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李宗仁在美國人的支援下，利用蔣介石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慘敗，終於達到了“取蔣自代”的目的。但是，他並沒有被所謂的勝利衝昏頭腦，依然清醒地知道：在野之身的蔣介石依然是他在南京的主要對手！
李宗仁並不是一位“聰明”的政治家。然而，他從混跡政壇多年的成功經驗，尤其是屢屢失敗的教訓中感悟出了這樣一條規律：政壇上角逐的勝利者只是暫時的，因為從他登上政壇寶座始，立即又變成了新的挑戰者進攻的物件。其中，失敗者往往會以百倍的瘋狂進行報復！由於李宗仁是一位講求實際的政治家，所以他這個“勝利者”明白：蔣介石下野並不是敗在他們桂系逼宮之下，而是敗在失掉了民心，失掉了美援，在和共產黨進行的軍事決戰中輸了個精光，輸了個無臉見江東父老的必然下場。另外，他還清楚蔣介石雖然下野了，但蔣氏集團殘存的實力還在，與桂系相較，就像是一句俗話形容的那樣：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再者，李宗仁與蔣介石在文韜武略方面相較，其優勢在蔣而不在李。所以李宗仁很自然地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上臺後的主要對手和政敵，依然是業已下野的蔣介石。接著，他又必然地發出這樣的自問：“蔣某人將如何利用在野之身，再次達到他以退為進的目的呢？”
李宗仁積三十年的從政經驗，他還認識到這樣一條規律：古今中外的所謂政治家，都是一些能指出對手在政績上失誤的高手，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能夠建樹政績的治國之才。為此，他認為自己指責蔣介石失誤的時代結束了，更為重要的是，他不僅從政治上取代了蔣介石，而且也要承受蔣介石在軍事、經濟、政治、外交以及天時、地利、人和諸方面失策所遺留下來的債務。換言之，他不能不發出這樣的自問：“我能在這危厄的政局中，改變這負債累累的國家的地位和形象嗎？”
從某種意義說，以登上九五之尊為目標的政治家，往往又是最為現實的俗人。這是因為他們在春風得意的時候，可以神吹海侃所謂高瞻遠矚的政治抱負；當他們一旦就要淪為一代王朝後主的時候，要麼和自己的心上人壯烈赴死，演出一幕《霸王別姬》；要麼獨自低吟：“無言獨上西樓……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簡言之，他們的所作所為，無異於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時下的李宗仁，就是這樣一位最現實的俗人。請看他的自我解剖：
蔣先生去後，我立刻感到國家興亡的千鈞重擔已壓在我的肩頭。我繼任總統的最大任務是與共產黨講和。但是我們的主力已被摧毀，在這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共產黨願意和我們停戰講和嗎？試問在北伐期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屢敗之餘，要求我們停戰講和，組織聯合政府，或劃江而治，我們肯不肯呢？再說，我們如與共產黨易地而處，我們願不願意講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極其渺小，而根據民族傳統，降又不可；則只有憑長江天險，拒敵渡江。然後希望友邦美國改變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穩定民心軍心，必先具有可戰的力量，才有與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長江天險是否可守，軍隊是否可靠，皆成問題。何況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銳氣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說，縱使長江可守，美國政府又是否會改變政策，大量援助呢？沒有美援，則縱把長江守住亦屬徒然。後顧前瞻，在下深感到這一殘局無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馬當活馬醫，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雖然登上了代“總統”的寶座，可他依然沒有找到當“總統”那特有的感覺。舉例說：李宗仁剛剛從明故宮機場折回官邸，張群就打來電話，像過去那樣用通知的口吻告知：總裁行前留有一個文告，請你過目後發表。李宗仁聽後不僅感到正常，而且還要親往張群的官邸訪晤。更為滑稽的是，張群竟欣然同意。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一、李宗仁尚沒有當“總統”的感覺；二、說明李宗仁在“前朝老臣”的心目中的地位。接著，張群就像是傳達“聖旨”的大太監，雙手捧著蔣介石留下的下野文告，頗有幾分傲氣地交到了李宗仁的手裡。而李宗仁呢？也仍然像過去拜讀蔣介石的示諭那樣，畢恭畢敬地捧讀這份下野文告：
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忠誠，同心一德，翊贊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假定**果能由此覺悟，罷戰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國家之元氣，使喚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證，在此原則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禱以求者也。
據史記載，李宗仁讀罷深覺其中頗有不妥之處。第一，李發現這文告中並無“引退”、“辭職”等字樣，所以李堅持在“於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決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蔣介石在離職之前一再要李宗仁繼任，絕未提到“代行”二字，出於法律的原因，李主張將“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一句，改為“於本月二十一日由李副總統繼任執行總統職權”。李宗仁在談了上述意見之後，又鄭重地說了如下這段話，“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我絕不是還斤斤於名位，只是我深知蔣先生的個性，他在文告中預留伏筆，好把我作為他的擋箭牌，而他在幕後事事操縱，必要時又東山再起。我頂起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順，則無法執行總統職權，不論為和為戰，皆無法貫徹主張。與其頂一牌空招牌，倒不如蔣先生自己幹的好。”
張群聽後表示立即向蔣介石報告，並很快得到業已到達杭州筧橋航空學校的蔣氏的答覆：“請遵照李副總統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總統滿意為止。”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南京電臺播發的蔣氏下野文告竟然一字未改。李氏震怒之餘，遂又引發出了一場荒唐的爭吵：不僅蔣、桂雙方的人馬披掛上陣，而且連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卷了進來——他委派得意門生兼秘書傅涇波造訪李宗仁，說了如下這段有史可查的話：“司徒雷登大使要我來向李先生傳達下面的話，蔣介石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後來在下午一個茶會中，由於有兩個CC分子反對，忽然被刪去了。這樣一來，勢必使李先生在將來執行職權時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對此，他深願以私人資格提請李先生特別注意。”
如史家所評：李宗仁雖然算不上大縱橫家，而且在運用謀略方面也自知不如蔣介石，但是他作為一位出色的軍事家，卻十分懂得“審時度勢”和“初戰必勝”這兩條原則。李認為：如果在“文告”這一仗上草草收場，蔣介石就會視他為阿斗，在未來的政治角逐中，一定會變成蔣氏手中的玩偶或政治道具；如藉此煞一煞蔣氏的威風，他就有可能按自己的政治主張行事。如何才能做到初戰必勝呢？李氏認為要極大地利用對蔣氏不利的“時”和“勢”。換言之，“時”下到了蔣介石必欲去之的時機，而“勢”下也到了李宗仁必欲取之的形勢。簡而言之一句話：“他李宗仁不接任總統之職，他蔣某人就無法下臺，愈加成為眾矢之的。”
經過數度折衝，最後請出政壇耆宿、法律權威王寵惠出面解釋法律條文，才迫使蔣介石同意在文告中恢復本來面目。晚九時，“中央社”將文告重新播發。對此，太子蔣經國十分不滿，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父親於下午四時零十分乘機離開首都南京，飛往杭州，駐節筧橋空軍學校，晚間同我們在樓外樓吃飯。回校後，張嶽軍先生由南京來電話，說李宗仁認為宣言中以中常會改正之點，未明出處，須加修正。並將父親手擬之“既不能貫徹戡亂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數語，亦一併刪去。李宗仁等並謂：如不照此改正，則將不簽名聯合宣言，以此相脅；李之態度，轉眼判若兩人，並盛氣凌人，與缺乏政治風度，殊屬可笑。
李宗仁雖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挽回了面子，但當他再獨自瞻念前途之時，又有著不寒而慄之感！接著，他又條件反射似的發出這樣的自問：“我將如何行使總統賦予的職權呢？蔣某人又會從什麼地方與我作梗呢？……”
啊！沒有當過皇帝的平民百姓，經常把當皇帝作為人生最高的追求；然而平民百姓哪裡會曉得，業已登上九五之尊的歷代皇帝，尤其是末代皇帝或敗亡的君主，也必會想到脫去身上的龍袍，做一個普通的庶民更好。這就是人生悲劇的根源之一。而李宗仁呢，卻是一位自己爭來的，而且還有幾分自信能扭轉乾坤的末代總統。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人生悲劇是自己爭來的。換言之，他這位末代總統的苦惱也是自己爭來的。這就是所謂的李宗仁現象：為了名分，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登上明知待不長的九五之尊！
李宗仁很快找到了應有的感覺，用他自己的話說：“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然而從何做起呢？多年之後，他寫道：
我當總統之初，有三種任務緊迫眉睫。其一，為著結束內戰，我不得不誠心同共產黨人舉行談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產黨人渡過長江，以求得體面的和平。同時，我還必須鞏固內部的團結，實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眾之支援；其三，我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因通貨膨脹實在比共產黨之威脅尤大。
李宗仁積多年政壇經驗深知：一個為蔣介石所挑選和效力的內閣，是不可能聽任他的指揮，更不會操辦上述三件大事的。為此，他決定准許孫科內閣總辭職。但是，當他挑選忠誠於自己的內閣成員的時候，方才發現在桂系之中竟然找不出合適的人選來！換言之，他還必須從蔣氏集團中進行篩選。恰在這時，有小諸葛之稱謂的白崇禧向他薦賢：由張治中出面組閣。李宗仁認為張治中不僅和中共要人毛澤東、周恩來等有著源遠流長的私誼，而且與蔣介石的交情也非常人所比。在李氏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張氏明確表示蔣介石下野，力主和共產黨重開和談，以挽國難於既倒。因此，他認同了張治中組閣的方案。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張治中“審時度勢，縱觀全域性，深感無能為力。再加上他和蔣介石的特殊關係，遂謝絕了李宗仁的好意”。同時，張氏作為國民黨中主和派的領袖人物，出於一種歷史責任——或為人的道義，又向李宗仁陳述了自己的意見：“最好把孫夫人（宋慶齡）和李任潮（李濟深）請出來，先行改組政府再和談。你能請到孫夫人任行政院長，李任潮先生負責黨務，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奮人心。”
如史評述：張治中的建議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一是李宗仁和李濟深在歷史上就有矛盾，再就二李和白崇禧的三角關係而言，“白向來是尊崇李濟深的，對李宗仁則常懷鄙視的態度。李宗仁則由於個人的地位關係，怕失掉他在桂系中的領袖地位，常忌克李濟深”。再是“宋慶齡和李濟深固然未必肯甘居李宗仁之下，為其所用，李宗仁亦不見得樂意讓宋、李出山；更何況當時局勢靡亂，宋、李怎肯被李宗仁拉下水”。另外，李濟深已經由香港北上，不可能再回到南京來。因此，李宗仁只好作罷。
然而誰是最為合適的人選呢？桂系在南京的核心人物進行了私下的議論，鑑於何應欽與黃埔系有著源遠流長的關係，以及在歷史上曾與桂系聯合演出第一次逼蔣下野，多數人矚目何氏組閣，執掌行政院。但事關重大，不可能一議而就，是夜沒有作出結論。
但是，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翌日——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新華社播發了一篇新聞稿《評南京政府偽代總統李宗仁任命內閣閣員》，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震撼了他的心靈：“李宗仁及其何應欽內閣，今後究竟是確實地接受並執行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和平條件，實現人民所需要的和平，並藉此使他們自己獲得悔過自新將功折罪的機會呢？還是假借所謂‘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義，求得儲存反革命勢力，並掩護其繼續戰爭呢？證明這一點的時機已日益迫近，只待舉行和平談判就可以見分曉。”
對此，李宗仁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是誰向中共透露了何應欽組閣的訊息呢？……”
結論是清楚的：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乃至於在南京的桂系核心成員中有共產黨人。
另外，李宗仁用心品味這篇新聞稿中的上述幾句話，感到似在向他發出一種訊號：希望他與何應欽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重開國共和談；再者，當他再用心審視新聞稿中的這段重要的話語之後，他於冥冥之中感到是出於毛澤東之手。果如斯，他認為毛澤東這個新對手的確要比蔣介石厲害多了！因為毛澤東不僅是駕駛當代中共戰艦的舵手，而且還在他李宗仁的船上安插了中共的幫手——並於悄然之中改變他李宗仁戰船的航向——試圖按照毛的旨意前進。他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涼氣！這時，也只有這時他才把注意點移到新對手毛澤東的身上，使他不得不重新翻閱各種媒體報道的新聞，看一看在他上臺的前後毛澤東做了哪些文章？……一月二十一日，隨著蔣介石下野的訊息不脛走向中外，在中共毛澤東的感召下，中國民主同盟發表《我們對和平的態度》宣告，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主席所提八項條件。宣告略謂：“實現和平的八項條件，義正辭嚴，充分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志”。次日，留居上海養痾的民盟主席張瀾發表書面談話，表示“民盟同人，一貫的主張是民主、和平、統一、團結”。李宗仁十分清楚，民盟是當今中國第三大黨，積納了一大批擁贊民主、反對獨裁的精英之士。他們完全地倒向中國共產黨，無疑是對殘陽夕照的南京政府是最猛烈的一擊！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毛澤東適時地運用強大政策的攻心，迫使傅作義將軍在危厄局勢之下向中外宣佈：正式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接受改編。自本日起，按照雙方協議，北平城內的國民黨守軍開始到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改編。此舉與“徐蚌會戰”中拒不繳械的國民黨軍隊形成對比，對已成驚弓之鳥的國民黨官兵而言，是一帖最大的精神渙散劑！
同日晚，傅作義將軍在北平懷仁堂召集在平國防部保密局各單位頭目會議，向在座的大小特務們宣佈：“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已經簽字，希望你們的行動立即停止。關於今後你們的生命財產，可以負責保證安全，你們如願意回南京，可以要飛機把你們送走。”這等於給國民黨的特務指出了一條出路，無疑對離間、渙散國民黨的各級特務機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令李宗仁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傅作義已經與中共商妥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並在二十二日《平明日報》上發表《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不含協議中第十四條），中共為什麼還要公佈被時人稱之為最後的通牒——毛澤東致傅作義書？當認真地研究了這件最後通牒之後，他又感到字字句句是說給他李宗仁聽的，心裡感到是那樣的不是滋味！
依然是一月二十二日，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宣言，支援毛澤東主席八項和平條件，揭露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宣言略謂：“中國的永久的和平必須建築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礎上面，這是一點也沒有可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堅強地領導全國人民造成一個新的、美的、快樂的、和平的、統一的、民主的中國；我們決定一致的合作完成這次革命的任務。”
還是在一月二十二日這一天，相繼秘密到達解放區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周建人、李德全、朱學範等五十五人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一月十四日宣告所提八項和平條件，反對南京政府假和平陰謀，指出：“革命必須貫徹到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對於蔣美所策動的虛偽的和平攻勢必須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毀”，表示願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將革命進行到底，“決不容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對此，李宗仁只有搖首嘆曰：“完了！時下中國有影響的志士仁人，全都被毛澤東拉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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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不忍再去翻閱這類訊息，獨自一人駐步窗前眺望夜空，不時地輕輕嘆氣，似乎是在黯然自語：“咳！這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當稍許冷靜之後，他又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無論毛澤東這個新對手是何等的強大——且比蔣介石這個老政敵難對付一百倍，他也必須要很不情願地與之打交道——重開國共和談。同時，他也明白如若確保和談順利的開始，必須透過秘密的渠道和中共接上關係，進而瞭解毛澤東有關重開和談的真實想法。為此，他又禁不住地自問：“派誰秘密潛往北平完成此任務呢？……”
誠如史家所雲：也可能是天意所允吧，恰在這時，白崇禧自武漢打來長途電話：桂系黃啟漢自香港安抵武漢，有要事面告李宗仁，將於今日——二十二日下午乘飛機飛抵南京，詳情面告。
黃啟漢系白崇禧的機要秘書，深得白的信任。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立法院的選舉中，李宗仁和白崇禧還為黃爭得一個立法委員的位置。白崇禧向來主張狡兔三窟的，他為了在經濟上給桂系的失敗找一條後路，遂派能幹的黃啟漢赴香港搞對外貿易。由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控制外匯很嚴，再加之法幣以及新發行的金圓券暴跌不止，致使黃啟漢的一些設想泡湯。但是，他在香港期間與國民黨元老——新成立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先生時相過從，受益匪淺，尤其對中國未來的前途，對桂系下一步的行動有了新的認識，對黃後半生的正確選擇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李濟深決定動身北上參加籌建新中國的前夕，以長者的身份對黃啟漢說：“我曾寫信託人帶給李宗仁和白崇禧，勸他們認清形勢，同蔣介石決裂，向人民靠攏，但均未得到複音，也不知道他們收到信否？你可不可以代我給白崇禧送一信，爭取他起義。”
黃啟漢聽後很是高興，立即答應去試一試。接著，他帶上李濟深寫在白綾條子上的信北上武漢，於一月十九日將信交到白崇禧的手裡，並轉達了李濟深如下這段語重心長的話：“任公（即李濟深）說他自己並不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但他相信共產黨、毛主席是真正為國家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點正義感、民族感的人，都應該贊同和擁護他們；何況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多年，已經把祖國弄得一團糟，凡是有志之士，無不痛心疾首，如今蔣介石即將徹底垮臺，誰還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過了……”
這時，白崇禧正在透過各種渠道和中共取得聯系，借用中共的力量逼蔣下野。他聽了黃啟漢的報告之後，原本想派黃偕李書城老先生北上信陽去和中共接頭。一夜醒來，蔣介石通電下野了！當白崇禧想到李濟深已經到達解放區後，遂又對黃說道：“蔣已引退，德公當了代總統，那就不必去信陽前方找關係了，可以從南京飛北平，也許能更直接更快地同共產黨聯絡。”
就這樣，黃啟漢由武漢飛抵南京，說明來意之後，受到李宗仁的歡迎。
也許應了無獨有偶這句話了！這時李宗仁也想到了一個人，那就是於抗日戰爭中跟著他當參議的劉仲華先生。由於劉氏一生經歷傳奇，為革命作出許多貢獻，且與日後的和談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容筆者簡介如下：
劉仲華於一**九年出生在山西崞縣的一個中農家庭裡。早年就獻身於革命事業，於一九二三年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受黨的委派到西北軍工作，並陪同鹿鍾麟赴蘇聯訪問，回國後一直在馮玉祥部隊裡工作。大革命失敗之後，劉仲華奉命到上海，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在軍委從事交通和情報工作。一九三五年中央局機關大部破壞，軍委與中央局合併成立軍政委員會，由劉仲華負責。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劉仲華奉命做李宗仁的統戰工作，促使李宗仁在一定時期接受了我黨抗日政治綱領。他也因此與李宗仁結下了不錯的私誼，經常坦然交談時局。
時下，李宗仁欲要打通和共產黨的聯絡，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劉仲華。也就是在黃啟漢到達南京的當天晚上，李宗仁約黃、劉二人在他的房間談話。李氏在縱談了目前所謂國家大勢之後，遂又開門見山地說了這樣一句話：“當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產黨取得聯系，要求解放軍停止進攻。”
說到李宗仁派遣黃啟漢、劉仲華赴北平的任務，事後黃啟漢作了回憶：
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劉仲華趁著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見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表示“求和誠意”，要求共產黨在軍事上停止進攻，及早開始和談。他說：他願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當時，我信以為真，感到很興奮。我還把李濟深寫信給白崇禧以及白在漢口和我講的話轉告李。他說，他也要寫一封信交我帶去給李濟深，希望李濟深從旁相助。他還吩咐他的秘書黃雪邨起草一封寫給傅作義的信，表示傅接受和平改編做得對，也希望傅支援他搞好“和談”。
李宗仁在秘密派遣黃啟漢、劉仲華飛赴北平的同時，還公開電邀所謂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李濟深、章伯鈞、張東蓀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指示孫科的行政院作出決定：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彭昭賢、鍾天心為代表，並指定邵力子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於雙方同意的地點進行和談。
說到和談，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這樣的現實：此次籲請重開國共和談，雖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談的主動權是操在勝者共產黨人的手裡。換言之，無論他如何表白對和談心誠意堅，共產黨人在未達到軍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會休兵罷戰和敗者舉行真正意義上的和談的。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慶齡、章士釗、顏惠慶、黃炎培、羅隆基、張瀾等社會賢達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清楚這些人不但是舉足輕重的賢者，而且他們大多數人都和中共領袖人物毛澤東、周恩來等有著久遠的交往，有的還私誼篤深。如果能讓他們為促成和談有所動作，這也不失之為一條捷徑。請誰作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遊說這些社會賢達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學日本學新聞，與于右任在日本辦《神州日報》的時候加入同盟會。五四運動之後，他和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共最早的一批黨員。黃埔軍校成立之後，出任秘書長，從此和蔣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產黨，一直在國民黨中任要職，但與共產黨人仍然保持著十分友好的關係。解放戰爭期間，他公開反對打內戰；蔣介石召開國民大會，他拒絕參加選舉；在蔣介石下野前後，他又為國共重開和談積極奔走。為此雖遭蔣介石嫉恨，但熱愛和平的民主人士卻讚譽他為“和平老人”。李宗仁認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援，不但有利於重開和談，而且還能把這些社會賢達團結在自己的身邊。他向黃啟漢、劉仲華交代完北上的任務之後，遂又約見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援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對李宗仁能否完成這一艱難的歷史使命存疑；他贊成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可他的處境又不允許他公開擁共，只好過著“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危險日子。當他聽說李宗仁請他出任首席和談代表後，他認為這是結束兩面人生的極好機會，內心是高興的。但是，他還是對專訪者說：“國共雙方過去有多年的裂痕，這次戰爭又如此之殘酷，而最近雙方的表示，距離也是很遠，所以我感到這次的使命十分困難。但是和平，實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為代表，我當然義不容辭，不過要我作首席代表，則無論我的才幹和精力，都是擔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孫院長請辭。”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說上述這段話的苦衷，見面後，僅僅提出請他和甘介侯赴上海，籲請知名的民主人士為和談有所贊助。對此，邵力子當即說：“為和談大事，我願積極奔走。明天，我就趕赴上海，挨門挨戶拜訪，求其早日完成付託。”
李宗仁聽後深為感動，遂對邵氏表示真誠的感謝。然而，他為了向中國共產黨作出有別於蔣介石的表示，又以代“總統”的名義飭行政院實行如下七項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總”一律改為軍政長官公署；
（二）取消全國戒嚴令；
（三）裁撤“戡建總隊”，歸國防部另行安排；
（四）釋放政治犯（含釋放張學良、楊虎城）；
（五）啟封一切過去“戡亂”期間牴觸“戡亂”法而被封閉的報刊、雜誌；
（六）取消特種刑庭，廢止特種刑事條例；
（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簽發七項和平措施之後，認為自己為重開國共和談是用了心、盡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種良心的平衡感。誠如前文所述，由於他認為自己所倡行的和談，是敗者向勝者主動言和，因此，他又底氣不足地發出了這樣的自問：“毛澤東是如何看待我主動求和的呢？……”
八
毛澤東對待李宗仁的態度是早已確定了的，那就是巧妙地利用蔣、桂這一組矛盾，運用打、拉相結合的策略，在分化、孤立蔣介石集團的同時，盡力化解作為敵對勢力的桂系集團。對於李宗仁上臺後倡行的重開國共和談，毛澤東在《評南京政府偽代總統李宗仁任命內閣閣員》一文中就明示了方針：“確實地接受並執行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和平條件，實現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唯有如此，李宗仁才能“藉此使他們自己獲得悔過自新將功折罪的機會”。因此，毛澤東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以上述不變的方針應付萬變的李宗仁的。
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獲悉黃啟漢、劉仲華到達北平的訊息之後，在他向周恩來、李克農等瞭解了黃、劉兩人的真實身份之後，遂立即起草致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並告彭真、葉劍英電：“可令他們即見劍英，探明來意，以憑處理。”
對於李宗仁提出的重開國共和談，毛澤東以中共發言人的名義，於一月二十五日發表關於和平談判問題的談話，再次重申和談的方針是：“我們願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對時局宣告的基礎之上和南京反動政府談判和平解決的問題。”說到“談判地點，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後才能確定，大約將在北平”。對於李宗仁任命的所謂五人和談代表，毛澤東以嚴厲的口吻指出：“彭昭賢是主戰最力的國民黨CC派的主要幹部之一，人們認為是一個戰爭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這樣的代表。”藉此，又昭示李宗仁等：“我們尚未發表全部戰爭罪犯名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發表的僅僅是第一批名單，發動內戰殘殺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派中的主要負責人員絕不止四十三人。”
接著，毛澤東收到了葉劍英等在北平會見黃啟漢，劉仲華的報告。據黃啟漢事後的回憶，由於在“抗戰時期，我在武漢、重慶各地多次見過葉劍英同志，這次被接見更使我感到親切，喜出望外”。雙方晤談的內容略謂：
我首先向葉劍英同志表明我的態度，說我雖然是李宗仁派來的，但我還是要站在人民這一邊的，絕對不做不利於人民的事。接著，我把白崇禧在漢口、李宗仁在南京對我講過的話以及我所知道的有關武漢、南京的情況向他作了反映，並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寫給李濟深的兩封信交給了他。
翌日，葉劍英在頤和園設午宴款待黃、劉兩位，並於飯後作了重要指示。葉劍英在追述了國共兩黨關係，尤其是自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發動內戰的責任之後，又很動感情地講了這番話：“今天我們已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完全、徹底粉碎蔣介石國民黨的殘餘勢力，全國的解放，指日可待，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發表聲明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之上，願意和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古云：‘識時務者為俊傑。’在這偉大的歷史轉折關頭，誰能認清形勢，順應潮流，向人民靠攏，前途就是光明的。”
毛澤東對於已經任命為北平市長的葉劍英的講話是滿意的。當他聽說黃啟漢明確表態：“不論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他微笑著點了點頭，說道：“有意思，一個是白崇禧的機要秘書，一個是李宗仁的高參，說不定和談一開，還會演出一些精彩的戲劇來。”
在場的周恩來是清楚毛澤東說這番話的寓意的。但是，他更清楚未來的和談是絕不會順利的。因此，他也順著毛澤東的話題說了一句笑話：“萬一和談破裂，我軍陳兵長江以北，毛主席也無需再派一位當代的蔣幹過江盜書了。”
毛澤東聽後大聲地笑了，可是當他想到未來的“和”與“戰”這兩件大事之後，遂又嚴肅地說道：“恩來，從現在開始，軍事戰線和隱蔽戰線要一齊抓，放在同等重要� ��位置上，唯有如此，我們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步伐才能加快。”
但是，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時下急需要動的棋子還不是重開國共和談。為了儘快實現未來“談判的地點，要待北平解放後才能確定，大約將在北平”的設想，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是放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上。
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獲悉傅作義正式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接受改編之後，立即電告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北平二十餘萬敵軍出城改編，你們須令各兵團、各縱隊首長均看作一件大事，全軍緊張地周密地在你們的統一指揮下對付這一個大事件，達到完滿地處理此事件之目的，務必不要有輕敵疏忽之觀戰。”
同日，毛澤東收到平津前線司令部電，徵詢與傅作義會面的意見。他考慮到這次會面與改編敵軍的全域性關係，遂又審慎地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發去指示電：“（一）你們應同意與傅作義會面。（二）會面時間，以十三軍、九十四軍有一個軍開出城外以後之時為適宜，如該兩軍抗不出城須面商協同作戰事宜，則可以早日會面。（三）會面地點，以在前次你們與鄧寶珊會面之處或其他適當地點為宜。（四）會面時你們對傅作義應有禮貌地接待他，並表示誠懇態度，如同你們最後一次對寶珊談話所取態度那樣。”
一月二十三日，致平津前線司令部電，明確指示“允許傅方成立結束辦事處”。但對辦事處的職能作了明確規定：“其職務為對出城部隊之管理約束，並與聯合機構聯絡辦理出城部隊之補給事項。至於結束辦事處存在之時間，以上述職務逐步交與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及其所屬補給機構接管完畢之時為止，不要呆板規定在出城部隊整編完畢後結束。”
由於平津前線司令部嚴格遵照毛澤東上述電文行事，確保了敵軍在出城以及接受改編等過程中沒有出大的事情。此舉不僅起到了渙散各地守城敵軍的作用，而且也為他日和平接收江南大中城市積累了經驗。
隨著敵軍出城接受點編的同時，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要入城接管北平、天津的防務和治安。為此，毛澤東又為平津前線司令部制定了如下入城法規：“我軍入北平，只宣傳約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宣告，不要再發出任何口號，不論軍隊或黨、政，都應如此。”在講明目前在北平、天津不要提“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勢力”等口號的道理後，又明確指出：
“把革命進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兩條口號，只應在軍隊中做實際教育，而不要當做標語寫在北平、天津這樣的大城市裡，也不要當做單純的口號登在大城市報紙的廣告上，也不要在我軍尚未實行打南京時，在平、津這類大城市的市民會議上去叫出來。這樣去寫、去登、去叫這兩個口號，就顯得很不策略。因為我黨正在根據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宣告準備和南京的代表重開談判，藉以擊破美帝及國民黨的和平攻勢，並爭取仿照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榜樣去和平地解決南京等處的問題（假如有此可能的話）。……此外，在平津這類大城市的牆壁上寫大字標語是否適宜，亦值得考慮……總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風，決不能搬用在鄉村工作的作風。在大城市，凡事均須從新仔細考慮，一舉一動都要合乎城市的情況。凡屬處理較重要的新事件，均須事前向上級請求，以免犯了錯誤，收不回來，影響很壞。務望注意。
毛澤東對於我軍、我黨由農村向城市開始過渡的時候，是何等的小心、謹慎啊！今天當我們再重新讀上述這封很長的電文的時候，仍然會感到毛澤東在下筆處理城市問題的時候，他那只握著毛筆的大手顯得是那樣的沉重！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解決了北平、天津的問題之後，對綏遠問題也作了明確的部署：“綏遠方面我只有姚酷八縱不到一萬人，戰力很弱，而傅、鄧兩部則有三萬人以上。目前只好暫維現狀，談不上軍隊改編。至於停止戰鬥，恢復通車，雙方派人聯絡（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則可立即開始進行。”
毛澤東在北平、天津解放之後，為什麼不立即派東北野戰軍或華北野戰軍出西口解決綏遠問題呢？因為他在下一階段的戰略構想是：“為使東北全軍於解決北平問題後，能立即進入休整，應付迅速變動的全國局勢起見，太原作戰以華北部隊擔任為適宜，但你們必須配屬必要數量之炮兵。”
說到解決太原問題，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同時走著兩步大棋，那就是以北平方式爭取和平解放，或以天津方式武力解決。為了減少人民不必要的犧牲，曾給平津前線司令部及彭真、葉劍英等同志發電文：
據悉，北平郭宗汾告閻錫山稱，北平已於二十二日晨休戰，並稱，今後發電及郭個人自由能否獲得，恐成問題。另據息，郭宗汾、王懷明、梁化之……（以上六名為閻軍師長）等之家屬，現均在北平。請你們注意對郭宗汾、王懷明及閻軍師長在北平之家屬拉一把。請葉劍英入城後經傅作義、鄧寶珊介紹，找郭宗汾談判和平解決太原、大同問題，郭宗汾在北平的電臺亦讓其存在，不要沒收。
毛澤東對閻錫山是非常瞭解的，因此，他決不把牌全部壓在和平解放太原上。也就是在發上面那封電報的同日，他又下達了解決太原兵力部署的電文：
（一）北平和平解決後，太原亦有和平解決之可能。華北第一、第二兵團大休整，應放在奪取太原之後。（二）楊（得志）、羅（瑞卿）、耿（飈）、楊（成武）、李（天煥）待林（彪）、羅（榮桓）派出接替所任防務之部隊到達後，即開至石家莊附近休整半個月，即向太原開進。（三）東北臨時配屬之兩個炮兵團，即直接向太原開進，受徐（向前）、周（士第）、陳（漫遠）指揮，控制太原一切機場，迫使閻匪談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閻匪頑抗則待華北二、三兵團到達後，實行攻城。
到這時，毛澤東才從瞬息萬變的平津戰役中解脫出來。但是，當想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意義之後，他仍忍不住興奮的心情對身邊工作的同志說：“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義。這不僅減少了敵我傷亡和損失，更重要的是保護歷史文物古跡，使之免遭戰爭的破壞，對我們的子孫後代大有好處。全世界的友人都會擁護我們這樣做的。”
衛士長閻長林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打內心是高興的。但是，他最清楚平津戰役能取得這樣的結局，是毛澤東用了多少個不眠之夜換來的。因此，他有些心疼地說：“主席，這些日子您很少睡覺，昨晚又緊張工作了一夜，現在該睡覺了。”
“不！”毛澤東擺了擺手，“走，我們到李家莊去看符定一先生去。”
符定一，字宇澄，又字梅庵，湖南衡山人。他於一八七七年生於一個滿門書香的世家。幼年入私塾，飽學五經四書，較為全面地接受了傳統文化，後考入衡陽府師範學堂，畢業後轉入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在這期間，他逐步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畢業後任資政院秘書。後回湖南從事教育工作，歷任嶽麓書院院長、湖南省教育總會會長、湖南高級中學校長、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等職，堪稱湖南近代開一代先河的大教育家。一九一二年，也就是他在長沙創立湖南全省高等中學並任校長的時候，年方十九歲的毛澤東從韶山來到長沙應試，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被該校錄取。
符定一深知清末民初社會的黑暗，最擔心在他主持的學校中有“關係生”考入。因此，他不僅嚴格考場紀律，而且還要親自複審錄取生的考卷。當他審閱了毛澤東的考卷之後，深為其閎中肆外、縱橫捭闔的文風所感染，為此，他決定要親自見一見毛澤東。然而當看見這位來自湘潭鄉下、穿著土布衣服的考生時，他驚愕了，禁不住地發出了這樣的自問：“他能寫出這樣好的文章嗎？”雖說符定一也相信“相馬識瘦、相士知貧”的古訓，但他還是要親自面試一次。為此，他把毛澤東叫到校長室，上下五千年，縱橫八千里，從各個方面為難這位鄉下來的考生。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澤東從容對答，常有驚人之語應對。這時，符定一打消了懷疑的念頭。然而，他出於教育家那特有的伯樂之心，遂又當即取出紙、筆，又以命題作文試之。對此，毛澤東稍加沉吟，展紙揮毫，龍飛鳳舞，一揮而就。符定一看罷這篇如行雲流水、立馬可待的文章讚歎不已。用他後來的話說，他“認定毛澤東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決心要好好地栽培”。
符定一鼓勵毛澤東學好古典文學、歷史、倫理學等，啟發毛澤東暢遊在知識的海洋。他發現毛澤東有著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以後，又透過語文老師柳潛把一部珍藏的《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借給毛澤東課外閱讀。毛澤東在研讀這部上自遠古、下至明代——共計一百一十六卷的中國歷代編年史的過程中，不僅對這部大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還產生了研究中國歷史的想法。更令符定一不解的是，毛澤東還決定由課堂讀書轉為自由讀書、研究學問的念頭。他不顧符定一及授課老師的勸阻毅然退學，進行自修。
符定一於一九一八年再次進京，出任安福國會眾議院議員。毛澤東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等事，曾兩度來到北京，並得到符定一老師的幫助。一九二五年，符定一回長沙省親，在一位時任省府秘書長親戚的家中看到逮捕毛澤東的密電，他當即說道：“你們不要抓他，他將來的成就會在你我之上。”力保毛澤東出險。
抗戰爆發之後，符定一拒絕國民黨的高官厚祿，毅然回湘興辦教育。在湘期間，因與共產黨人有關係慘遭逮捕，在多方營救下方獲得出獄。一九四六年初，符定一重上北平，會見中共代表葉劍英，並將自己租賃之宅騰出數間，供中共代表團使用。同年六月，符定一應毛澤東之邀赴延安敘舊。符定一在女兒符德芳的陪同下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熱烈歡迎。符定一回到北平之後，因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兩次被捕，在葉劍英以及北平各大學教授聯名營救下終於獲得自由。一九四八年秋天，符定一響應中共號召，積極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化裝出城，來到河北西柏坡，再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歡迎。後暫居統戰部所在地李家莊。
不久，毛澤東親自發起了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符定一根據自己多年身居北平、對古城熟悉的情況，向毛澤東提出了解放北平的建議，即：“先攻克天津，然後奪取北平；天津乃北平之門戶，攻克天津後，北平則不攻自破，可獲得和平解放。這樣，既不會毀壞文化古都，又不會使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於國於民大為有利，造福不淺。”符的這一建議，受到黨中央的極大重視。而毛澤東在制定平津戰役作戰方針的時候，無疑是吸取了老師符定一的建議。因此，當和平解放北平成為事實之後，毛澤東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符定一。他一見符定一的面高興地說：“你來了很久了，我太忙，一直沒能來看你，請先生多加原諒！今天，我一方面來看你，另一方面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符定一好奇地問道。
“已經接到了指揮部的電報，昨天傅作義將軍已經贊成我們的條件了，他不抵抗我們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將進行。接管工作我們早已作了準備，日內我軍將進城接管一切。傅作義將軍的軍隊，將開到指定地點接受我軍的整編。傅作義將軍有一個特別的要求，他要來這裡親自見我。我們當然答應他了。”毛澤東興意很濃地說。
對此，符定一是料到了的。然而當他親耳聽了毛澤東的講述之後，還是說了這樣一句話：“出人所料，這可是大家的希望！”接著，他又說，“這都是毛主席胸懷廣闊和共產黨的英明使然。否則，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毛澤東聽後微微地搖了搖頭，謙虛地說了一句“這是民心起了決定的作用”。接著，他又說，“傅作義這樣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築都可以免遭戰爭的損失。這次傅作義決心與蔣介石決裂，站在中國人民一邊，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會忘記他的。”
符定一堪稱是三朝元老，自清末的皇帝，到民初的袁世凱以及走馬燈似的歷屆總統和總理，再到南京國民政府的蔣介石，大大小小的官僚政客真是見多了，有誰能這樣禮賢下士、不忘政敵的歷史功績呢？因此，他依然嘖嘖稱道：“我看還是毛主席偉大，中國共產黨偉大，才能作出這樣偉大的奇蹟。”
對此，毛澤東依然是以搖頭代答。他為了轉移這樣稱頌他的話題，有意說道：“你們在城市裡呆慣了，再過一些日子，北平穩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點回北平去了，你那裡還有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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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北平，符定一的臉上就流露出不悅的表情。毛澤東遂又把話題一轉，說道：“先生這次回北平一定會愉快的。有什麼問題，你可以找葉劍英同志，他現在已經被任命為北平市市長了，你和他很熟，不要很長時間，我們都要去北平的，到那時就可以經常見面了。”
符定一聽後長長地出了口氣，臉上露出欣喜的神情，說道：“這就好了，回到北平就沒精神負擔了。過去，我生活在那個黑暗的社會裡，沒有民主，沒有生活保證，更沒有安全感，生命財產隨時都可能遭到不幸。”
“現在好了！這次你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覺吧。”毛澤東說罷就像是條件反射似的打起了哈欠，遂歉意地說道，“好，我不待了，我也該回去睡覺了！”
符定一聽後愕然。閻長林急忙插話：“主席為解決北平問題，整整兩天兩夜沒有閤眼了！”符定一聽後感動不已，想到毛澤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擠出時間來看他時，情不由己地握住毛澤東的手，滾動欲出的淚水終於淌了出來。接著，他又分外激動地說：“毛主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多麼偉大的貢獻呀！”
“先生過獎了！過獎了。”毛澤東打量了一下屋內的傢俱和陳設，又說道，“這裡的條件不好，連一個軟座椅也沒有，我回去讓他們給你送一件來，你的年紀大了，坐這些硬木傢俱會腰疼的。”
俗話說得好：多事之秋毋寧日。毛澤東自李家莊回到西柏坡以後，他剛剛邁進住處的門檻，就習慣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辦公桌，發現桌面上又新擺了一摞中央各機關報來待批的檔案，以及由全國各地發來的請示商決各種問題的電文。這些檔案與電報就像是最好的驅困神藥，使得毛澤東為之精神一振，下意識地走到桌前，尚未落座，就伸手拿起一份電文，是華東局、華中工委報來的一件涉外事件。他匆忙閱畢，頓感問題嚴重，為了使各解放區的同志不犯同樣的錯誤，並起到一儆效尤的作用，遂提筆起草了回電：
據華中工委報稱，華中某分割槽地委一級同志不向上級請示，擅自回答從廣州來的一個外國記者及從上海來的一個中國雜誌社記者很多帶有偵察性和挑撥性的問題。他們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請示這樣一件事，或者雖然知道，但不願意請示，以致被敵人鑽了空子……以後各地對於從國民黨區域來的一切情況不明的記者，必須拒絕接談任何問題。對於確係革命的或同情的記者是否接談，亦須請示上級決定。任何下級人員，不得擅自表示態度。
從戰爭非常時期走過來的人都知道，最可恨的有兩種人：一是懷有敵對情感的中外記者借題發揮，搬弄是非，進而達到造謠中傷的目的；再一種是打入人民內部的形形色色的特務，他們不僅刺探我方的情報為敵所用，而且有時還要對各級領導人進行暗殺。然而隨著國情大勢的發展，長年在農村打天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要或者已經取代國民黨成為大中城市的主人，對待上述兩類人，尤其是遺留或潛伏在城市中的大小特務，遂成了一大新的課題。為此，毛澤東要有關部門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關於國民黨三青團及特務機關的處理辦法》稿。他起草完上述電文之後，又在審閱這份中央文件上加寫了三段話：
我軍佔領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於宣佈對於國民黨、三青團及特務機關的處理辦法，這種急忙宣佈處理是盲目的，沒有效力的，易使敵人隱藏和使自己被動。在社會秩序已經安定，我們對城市情況已經大體明了，那就必須著手有準備地有系統地處理這些反動組織。
如果我們一定要一切國民黨、三青團的普通黨員、團員一律登記，則紛擾太大，易於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記為有利。
我們有了黨員、團員的名單，對其組織情況已全部明了，對其中的壞分子可以隨時處分，故免於登記並無危險。
我們從毛澤東起草的上述一則電文和加寫的三段話的內容，再引申到他為指揮三大戰役而起草的數以千計的電報，乃至擠時間拜訪恩師符定一等事來看，是一定能明了“事無巨細、日理萬機”這八個字的分量了吧！
但是，已經兩天兩夜沒有閤眼的毛澤東依然沒有上床睡覺，他又繼續審閱擺在桌上的有關的電文和材料。
最使毛澤東高興的訊息是，他“獲悉中共東北中央局、東北行政委員會、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和東北各界人民代表舉行歡迎會，歡迎為參加新政協會議先後到達東北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李德全、郭沫若等三十四人。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林楓致詞歡迎，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主任委員譚平山、中國婦女聯誼會主席李德全等二十人相繼在會上發表演說，一致譴責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假和平陰謀，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時局的宣告，主張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從這則訊息中不僅看到了人心向背決勝負的規律，而且似乎也預感到了不久的明天，共產黨人和他們齊聚北平的歡騰情景。自然，他由此也想到了一個新的中國就要在北平誕生了！
最使毛澤東生氣的訊息是，南京國民政府所屬下的國防部軍事法庭於同一天——二十六日遵承蔣介石的旨意，在上海宣判日本侵華戰爭罪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無罪。這在毛澤東看來，無疑是向戰敗國投降、討好的漢奸行為！為此，他把這則訊息重重地擲在了桌面上，自言自語地說道：“豈有此理！……”
正當毛澤東憤然發怒之際，秘書又送來了一份材料：國民黨政府發言人於一月二十六日評中共發言人——毛澤東於二十五日的談話，以所謂“政府為提早結束戰爭，以減輕人民痛苦，一月以來已作種種措施與步驟。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談代表，日來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約定地點，以便進行和談”為其假和平解釋。且指責中共方面“不指派代表約定地點，又不停止軍事行動，委諸北平和平解放以後，豈非拖延時間，拖延戰禍”。毛澤東閱後冷然一笑，隨手將這份材料擲在了桌面上。
這時，報曉的雄雞開始鳴唱，歡迎新一天的到來。但是毛澤東依然沉浸在蔣介石無罪釋放日本戰犯岡村寧次這件大事上。他越想越氣，最後又提筆展紙，揮毫寫下大字標題：《中共發言人關於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
天已經大亮了，毛澤東依然坐在桌前揮毫疾書。待到朝暾的金輝灑滿大地的時候，秘書又送來了一份急電：“主席，南京的李宗仁給你發來一封信。”
毛澤東感到新奇，遂放下尚未寫完的雄文，又認真地讀起了李宗仁寫來的信件：
潤之先生勳鑑：
自政協破裂，繼八年對外抗戰之後，內戰達三年有餘，國家元氣大傷，人民痛苦萬狀，彌戰謀和，已成為今日全國一致之呼聲。故自弟主政之時起即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弟於二十二日所發出之宣告……計均已早邀亮督。國家今日殘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園城市之摧殘，無辜人民之死傷，不可勝計，而妻離子散，啼飢號寒者，復隨處皆是，此悉由於戰爭所招致。以往國共兩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曾共同致力中國革命，不幸現因政見分歧，鬩牆鬥起，致使國家人民，遭此慘禍，撫今追昔，能不痛心……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面已承認可以此作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自均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在雙方商討尚未開始之前，即要求對方必須先行執行某項條件，則不能謂之為和談。……貴方廣播屢謂政府此次倡導和平，為政府與某國勾結之陰謀，此種觀點，顯系基於某種成見而來。……總之，今日之事，非**一人之榮辱，而國家命脈，人民生死之所系。弟個人亦決無絲毫成見與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招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遂我初服，固所時刻馨香禱祝者。掬誠而悃，希卓裁見復為幸！
弟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毛澤東讀罷李宗仁這封敗者求和的來信之後，內心湧動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潮！但是，當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再次射向無罪釋放岡村寧次的材料之後，他又禁不住地慨然自語：“李宗仁和蔣介石到底在演出一幕什麼樣的戲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