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毛澤東與斯大林的第一次會談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於斯大林不想廢除舊的不平等條約，也不想借毛澤東訪問蘇聯之機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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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毛澤東是很不高興的！一是從全球大局出發，新中國從政治到經濟都需要蘇聯的幫助；再是還沒有給斯大林做壽，還有繼續轉圜的時間餘地，因此，毛澤東權且把這種情緒放在心底，準備參加為斯大林祝壽的活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盛大的集會，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前來參加慶典的有蘇聯黨、政、軍高階領導人，來自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代表團。毛澤東出席了這一盛典，並被安排坐在斯大林的身旁。當斯大林把這位來自中國的毛澤東介紹給與會的來賓時，莫斯科大劇院中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接著，毛澤東走到麥克風前，發表了如下這則熱情洋溢的祝壽獻詞：
親愛的同志們，朋友們：
我這次有可能參加慶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壽辰的盛會，衷心至為愉快。斯大林同志是全世界人民的導師和朋友，也是中國人民的導師和朋友。他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並對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作了極其傑出和極其寬廣的貢獻。中國人民在反抗壓迫者的艱苦鬥爭中，深切地感覺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誼的重要性。
在這個盛會上，我謹以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慶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壽辰，祝福他的健康與長壽，祝福我們偉大友邦蘇聯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幸福與強盛，並歡呼世界工人階級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空前大團結。
世界工人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偉大的斯大林萬歲！
世界和平與民主的堡壘蘇聯萬歲！
毛澤東這篇不足四百字的祝詞寫得十分漂亮，對斯大林在共產國際運動中的貢獻、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發展以及對中國革命的支援，均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毛澤東講上述這番話是真心的，絕無實用主義的成分；同時也可以想見，斯大林聽了毛澤東這番精彩的頌揚，也是由衷地高興的。因此，毛澤東的祝詞不僅被與會人員一次次掌聲所打斷，而且也贏得了斯大林的歡心。也許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在祝賀會期間，斯大林多次轉過臉和毛主席說話。”但是，毛澤東此次蘇聯之行，並不是單純來為斯大林唱頌歌的，因此隨同人員“發現毛主席並沒有像斯大林那樣沉浸在歡樂之中，而是沉默寡言，莊重靜思，但又不失禮節”。
祝壽會結束後，舉行了盛大的宴會並觀看了文藝演出。斯大林和毛澤東坐在一個包廂裡。而這個包廂是過去沙皇專用的包廂。演出結束之後，全體觀眾起立，回轉身來，有節奏地高聲喊著“斯大林！毛澤東！”“毛澤東！斯大林！”也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氛圍中或者說毛澤東親眼看見蘇聯人民對他是這樣的尊重，便舉起雙手向群眾致意。同時，他清楚蘇聯人民對自己領袖斯大林非常愛戴，因而他放聲高呼：“斯大林萬歲！”“光榮屬於斯大林！”由此，又引發了與會人員的熱情，一時間全場的口號聲、歡呼聲、掌聲連成一片，持續了很長的時間。
為斯大林的祝壽活動結束之後，歐洲各國黨的代表都陸續地回去了，唯有毛澤東還留在莫斯科，希冀再和斯大林重開談判，商談廢除一九四五年與南京國民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新中國再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但是，沉浸在頌歌聲中的斯大林似乎沒有這個意思，讓毛澤東留在姐妹河別墅“坐冷板凳”，這對民族自尊心極強的毛澤東而言，無疑是受到了一次屈辱。因此，毛澤東的情緒不好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斯大林終於從頌歌聲中平靜下來，約毛澤東舉行會談。但是，聖誕老人並沒有在聖誕節日的前夕給毛澤東帶來什麼喜訊，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似更有準備，他只談一般性的軍事援助和貸款，不再提中蘇友好條約簽訂問題，這更加使毛澤東失望。
根據西方人的習慣，他們歷來是把聖誕節和新年連起來過的。也就是說，從聖誕到新年是例行的假日。就其常理，斯大林很難在這樣的假日裡再與毛澤東舉行新的會談。毛澤東又要繼續在莫斯科坐一個多星期的“冷板凳”。讓一位國家元首在異國他鄉無所事事地待一個多星期，也只有斯大林才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自然，毛澤東那受了外交屈辱後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誕辰。也就是說，十二月二十一日為斯大林賀過七十大壽之後的第五天，就應該為毛澤東過五十六歲的生日了。可是，心情壓抑的毛澤東卻把自己的生日忘卻了！或許是受了為斯大林祝壽的影響，抑或是毛澤東的隨員對自己領袖發自內心的愛戴，他們不僅沒有忘記毛澤東的生日，而且還想利用過生日的機會讓毛澤東高興一下。
然而，陪同毛澤東出訪蘇聯的隨員，大都從西柏坡起就跟著毛澤東。所以，他們都知道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定的規矩：不許給領導人祝壽。用隨員的話說，“搞不好我們要挨批評。”經過商議，由年紀最小的警衛員李家驥請示毛澤東：“主席，您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這時，毛澤東正在看報，他聽後有點不解地反問道：“你說是什麼日子？”
“是您的生日。”
“噢，我已忘了。怎麼，你想搞點名堂？”
“我不想搞名堂。我們準備在莫斯科給主席過個家庭生日。”
毛澤東一聽十分警覺地怔了片刻。李家驥忙又解釋說：“就和在家一樣，吃點麵條、點心等，熱鬧一下還不行嗎？我們不搞特殊，也不讓蘇聯人知道。”
“你這小鬼，鬼點子不少，這不是搞名堂是什麼？那好吧！我只同意一半，光搞麵條，不加點心，不能造成影響，絕對不能讓他們（指蘇聯人）知道。”
“主席，那樣太單調，你吃麵條，我們也都吃麵條嗎？”
“噢，你們想借給我過生日改改口味，那就聽你們安排吧，不過還是注意簡單些。”
就這樣，毛澤東在參加隆重慶祝斯大林七十大壽之後的第五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過了一個如此簡單的別開生面的五十六歲的生日。這不僅說明中蘇兩黨不同的作風，也說明毛澤東有著古今中外最高執政者所沒有的自律精神。僅此一點，也值得大書特書一筆！
毛澤東畢竟是一位政治家，就是在隨行人員為他過家庭式的生日的時候，他想的依然是如何打破與斯大林的會談僵局，為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多爭得一些利益。所以，李家驥多年以後作了如下的回憶：“這天晚上，雖然搞的都是中國菜，還有毛主席平時愛吃的紅燒肉，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毛主席沉默寡言，情緒不高，好像仍在思考問題。”
世人皆知，毛澤東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極強的政治家，對有意無意非禮我國的一切行為都是不能原諒的。也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氣氛中，毛澤東處處表現出了不辱使命的大政治家所具有的膽識和風格。
斯大林自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可他對毛澤東的到來還是非常重視的。在他的日程表上，雖然在新年前後並無與毛澤東繼續會談的安排，可他還是要親自打電話以示關懷。另外，他還委派蘇共中央的負責人專程來姐妹河別墅，詢問毛澤東需要蘇方提供哪些服務。一次，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到了姐妹河別墅，寒暄過後，很自然地談起今年春天他作為斯大林的代表訪問西柏坡的事情。最後，他客氣地問道：“毛同志來到莫斯科，想吃點有什麼特色的食品嗎？”
自打米高揚走進姐妹河別墅的客廳，毛澤東始終彬彬有禮地和米高揚交談。唯獨當米高揚問到想吃蘇聯特色食品的時候，毛澤東卻猝然變得嚴肅起來，斷然地答說：“我想吃莫斯科的活魚。”
米高揚聽後一怔，當即變得有些難為情起來，客氣地說道：“很抱歉，莫斯科只有冰凍的魚，沒有活魚。您還可以再點其他的食品嘛！”
“沒有活魚，其他的東西一概不要。”
米高揚像是做錯事的小學生那樣，訕訕地說罷“我告辭了！”轉身走了出去。
這時，受命調來為毛澤東當翻譯的戲劇家孫維世被搞糊塗了，她望著毛澤東用他那特有的目光送米高揚離去的樣子，不解地問道：“毛伯伯，您為什麼要吃莫斯科的活魚呢？這其中一定是有什麼原因吧？”
“是的！”接著，毛澤東講起了一段故事：去年春節，米高揚受命飛到西柏坡，代表斯大林聽取毛澤東的意見。在這期間，好客的軍民砸開滹沱河的冰，為他捕了幾條大鯉魚。可他不僅不領情，反而指著已經凍死的魚說：我們蘇聯人不吃死魚。最後，毛澤東頗有情緒地說道，“我明白了，蘇聯人可能真的是不吃死魚，因為他們吃的是魚罐頭”。
“他也太不懂我國人民的一片心了！”孫維世不滿地說。
“更重要的是，他是瞧不起我們。”王稼祥補充道。
“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只好學著藺相如使秦的辦法，回報他一顏色。”毛澤東似乎出了一口窩囊氣，臉上露出了一絲笑顏。
關於毛澤東在莫斯科只吃活魚，不吃死魚的故事，李家驥還有另外一種說法，筆者就不再累述了。
再如柯瓦廖夫等人奉命來姐妹河別墅看望毛澤東，詢問需要蘇方做些什麼。誠如師哲所回憶的那樣，毛澤東對柯瓦廖夫發了一通脾氣，並說：“你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什麼事也不辦，我是幹什麼來的？難道我來這裡就是為天天吃飯、拉屎、睡覺嗎？”
自然，毛澤東說這番話的真實用意是：想透過柯瓦廖夫等人之口向斯大林反映我方的不滿。但是，那時的斯大林完全被神化了，莫說像柯瓦廖夫這樣級別的幹部了，就說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敢輕易向斯大林報告這類事關國與國的大事。由此可見，神化領袖人物的做法，不僅會把領袖本人引入歧途，更重要的是要貽誤國家的大事！
毛澤東在留住莫斯科期間，他絕不是住在姐妹河別墅裡一味地生斯大林的悶氣；相反，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依然在關注並指揮國內有關內政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毛澤東是人民解放軍的統帥。毫不誇張地說，解放全中國的重大戰役都是在他的指揮下進行的。就說他在留居莫斯科期間，他依然在指揮我四大野戰軍向全國進軍。其中關於解放海南島的戰役決策，就是毛澤東在莫斯科幾經反復後作出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四野司令林彪給毛澤東發來了有關解放海南島的戰役設想電報。這時的毛澤東尚在赴莫斯科的途中。等到毛澤東與斯大林進行了第一次不算愉快的會談之後，他於十二月十八日給林彪發去了一份長電，不僅對四野各部下一階段的軍事行動作出了詳盡的部署，而且對中南地區的政治、經濟等問題也作出了明確的指示。基於攻打金門島失利的教訓，又對解放海南島有關渡海作戰下達了命令：
渡海作戰，完全與過去我軍所有作戰的經驗不相同，即必須注意潮水與風向，必須集中能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四五萬人）的全部兵力，攜帶三天以上糧食，於敵前登陸，建立穩固灘頭陣地，隨即獨立進攻而不要依後援。因為潮水需十二小時後第一次載運船隻方能返回運第二次，而敵可用海空軍切斷我之運輸，故非選擇時機一次載運一個軍渡海登陸，並能獨立進攻，建立基地，取得糧食，便有後援不繼，遭受重大損失之危險。三野葉飛兵團，於佔領廈門後，不明上述情況，以三個半團九千人進攻金門島上之敵三萬人，無援無糧，被敵圍攻，全軍覆沒。你們必須研究這一教訓。海南島之敵，可能較金門敵人戰力差些，但仍不可輕敵。請告鄧（華）賴（傳珠）及四十軍四十三軍注意，並望你向粟裕調查渡海作戰的全部經驗，以免重蹈金門覆轍。
我們從上述這則電文中可知，毛澤東在莫斯科期間，全面地解決了渡海作戰應注意的問題。林彪等根據上述電令的精神，制定了詳細解放海南島的作戰計劃，並提出在舊曆年前進攻海南島的方針。對此，毛澤東在認真地審閱了解放海南島的作戰計劃之後，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覆電林彪，在“同意該電所取方針，即努力爭取在舊曆年前進攻海南島”外，又進一步作出更為重要的指示：要求參戰部隊“以充分準備確有把握而後動作為原則，避免倉促莽撞造成過失。為此，鄧（華）賴（傳珠）洪（學智）應速到雷州半島前線親自指揮一切準備工作，並且不要希望空軍幫助”。言外之意，解放海南島戰役一定要慎之又慎。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在會談中拒不答應廢除與南京國民政府簽訂的條約，但他同意與新中國通商，並準備簽署有關貿易等方面的條約。為此，毛澤東把第一次會談內容電告中央。接著，劉少奇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並以他、周恩來、朱德的名義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給毛澤東回電。略謂：
今日政治局會議，大家贊成如果蘇聯同意現在簽訂關於旅順、借款、航空及通商協定，恩來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兩協定已有成稿，通商協定亦可將我們輸出蘇聯貨物及從蘇聯輸入中國貨物的種類和大體數量提出，貿易部長亦可同恩來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氣不好，並準備一個月時間來回坐火車。但是如果蘇聯方面並不準備現在簽訂借款、航空、通商諸協定，只準備就旅順駐兵問題及對一般政治問題發表一個宣告，則恩來同志去莫似無必要。
毛澤東清楚新中國所處的地位：不僅蔣介石利用海、空軍暫時的優勢封鎖我沿海大中城市，而且西方以美、英為首的帝國主義想方設法，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裡。為了打破國內外敵人的封鎖尤其是經濟封鎖，是擺在新中國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所以，剛剛為斯大林賀完七十大壽的毛澤東讀罷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聯名的來電之後，於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親自給中央發了《關於準備對蘇貿易條約問題》的電報。略謂：
據稼祥說，波蘭、捷克、德國都想和我們做生意。似此，蘇聯外又有這三個國家即將發生通商貿易關係。此外，英國、日本、美國、印度等國或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因此，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籌統全域性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其範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
與此同時，身在異國的毛澤東時時念及國內的情況。他指示林彪：“關於城鄉、公私、工商、勞資等相互關係，比重問題，已託鄧子恢同志向你轉達……關於軍隊參加生產問題，請回漢後統籌辦理。”有關“整個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軍事轉到經濟與土改，希望你們於明年一月間成立中南軍政委員會，集中力量領導全區經濟工作，並積極準備土改條件。”
一九四九年就要過去了，在新年將至的所謂年關之際，毛澤東不僅想到了工農大眾的生活，而且對上海不法資本家計劃借“紅盤”開市反攻倒算很不放心。為此，他對所謂上海工商業家的困難提出了疑問，並於十二月三十日給主管經濟的陳雲發去電報。略謂：
上海市委亥江致中央電稱，上海有許多大型中型工廠負債甚多，難於維持，要求政府貸款，否則有大批倒閉危險等語。上海工商業家是否確有這樣大的困難，政府是否已允許貸款及貸給多少，資本家叫得那樣兇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是否有藉此抵制公債的意圖，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毛澤東自十二月十六日安抵莫斯科到準備在姐妹河別墅過新年，整整半個月了！由於毛澤東與斯大林的談判出現了僵局，無論是中國的新華社還是蘇聯的塔斯社，均沒有發表有關毛澤東訪問蘇聯的訊息。這在世界各國引起了各種猜疑。其中，英國的通訊社突然造謠惑眾：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起來了！這個訊息就像是一枚重型炸彈，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極為強烈的反響。
面對敵人的謠言，蘇聯人著急，中國人也著急；斯大林著急，但毛澤東並不那麼著急。因為，他相信否極泰來或曰壞事可以變成好事。為此，他正在思忖藉此做一篇漂亮的文章。
聰明的王稼祥不僅深知毛澤東的想法，而且他還想出個辦法：請毛澤東在莫斯科公開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一、可以向全世界宣佈中蘇友好；二、還可以迫使斯大林重開談判。對此，毛澤東是贊成的。他沉吟片時，問道：“斯大林會同意我出面闢謠嗎？”
“我想他一定會贊成的。”王稼祥說明理由後又說，“我這就透過外交途徑轉告斯大林。”
王稼祥離去之後，很快約見了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託夫，一見面，就開門見山說道：“莫洛託夫同志，您知道英國發表的訊息嗎？”
“知道了，但不知你們的毛澤東主席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莫洛託夫有些尷尬地說。
“我們的毛主席認為這是國際上的敵人在挑撥中蘇兩國的關係。他希望貴國能提供方便，他要出面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人民闢謠。”
“好，很好！我們一定提供這樣的方便。”
就這樣，蘇聯方面在莫斯科新聞中心為毛澤東安排了記者招待會。毛澤東利用這個講壇不僅向全世界人民闢了謠，而且還再次促使斯大林下定決心重開談判之門。由於這次記者招待會具有深遠的歷史價值，現恭錄如下：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電：塔斯社記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先生的訪問記。
記者問：中國目前的情勢如何？
答：中國的軍事正在順利進行中。目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轉入和平的經濟建設。
問：毛澤東先生，您在蘇聯將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幾個星期。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
問：您現在考慮的是哪些問題？可否見告？
答：在這些問題當中，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此外，我還打算訪問蘇聯的幾個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瞭解蘇維埃國家的經濟與文化建設。
毛澤東在莫斯科的答記者問，在全世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西方謠傳不攻自破。這不僅說明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且也說明了毛澤東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上有著很大的影響。對此，斯大林一定會認為：毛澤東的記者招待會對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作為一代縱橫大家，又必然會看到毛澤東此舉的真正目的是：利用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說明他此次蘇聯之行的第一個目的就是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換言之，如果斯大林再避而不談廢除一九四五年與南京國民政府簽訂的條約繼而再與毛澤東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那就等於在向西方美、英帝國主義說明：蘇聯還想藉助於昔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壓迫中國。直言之，所謂的中蘇友好只是一句空話。這不僅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無益，而且也必然會損傷他這位共產國際領袖的形象。筆者推想：斯大林讀過毛澤東的答記者問後，一定會發出這樣的感嘆：好厲害的毛澤東啊！……
斯大林幾經思索，與莫洛託夫等人協商，最後請莫洛託夫等出面與毛澤東相商解決辦法：“毛澤東同志，我是奉斯大林之命前來拜會您，主要是徵求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協定的意見。”
毛澤東一聽莫洛託夫的話音，再一看陪同莫洛託夫前來商洽的米高揚的表情，知道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奏效了。他不卑不亢地說道：“如果中蘇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就勢必要涉及舊的條約，也就是貴國在一九四五年與南京國民政府簽訂的那個條約，不知斯大林同志是怎麼看待這一問題的？”
“斯大林同志希望先聽聽您的意見。”莫洛託夫說。
對於簽署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了。因而他沉吟有頃，很有條理地講道：“第一種方案：我認為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雙方都有很大的利益。由於中蘇關系在新條約上固定下來，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都將感到高興。這樣，我們可以在國內孤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同時，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的條約。”
“這樣，也就等於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米高揚在一旁近似敲邊鼓的說道。
“第二種方案，”毛澤東又接著說道，“由兩國通訊社發一簡單公報，僅說到兩國當局對於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其他問題交換了意見，取得了在重要問題上的一致意見，而不涉及詳細內容，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拖幾年再說。這樣做，中國外長周恩來當然就沒有必要再到莫斯科來。”
“還有第三種方案嗎？”莫洛託夫問道。
“有！”毛澤東說罷微微地點了點頭，“雙方簽訂一個宣告，內容說到兩國關係的要點，但不是條約。這樣做，周恩來外長也沒有必要到莫斯科來。”
“第一種方案好，”莫洛託夫說罷又補充道，“這樣，周恩來外長可以來莫斯科。”
毛澤東深知外交無小事，像事關簽訂中蘇友好條約這樣的大事，如果事前沒有商量定或斯大林點頭，莫洛託夫是不敢隨意表示意見的。為此，他問道：“斯大林同志的意見，是否是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
“是的！”莫洛託夫說罷又問道，“毛澤東同志，您能告訴我們周恩來到達莫斯科的時間嗎？”
毛澤東聽後暗自計算了一下，接著近似自語地說：“如果說我的電報元月三日到北京，周恩來外長準備五天，一月九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十一天，這樣算來，一月十九日就可到達莫斯科。”
莫洛託夫聽後也默默地想了一下，點了點頭說：“從一月二十日到月底還有約十天的時間，談判和簽署有關的條約足夠了。”
“這樣算來，我於二月初就可與周恩來一道回國了。”毛澤東就像打了一個大勝仗似的，可以收兵轉戰其他的戰場了。
“毛澤東同志，”米高揚很客氣地問道，“在周恩來外長到莫斯科這段時間內，您希望我們做哪些安排呢？”
“主要是到各地看一看。”……
十一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澤東巧妙地運用國際大勢中的突發事件，利用召開記者招待會的辦法，終於打破了僵局，“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並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條約”。為此，毛澤東分別於一月二日、一月三日給中央發去電報，商洽《關於周恩來去蘇聯參加談判》等問題。
毛澤東深知國情大勢，為了新中國的安定和周恩來等同志的安全，他要求周一行“於一月九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不是坐飛機）來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務院總理。對外不要發表，待周到莫後才發表”。同時，他建議中央，“恩來同志出國來蘇須在政務院會議正式透過，並報告此行係為談判及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此外，“還應約集政府委員之在京者開一座談會作報告。在兩次會議上，應指出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接著，毛澤東與蘇方商定有關周恩來訪蘇的時間、隨行成員等具體問題之後，他還就談判內容等事項於一月五日電告中央，略謂：
（一）周帶十七人左右來此已說好，可以來，無問題。一月九日晚車由北京開車一點，亦已告知此間當局。（二）包爾漢、鄧力群及伊犁貿易部長似以恩來到後兩三天內即一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抵達莫斯科為適宜，或與恩來同一天到達即一月十九日到達，請即決定告我。包、鄧等來此所需交通工具，須由此間派飛機，還是由現在新疆之空運團指派一機擔任，亦請決定電告。（三）談判要點及準備工作，你們所指出的各點都是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既然是談判，就需要展開談一談，將我們的觀點說清楚。恩來動身後，請中央繼續研究，隨時以意見電告。關於貿易方面的材料，如果有五天內來不及準備好的，亦可於恩來走後繼續準備，隨時電告。
簡言之，毛澤東雖然遠在莫斯科，但是有關周恩來出訪蘇聯的大小問題，都是在他的電示下完成的。
毛澤東在與莫洛託夫、米高揚等的洽談中，曾就毛澤東出外遊覽的問題商定，“晉謁列寧墓，去列寧格勒、高爾基城等處看一看，並看一看兵工廠、地下電車（這兩項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體農莊等處。又談到和蘇維埃各負責同志談話的問題”等。為此，毛澤東利用周恩來到達前這段較為空閒的時間，在莫斯科市進行參觀和訪問。
首先，毛澤東於一月十一日拜謁了列寧墓。
一月的莫斯科是冰雪的世界。毛澤東一行在蘇方代表布爾加寧、米高揚等人的陪同下來到莫斯科的中心紅場。他駐步紅場中央，遠眺巍峨壯觀的聖母昇天大教堂、凝重端正的報喜教堂、彼得大帝以前莫斯科歷代帝王墓地的天使大教堂等建築，似看到了斯拉夫民族悠久的文化歷史，以及俄羅斯帝國那輝煌的過去。這時，他作為一位詩人和哲學家，一定會觸景生情，想到中國的故宮和天安門廣場；自然，他作為一代大思想家又不能不發出這樣的自問：彼得大帝的時代結束了，俄羅斯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建立了比沙皇更為強盛的蘇維埃共和國；中國的皇帝也早已退位了，可中國卻付出了比蘇聯多三十年的時間才建立了新中國啊！這難道就是因為中國的故宮比蘇聯的克里姆林宮建得更早、修得更為巍峨壯觀的原因嗎？……
列寧墓原是木質結構的。一九三○年始改為花崗石和大理石建築。據介紹：“陵墓結構與色調肅穆、凝重，外面鑲嵌貴重大理石、黑色和銀灰色的拉長石、深紅色的花崗石、雲斑石，紅色代表革命旗幟的顏色，黑色表達人民的永遠悼念之情。”列寧墓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墓頂是平臺，是供斯大林等領導人在重大節日檢閱用的地方。毛澤東在布爾加寧、米高揚的陪同下，踩著黑色的大理石臺階緩慢地進入陵墓中心紀念大廳，工作人員把毛澤東獻的花圈敬放在列寧陵前，然後默哀、三鞠躬，向列寧表示最為崇高的敬意！
毛澤東一生中十分敬仰列寧。可以這樣說，在他憑弔列寧墓前，從沒有對列寧主義有過半點的懷疑。但是，他清楚列寧的歷史功績是：把馬克思主義用於俄國，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他是帶著敬慕之心來拜謁列寧墓的。但是，他作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不僅建立了毛澤東思想體系，而且還締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一旦站在列寧墓前將會發出何等的感念呢？他自己當然不會說，所有的寫書人也都不曾觸及這樣的事情，但是筆者認為：毛澤東一定會有很多聯想和感慨的！
事後，毛澤東的警衛員李家驥曾回憶道：毛主席對我們說，大家都應學習列寧的革命立場和精神。接著他又談到列寧的遺體問題。當時，他說：“列寧的遺體儲存得很好，這說明蘇聯的科學技術很先進，儲存遺體主要為了讓人們看後受教育。從個人看，人一死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儲存遺體也就沒有必要了。”
毛澤東的上述看法是正確的。從政治上看，毛澤東的看法是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相一致的。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一位大政治家，深知作為開國領袖的責任重大。因此，他在莫斯科參觀有關景點之外，仍在集中主要精力處理國內的內政和外交大事。
毛澤東出訪蘇聯的主要目的，是為新中國創造一個生存和發展的國際空間。因此，他一方面要“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繼續指導國內與越南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另一方面要把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爭過來。前者，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處理，後者就必須藉助於同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蘇聯來解決。為此，他與蘇聯外交部部長維辛斯基進行了會晤。有關此次會晤的內容，毛澤東於一月七日早上六時給周恩來與黨中央發去專電《關於就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在安理會的合法地位發表外交部宣告》。現摘錄如下：
建議我外交部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去一個宣告，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蔣延黻繼續為安理會中國代表的合法地位。維辛斯基說，如果中國發了這個宣告，蘇聯準備採取一項行動，即如果蔣延黻還留在安理會為中國代表（據稱還要當安理會今年的主席），則蘇聯將拒絕出席安理會。維辛斯基以此徵求我的意見。我當即表示，中國外交部可以發表這樣的宣告。我並說，我的電報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國外交部周恩來外長署名的宣告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發出去。我問他，此項宣告電除發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秘書長外，是否還需要同時發給蘇英美法等安理會會員國？他說，可以發，蘇聯根據中國的電報就可以行動。此事他宣告是以外長資格徵求我的意見，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請你於接電後迅為辦理，爭取於九日 恩來動身前發出此項宣告的電文……此事辦理情形望告，並告以一月九日是否來得及發出。
毛澤東或許感到這件事情對確立中國外交格局有著很大的影響，就在發去上述專電的當天深夜十二點，他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的名義擬就致聯合國大會主席、聯合國秘書長以及有關國家的電文。該電全文於一月八日在《人民日報》上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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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認為中國國民黨反動殘餘集團的代表留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是非法的，並主張將其從安全理事會開除出去，特此電達，希予採納照辦為荷。
接著，蘇聯外長維辛斯基於一月十三日來到姐妹河別墅，與毛澤東繼續商談，他“建議我國向聯合國去電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聯合國以代替國民黨代表，因現在為國民黨代表問題安理會鬥爭頗緊張，蘇聯支援我國宣告主張開除國民黨代表，美、英等多數國家反對開除，故中國有進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時間可待一星期後再電報”。毛澤東同意維辛斯基的建議，有關“代表團首席人選請中央考慮電告，待恩來到此商決”。
這時，周恩來已經動身來莫斯科。中央接到毛澤東的電報之後，商定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出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毛澤東收到電報之後，又與我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商談：“中央議派章漢夫同志為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規格是不是低了一些？”
“按國際慣例，各國駐聯合國大使基本上是副部長級，而章漢夫同志也是我國外交部副部長，就規格而言並不低。”王稼祥如實答說。
“漢夫同志在國際上的影響，是不是還不夠大啊？”
王稼祥已經明白了毛澤東的想法：為了在聯合國樹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需要派一位在國際上有影響的領導人出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由於王稼祥是一位組織原則極強的同志，他認為自己不可以與毛澤東一道商議這類大事，於是策略地說道：“我個人的意見，等總理在中途某一個大站休息的時候，請他給主席掛長途電話，你們在電話中商定。”
一月十八日，周恩來驅車到達斯維德洛夫斯克車站。王稼祥奉命趕到迎接，並把毛澤東的意見轉告了周恩來。因此，周恩來在該站與毛澤東通了電話，商決了我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一事。對此，毛澤東在發給劉少奇的《關於任命張聞天為駐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電報中說：“今日下午四時半與恩來通電話……覺得章漢夫資望方面有不夠之處，可做副手，出席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以洛甫（即張聞天）擔任為適宜……周恩來說，高崗、富春都認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唯未事先徵得洛甫本人同意。請你於發表之同時去一電給洛甫，說明因時間關係不及徵求他同意，請他諒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雖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但作為主席毛澤東認為需履行一定的手續，並透過媒體向中外宣佈。為此，他在該電報中又明確指示：“政府委員會完成任命手續可待將來第六次會議為之。如你認為有必要，可於明天（十九日）邀集政府各副主席及各黨派主要負責人一談。”同一天，毛澤東親筆“起草了一個致聯合國的電報，如中央同意請於明天（十九日）發出並公開發表”。由於周恩來即將到莫斯科，毛澤東認為應用副部長李克農的名義發表如下這篇文稿：
聯合國大會主席羅慕洛先生，秘書長賴依先生，並請轉達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各會員國代表團：
一九五○年一月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周恩來外長向聯合國發出照會，要求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將中國國民黨反動殘餘集團的非法代表予以開除。此項照會，已承賴依先生覆電表示收到，並轉達安全理事會各會員國。現在我再通知你們，主席先生和秘書長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業已任命張聞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會議和參加聯合國工作包括安全理事會的會議及其工作的代表團首席代表。我並請求你們，主席先生和秘書長先生，回答我的下列兩項問題，即（一）何時開除中國國民黨反動殘餘集團的非法代表出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我認為這樣的反動殘餘集團的非法代表到現在還留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是完全不合理的，應當立即開除出去；（二）以張聞天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團何時可以出席聯合國及安理會的會議並參加工作，我認為應當迅速出席並參加工作。以上各項，請予速復為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長
李克農
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
由於美、英西方諸帝國主義國家無理干涉我國內政，以簡單多數為由，否決了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權利，繼續讓臺灣霸佔著安理會的席位。自然，奉調入京的張聞天等同志也未能登上聯合國的講壇。但是，我們由此可知，身在莫斯科的毛澤東為開啟國門，讓世界各國瞭解新中國，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啊！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在指揮國內四大野戰軍的作戰。他一方面關注第三野戰軍進攻舟山群島準備工作情況，另一方面又在為第四野戰軍修訂海南島作戰方案。更為重要的是，他還為第一、第二野戰軍解放西藏巧作部署。
由於金門島戰役全軍覆沒，毛澤東對解放海南島分外重視，他要求四野林彪等一定審慎用兵。當他收到鄧華司令等的電報，認為在舊曆年前準備工作來不及以後，他當即電覆：“不要勉強，請令鄧（華）賴（傳珠）洪（學智）不依靠北風而依靠改裝機器的船這個方向去準備，由華南分局與廣東軍區用大力於幾個月內裝置幾百個大海船的機器……爭取於春夏兩季內解決海南島問題。”另外，他在研究了四野有關海南島作戰方案之後，認為有忽視政治手段的傾向，又作出如下指令：
（三）海南島與金門島情況不同的地方，一是有馮白駒（瓊崖縱隊司令兼政治委員）配合，二是敵軍戰鬥力較差，只要能一次運兩萬人登陸，又有軍級指揮機構隨同登陸（金門島是三個不同建制的團又無一個統一的指揮官，由三個團長各自為戰），就能建立立足點，以待後續部隊的繼進。（四）請要十五兵團與馮白駒建立直接電臺聯絡，並令馮白駒受鄧、賴、洪指揮，把瓊山澄邁臨高文昌諸縣敵軍配備及敵海軍情況弄得充分清楚，並經常注意其變化。（五）同時由雷州半島及海南島兩方面派人（經過訓練）向上述諸縣敵軍進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幾部敵軍於作戰時起義，如能得到這個條件，則渡海問題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條件下，策動幾部敵軍起義應該是很可能的。此事應請劍英、方方、馮白駒諸同志特別注意用力。華南分局應加以討論，定出具體的策反辦法，並於三四個月內獲得成績。
新年伊始，毛澤東收到彭德懷關於進軍西藏的電報，認為“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共四個月時間可以通行，其餘八個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有很大的困難。但是，在毛澤東的心中，“西藏人口雖然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另外，“如果今年四月中旬至九月不向西藏進軍，則須推遲至一九五一年才能進軍。”這與中央解放全中國的戰略部署是相違背的，自然毛澤東也不贊成推後解放西藏。他認為“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佔領全藏”。既然第一野戰軍由青海新疆向西藏進軍有很大困難，毛澤東當即決定：“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換言之，向西藏進軍的任務交由第二野戰軍完成。為此，他於一月二日發出《關於由西南局籌劃進軍及經營西藏問題》的指令電：
（甲）請劉（伯承）鄧（小平）賀（龍）三同志於最近期內（例如一月中旬）會商一次，決定入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幹部等項問題，並立即開始佈置一切；（乙）迅即佔領打箭爐，以此為基地籌劃入藏事宜；（丙）由現在（一月上旬）至四月中旬以前共三個半月內，被指定入藏的軍隊，應爭取由打箭爐分兩路，推進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區，修好汽車路或大車路，準備於四月中旬開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訓練幹部；（戊）聞西藏只有六千軍隊，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電報中提議的三個軍，而只需要一個充足的軍或四個師共約四萬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夠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訓練，配備精良武器；（己）入藏軍隊可定為三年一換，以勵士氣。
劉伯承、鄧小平、賀龍收到毛澤東的電令之後，立即會商進軍西藏的問題，並確定由張國華率十八軍等部隊擔負解放西藏的任務。毛澤東在收到西南局於一月七日有關進軍和經營西藏的方案之後，於一月十日下達了《關於進軍和經營西藏問題》有關部署。略謂：
（三）經營西藏應成立一個黨的領導機關，叫什麼名稱及委員人選，請西南局擬定電告中央批准。這個領導機關應迅即確定，責成他們負責籌劃一切，並定出實行計劃，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對其工作則每半月或每月檢查一次。第一步是限於三個半月內完成調查情況，訓練幹部，整訓部隊，修築道路及進軍至康藏交界地區。有些調查工作及幹部集訓工作，需待佔康藏邊界後才能完成，並為促成康人內部分化起見，務希於五月中旬以前佔領康藏交界一帶。（四）關於西北局方面應協助之事項，請西南局與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並請西北局籌劃各項應當和可能協助之事項，指導所屬妥為辦理。（五）關於中央負責之一部分偵查工作，請聶（榮臻）令二局注意辦理為要。
隨著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速度的加快，新解放的地區遠遠超過了老的解放區。因此，毛澤東在留居莫斯科期間，他不僅要關注新區的政權建設，而且還要穩妥地進行土改。由於江南和邊陲省份民族成分、經濟結構、社會制度的不同，因此，有關政權建設和土地改革也不盡相同。例如華東地區，他認為：“土改準備工作中改造區鄉政權極為重要，並須如期完成，否則不可能進行土改。”對何時開始進行土改，他認為在今年冬季進行為宜。為此，他又指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必須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項準備工作，時間頗緊，必須十分抓緊督促才能完成。”具體說來，“在今年一二三月農閒時間華東各省普遍開一二次區鄉農民代表會議完成區鄉政權的改造，作為土改先決條件之一，這是極重要的，否則即不能進行土改。”為此，他在莫斯科向華東局、中南局和西南局等相繼發出了指令性的電報。
說到新區的土改，主要是關於富農政策的修訂。由於江南、華南地區的富農，多與大中城市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尤其是中小資本家和手工業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搞不好，會影響城市金融的穩定。為此，毛澤東在國內一直關注這一問題。他來到莫斯科之後，還就富農問題與斯大林交換了意見。對此，他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作了如下記述：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報告土改政策時，提議將分配地主土地與分配富農土地分成兩個較長的階段來做，即使目前農民要求分配富農多餘的土地，我們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預作肯定。我們雖對中國半封建富農作了解釋，並說明對資本主義富農並不沒收，他仍舉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為例，要我們把富農看成是嚴重的鬥爭。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階級時，中立富農並使生產不受影響。”
但是，毛澤東並沒完全接受斯大林關於富農的意見，他根據中國的實際尤其是江南富農的實際，提出了在土改中必須進行修改富農政策的意見：
“去年十一月政治局會議時關於江南土改應慎重對待富農的問題亦曾提到過，因此事不但關係富農而且關係民族資產階級，江南土改的法令必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對於一九三三年檔案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須有所修改。”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何等的實事求是。而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毛澤東克敵制勝、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指導思想的精髓！
另外，毛澤東為了推動新區土改的順利進行，他在莫斯科期間曾贊同江青去新區看一看。為了惜墨存史，現恭錄毛澤東於一月四日凌晨四時發給劉少奇並轉江青的電報。略謂：
一月一日來電已悉。同意你去新區看一看，但須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話，則應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黨的組織。因此還須和廖魯言（時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書長）同志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區後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以上統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決定。
今天的讀者看了上述這則電報之後，一定會有很多感想，開國領袖毛澤東自律精神是何等的嚴格啊！
毛澤東在等候周恩來的期間，還擠時間去列寧格勒參觀訪問。筆者推想，當他駐步冬宮，參觀列寧領導十月革命的經過時，他不僅會想到巴黎公社的起義，而且他還會想起自己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艱難。然而，他畢竟領導中國人民歷經千難萬險，最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啊！當他返回莫斯科不久，二十日周恩來率團到達了莫斯科。
周恩來在接到毛澤東要他出訪蘇聯，配合毛澤東與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電報後，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準備工作中去了！但是，當他再收到毛澤東專電，叮囑他為確保安全，一定要嚴格保密紀律。指示中央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前，任何人不得洩露他出訪的訊息之後，內心湧動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潮！與此同時，他又很自然地想到蔣介石派遣萬能臺、炸燬毛澤東專列的案件。為此，他請來了李克農：“炸主席專列的案件有什麼進展嗎？”
李克農報告說，我有關部門透過空中電波，截獲了來自臺灣的情報，得知臺灣方面派來一位高階特務，在北京負責指揮；同時還獲悉，潛伏在北京的萬能臺，是透過一個小姐和他聯絡。周恩來聽後問道：“查到這位小姐了嗎？”
“查到了。”接著，李克農又報告，“我們透過外匯銀行等系統，查到了原輔仁大學一位學藝術的計小姐，她過去不僅與外國人同居，而且最近她還常去天津，到專辦外匯業務的銀行，取由香港寄來的外幣。”
“她與這個案件有什麼關係嗎？”
“我們分析，這位計小姐很可能就是那位中間人。為了不打草驚蛇，我們暫時把她控制起來了。”
“查到潛伏臺的方位了嗎？”
“查到了，就在南池子一帶。但是，這裡都是大雜院，不知這部與臺灣聯絡的潛伏臺藏在誰家？我想，只要這位計小姐去送活動經費，潛伏的萬能臺就暴露了。”李克農看著沉思不語的周恩來，又說道，“當然，我們也做了這樣的分析：萬一這位計小姐和潛伏臺是透過其他人聯絡呢！”
“很有這種可能！”周恩來斷然說道。
“為此，我們也做了這樣的安排，透過化裝偵查，縮小潛伏臺的方位，最後再出奇兵，一網打盡！”
“我看這種方法比較可靠！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在主席回國之前，必須破案！”
周恩來就要赴蘇聯訪問了，他作為一國總理不能不想如何讓人民過一個歡樂的春節。為此，他又與中財委主任陳雲交談：“陳雲同志，春節就要到了，遠在莫斯科的主席，很是關心上海的‘紅盤’開市啊！”
“總理到了莫斯科，請轉告主席，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充足的大米、棉花和煤，敵人妄圖用這兩白一黑在春節和我們較量，他們的失敗是肯定了的！”陳雲說罷又提醒道，“主席已經有一個多月不在國內了。很快，中外也就知道總理到了莫斯科，這在敵人尤其是臺灣的蔣介石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啊！”
“是啊！春節就要到了，從歷史上看，節日又是重大事件的多發日。”周恩來說罷顯得有些沉重，“對此，我走前會向中央報告的。要各個部門提高警惕，注意防空襲，防火災，防一切敵人搗亂破壞！”
周恩來準備完畢之後，於一月十日凌晨，率中國政府代表團乘火車赴莫斯科，會同毛澤東與斯大林及蘇聯政府談判。代表團成員有李富春、葉季壯、歐陽欽、呂東、張化東、伍修權、賴亞子等。他們歷經十天的時間，於一月二十日到達莫斯科，受到蘇聯政府有關官員的歡迎。周恩來在車站發表演說，鄭重指出：“中蘇兩大國家進一步的友誼和團結，對於世界和遠東和平進步事業毫無疑義將有重大的意義。”接著，他在王稼祥大使等人的陪同下來到姐妹河別墅，與久別的毛澤東相見之後，又向毛澤東報告有關的情況。毛澤東聽後十分滿意。但當他們講到和蘇聯政府進行會談的時候，毛澤東仍存有疑慮地說道：“斯大林同意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但他並沒有講新條約內容的實質。因此，我們只能備而無患，後發制人。”
“蘇方有沒有可能先提出一個草案呢？”周恩來問道。
“我看極少可能。”
“據我所知，”王稼祥從旁說道，“蘇方官員是很難見到斯大林同志的。通常情況，是在斯大林講出方略之後，莫洛託夫、米高揚這些同志才開始研究條約的內容。”
“稼祥說得是對的，”接著，毛澤東說道，“從我與斯大林不多的幾次接觸中，他是靈魂，絕對不參與具體事務的商談。因此，我和斯大林會談過後，談判和制定條約就交由恩來去辦了”。
“我會在主席的領導下，盡心盡力地完成這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出席列寧逝世二十六週年紀念大會。是日晚，毛澤東與周恩來又進行了會商。最後，毛澤東舉重若輕地說道：“從現在起，我們都安心地睡它一個好覺。明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與斯大林舉行會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