過去，也清楚他曾秘密參加民盟。在軟禁山城期間，多次出資幫助民盟開展活動，與張瀾、楚圖南等人相交素篤。另外，毛澤東也知道雲南的工作是由周恩來負責的。為此，他給時在中南海居住的周恩來寫了如下這紙短箋：
據張表方（張瀾）本日稱，龍雲代表李一平要求與我方負責人見一面，好回港覆命。我意請周接見一次，告以盧漢如能於我軍入滇時舉行起義，宣佈反帝反封建反蔣立場，則雲南問題可以和平方式解決，盧漢所部可以編為人民解放軍。龍雲則允其參加政協，會後仍可回港。如何，請酌辦。
毛澤東由龍雲想到了西北各省，尤其是新疆、青海、寧夏等省的問題。這些省份地廣人稀，住的又多是少數民族同胞。長期以來，由於漢族統治者執行的是大漢族主義政策，民族矛盾一直是影響民族和睦，甚至事關祖國統一的大問題。另外，十分熟悉中國近代歷史的毛澤東知道，自清朝立國以來，數度派兵進疆，無論是“征剿”民族分裂主義者，還是鎮壓少數民族不堪壓迫的起義，其後果都不利於中華民族的團結。時下，我第一野戰軍就要揮師進入青海、寧夏、新疆了，我黨在這些地區有威信的民族幹部又非常少，如何才能運用政治方式為主，以戰鬥方式為輔助，較為穩妥地解放這些地區呢？他認為必須藉助各種社會力量出謀劃策。為此，他與周恩來決定聽取在西北工作多年，且受國民黨西北各省軍政長官歡迎的張治中先生的意見。
首先，張治中先生介紹了國民黨在西北各省的軍事實力、政治勢力和民族派別；接著，他又重點介紹了有關新疆的情況。他明確指出左右新疆政治的有三大派勢力：“一、名義上的主席包爾漢、駐軍司令陶峙嶽；二、蔣記派往新疆、控制新疆政局的實力派，以騎五軍軍長馬呈樣、師長葉成、旅長羅恕人為代表，其中羅恕人是軍統派駐新疆的負責人；三、以阿合買提江為代表的親蘇、親共的三區革命派。”他認為包爾漢、陶峙嶽雖是新疆名義上的領導者，但沒有多少實力，想步湖南程潛、陳明仁之後舉行新疆起義，也必然會受到蔣記派駐新疆實力派的掣肘；如若戰勝蔣記實力派，必須實現包爾漢、陶峙嶽與阿合買提江三區革命派的聯合。最後，他不無遺憾地說道：“我很想為此奔走，可惜的是，從五月份開始，我與他們就斷了聯絡。”
“這好辦嘛，”毛澤東成竹在胸地說道，“我們可以派人去新疆，溝通與阿合買提江、包爾漢他們的聯絡。”
“有合適的人選嗎？”張治中問道。
“有！隨少奇同志出訪蘇聯的鄧力群同志。”
接著，毛澤東告訴張治中：鄧力群很早就與三區革命的領導同志有聯絡。更為重要的是，鄧力群是湖南人，他的長兄鄧飛黃官至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同是湖南籍的陶峙嶽將軍熟稔。張治中聽後微微地點了點頭，說道：“這樣一來，鄧力群就把中央與阿合買提江、陶峙嶽、包爾漢的關係打通了。”
“更為重要的是，一定要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團結進步力量，孤立頑固勢力，促進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
“好！我願意為新疆的和平解放盡一份力量。”
毛澤東在徵詢了張治中等人的意見之後，在發給華中局、湖南工委上述電文的當天——八月六日，他又給彭德懷等同志發去了《兼取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地區》電文。他明確指示：
除用戰鬥方式解決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我們認為，西北地區甚廣，民族甚複雜，我黨有威信的回族幹部又甚少，欲求徹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決，必須採用政治方式，以為戰鬥方式的輔助。現在我軍佔優勢，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辦法即為利用靠攏我們的國民黨人和我們的人一道組織軍政委員會，以為臨時過渡機構。這樣的國民黨人就是張治中、傅作義、鄧寶珊。
關於解決綏遠問題，毛澤東指示：
我們準備和傅作義合作去解決。因為綏遠反動分子受閻錫山及美帝勾結極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願意靠攏我方，但是尚無懲辦反動分子、改造部隊的決心，而傅作義則已開始建立此項決心，並建議早日解決綏遠問題，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們決定組織綏遠軍政委員會，以傅為主席，我們的高克林為副主席……傅作義對此項辦法表示滿意，擬於數日後，即令傅去綏遠和我們的人一道解決綏遠問題。
關於解決寧夏問題，毛澤東指示：
馬鴻逵是傅作義的把兄弟，馬派馬如龍及哈某至綏遠接洽，有請求和平解決之意。傅作義說馬極願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請你們對寧夏問題考慮一下，是否可以經過傅作義去改編馬鴻逵部。
關於解決甘肅問題，毛澤東認為：
鄧寶珊與馬步芳將領均認識，於甘肅有聲望，他是一個光桿，沒有多少幹部，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利用鄧寶珊，叫他去蘭州和我們的人一道組織甘青軍政委員會及甘肅省政府。此兩機構均以鄧為主席，趙壽山、王世泰為副主席，以為過渡機關。對馬步芳必須殲滅其主力……此外，班禪現到蘭州，我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肅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
關於解決新疆問題，毛澤東明確指出：
陶峙嶽現在動搖，有和平解決新疆的意向，我們認為利用張治中組織新疆軍政委員會，以張治中為主席，我們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為副主席，再如伊犁方面一人為副主席，以為過渡機關。
我們從以上指示可知：毛澤東的胸中已經有了解決西北各省的腹案。在今後不到半年的實踐中，毛澤東的上述腹案完全變成了現實。由此可見，毛澤東是一位有著遠見卓識的政治戰略家。
也就是在毛澤東處理上述大事的期間，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八月二日離開南京，直接回美國。恰好就在他到達華盛頓之際，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即通常稱謂的《美中關系白皮書》。毛澤東獲悉這一訊息之後，他立即給住在中南海的周恩來打電話：“恩來，奇文共欣賞嘛！你要儘快組織人把它翻譯出來，我要為送走這些美國瘟神，給他們重重地放幾炮！”（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