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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澤東在西柏坡舉行的迎春晚會開得紅火極了!

雖說西柏坡的大院中沒有蔣介石府邸裡的火樹銀花,四周牆壁上也看不到貼著的聖誕節的彩色剪紙,但從每一位與會者的表情中以及大聲的談笑中,我們都會感到他們洋溢著勝利者那特有的自信!

自然,在整個迎春晚會進行當中,無論是來自中央機關的領導同志,還是趕來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各解放區的負責同志,他們除去久別重逢的問候而外,話題幾乎都是在議論毛澤東親筆寫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有的在嘖嘖稱道自己的領袖——毛澤東那行文犀利的風格,有的在議論這篇新年獻詞擊中了要害……這時,不知是誰喊了一聲:“請安靜!院子裡又在廣播《將革命進行到底》。”真靈!與宴者都收話無聲,認真地收聽大院中的廣播。有意思的是,當大家聽到“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他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竟然不約而同地鼓起了掌聲。

事有湊巧,恰在這時毛澤東與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大書記走了進來。毛澤東一看大家鼓掌時的表情,頓感大惑不解,問道:“同志們!你們這掌是為何而鼓呢?”

與會者聞聲停止了鼓掌,再一看毛澤東為首的五大書記已經走進所謂的宴會廳——大食堂,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毛澤東的問話。其中一位和毛澤東熟稔的炊事員笑著大聲說:“大家在為主席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鼓掌!”

“為《將革命進行到底》鼓掌?”毛澤東仍不理解,似在自問地說道。

“對!您親筆寫的這篇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真是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裡話!”有人說道。

毛澤東聽後猝然之間內心深處泛起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他有意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緒,遂又語重心長地說道:“你們都應知道吧?蔣介石這條就要凍僵的毒蛇,也曾有過被中國老百姓當龍崇拜、山呼萬歲的年代!”

與會者似乎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都微微地點了點頭。

但是,毛澤東卻感到言猶未盡,又加重口氣補充了一句:“同志們!從現在起,我們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應懂得這樣一個道理:龍會變成蛇的!”

毛澤東說罷沉吟片時,遂又巡視了一遍與會者的表情,當他的目光與一位年近五十、穿著東北野戰軍冬裝的幹部的眼神相遇時,他怔了一下,急忙走上前去,緊緊握住這位同志的手,很動感情地說:“榮桓同志,我們分別有十年了吧?你身體還好嗎?”

羅榮桓時任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與林彪率部入關之後,又肩負平津戰役之責。不久之前,他接到中央電令,於日前趕到西柏坡出席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他望著長自己九歲的老領導毛澤東,眼睛頓感有些溼潤,頗為激動地說道:“謝謝主席的關心,我是一九三八年底離開延安的,算來剛好十個年頭了。”

“方才,你參加他們的討論了嗎?”毛澤東問道。

“沒有,不過……”羅榮桓看了看毛澤東微然點頭的表情,說道,“對全國人民而言,我還是希望主席多寫幾篇《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文章,起碼可以起到鼓勁的作用。”

“像這樣鼓勁的文章是好作的啊,大不了我毛澤東少睡幾夜覺。”毛澤東說罷嘆了口氣,“可是,我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要做的事情,就不能不害失眠症了!”

羅榮桓也有同感地點了點頭。

這時,周恩來走到近前,近似玩笑地說道:“主席,現在不是你和榮桓同志敘舊、談心的時候,怎麼樣?迎春晚會開始吧?”

毛澤東說罷“榮桓,晚會結束之後,到我家來一趟”,遂大步走回自己的座位。有趣的是,他與羅榮桓談話的思路依然沒有打斷。因此,當周恩來請他即席發表迎春講話的時候,他又接著與羅榮桓的話題引發開來:

“同志們!方才,我為什麼對榮桓同志說那番話呢?這說明我毛澤東對《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底氣不足!我們從建黨算起,已經進行了二十八年的革命,說到底,我們就做了一件事情:一點一點地挖蔣家王朝這座大廈的根基。現在,摧毀這座大廈即將變成現實,可是,我們如何在這座大廈的廢墟上建造人民自己的大廈呢?……”

這就是毛澤東在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雄文之後,又給他的戰友們提出的一個最為沉重的大問號。

毛澤東在西柏坡的住處十分簡樸,是普通的三間平頂房;院落不算大,除去一棵樹外只有一盤石磨。說到這盤石磨還有一段故事。毛澤東進駐之後,為了能給他創造大點的活動空間,有關部門決定拆掉這盤石磨。毛澤東勸阻說:“不要拆嘛,我們走後老百姓還要磨面吃的。”就這樣,這盤石磨被保留下來,日後不僅成了毛澤東平時依傍沉思之處,而且有時還是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交談工作的地方。如果說“西柏坡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進入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指揮三大戰役在此,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此”的話,毛澤東就是在這座普通的三間平頂房中,揮筆寫下了數以千計的指揮解放戰爭——尤其是指揮三大戰役的電報,以及如《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樣有關中國命運的多篇雄文。

開過迎春晚會之後,毛澤東遂又請羅榮桓到自己家裡做客。除去對這位久別的戰友和部屬表示關懷外,主要是聽羅榮桓有關平津戰役第一階段的彙報,以及中央對平津戰役第二階段的部署和前線落實的情況。

遼沈戰役結束之後,敵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集團計五十餘萬人馬,部署在東起北寧路的山海關,西迄平綏路的張家口五百餘公里的狹長地帶上。敵得意地稱這一兵力部署為一字長蛇陣:冀東一帶為蛇頭,張家口、宣化一線為蛇尾,平津二市是蛇身。這時,由於東北全境的解放,使得傅作義集團面臨東北、華北兩大野戰軍聯合打擊的危局。同樣,在兵力部署上傅作義集團也處於了劣勢。蔣介石為了確保華北軍事實力不被消滅,曾商請傅作義放棄平、津、唐、張地區,主動率領華北這五十萬人馬撤往江南,並委傅為“東南軍政長官”。但是,由於歷史上的原因,曾多年鎮守“口外”的傅作義對蔣素懷戒心,很自然視蔣的這一舉措為消滅異己。為此,傅作義又提出固守平、津的戰略方針,並進而指出:對蔣而言,可以鉗制東北、華北的解放軍,取得部署長江防線,組訓新兵所需的時間;對傅而言,可以爭取美國的援助,萬一失敗可西撤綏遠,自成局面。蔣氏鞭長莫及,只好同意傅氏的方針。

毛澤東及時掌握了蔣、傅的矛盾,並下定決心把傅作義集團消滅在華北一帶。他一邊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電令林彪、羅榮桓親率東北野戰軍主力迅速入關,負責統一指揮東北、華北的參戰部隊,一邊又同時命令華北第三兵團向張家口地區的國民黨軍隊發起攻擊,截斷傅部西撤綏遠的退路。待到十二月二十日,我東北、華北兩大野戰軍完成了平、津戰役的第一階段對傅部“圍而不打”、“隔而不圍”的戰略任務,造成大軍壓境的勝局,力促傅作義在戰役的第二階段和平起義。

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為了不使傅作義所部西撤綏遠自成局面,或南下長江陡增蔣介石的軍事實力,決定採取先打兩頭、後取中間的部署。換言之,在平津戰役第二階段開始的幾天,集中優勢兵力,先拿下西面的軍事重鎮新保安和東面的出海口塘沽,把傅作義殘部團團圍在北平、天津兩個孤立無援的城市,並造成隨時可以發動攻擊的態勢,徹底打消傅作義所有的幻想,被迫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林彪、羅榮桓接到毛澤東的電令之後,遂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令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發起新保安戰役。在掃除外圍據點之後,於二十二日晨七時對新保安發起總攻,歷經十二小時的激戰,全殲守城該敵,並擊斃軍長郭景雲。接著,又發起張家口戰役,至二十四日晨,把棄城而逃的敵軍壓縮在張家口以北西甸子至烏拉哈達不足一公里寬、十公里長的山溝內。時值天寒地凍,大雪飛舞,逃敵人馬擁擠,混亂不堪。我軍乘勢攻擊,至十六時,除兵團司令孫蘭峰帶少數騎兵逃跑外,餘敵五萬四千餘人全部就殲。我軍僅僅用了四天時間,就解放了西北重鎮新保安和張家口。

說到塘沽之役,由於該地是我國主要的產鹽海區,冬天不結冰,在我軍沒有制海權的情況下,難以發起塘沽包圍戰,經與毛澤東多次電報往來,遂決定放棄聚殲守敵,迫敵從海上逃走——進而達到不戰而取塘沽的目的。

講到此時,羅榮桓指著軍事地圖,以無比堅定的口氣說道:“這一切都是按著主席和中央軍委的部署進行的。如果說傅作義在華北擺的是一字長蛇陣,我軍已經在腰、尾接合部——張家口、新保安砍下了一刀,把蛇尾甩在了綏遠;時下,我軍在拿下蛇頭——塘沽的前提下,又在蛇頭、蛇身的接合部天津祭起了斬蛇刀,只要守敵陳長捷拒絕放下武器,解放天津指日可待。”

對此,毛澤東瞭如指掌。他聽後微微地點了點頭,遂又指著平津戰役示意圖說道:“到那時,傅作義就像是一隻無頭無尾的蛇身,孤零零地龜縮在北平了。”

羅榮桓贊同地點了點頭。

“換句話說,只有到這時,傅作義才會下最後的決心:接受我們的條件,交出他的部隊,和平解放北平。”

羅榮桓再次點了點頭。

“為了把平津戰役這出戲唱得精彩,演得完滿,看來下邊的戲要分文武場來唱才行。”接著,毛澤東指出:武場戲是天津,對手是陳長捷,我們一定要造成兵臨城下、不繳械就消滅的攻勢;文場主要是北平,對手是傅作義,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條件,對傅作義發動一場攻心戰。最後,他又提示道,“同時,你們一定還要記住:天津雖是武場,也不要忘了唱文場戲;北平雖是文場,也要做出隨時開打的樣子。唯有如此,平津戰役這臺大戲才能演成千古絕唱!”

羅榮桓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沒有當面聆聽毛澤東縱論天下大事了!今晚,他聽了毛澤東這番宏論之後,僅僅用大有豁然開朗之感,是不足以表達他此時此刻的真實感受的。因為他除去真誠地折服於自己的領袖毛澤東的高瞻遠矚,以及他作為軍事戰略家那超出常人的雄才大略之外,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的一句口號: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當他再回憶起自己跟著毛澤東長達二十多年的革命歷程,尤其是近三年解放戰爭所取得的勝利,他越發堅定了這樣的信念:跟著毛澤東就是勝利!這時,他看了看手錶,時針就要指向子夜十二點了,忙起身說道:“太晚了!主席該休息了。”

“我嘛,正是工作的時候,”毛澤東看了看有些愕然的羅榮桓的表情,“你嘛,從平津前線趕到西柏坡來,可謂是鞍馬勞頓,是該回招待所休息了。”

毛澤東送走羅榮桓之後,他的思路很快又集中到平津戰役上來:他一會兒是指揮天津武場戲的統帥,一會兒又是北平文場戲的總導演。但是,當想到北平是當代中國有名的古都之後,他又不得不分析傅作義的心路歷程……

傅作義是一位有名的抗日愛國將領。同時,他因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而長年受蔣掣肘,所以與蔣家王朝有二心。因此,毛澤東在制定《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的時候,就考慮到傅作義的這些因素,認為有可能透過工作促其和平起義。就在毛澤東完成戰役第一階段“圍而不殲”、“隔而不圍”的部署同時,在周恩來的協助下,又透過各種渠道對傅作義展開了攻心戰。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北平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大中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口號,要求國民黨軍隊從速放下武器,實現和平。同時,還秘密指示派在傅作義身邊的共產黨人——包括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加緊工作,促傅轉變思想,儘快站到人民一邊來。隨著形勢的發展,傅作義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遂決定派他的親信、智囊之一、《平民日報》社社長崔載之等為代表,尋求與中共和平談判。幾經曲折,他於新保安失守的當天,透過崔載之等轉給毛澤東一封密電,大意謂:餘決不保留軍隊,亦無任何政治企圖,擬即通電全國,停止戰鬥,暫維現狀。請求貴軍稍向後撤,恢復交通秩序。在當前,千萬不要搞陣前繳械的方式令餘為難。今後軍隊如何處置,可派人商談解決。

毛澤東認真地研究了傅作義的建議,為了和平解放北平成為現實,又要確保傅作義的生命安全,毅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把傅作義公佈在四十三名首批戰犯之列。對此,傅作義甚是不理解。其中,對新華社廣播的另一條新聞中的“傅作義要想不作戰犯,避免懲處是不可能的,但要想減輕懲處,現在還有可能,那就是命令全軍繳械投降,保證不再殺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壞公物和武器”這句話有著更大的抵觸情緒。

毛澤東歷經深思熟慮,遂於送走羅榮桓的當天夜裡,制定了同傅作義進行和平談判的方針。大意謂:

新保安、張家口之敵被殲滅之後,傅作義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屬之地位已經起了變化,只有在此時,才能真正談得上我們和傅作義拉攏並使傅部為我所用。因此,你們應認真進行傅作義的工作。你們應透過北平市黨委將下列各點直接告訴傅作義:

(甲):目前不要發通電。此電一發,他即沒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屬都可能受到蔣系的壓迫,甚至被解決。

(乙):傅氏**甚久,我方不能不將他和劉峙、白崇禧、閻錫山、胡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這樣一宣佈,傅在蔣介石及蔣系軍隊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強了,傅可藉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堅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裡應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鬥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並儲存其部屬。

(丙):傅致毛主席電,毛主席已經收到。毛主席認為傅氏在該電中所取態度不實際,應照上述甲、乙兩項辦法進行方合實際,方能為我方所接受。

(丁):我們希望傅氏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崔先生(即崔載之)及張東蓀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談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對的,今後亦不應去南京,否則有被蔣介石扣留的危險。

毛澤東起草罷這通指導性的電文以後,按著發電的習慣看了看手錶,時針已經指向子夜過後的凌晨二時。為此,他在電文的末端籤上:一月一日二時。

毛澤東於雄雞報曉的時候方才入睡,醒來就收聽到了蔣介石的元旦文告。他聽後的印象如何呢?如果毛澤東站在詩人的立場上一定會認為:說它是一篇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吧,缺少李後主的文采!但是,這時的毛澤東是一位純粹的政治家,遂從政治的角度得出了結論:是一篇戰犯求和書。他為了揭穿作為戰犯蔣介石的求和的陰謀,指出蔣氏求和是為了儲存中國反動勢力和美國在華的侵略勢力,遂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評戰犯求和》,並交由新華社廣播、發表。

與此同時,毛澤東一面準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一面關注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的進展,併發去了數通指示性的電文。就說一月六日這一天吧,他除去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報告之外,還為攻佔天津的工廠、學校發出了兩通電文,大意謂:如果敵人佔據工廠、學校進行頑抗非用戰鬥不能解決時,自應使用戰鬥手段,即使有所破壞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勸降方法亦能解決時,則使用勸降方法,以便減少對於工廠、學校的破壞程度。

說到目前的形勢,毛澤東認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諸戰役以後,就國民黨的軍事主力已經被殲這一點來說,國民黨政權已經基本上被我們打倒了”。同時,他又指出:基本地打倒了國民黨,不等於全部地打倒了國民黨。因此,“輕敵的觀念無論何時是不應該有的,我們絕不要使勝利衝昏自己的頭腦”。明確指示全黨:“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說到全黨在新的一年中的任務,毛澤東首先認為在“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們應當爭取佔領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則是全部”。同時,毛澤東鄭重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須召集沒有反動派代表參加的、以完成中國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並透過共同綱領。”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發言中還講了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一方面,絕不可以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的、向社會主義發展的,而完全是資本主義世界。另一方面,必須謹慎,不能急於求社會主義化。合作化必須發展,但不可能很快發展,大概要準備十幾年工夫,要長期地穩健地進行。如果希望搞社會主義,太快,會翻斤鬥。中共二十八年,再加兩年,完成全國革命任務,就是鏟地基,但是砌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高級幹部要懂得,全國開啟,事情方開始,那時會感覺比打仗還難。”事後追論:這時的毛澤東對未來新中國的估計是清醒的,也是符合實際的!

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同志討論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並根據各自不同的情況作了發言。

劉伯承於一月七日在會上作了發言,除贊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外,還針對未來渡江作戰和全國勝利著重講了四個問題:

(一)前年我們躍進式的進軍(指挺進大別山)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這次渡江是一字長蛇陣齊頭並進。在最後勝利時,穩健地集中使用兵力,真正講起來是最快的。

(二)開闢新區的組織問題。在未出動前最好即有一套地方黨政及軍區的配備,這是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實行軍政府、軍事管制。

(三)正規化。現在是轉變關頭,如何正規化,如何著手,看來只有首先從司令部著手,只有加強司令部才能組織戰爭。

(四)野戰軍與後方問題。毛主席說過“補充在前線”,現在又提出“加強後勤工作”,這是不矛盾的。補給主要並儘可能取自於前線,但完全解決人力、物力、財力問題,還必須靠後勤。這次一百七十萬人南下江南作戰,沒有後勤,沒有財政是不行的。

劉伯承的這四條意見,是他對渡江戰役及奪取全國勝利的總體構想,為黨中央、毛澤東對未來的決策提出了可資參考的戰略意見。

同日,羅榮桓也作了發言。首先,他分析了全國未來的戰爭形勢,認為“結束平津和淮海戰役後,再在西安、平漢路戰役取得勝利,就基本上打倒國民黨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戰爭結束。因為武漢、西安之敵可能南撤,退至兩廣和雲貴川,需要渡江以後再打,還要做好美軍干涉的準備”。同時,他還如實地報告了東北野戰軍中的主要思想傾向,感到“要取得全國勝利,將革命進行到底,必須破除在幹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輕敵情緒,在大軍南下的時候,要繼續反對無政府無紀律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統一”。最後,他向中央建議:為了南下作戰,應設立鐵道部,“迅速修復津浦、平漢、隴海幾條鐵路幹線;同時要修好公路網,搞好糧食運輸和加工。為了便於識別,各個野戰軍服裝顏色應該統一”。他還建議:“在南下以後,新解放區的地方軍區幹部由主力抽調;地方幹部則可由較近的解放區抽調,區幹部不宜離家太遠。”

羅榮桓上述意見都得到了中央的採納。

一月八日,劉少奇在會上發言,除去贊同毛澤東代表黨中央提出的《目前形勢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務》而外,他集中談了要學會管理城市的問題。他說:“現在許多地方搞得不好,應當訓練大批工人運動的骨幹,甚至舉辦像抗大那樣的學校,對他們進行系統的教育和宣傳,以及各項政策的教授。各城市快要到我們手了,在鄉村靠貧僱農,在城市靠工人,要依靠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居民。”同時,他還對城市生產和經營的統一管理等問題,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原則性的指導意見。

同日,周恩來也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認為:隨著全國勝利的即將到來,怎樣將原來長期處於分散狀態的各解放區工作統一起來,已成為一個突出問題。要準備成立中央政府,首先就要妥善解決集權和分權的關係。他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集權與分權要適當,在過渡時期不要做得太急,並提出先解決如下幾個統一:預決算大體統一規定,各區提來,中央稽核;銀行發行權要統一,以便統一管理軍費、供應和控制物價;兵工廠統一計劃統一分配;軍需生產統一計劃,分擔任務;鐵路提前集權,由中央管。至於出口貿易,只統一計劃,業務由各區分擔;各區之間的相互貿易,中央不過問。事後追論:周恩來的上述發言,已經為新中國成立後的各種關係初步立了法規。

也就是在八日這天,與會者一致透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決議。同時,還作出決定:近期在西柏坡召開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

就在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的當天——一月六日下午四時,我華東野戰軍根據毛澤東的命令,以三個突擊集團同時對敵發起猛烈的攻擊,由此揭開了淮海戰役第三階段的大幕。戰鬥打響之後,僅僅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就殲滅敵第十三兵團萬餘人,並攻佔敵村落據點十三個。七日,敵第十三兵團逃入第二兵團的防區。我軍乘勝追擊,殲滅敵人甚眾。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閉幕的翌日——九日的黃昏,我軍奉命全線出擊,多路插入敵陣,與敵短兵相接,展開最為壯烈的廝殺。雙方激戰至十日下午四時,杜聿明集團全部被殲,當場擊斃敵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俘虜杜聿明,僅李彌等少數人化裝潛逃。至此,淮海戰役全部勝利結束。

就在淮海戰役打響之後,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同時,又全力關注平津戰役第二階段的進展:

一月七日,毛澤東電示林彪:“我們基本方針是:只要傅能讓我們和平接受平、津,允許傅部編為一個軍,他本人可赦免戰犯罪,儲存私人財產,住在北平或出外邊由他自定。他的部屬的生命家財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許給他什麼東西,亦不能稱為起義。”同日,為促傅作義下最後決心,毛澤東又電示林彪:“準備對北平城內機場發炮攻擊,促使城內敵軍分化。”

一月八日,毛澤東收到聶榮臻報告,傅作義透過張東蓀向中共表示:(一)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起解決;(二)要平津以後能有其他報紙(意即不止是中共一家報);(三)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四)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槍的方式,採取調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如同意此方針,雙方派代表協同擬定具體辦法。這天,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閉幕之後,當即命羅榮桓趕赴平津戰役指揮部,參與和傅作義派出的全權代表談判。為回答張東蓀有關談判內容,毛澤東又於九日晨二時給林彪、聶榮臻發了電文:

你們應回答如下幾點:(甲)平、津、塘、綏均應解決,但塘、綏人民困難較小,平、津人民困難甚大,兩軍對峙,軍民糧食均有極大困難,故應迅速解決平、津問題。(乙)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議,傅方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並由雙方代表於三日內規定具體辦法,於一月十二日下午一點開始實施。平、津兩處辦理完事後,即可照此辦法解決塘綏問題。(丙)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止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綱領中原來就有的,故不成問題。

一月十日,淮海戰役一俟結束,毛澤東遂傾全力解決平津戰役。當天決定: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組成總前委,以林彪為書記。接著,又於十一日分別下達如下解決北平、天津二市的命令:

北平方面應“嚴正地向傅作義說明,傅方既不願意執行我方所提意見,如果又不執行他自己所提的離城改編,那就是他反覆無常,勢將喪失信用”。

天津前線“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敵先頭部隊至遲須於十三號十二時以前開出,否則我軍將於十四號開始進攻”。

從此,平津戰役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進入關鍵階段,北平和天津的守敵因態度不同,遂按不同的方式解決……

傅作義將軍面對平津戰役的危局是和,還是戰?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舉棋不定的。為此,他曾和一位與中共有關係的屬下進行過這樣的對話:

“和談是不是投降?”傅作義問。

“和談是革命,絕不等於投降。”屬下答說。

“不講道德還能做人嗎?”

“我們應當講革命道德,不應當講封建道德,商湯放桀,武王伐紂,自古即稱道之,不認為有傷道德。”

“咱們過去的歷史就算完了嗎?”

“歷史有應當保留的,也有不應當保留的,不應保留的,用不著可惜。”

隨著全國戰局向著有利於中國共產黨方面發展,傅作義將軍在各方的推動下,終於選定走和談的道路。然而他的內心依然是十分矛盾的!為此,他曾私下對一位親信講過這樣一段話:

“我是準備冒著三個死來做這件事的:第一,幾年來,我不斷對部屬講‘戡亂、剿共’的話,而今天秘密地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他們的思想若不通,定會打死我;其次,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洩露出去,蔣介石會以叛變罪處死我;再者,共產黨也可以按戰犯罪處罰我。”

傅作義終於邁出了和談的第一步——派人與中共有關人士接觸,試探毛澤東的態度。誠如前文所述,他依然採用拖延時間的戰術,向中共討得多一些的所謂體面的條件。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同時,在他的戰略決戰的時間表中,留給傅作義周旋的空間是有限的。所以雙方經過一段接觸,尤其是淮海戰役於一月十日勝利結束之後,毛澤東認為解放北平、天津的條件完全地成熟了,遂下達了有關解放北平、天津的一系列命令。

這樣一來,就把矛盾重重的傅作義逼到了絕境。據傅氏已是共產黨員的女兒傅冬菊報告:她的父親“每天長吁短嘆,總是在屋裡踱步,內心非常矛盾、非常痛苦”。中共地下黨組織要她幫助傅作義很好地認清形勢,堅定投向人民的決心。她就常做一些家鄉風味小吃,送到傅作義面前,既從大道理上說服,也以父女之情加以影響。恰在這時,傅氏的一位親信走進報告,有一位久居北平城中的名將馬占山投帖拜訪。傅作義當即傳下話去:“有請!”

馬占山原系東北軍張學良將軍的部屬。“九一八”事變之後,馬占山在江橋一線打響了抗擊關東軍入侵東北三省的槍聲,一時成為全國有名的抗日英雄。由於蔣介石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致使轟轟烈烈的江橋抗戰歸於失敗。從此,馬占山失掉兵權,成為一名國民黨軍隊中的閒職將軍。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任命馬占山為東北挺進軍總司令,與共產黨爭奪東北的地盤。這時的馬占山年邁體弱,只能靠著藥物挨度殘生。因此,他掛著東北挺進軍總司令的名義留居北平,並與傅作義時相往訪、傾談。

馬占山是一位典型的舊軍人,有著講義氣的一面。近來,他看到蔣家王朝將覆,老友傅作義鎮守的北平、天津也大勢已去,遂決定親自登門造訪。他一見傅作義的面二話沒說,就開門見山地說了這句史有所記的話:“東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麼辦?”

傅作義在政治上一向是十分謹慎的。他一不明馬占山造訪的動機,再是不知馬占山如此問話的用意,遂說:“打吧!還能把我怎麼樣?”

由此,馬占山與傅作義論起了平津戰事。隨著二人談話的深入,馬占山如實地講了傅作義在北平、天津等地不利的一面,聰明的傅作義聽後嘆了口氣,依然不服氣地說:“叫你說我簡直沒辦法了!”

馬占山看著傅作義那一籌莫展的樣子,也喟嘆不已地搖了搖頭,進而又說了如下這段掏心窩的話:“有辦法也好,沒辦法也好,我倆都是六十歲的人啦,還能活幾個六十歲?我看去他的吧!蔣介石消滅異己、壯大嫡系,永久也不會改變。不要因為你傅宜生一個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文物古玩一起砸爛,做一個歷史的罪人。我出個主意,你把寶珊(即鄧寶珊)接來,你現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寶珊幫你分擔一點,他的主意多,看怎樣的辦法好?”

馬占山為什麼向傅作義薦舉鄧寶珊將軍呢?這還要扼要地回溯一下他們三人的歷史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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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記載:早在直奉大戰的後期,張學良因放困守涿州與傅作義而相識;因此,在中原大戰爆發不久,閻錫山曾派傅作義去瀋陽遊說張學良,遂結識了馬占山;抗戰初期,傅作義曾奉命死守太原,損失慘重,後率少數人逃離太原,退至河曲,因馬占山的關係得識鄧寶珊、何柱國二將軍。後鄧、馬、何三人聯名電蔣,請委傅以重任。蔣介石為了離間傅作義與閻錫山,立即覆電允許傅作義擴充部� ��,並委傅任第三十五軍軍長,開往河套。傅由此再次起家,逐步擴大。從此,他們三人的關係日漸親密,並按著舊軍人的習氣結拜為把兄弟。馬占山年紀最長,為兄;傅作義長鄧寶珊一歲,故傅氏為二弟,鄧氏為三弟。抗戰期間,他們並肩在“口外”打擊日本侵略者;待到解放戰爭爆發以後,馬占山留居北平養痾,與傅作義時相過從,而鄧寶珊則同意出任傅作義為總司令的華北“剿總”副司令。但鄧氏依然駐守綏遠。

鄧寶珊與毛澤東有著很深的私誼。這些年來,他不僅多次與毛澤東交談,而且還把愛女送往延安,成為他和毛澤東的聯系人。對此,傅作義和馬占山都是知情的。在此關鍵時刻,如果由鄧寶珊出馬與中共和談那是再好不過了!為此,傅作義同意馬占山的建議,並派飛機去綏遠接鄧寶珊。

與此同時,傅作義根據中共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派出親信周北峰以及燕京大學教授、民盟北平負責人張東蓀潛出北平城池,與中共平津戰役負責人聶榮臻、林彪進行談判,雙方意見漸趨一致,並形成一個《談判記錄》。當周北峰回到北平城裡面交《談判記錄》的時候,又對傅作義講:“這個檔案是我們談後歸納整理的,所談各項必須在一月十四日前答覆,還請總司令及早決定。”

這時,鄧寶珊乘飛機到達了北平。他到北平的當晚,和馬占山約定,借給他接風洗塵之名,在馬占山家備下酒席,邀請傅作義作陪。當晚,他們把兄弟三人真可謂是開懷暢飲,促膝談心。馬占山和鄧寶珊藉著酒興對傅作義展開了攻心大戰,“誠懇地希望傅作義認清形勢,堅定和談的信念,不辜負廣大民眾的期待,早日同投靠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決裂,進入人民的隊伍裡”。實事求是地說,馬、鄧二位對促成傅作義下定最後決心舉行和平起義,是起了較大作用的。

傅作義與鄧寶珊、馬占山相較,其城府還是比較深的。在這特殊的接風洗塵宴會上,他只表示願聽大哥馬占山、三弟鄧寶珊的勸告,順應時代潮流的發展,決心走和平起義的道路。等到他陪鄧寶珊回到自己的官邸,屏退左右,方才如實地告訴鄧寶珊“已和共產黨、解放軍談判的情況,表示對有些問題還不大滿意。希望他和周北峰再去一趟,舉行一次更高一級的談判”。最後,他又真誠地對鄧寶珊說道:“抗戰期間,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關係比較好,聽說中共領導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請你走一趟吧!”

對此,鄧寶珊是樂意從命並願意為之奔走的。但是,他清楚自己的地位,不能越權與中共談判。因此,他直言問道:“怎麼談?提些什麼條件?”

傅作義自所謂“平津會戰”以來,一直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說到和平談判,他心裡就更沒有一點譜了!他沉吟片時,遂聲音低沉地說道:“請你看著辦吧。有什麼問題,咱們還可以透過電臺商量。”

轉瞬間就到了一月十四日,傅作義對中共定的最後期限必須有個交代。為此,他把鄧寶珊、周北峰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讓他們二位立即啟程,去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做最後一次談判。就這樣,鄧寶珊跟著周北峰來到五裡橋,見到聶榮臻。出乎他們所料的是,聶榮臻開門見山地說:“上次談判中規定十三日為答覆的最後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時間,玩弄花招,今天我軍已開始進攻天津,這次再談就不包括天津了。對天津因戰爭所遭受的損害,應由傅方完全負責。對北平應照原改編方案,迅速提出具體實施步驟。”

鄧寶珊聽後啞然,許久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這是因為在他的談判腹案之中,北平和天津同是這次要談的內容。他聽了聶榮臻這番話後的直感是中共說到做到,咄咄逼人。但是,根據他對天津佈防的瞭解,認為解放軍下令進攻未免有些唐突。所以他操著將信將疑的口氣反問道:“你們要打天津了?”

“我們已經下達命令了!”聶榮臻堅定地答說。

鄧寶珊對於固守天津非常自信,他認為解放軍不可能在短期內攻克天津。同樣,傅作義對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並親自對陳長捷說過這樣的話:“你們打好仗,就好辦,要能打才能和。”因此,鄧寶珊以肯定的語氣說:“天津恐怕三十天你們也打不下來。”

聶榮臻聽後淡然一笑,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說:“對於天津,傅作義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則我們非打下來不可!”

在這樣的氛圍中,鄧寶珊很難與聶榮臻繼續再談下去。據史記載:這次談判,沒有結果而散。然而當鄧寶珊走進聶榮臻為他和周北峰準備的下榻處後,他又很自然地發出了這樣的自問:“這和中共領袖毛澤東有什麼關係呢?……”

簡而言之一句話,聶榮臻的話是根據毛澤東的電示說的。事情的內幕是這樣的:

當毛澤東閱過張東蓀、周北峰與林彪、聶榮臻的《談判記錄》之後,又於一月十二日收到經由林彪、聶榮臻轉來的傅作義的電文。大意謂:有關部隊問題“亟須縝密計劃,妥慎實施,方可避免糜爛,不違初衷”。“部隊出城時間,須視準備工作進行之程度及雙方細節問題具體商決約定,萬一有少部分不聽命令,尚需雙方在技術上預有商定”。毛澤東閱後十分的不快!在毛澤東看來,傅作義不僅不理解他的用意,反而以“教師爺”的口氣指手畫腳,甚至有教導他應當如何做的口氣,這不僅傷害了毛澤東作為勝利者的自尊,而且在他看來,傅氏如此而為是有意拖延解決北平、天津的時間。為此,他於當天以中央軍委的名義電示林彪、聶榮臻,大意謂:

圍城已近一個月,談判如此之久,始終不著邊際。自己提出離城改編,現又藉詞推託,企圖拖延時間,實則別有陰謀,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誠意,應令天津守軍於十三日全部開出城,聽候處理。守軍應負責移交一切公共財產、案卷、武器彈藥、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壞損失。守軍出城,只能攜帶隨身槍彈物品。一切改編細目待出城後再說。否則我軍將於十四日攻擊天津。至於北平守軍,可以推遲數日離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謂由我軍協助傅軍解決抗不受命者,而是傅軍協助我軍入城解決一切敢於抵抗的部隊。你們說這些話時應堅決明確。估計天津守軍十三日必不會按照我們所說的時間、條件出城,你們應準備於十四日攻擊天津。

同日,毛澤東又下達了《對付天津守敵的方針》:

林聶:

(一)路透社稱,天津四代表出城談判,回城後發表書面聲明,表示尚好。

(二)天津既有單獨談判,即可單獨處理,可以不包括在鄧寶珊的談判之內。

(三)天津之敵如能接受你們所提限時繳械之條件,你們即可不經攻擊而佔領天津,如該敵不能接受你們所提條件,則你們應於適當時間內攻佔天津。

一月十四日的限期到了,不僅傅作義沒有想到毛澤東真的會下達攻擊天津的命令,就說是坐守天津孤城的陳長捷吧,也沒有想到解放軍會在十四日上午十時發起總攻。更出乎傅作義、陳長捷等守敵所料的是,他們自吹自擂的堅不可摧的防禦工事是那樣地不起作用。僅僅四十分鍾的炮火準備,我軍就在各個突破地段摧毀了敵人的主要工事。接著,攻城的工兵在炮兵、坦克的掩護下,迅速排除了護城河外的地雷、鐵絲網等障礙物,並在護城河上架起了數座浮橋,保證了步兵突擊分隊的順利突破和坦克、火炮順利的前進。一個小時以後,我解放軍攻城的各突擊集團即從東、西、南三面突入市區,向縱深發展。一句話,敵人至中午就透過電臺連續播發這樣一條訊息:“林彪將軍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傷亡很多,請停止戰鬥、重新談判。”

坐鎮西柏坡的毛澤東自從下達總攻天津的命令之後,就透過各種渠道及時瞭解攻城的進展。但是,當從收音機中收到天津守敵播發的上述訊息以後,他就很自信地下了結論:天津很快就回到人民的手裡了!

也就是在攻打天津最為激烈的時候,毛澤東又把思路轉向南京的蔣介石和李宗仁。

蔣介石自打發表元旦文告之後,就躲到幕後預作長期打算。從戰略角度而言,他有意透過“戰”、“和”兩種手段確保長江天塹無虞,藉以達到劃江而治的局面。這樣,他就必須要調整江南的防線。第一個措施就是重新部署軍事指揮長官,擴大京滬警備司令部為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任命湯恩伯為總司令,全盤掌握蘇、浙、皖三省以及贛南地區的軍事指揮權。同時,派朱紹良去福州,張群駐重慶,餘漢謀掌廣州。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樣一來,除去兩湖和廣西以外,江南的半壁江山還操在我們的手裡。莫說是李宗仁上臺,就是司徒老兒代行我的總統大權,他也是徒有其名的空架子。”

蔣介石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而言還是比較實際的。換言之,他絕對不把可能當成唯一。例如,他雖然從軍事排程方面做好了劃江而治的準備,但是他又不得不從國際、國內大勢去分析,對待可能出現的不測事件。為此,他又做好了像抗戰時期那樣,走劉備圖川之路的準備。一旦全國大勢發生逆轉,他不僅可以親率江南的敗兵退守四川,就連駐紮西北的張治中、胡宗南也可率殘部退入四川。用他自己的話說:“到時,我們可以憑藉蜀道之難,天府之富,是可以圖存待變的。”

蔣介石是信奉狡兔三窟的。當他想到果真落到閉守蜀國的地步之後,又感到自己在得不到外援的態勢下,有可能成為當今失川的劉表。為此,他把所謂復興中國的大本營不是設在重慶或成都,而是選在臺灣。同時,他不僅任命親信陳誠出任臺灣省主席,還任命自己的長子蔣經國為臺灣省黨部主任。更為重要的是,他秘密地把南京國民政府所存的黃金、銀元以及外匯送到臺灣。用他對蔣經國的話說:“這即是你和辭修(即陳誠)建設新臺灣的資金,也是我們未來圖存復興的資本。當然,就是李宗仁上臺了,他也只好做無米的巧婦!”

蔣介石在悄然預作上述為“戰”的三步棋同時,他又公然高舉所謂“和”的大旗,闊論他在元旦文告中所定的五項條件,即為新的國共和談的最高目標。換言之,李宗仁上臺後重開和談,必須按照他定的五項條件去辦;如果中共因反對這五項條件而導致和談破裂,其責任在毛澤東。

這就是蔣介石預作的有關“和”、“戰”的如意算盤。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不僅沒有看破蔣介石的“和”、“戰”陰謀,而且他們還錯誤地認為:蔣介石突然高喊和談,是迫於國情大勢被迫作出的一種姿態。為了迫使蔣介石早日下野——李宗仁快些上臺,他們一面大講特講和談是目前唯一救國良策,一面派出桂系的軍師黃紹竑南下香港,請反蔣的國民黨元老李濟深與中共取得聯系,共同反蔣。同時,白崇禧還認為“時間緊迫,能早日得到中共的答覆,隨即便可發表反蔣宣言,軍事立刻行動”。由於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業已北上,黃紹竑只好透過黃琪翔將軍與潘漢年晤面,請潘向毛澤東轉致桂系有關重開和談的資訊。

毛澤東作為一代政治、軍事戰略大家,不僅完全洞悉蔣介石的“和”、“戰”本質,而且也明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高舉和談大旗的本意是,透過藉助中共的力量,達到逼蔣下野,以李代蔣——進而由桂系執掌江南半壁江山的目的。顯然,這與毛澤東決計在一九四九年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是悖逆的。在毛澤東看來,欲要徹底戳穿蔣、李和談的本質,並進而號召全國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還需進一步批駁蔣介石的元旦求和宣告。這就是毛澤東在指揮平津戰役的同時做的一篇大文章!

一月十四日,當毛澤東獲悉天津不日可攻下之後,不失時機地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發表關於時局的宣告。他在揭露蔣介石的假和談、真內戰的本質之後,遂又昭示中外:

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同志注意: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並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們絲毫也不應當鬆懈你們的戰鬥努力。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之。

事有湊巧,也是在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收到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到達瀋陽的電文,他當即同朱德、周恩來發電表示歡迎。

毛澤東一向重視宣傳輿論的作用,同時他也十分重視統戰工作的力量。時下,我黨、政、軍各級領導成員都在學習、貫徹將革命進行到底、堅決反對將革命半途而廢的決定;同時,國內反蔣的各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陸續到達東北,齊聚一起,為召開新政協會議獻計獻策。為了進一步揭露蔣介石提出的和談五個條件的本質——自然也是為了向黨內外說明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又提出八項和談條件,毛澤東於一月十五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如下這則致東北局並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指示電:

我方提出之八個和平條件是針對蔣方五個條件的。蔣方有憲法、法統、軍隊三條,我方亦有此三條。蔣提保持國家獨立,我提廢除賣國條約。蔣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維持最低生活為一條,我則分提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兩條。此外,我方的第一條(懲辦戰犯)及第八條(政協、聯府、接收)是嚴正戰爭責任與不承認南京政權繼續存在。雙方的條件都是對方不能接受的,戰爭必須打到底。故與新年獻詞毫無矛盾,而給人民解放軍及國民黨區域被壓迫人民一個打擊國民黨的武器,揭露國民黨所提和平建議的虛偽性及反動性,望向黨內幹部及民主人士妥為解釋。

就在毛澤東發出上述電文不久,作戰參謀送來了有關天津解放的報告:攻入天津城區的各步兵分隊在炮兵、坦克、工兵的協同下,“採用穿牆越頂的戰術,繞過敵強固據點,向指定目標猛插。十五日五時,東西主攻部隊會師於海河金湯橋,將敵人分割成數塊。敵人陷入一片混亂。我軍乘勢猛攻,至十五時,全殲守敵,俘虜陳長捷,解放天津市。”

毛澤東閱後喟嘆自語:“了不起!總攻不到三十個小時,就乾淨、徹底地消滅了陳長捷的十三萬守軍!”

恰在這時,朱德、周恩來走了進來。毛澤東未請二位老戰友落座,就十分興奮地問道:“恩來,天津解放了,你看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什麼呢?”

“立即電令黃克誠、黃敬同志,讓他們做好接管天津的準備工作。”周恩來說罷又進而補充道,“同時,還應請東北局從接管瀋陽的幹部中抽調最得力的幹部,隨黃克誠進入天津,做好接管工作。”

“我贊成!”毛澤東說罷取來陳雲於去歲末寫的《關於接收瀋陽經驗簡報》,大聲說道,“應以中央的名義發出《關於接收官僚資本的指示》,一是要他們認真學習陳雲同志接管瀋陽的經驗,那就是原企業中的各種組織及制度,亦應照舊保持,不應任意宣佈廢除;二是要派政策水平較高的同志去接收官僚資本企業,其原則也是不準打亂原來的機構。”

對此,周恩來完全贊成毛澤東的意見。

“老總,”毛澤東轉而看著朱德說道,“從純軍事的角度說,天津一攻下,我認為平津戰役就算結束了。根據未來戰爭的需要,去年十一月規定的各野戰軍冠以地區的名字恐怕過時了吧?”

“是的,”朱德說罷又指出:根據不久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一九四九年的任務,是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如果在江南作戰,再使用東北、華北、西北、中原這樣的名字,顯然是不合適的。最後,他說道:“為適應新的革命形勢的需要,各野戰軍是一定要改變名稱的。我看今天就作出決定為好。”

“恩來,你的意見呢?”毛澤東問道。

“我也贊成,”周恩來說罷沉吟片刻,“我看在改變野戰軍的名稱時,最簡單易行的辦法是改用數字稱謂。”

周恩來的提議得到了毛澤東、朱德的認同,幾經磋商,遂作出《關於各野戰軍番號改按序數排列的決定》:

原西北野戰軍改稱為第一野戰軍(二月一日正式改稱),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第一副司令員張宗遜,第二副司令員趙壽山,轄第一、第二兵團;原中原野戰軍改稱為第二野戰軍(二月五日正式改稱),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轄第三、第四、第五兵團;原華東野戰軍改稱為第三野戰軍(二月九日正式改稱),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員譚震林,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團;原東北野戰軍改稱為第四野戰軍(三月二十八日正式改稱),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副政治委員鄧子恢,轄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團。由華北軍區原屬第一、第二、第三兵團依次改稱為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團,均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指揮。原屬東北野戰軍建制的鐵道兵縱隊擴建為鐵道兵團。

接著,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等共同認為:由於天津解放,不僅打消了傅作義的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有可能加速北平和平解放的程序。為此,由毛澤東以平津前線司令員、政治委員羅榮桓的名義,起草致傅作義的公函(時稱最後通牒),敦促傅作義儘快接受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條件。公函指出:

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份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辦法如下:(一)自動放下武器,並保證不破壞文化古蹟,不殺戮革命人民,不破壞公私財產、武器彈藥及公文案卷。如貴將軍及貴屬能夠做到這些,則本軍保證貴部官兵生命、財產之安全。對於貴將軍的戰犯罪責,亦有理由向人民說明情況,取得人民諒解,予以減輕或赦免。(二)如果貴將軍及貴屬不願意自動放下武器,而願意離城改編,則本軍為保全北平不受破壞起見,也可以允許這樣做。本軍可以允許貴軍離開北平,開入指定地點,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上述兩項辦法,任憑貴將軍及貴屬自由選擇。本軍並願再一次給予貴將軍及貴屬以考慮及準備之充分時間。此項時間,規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一時起,至一月二十日中午十二時止。如果貴將軍及貴屬竟敢悍然不顧本軍的提議,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萬市民財產為犧牲,堅決抵抗到底,則本軍為挽救此古城免受貴將軍及貴屬毀滅起見,將實行攻城。

毛澤東寫好了這份最後通牒,遂又電示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交由鄧寶珊帶回給傅作義。為促使傅作義儘快下定決心和平解放北平,他又於當日二十時給林、羅、聶三人續寫了如下內容:

上電及致傅通牒寫好後,接到轉來傅致鄧(寶珊)、周(北峰)各電及攻克天津電,證明傅作義業已動搖,但還有許多反動觀點及妄想。例如傅作義十四日還在指揮陳長捷奪回突破口,施用炸藥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時致鄧寶珊電內又謂在此時期再有一人一物之傷亡損失,為國家為人民均所不應。不說他自己下令停戰,而說要我方停戰。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權之意。因此仍須將致傅通牒交與傅方代表。你們並應對鄧、周表示,在傅方沒有軍事表示以前,我方對傅氏答應的話仍取懷疑態度。

毛澤東將上述電文交由機要部門之後,欲要靜思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與鄧寶珊談判的走向和結果的時候,有“情報大王”之稱謂的李克農突然走進屋來,嚴肅地報告:“據來自內線的訊息說,蔣介石已命令毛人鳳派殺手潛入北平,尋機暗殺為和平奔走的何思源先生。”

毛澤東聽後一怔,當即命令:“克農同志,立即電告北平有關的同志,請他們立即將這一訊息轉告何思源先生!”……(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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