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李宗仁上臺的旗幟是重開和談。換句話說，他上臺後唯有高舉和談的大旗，才能獲得後臺老闆美國人的支援，並進而抗衡業已下臺的蔣介石。
但是，視權如命的蔣介石是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誠如前文所述，蔣氏在宣佈下野之前，已經從經濟、軍事、人事諸方面安排好了以退為進、準備復出的條件。再者，蔣介石此次宣佈下野系暫時引退，是和李宗仁玩了一個花招。對此，蔣氏的宣傳工具董顯光事後給予了破密：“所謂暫行引退，並不是說蔣總統已放棄其總統職權。中國憲法並無關於總統辭職的規定……他的引退，既不是辭職，亦非長久退職。他仍繼續擔任國民黨總裁。”
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清楚的，國民黨歷來是以黨為核心，黨權至高無上。蔣介石即使不再繼續擔任總統，依據黨章，李宗仁這位代“總統”執行的政策和措施，仍然必須經由國民黨中央常委審議，最後交由黨的總裁蔣介石核准。從某種意義上，國民政府的“總統”是個牌位，國民黨的總裁才是握有實權的主宰者。對此，李宗仁是估計不足的。
另外，蔣介石為了做到“以黨控政”——以溪口為中心指揮南京，他預先派蔣經國等返回溪口，架設天線，佈置通訊網，為蔣介石退居幕後預作部署。另外，蔣氏雖然回到了故里溪口，但他那多如牛毛的耳目依然留在南京，從四面八方緊緊地包圍著李宗仁。李的一舉一動，乃至於有哪些人進出李氏的傅厚崗官邸，遠在溪口的蔣氏都瞭如指掌。再者，李宗仁原系行伍出身，在政壇，尤其是在國民黨的上層是沒有什麼根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雖然業已出任代“總統”的職位，可他的班底卻是全盤接受了蔣介石的人馬，這不僅可以掣肘李宗仁重開和談，而且李氏的所有行為都在蔣氏的掌握之中。對此，李宗仁事前是不曾估計到的。舉例說：
蔣介石通電下野之後，孫科例行向代“總統”李宗仁請辭行政院院長之職。當時，李氏慰言相留，孫氏很自然地透過電話向坐鎮溪口的蔣介石報告，在獲得蔣氏的恩准之後，孫氏繼續執掌行政院。但是，事過一天，李宗仁又懇切地商請張治中組閣，被張婉拒，這訊息又很快透過電話傳到在溪口的蔣氏的耳朵裡。蔣氏一方面肯定張的答覆，另一方面蔣氏認為可以藉此挑起孫科和李宗仁的矛盾，遂把李氏商請張治中組閣的訊息通報給孫科，這就引起了孫對李嫉恨。結果，孫科這位行政院院長就很自然地聽命於蔣，而拒於李。由此又引起了“總統”府和行政院之間的“府院之爭”。當李宗仁把上任後的所謂“七大和平措施”送抵行政院後，他們表面上都接受，僅僅是不同意取消戒嚴令。實出李宗仁所料的是，行政院的發言人竟然揹著他這位新上任的代“總統”，公然作出宣告：“開釋政治犯與戒嚴法系屬二事，觸犯戒嚴令不能成為政治犯。戒嚴法所規定之事項，無一為政治犯性質。在戒嚴地區負責當局，為維持治安與秩序起見，自應按照戒嚴法辦理。”
李宗仁畢竟不是一位政治大家，他僅僅看到“府院之爭”是他與孫科當年競選副“總統”矛盾的繼續，沒有想到“府院之爭”的後邊，還有蔣介石“以黨控政”在作祟。因此，他天真地認為：行政院是“總統”的辦事機構，如果孫科想遏制自己推行重開國共和談的主張，他就明令解散行政院。也許是這件事情刺激了李宗仁的自尊心，使得他在未徵得黨的總裁蔣介石的同意，也未和行政院院長孫科協商的情況下，遂於一月二十七日以個人的名義正式致電毛澤東。
對此，遠在西柏坡的毛澤東是瞭如指掌的。為了借戳穿李宗仁假和談之機，進一步加劇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一方面，由周恩來於翌日——二十八日起草致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吳克堅電：向尚在滬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說明，應堅持李濟深等五十五人於一月二十二日宣告所堅持的立場，“以便實現真和平真民主”。同時，毛澤東閱後又在該電上有意加寫了這段話：“望要劉仲容（與毛澤東有著很好的私誼）即去告李、白絕不要相信蔣介石的一套，桂系應準備實行和蔣系決裂，和我方配合解決蔣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蔣系有所區別。”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於同日商請遠在瀋陽的李濟深給李宗仁寫了一封信，指出“吾兄如真有和平誠意”，即全部接受中共主席毛澤東先生所提之八項條件，“方有和談之可言”。
依然是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寫完了《中共發言人關於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逮捕前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並以中共發言人的名義通告海內外。為了揭露蔣介石通敵賣國的罪行，指出“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犧牲無數生命財產，幸而戰勝，獲此戰犯，斷不能容許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擅自宣判無罪”。進而號召“全國人民、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及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中的愛國人士，必須立即起來反對南京反動政府方面此種出賣民族利益，勾結日本法西斯軍閥的犯罪行為”。同時指出“此事與你們現在要求和我們進行談判一事，有密切關係。我們認為你們現在的種種作為，是在企圖以虛偽的和平談判掩護你們重整戰備，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動派來華和你們一道屠殺中國人民一項陰謀在內”。為此，向李宗仁發出命令：“你們必須將岡村寧次重新逮捕監禁，不得違誤。”
蔣介石為什麼在下野之後決定釋放日本侵華頭號戰犯岡村寧次呢？據史家記評：一是蔣介石等當年在士官學校習武的學生，大多結識岡村寧次，因而對岡村寧次的判罪、量刑有著所謂賣國的人情尺度；再是在解放戰爭期間，岡村寧次曾以戴罪之身，為蔣介石打內戰出謀劃策，蔣氏為了報答這位戰犯恩人是一定要開釋的；最後，蔣氏為什麼一定要選在下野之後釋放岡村寧次呢？這是他有意給李宗仁出難題：不放吧，他這位代“總統”做不了主；放吧，一定要遭到全國人民，尤其是中共毛澤東的堅決反對。這樣一來，李宗仁不僅會成為全國攻擊的眾矢之的，而且也等於為重開和談壘起了一座無形的大牆。真是一石數鳥之舉！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他在痛斥了蔣介石的禍國殃民的罪行之後，強行命令李宗仁的南京政府“必須立即逮捕一批內戰罪犯”，“特別重要的是蔣介石，該犯現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國，託庇於美國或英國帝國主義，因此，你們務必迅即逮捕該犯。”
正當毛澤東準備起草答覆李宗仁有關和談問題的時候，周恩來笑嘻嘻地走了進來，甚是高興地說：“主席，斯大林派出的使者米高揚同志業已飛抵大連，很快就能到達西柏坡了！”
毛澤東聽後是非常興奮的。為此，他擱置了答覆李宗仁的來信，遂又準備與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進行會談這件大事。
米高揚時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斯大林收到毛澤東的電報之後，他就選定米高揚作為自己的特使飛赴中國，聽取毛澤東及其他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意見。米高揚接受任務之後，由莫斯科乘飛機飛赴時為蘇聯租借基地的大連，然後再由大連直飛石家莊，由師哲等人陪同乘汽車駛往西柏坡。這天是一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為什麼到這天才派特使來華呢？據師哲回憶，米高揚在向毛澤東說明來意的時候講了如下這段話：
中國形勢發展迅速異常，在這關鍵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不能離開指揮崗位；再者，中國境內交通不便，還要透過敵人的封鎖線，也要考慮到安全問題；到蘇聯往返的時間太長，怕影響毛澤東同志的身體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張毛澤東到蘇聯去。斯大林十分關心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國來聽取你們的意見。
從字面上看，這段話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中蘇兩黨關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大勢，尤其是自馬歇爾計劃實施後東歐、西歐的緊張關係分析，就可以看出米高揚的中國之行，是斯大林在全球戰略中走的一步很重要的大棋！
世人皆知，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舞臺，是受著蘇聯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但是，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卻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並把中國革命從失敗引向勝利的必然結果。自然，在長達二十八年的歷史中，中國人民，包括毛澤東對蘇共中央及其領導人斯大林給予的幫助是永誌不忘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對蘇共中央及其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中所犯的錯誤也是清醒的；更為嚴重的是在相當長的歷史中，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主張又不為他們所理解。另外，蘇共中央及其斯大林支援、信賴，甚至是強行拉上臺的王明、博古等人把中國革命引向了絕路；相反，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排擠、打擊的毛澤東，竟然獲得全黨、全軍一致的擁護，並把中國革命從失敗中引向了勝利。這筆用中國共產黨人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和教訓，在斯大林所主宰的第三共產國際中，從未認真地作過歷史結論。更為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也從未見過毛澤東。
據史記述，斯大林對於毛澤東的認識是有個過程的。最典型的事例是，博古、李德等人相繼由上海退入中央蘇區，不僅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大權，而且還對毛澤東進行排擠、打擊，那是得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隨者們直接或間接的支援的；再如王明等人的上臺並竊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大權，那就更是蘇共中央派駐共產國際的同志一手導演的戲劇。可以想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無論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還是中國共產黨常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等人，都不會在斯大林的面前說毛澤東的好話的。自然，這時的斯大林，起碼共產國際分管中國革命的同志對毛澤東的認識是片面的。好在世人皆知，檢驗中國革命孰是孰非的標準只有一個，是誰把中國革命引向災難的深淵，又是誰把中國革命從災難的深淵中引向勝利。歷經十年國內革命戰爭和八年抗日戰爭的實踐，不僅使得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了一條真理：按照王明等人的教條理論去做，中國革命就失敗；跟著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去做，中國革命就取得勝利。而且斯大林以及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也從這失敗和勝利的比較中，一步一步地認識了毛澤東。最後，他們不得不發出指示：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
革命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革命的實踐卻是殘酷的。在斯大林的一生之中，他對中國革命曾經發出過不少帶有指導性的理論指示——這些大都收錄在各種有關的文集和著述中。但是，我們查遍他的全集，卻從未看到他對自己發出的這些帶有指導性的理論指示，以及他支援的中國共產黨內的形形色色的教條主義者，對中國革命造成嚴重的損失作過一篇有說服力的檢討。對此，除去說明斯大林是一位專注批評，很難作自我批評的大國領袖外，他實際上對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存疑的。是否會像西方的一些學者說的那樣，斯大林認為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紅蘿蔔——外紅內白？我們權且不在這部拙作中論述。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國際共運中的鐵托事件的確給他留有極深的印象。直言之，他真的不希望毛澤東是第二個鐵托，更不希望就要勝利的中國成為第二個南斯拉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無論是斯大林力主與德國簽署的一些協議，還是要中國共產黨派出不多的紅軍東進，全力牽制日本的北進政策，都是以蘇聯自身利益為轉移的。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蘇聯的西邊——東歐建立了七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拱衛著蘇聯的安全，同時還可以抗衡以美、英、法為首的西歐國家；假如具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中華民國覆滅之後，能夠重生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這無論是對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而言，還是對蘇聯自身的安全來說，都是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的。但是，這一切的一切，都取決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將建設一個什麼性質的新中國。
可以肯定，此次斯大林派米高揚的西柏坡之行，是負有這樣的特殊使命的！對此，米高揚也直言不諱地對毛澤東說：“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託，來聽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彙報。我們只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大家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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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作為一代戰略大家，他不僅清楚斯大林心中的一些疑慮，而且也知道斯大林寄予新中國最為迫切的希望。自然，毛澤東曾數度提出訪問蘇聯也是有他的想法的。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向斯大林解釋中國革命的性質，解除斯大林的存疑，進而在冷戰籠罩的世界之中確立新中國的地位。所以從某種意義說，斯大林與毛澤東的視角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或許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毛澤東十分重視這次以自己為主角的會談。他在泛泛地介紹了解放戰爭進展的概況之後，遂就圍繞著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系統地講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據史記載，毛澤東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性質、形式、組成和名義等內容。對此，時任翻譯的師哲作了回億：
首先，這個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為人民民主**更為合適，更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組織、它的成員問題。我們認為，它必須是個聯合政府。名義上不這樣叫，而實際上必須是聯合的，有各黨各派、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現在中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好幾個各色各樣的民主黨派，有的已同我們合作多年了。雖然他們的力量不算強大，人數也不多，他們在工農群眾中或武裝力量中沒有什麼聯絡和影響。但他們在知識界、海外僑胞中有一定的影響。我們準備繼續團結他們，照顧他們，給他們在政府部門的各個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在中國共產黨手裡的。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
毛澤東的結論是：即將籌建的新中國，“雖然政府的組織形式與蘇聯、東歐國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質與宗旨仍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將來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斯大林的疑慮。
接著，毛澤東講了關於勝利後恢復生產和經濟建設問題。他說：“中國連年戰爭，經濟遭到破壞，人民生活痛苦。戰爭一旦結束，我們不但要恢復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為此，必須要有正確的政策。”在毛澤東看來，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生疏的。怎麼辦呢？他明確地告訴米高揚：一，我們是可以學會的；再是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鑑。結論：中國經濟建設工作的發展可能會快些。
毛澤東在談了軍隊的建設之外，花了較大的篇幅講了未來新中國的對外政策。據師哲回憶：
毛主席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蝨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裡，把那些髒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來。
我想，打掃乾淨，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門，這也是一種禮貌，不好麼？！我們的屋裡本來就夠髒的，因為帝國主義分子的鐵蹄踐踏過。而某些不客氣、不講禮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帶些髒東西進來，那就不好辦了。因為他們會說：“你們的屋子裡本來就是髒的嘛，還抗議什麼？！”這樣我們就無話可說啦。我想，朋友們走進我們的門，建立友好關係，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們又肯伸手援助我們，那豈不更好麼！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目前只能講到這裡。但我們知道，對我們探頭探腦，想把他們的腳踏進我們屋子裡的人是有的，不過我們暫時還不能理睬他們。至於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抱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進來為自己抓幾把，同時也是為了攪渾水。渾水便於摸魚，我們不歡迎這樣的人進來。
毛澤東用形象的比喻，深入淺出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方針。雖然沒有明確地向米高揚講出一邊倒的外交方略，但也等於告訴米高揚：蘇聯是我們的真正朋友，不僅可以早點進屋子裡來，而且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直言之，新的中國希望早點和蘇聯建交，並希望蘇聯幫助新中國拓展新的國際空間。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新中國是不歡迎他們再重新染指的。這又等於給斯大林吃了一粒定心丸。
毛澤東在與米高揚的會談中，第一次講出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對解決香港、澳門、臺灣以及西藏等問題的基本方針。他認為不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說到西藏，他認為“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過於魯莽”。說到臺灣，他指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搬到那裡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裡還有一個美國問題，臺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複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
當然，毛澤東還講了對未來解放全國的戰爭所作的各種預測，也對民族問題闡述了新中國的民族政策等等。總之，毛澤東主講了三天，幾乎把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設想，以及未來新中國的內政大計和外交方針講得淋漓盡致。這不僅從理論上回答了斯大林的一些疑慮，而且給米高揚也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據師哲的回憶，米高揚曾高度評價道：“毛主席有遠大的目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
以毛澤東為首的五大書記與米高揚舉行了三次會談之後，周恩來又根據書記處的決定，單獨與米高揚進行了一次會談。如果說毛澤東在會談中高屋建瓴地闡述了新中國的性質，那麼周恩來在會談中講的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據史記載，“這次談話的內容十分廣泛：討論了戰後經濟建設、交通運輸等恢復工作；成立新政府的總體規劃與設想；對外關係問題，特別是對外貿易的開展與管理；發展或建立各種社會組織、群眾團體和他們力量的運用和發揮；在中國有**存在，它們的作用和意義等”。事後分析周恩來的這次談話，實際上是在與米高揚討論新中國建立後的政府部門將如何工作，或者說是在向米高揚請教未來新的中國政府將如何運作。因為社會主義的蘇聯政府，畢竟積累了三十年的治國經驗了！周恩來的風度和談吐給米高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後，他曾對人說過：“周恩來將是中國新政府一位很好的總理。”
在中央五大書記中，只有任弼時在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期間，曾與米高揚有過工作交往。因此，任弼時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於二月四日上午到西柏坡後溝米高揚的住處和他單獨交談。據史記載，首先，任弼時向米高揚介紹說：“從紅軍時代起，人民軍隊不是單純為打仗而打仗，而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甚至幫助駐地群眾生產和做家務；今後，大軍南進，它將起工作隊的作用。”這對米高揚而言，真正地明白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與蘇聯紅軍的相同之點與不同之處。
其次，由於米高揚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公開表示：不贊成毛澤東提出的中國青年“除了建立青年團之外，恐怕還要建立學生聯合會或其他形式的青年組織”的意見，惹得毛澤東很不高興地說了這樣一番話：“中國有一億青年，怎麼可以用一個組織統一起來呢？物件不同，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應該是恰當的，靈活的。”因此，任弼時在與米高揚的單獨談話中重點講了這個問題。他說：“中國的近一億青年，有的在解放區，有的在蔣管區，東北的青年，抗戰勝利前還是在日偽統治下生活。他們的認識有差別，覺悟程度有高低，單純用一個青年團的組織，不可能把大家組織起來，要麼降低了青年團的先進性，不然就是對青年要求過高，所以，除了青年團之外，還要有其他的組織形式，比如開展青年統一戰線的青年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等，而青年團則是共產黨團結教育一代青年的核心。這是大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
任弼時在講到革命的轉變時說：“戰爭結束後，我們將集中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這方面希望得到蘇聯的幫助，在我們的經濟建設取得一定的成就時，將逐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因此，恢復生產，開展經濟建設等，實際是為革命的轉變創造條件，鋪平道路。”
從以上談話的語調可知，任弼時與米高揚的單獨談話，就像是老朋友之間的談心，顯得是那樣的自然和親熱。這樣的談話，給米高揚留下了難以忘懷的美好的印象。他覺得“弼時是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者，一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修養的領導者，一位很有涵養、有政治修養、有豐富工作經驗的難得的領導人”。
毛澤東白天與米高揚舉行會談，擠時間，多數是在夜間還要指導和平解放北平的大事，以及關注南京代“總統”李宗仁，還有坐鎮溪口的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假談和平的陰謀。在這短短的幾天中，他發出了數十份重要電文。僅就和平解放北平一事，毛澤東就寫下了多份重要的文稿，摘其要者如下：
二月一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關於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的新聞稿，明確指出：“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與勝利。北平人民，包括勞動人民，資產階級及紳士們在內，一起渴望和平解決，又是一個原因。北平和平解決的再一個原因，是近二十萬的國民黨軍隊除少數幾個死硬分子外，從兵士們到將軍們，一概不願打了。”
二月三日，毛澤東獲悉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要舉行入城式的前夜，傅作義的思想又產生了很大的波動。他當即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彭真電：“（一）對傅的態度如新華社公開所表示者，他過去做的是錯的，此次做的是對的。他的戰犯罪我們已經公開宣佈赦免，斷不會再有不利於他的行動。他不應該搞什麼中間路線，應和我們靠攏，不應發表不三不四的通電，應發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們方面說話的通電。如果他暫不願發表這樣的通電，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講。以上態度應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開明確反覆說明，特別是對鄧寶珊、周北峰、王克俊、閻又文諸人你們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內或城外）對改編傅部和爭取太原、武漢、南京、上海的區域性和平解決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讓他飛到綏遠去。將來他去綏遠或他處都是可以的。入城後，請林彪和傅（作義）、鄧（寶珊）見面扯開談一次。……”
依然是二月三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毛澤東暫時中斷了與米高揚的會談，與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一起圍在收音機旁邊，收聽入城式的轉播。當他收聽到“上午十時，以指揮車和軍樂隊為先導，開始進入永定門，依次為裝甲車隊、炮兵車隊、坦克部隊、摩托化部隊、騎兵方隊和步兵方隊”之後，他的臉上綻開出了勝利者應有的笑靨；當他收聽到“工人、市民、學生和各界歡迎的人群擠滿了解放軍透過的各條通衢大道，各民主黨派人士、教授學者和社會名流也加入歡迎行列”之後，他有些激動地笑了；當他收聽到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彭真、葉劍英以及北平聯合辦事處全體代表登上箭樓檢閱，葉劍英代表北平市委發表重要講話，宣佈北平市將在軍事管制的時期，要完成“系統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權，推行新民主主義的政策……消滅一切混亂現象，建立人民民主的經常的秩序”等六大任務後，他忍不住地放聲笑了起來。後來，毛澤東見到葉劍英，還風趣地說了這句話：“我聽收音機了，你那個講話真是‘聲嘶力竭’啊，為新政權吶喊，就是要有這麼一股勁頭！”
米高揚到達西柏坡前後，恰逢中國人民歡度傳統的春節。毛澤東聽著喜慶的鞭炮聲與米高揚舉行會談，心情當然是難以言述的，尤其當他再聽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昂首挺胸走進古都北平的廣播時，很自然地會想到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的屈辱史，禁不住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大有“積存在中國人民心中的所有屈辱都傾吐出來的感覺”！但是，當就要進入北平的李克農請示工作的時候，毛澤東遂又有些沉重地說道：“中央由西柏坡遷入北平，它標誌著中國革命完全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那就是以城市為中心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的階段。因此，它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你要轉告劍英和彭真同志，一定要腳踏實地地做好這件事情。”
與此同時，毛澤東不能不想到就要覆滅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遂又下意識地發出了這樣的自問，“蔣介石與李宗仁是如何過春節的呢？……”
十
溪口，是浙江省奉化縣一座風景極佳的小鎮。其地山環水繞，溪流近百，主要者有三：“縣溪、錦溪、剡溪。其中剡溪發源於四明山餘脈橫溪嶺，迂迴曲折，凡九曲，與其他兩溪匯於甬江，東流入海。而剡溪第九曲經公塘南北兩支流合於錦溪，即為溪口，亦稱錦溪村。”這兒就是生養蔣介石的故鄉。
蔣介石每次下野歸裡，或回鄉省親，都住在墳莊。所謂墳莊，溪口人民都知道即為蔣母之墓地。由於蔣母非元配，不便和蔣介石的父親同穴，所以蔣母臨終時叮囑蔣介石為她另行擇地安葬，不得與乃父同穴。蔣遵母囑，請了奉化最有名的風水先生四處勘察墓地，最後擇葬於白巖山魚鱗岙中壟。這位風水先生指著四周的風景說：“這兒是最好的龍脈，整個地形像座彌勒佛，而蔣母的墓穴就點在彌勒佛的肚臍上。其後人如出彌勒之腹，乘其龍脈之勢騰達於神州。”果真蔣母死後不久，蔣介石繼中山先生一成國民黨大統，應了風水先生的預言。從此，他在其母墓地旁邊蓋了住房，供自己回鄉孝母之機，再多得些彌勒佛祖的護佑，使他這位由溪口龍脈飛出去的“真龍天子”穩坐九五之尊。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前兩次下野與復出均和這座蔣母墓地有關。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蔣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的逼迫下第一次下野，他悻然回到溪口，守侍在蔣母墓地之側靜觀待變。在這期間，他不僅和宋美齡暗訂秦晉之好，而且還為是年十二月三日復出打下了伏筆。從此，他也為構築蔣、宋、孔為三大支柱的蔣家王朝打下了基礎。
一九三一年，由於“九一八”事變等原因，導致蔣介石第二次下野。蔣氏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偕宋美齡回到溪口，守侍在蔣母墓地之側，利用以退為進、觀變待起的策略，剛好過了一個月，他就利用一觸即發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之機，昂首挺胸地回到南京，再次入主中央。
這兩次下野與復出，在蔣介石看來絕非偶然。為此，他經常發出這樣的自問：“為什麼我在失意的時候回到溪口，守侍在母親的墓地之側，就能化險為夷，重新榮光呢？……”他的結論是：他這條由溪口飛出的“龍”，理應回到生養他的地方，藉助母親的陰靈之光，再次騰飛，遨遊九州。因此，蔣介石這次——第三次下野，依然是守侍在母親的墓地之側，望著龍脈的山勢，靜候東山再起之日！
蔣介石這次下野自稱是為了“彌戰消兵”，他被迫同意和談，是為了為捲土重來贏得時間。因此，他同意“和談”與同意“引退”一樣，並非出於真心。他雖然承認時下戰必亡，但他還認定和則更亡，因為主戰是他蔣某人舉的旗幟，並在國民黨中、軍中，及至於政府中還有一定的號召力；他一旦棄戰求和，那南京政府的主角，可就真的變成了主和的李宗仁了！如果再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根據中共的一貫政策，李宗仁可以將功補過，而他蔣介石唯有被送上歷史的審判臺。這是蔣介石絕對不能接受的。自然，這也是蔣氏必然要遏制李宗仁重開國共和談的原因。為此，蔣介石於不聲不響之中做了如下這些文章：
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簽署下野文告的同時，“手令提取中國銀行所存美金一千萬元，匯交在美國之空軍購料委員會主任毛邦初，囑毛將該款連同原存美國餘款悉數從紐約中國銀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義存入美國銀行”。如史家所雲：“蔣此舉系慮及和談成功，建立聯合政府，以防該款落入新政府，而採取此種非法私相授受措施。”
一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在靜觀李宗仁四處奔波和談的同時，他於溪口密函南京、上海的國民黨軍事、政治、黨務、特務首腦人物，命令他們加強備戰思想，一旦和談破裂，就作戰到底。換言之，李宗仁和談的戲一落幕，蔣介石就準備高舉作戰到底的大旗登臺。
同日，蔣介石密令軍事法庭，無罪開釋日本侵華頭號戰犯岡村寧次大將，為李 宗仁重開和談再設障礙。
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獲悉李宗仁未經他的允許，公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公開信。這在蔣氏看來，是李宗仁以所謂“法統”對抗他的“黨統”，並妄圖打破他的“以黨控政”的格局，進而借改組行政院了結“府院之爭”。為此，他借支援孫科之機，進而擴大“府院之爭”的矛盾。在這期間，不僅孫科未向李宗仁報告準備將行政院遷往上海，而且他以國民黨總裁的名義擬將中央黨部遷往廣州，搞得李宗仁這個代“總統”在南京唱獨角戲。
正當蔣介石在溪口得意地運作掣肘李宗仁的戰略，或曰戲耍李宗仁這個代“總統”的時候，他突然獲悉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陳儀將要秘密率部投共的訊息。由於這一歷史公案至今海峽兩岸各有說辭，故筆者有必要據史簡介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陳儀在共產黨人和民革主席李濟深等人策動下，決心以傅作義為榜樣，為和平作出貢獻。他的老部下，並有師生之誼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於本月上旬向陳提出和中共地下黨聯系人作商談。是日，陳派外甥丁名楠持他的手書赴滬見湯。湯謂：“茲有×××先生應邀去見你，請你和他暢談。我們從前的計劃他都同意，希迅速實行，以免夜長夢多。”並附四點意見：（一）徐蚌戰爭已結束，蔣方徹底完結，這正合全民願望。請你不要遵蔣方指示，上海工事應全部停止；（二）有利於蔣方軍事部署也完全停止，以免擾亂民心；（三）上海全部物資，不必變賣，留給共方；（四）我們早已商定，以保護滬杭安全以至全浙人民安全，不受軍事擾亂為主，對潰兵遊勇，要嚴加管束。此函被特務頭子、上海警備局長毛森發覺，湯為個人安危，於次日將陳密函送溪口蔣介石告密，並向蔣誓輸忠誠，自請誘捕陳儀歸案。
由於蔣介石與陳儀有著幾十年不錯的交往，方把他的家鄉的父母官交由陳儀當。但是，實出蔣氏所料的是，陳儀竟然背叛他投共，這對他的震撼實在是太大了！接著，蔣介石命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派特務對陳儀嚴密監視，並安排其心腹周函準備接替陳儀的職務。同時，他命令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向三軍下達《應付時局六要領》密令：
（一）認清中共企圖；
（二）中共八條“第一條所謂戰犯，意在侮辱我領袖，動搖我信心……須予以嚴厲駁斥”；
（三）軍事最近作戰重點，封鎖鞏固長江，並保衛西北、西南；第一線部隊宜加強戒備，切實演練殲滅敵人戰術；
（四）“後方整訓部隊及無作戰任務部隊，務須加緊補充訓練，以提高作戰精神及能力，短期變成勁旅”；
（五）“對後方治安秩序應加維持，地方散匪及造謠生事、罷工、怠工等行為，應嚴加取締肅清”；
（六）“對部隊應特別注意激勵士氣”。
蔣介石在處理完上述大事之後，即迎來了農曆大年三十，即除夕。他在蔣母墳莊祭拜過之後，遂懷著愴然的心情回到故居報本堂——豐鎬房和兒孫們團聚“守歲”，準備夜幕降落之後，閤家團圓，共飲屠蘇酒，同吃年夜飯。或許是蔣經國希望父親能高高興興地過年，蔣介石剛剛走進門，迎面走來的是洋兒媳婦蔣方良以及中俄混血的孫子孝文、孝武，孫女孝章，在蔣經國的導演下，一一行過家禮。蔣介石俯身抱起不滿四歲的孫子孝武，親了親那嫩嫩的面頰，旋即坐在太師椅上，順勢又把孝武放在自己的雙腿上。他望著面前十分可愛的孝文和孝章，內心中湧動著一種說不出的情潮。抑或是這些年來他和政治打交道成了習慣，在這種人為做出的家庭親情的氛圍之中，他還是聲調低沉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四年前，也就是孝武出生的那一年，毛澤東告誡他的同仁和部屬，要做當年的愚公，子子孫孫挖山不止。他的話得到了應驗。今天，我也告誡你們，為了完成先總理的未竟大業，也要子子孫孫挖山不止，直到完全勝利為止！”
年幼的孫子、孫女並不完全明了爺爺的良苦用心，只好帶著似懂非懂的表情望著沒有笑靨的爺爺；蔣經國當然知道父親說這些話的想法，但他認為有悖於希望父親高興的用意。然而當他再看見父親那沉鬱的表情，也只好違願地點頭稱是。這時，溪口鎮的夜空中突然傳來了幾聲爆竹響，似驚醒了沉浸於國事的蔣介石，當他看見懂事的孝文和孝章，不約而同地學著他父親的樣子立正站好，又忍不住地笑了，忙說道：“今夜是除夕，從我開始誰也不準談國事，只說家事，你們說好不好？”
“好！”三個孩子就像是在課堂上忽然聽到了老師的問話，機械地高聲答說。
蔣介石習慣於官場的酬酢，蔣經國也習慣於父親為了官場的酬酢而做出的虛偽的威嚴。今夜，似乎也只有在今夜，蔣介石感到了官場酬酢的虛偽以及親情的可貴。如今，他好似真的把終生為之奮鬥的政治忘到腦後邊去了！據史記載，今晚在“最喜歡的半個洋孫女的提議下，他竟然帶頭和僕人們一起打起了年糕；他為了博得最小的孫子孝武的歡喜，掐了一塊年糕面，精心地捏了一個手拿金箍棒的孫悟空”。接著，他有意在孝武的面前晃了晃，用哄逗的口吻說：“這只猴子可厲害了，他一個斤斗能翻十萬八千裡，鬧得天宮都不得安靜。”
“不！我比它厲害。”不滿四歲的孝武一把奪過了面捏的孫悟空，為表示自己厲害，一下把它扔到屋門外去。
蔣孝武的動作把全家人引逗得捧腹大笑。蔣介石邊誇“還是孝武厲害”邊說：
“經兒，把它撿回來，用水洗洗，蒸熟了還可以吃。”
在這些方面，蔣介石的家教是相當嚴格的。這對蔣經國的成長以及後來接替父親治理臺灣，都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另外，蔣經國從父親不同時期和不同場合的言行中，還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父親的地位變了，文化品格也相應地提高了，但是仍能從他的氣質和為人的風度，覺察出他依舊是個農民的兒子。”
蔣介石命中註定是不能享受天倫之樂的！正當他與孫子、孫女玩得忘了人間還有煩惱事的時候，侍從引張群、陳立夫、鄭彥棻三人相偕走進豐鎬房，他只好請玩興未盡的孫子、孫女離去，遂又和這三位來者談起了國事。當他們議完在南京演出的“府院之爭”、“以黨控政”的戲後，很自然地又說到了李宗仁倡行重開國共和談，以及中共毛澤東絕不領李宗仁之情等情況。但是，當講到今後該怎麼辦的時候，這三位來者就三緘其口了！蔣介石望著這三位親信緘默不語的表情，近似自語地說道：“我是相信知恥者後勇這句話的！為了未來的後勇，我們必須首先做一個知恥者。所謂知恥，就是敢於承認我們辦錯的事情。為此，我回到溪口之後認真地檢查了過去的行為，並和經國談了一些我對未來的設想。”
張群與蔣介石相交近四十年了！他對蔣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堪為瞭如指掌。如史家所說，張群“為博得蔣之信任，完全以蔣之政治目的為目的，蔣之立場為立場，無一系異於其間”。今晚，他一聽蔣介石的語氣，知道蔣介石想藉此時機闡述他敗中再起的道理，故鄭重其事地說道：“為使我等一解迷津，希望總裁再向我們宣講一次。”
首先，蔣介石講了他在日記中所做的這段檢討：“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是無異失去靈魂，焉得不為之失敗。”
接著，蔣介石又對所謂本黨改造方案，特加研讀。他從三民主義理論到社會實踐，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最後，他講了如下這段話：“一切以組織為主，紀律為輔。故組織應在紀律之先。組織的物件：第一為人，第二為事和物（包括經費在內）。至於幹部訓練與重建之方針，必須陶冶舊幹部，訓練新幹部。其基本原則：（一）以思想為結合；（二）以工作為訓練；（三）以成績為黜陡。”
張群等人聽後感慨萬端！對此，蔣經國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幾句所謂體會：“這是失敗基因的深刻檢討，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確方針；我們必須隨時隨地、至誠至謹加以領略，服膺與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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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蔣介石絕對不是一位理論家，他一生的聰明全都用在“權謀”二字上了！上述的文字，只是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力拔山兮的楚霸王，在他演出別姬戲的時候也會發出這樣的自問：“我為什麼會走到這步田地？”我們權且不論蔣氏檢討得正確與否，就說在這瞬息萬變的國情大勢之中，又怎能容得蔣氏去自我檢討呢！因此，他捱過除夕之夜，就電令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立即飛來溪口，秘密召開軍事會議。
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毛澤東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的時候，蔣介石向飛來溪口朝聖的三位愛將發出指示：只和不戰，國家必亡。換言之，只有戰，才能和。為此，“將長江防務劃分為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白崇禧指揮，總兵力為二十五萬人；湖口以東，歸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總兵力為四十五萬人。以上海、松江地區為防務中心，重點防守上海與杭州三角地區，而對南京地區則不設重防。”蔣氏作如此軍事部署是有著一本內心賬的，那就是“待將上海之金銀與美鈔運抵臺灣後，再放棄華東、華中，轉而退守臺灣，並於西北、西南地區繼續抵抗”。自然，他對這三位愛將的要求是：誓守長江防線到雨季到來之前，堅決做到劃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為此，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公開發表談話，宣稱中共如要渡江，本人“決以全力保衛”，並稱“江防嚴密，絕無疏虞”。對所謂擾亂秩序者，“決依戒嚴法令，嚴予懲處”。
正當蔣介石在溪口緊鑼密鼓地籌謀長江防務的時候，南京發來密電：李宗仁為籌組“上海和平代表團”已由南京飛抵上海。蔣氏聽後漠然一笑，不陰不陽地說了一句：“那就讓李德鄰去行使他的代總統的職權吧！……”
李宗仁為什麼要籌組“上海和平代表團”呢？起因是黃啟漢自北平飛返南京之後告知：關於南京提出的要求解放軍停止進攻的問題，葉劍英未作正面答覆，只說向中共中央反映。這對李宗仁而言，無疑是有些失落感。為了繼續“敲和平之門”的同時進一步試探中共對“和”與“戰”的態度，他決計籌組“上海和平代表團”赴北平訪問。幾經努力，所謂的“上海和平代表團”籌備就緒，代表人選暫定為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和甘介侯五人。對此，黃啟漢認為“和平之門”是開著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卻認為是來一個宣傳“攻勢”，制造輿論，對促進和平是大有好處的；黃啟漢聽後認為這近似虛張聲勢，不是誠心誠意尋求和平的應有態度；邵力子以黃之見為然；可是，李宗仁認為此舉還有一個“聯共壓蔣”的政治目的，故還是做了決定：“讓代表去吧，至少沒有妨礙。”
李宗仁為了借用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勢，繼續高揚和談的調子，遂決定借訪晤“上海和平代表團”成員之機，希冀彌合已經形成的府院分裂，挽留孫科內閣，並勸其回到南京，於二月一日上午九時乘專機飛滬。同行的除去“和平老人”邵力子外，還有程思遠、甘介侯等人。十時，專機在上海龍華機場降落後，僅有吳忠信、吳國楨、朱家驊等人迎接，孫科內閣的成員無一人到機場歡迎代“總統”。這說明孫科內閣在蔣介石的操縱之下，意欲和李宗仁的“總統”府堅決鬥下去。這也促成李宗仁改組孫科內閣的決心。此乃後話，略而不述。
李宗仁不露聲色，與隨行人員先到黃紹竑在上海的府邸休息。同時，通知孫科內閣所有成員，下午三時半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四樓舉行會談。接著，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往訪上海名流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等人，請他們以私人資格北上，呼籲和平。彼等表示，甚願予以助力。”
其中，最令李宗仁感動的是顏惠慶老人，他當即說了下邊這段話：“我年雖七十三歲，並患心跳病，平生還沒坐過飛機，如今為了爭取和平，就顧不得了。”
誠如史家所說：李宗仁感動之餘得出結論：和平是大勢所趨，順者則昌，逆者則亡。所以，他在下午和孫科內閣成員舉行會談的時候，有意高揚了和談的旗幟，並嚴肅地指出民心思和的歷史趨勢。最後，他才“勉以團結大義，勸他們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
孫科內閣是蔣介石一手組建的，自然應對蔣“總統”負責。加之孫科與李宗仁所謂的遠近恩怨，就愈促孫親蔣排李。但是，孫科也看到了“和平”已成當今時髦的潮流，他也不敢公然反對和談，遂藉故說：“一週以前，共軍前鋒已到浦鎮，南京正在共軍遠端大炮射程之內，為使政治重心不受軍事上的威脅，行政院已經決議二月四日遷往廣州。”
李宗仁聽後大驚，自知府院分裂無法彌合，他不失身份地說了幾句規勸的話後，遂宣佈會議結束。
下午五時，“李宗仁原機飛返南京，由程思遠邀童冠賢、範予遂同行，並留甘介侯在上海協助邵力子組織上海人民代表團。童、範兩人向李宗仁彙報，蔣介石不僅策動孫科內閣遷往廣州，並由陳立夫運用經濟力量拉攏立法委員前去廣州復會，立委凡願赴穗開會者，每人送船票一張，美金一百元，到廣州後，月給港幣三百元的特別津貼。但留滬立委仍多數願去南京，支援李宗仁爭取和平的政治立場”。
對此，當事人哀嘆道：“行政院遷往廣州以後，立使李宗仁處於困境。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存在，實則成了問題。說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個代總統，而沒有行政機構；說它在廣州，但廣州只有一個行政機構，而沒有政府首腦；說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個宣佈‘引退’的總統，而黨政機構均在廣州。這樣，國民黨政府處於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
是日傍晚，李宗仁回到傅厚崗官邸，收到參謀總長顧祝同的一封公函，是答覆李代“總統”下令釋放張學良和楊虎城的。他當即拆閱：
德公代總統鈞鑒：
子回代電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關於核覆張學良、楊虎城自由一案，業經轉電臺灣陳（誠）主席及重慶張（群）主任知照矣。肅復，敬候崇綏。
接著，李宗仁果真收到了陳誠的覆電：
南京李代總統德公：
×密，東電奉悉，可否請程思遠兄來臺一談？職陳誠叩冬。
李宗仁閱後甚為不悅。在他看來，作為代“總統”明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乃區區小事，沒有想到參謀總長顧祝同竟然推諉、扯皮。更是令他不解的是，陳誠這個臺灣省主席不僅不釋放軟禁在臺的張學良，反而要他這位代“總統”派程思遠“來臺一談”。他一是救張、楊二位將軍心切，再是不知陳誠是奉蔣介石之命行事，故“立命程思遠束裝就道，飛赴臺灣”。自然，程思遠此次臺灣之行一定是無為而返的！
在李宗仁看來，他扯起重開國共和談的大旗，中共方面理應無條件歡迎。但是，中共方面卻是有條件的支援。就說他計議中的“上海和平代表團”吧，中共答覆只許他們以私人資格赴平參觀，並指出甘介侯為“販賣和平分子”，拒絕其赴北平。為此，原定二月八日飛平之議，他只好取消。這對李宗仁而言，無疑是澆了一瓢冷水，真是寒到了心底！
蔣介石卻高興異常！同時，他授意留居南京、上海的大批耳目、輿論工具，在京滬兩地掀起了譏諷李宗仁主和拍馬屁，而共產黨人不領情的歪風，搞得李宗仁的心裡很不是個滋味！
與此同時，蔣介石為了給李宗仁設定和談障礙，授意國防部召開江防緊急會議，除去國防部長徐永昌、參謀總長顧祝同、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國防部第三廳廳長蔡文治等參加之外，點名要代“總統”李宗仁與會。這樣一來，就等於向中共說明：李宗仁的和談是假的，因為他還在召開江防會議。可以想見，這樣的江防會議不會有什麼結果。而“李宗仁鑑於蔣介石幕後操縱，束手無策”，在“激烈爭吵中而散”。也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李宗仁悵然自語道：“咳！當這種勞什子總統幹什麼……”
但是，政治家一旦捲入政治潮流，是很難自拔的。要麼沉入潮底，要麼躍上浪尖，很難有第三種選擇。當然，萌生不當這勞什子“總統”的李宗仁也不例外。尤其當他的耳邊感到自蔣介石一方吹來的涼風之後，他又必然堅定自己的和談信心。有人說，李宗仁一生從政的最大長處是個忍字。今天，他再次忍字當頭，親自趕赴上海，再度聯絡，最後終於決定了代表團的人選為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三人。邵力子是以私人資格前往與中共當局交換意見者。此外隨同前往的有：黃啟漢，四老的秘書龔安慶、傅澍蒼、潘伯鷹、張豐胄，隨行者金山（即主演《夜半歌聲》的名演員），中航公司也派電信課長顧樂時與技師雷仲仁等共十九人同行。
李宗仁在上海完成組團任務之後，又在桂系謀士黃紹竑的府邸與黃啟漢進行了一次長談。首先，他為了表示和談的誠意，再次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親筆信，當面交給黃啟漢，務求轉達。同時，要黃口頭上向葉劍英或其他中共領導人轉達如下六點意見：
（一）希望能實現全面和平，倘有區域性人反對，再合力以政治軍事力量對付之；
（二）和談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原則為基礎，但戰犯問題之處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後；
（三）絕不期望以外援進行內戰，只要答應進行和談，可作公開宣告；
（四）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開始商談和平方案；
（五）對蔣介石本人，如認為他留在國內於和談有礙，可提出使之出國；
（六）對國際關係，希望中國成為美蘇友好關係的橋樑，不希望依附一國反對另一國，美蘇兩國的友誼，均須爭取。
據史記載：為慎重起見，李宗仁要黃啟漢把這六條意見用筆寫下來，再三囑咐務必傳達無誤。同時，李宗仁還要他的機要科編了一本專用電報密碼給黃啟漢，並把設在他官邸的電臺呼號抄來，要黃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許黃在北平設立一個電臺作為和他通訊之用。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時許，滿天的烏雲突然露出了絲絲笑顏，高懸在東方的太陽鑽雲破霧，不時向陰冷的大地透出一點光亮。或許因為元宵佳節的緣故，抑或因有其他的喜訊，上海龍華機場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突然，候機廳大門前掛起了大紅的橫幅，上書“熱烈歡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赴北平”；接著，各界人民的代表、中外記者，還有那些所謂的“保安人員”雲集門前，擠得水洩不通，等候著“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成員的到來。
有頃，數輛轎車相繼駛來，停在機場門前的廣場上，代表團成員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在秘書的攙扶下步出轎車，穿過人群閃開的通道走進候機廳。這時，中外記者蜂擁而上，拍照的拍照，提問的提問。歷史為後人留下四老回答記者的這樣四句話：
顏惠慶說：“此行倘能使共方決定和談確實日期，則已可大功告成。”
章士釗說：“此去除呼籲和平外，願將中共所提出建議，隨時告訴南京。”
江庸說：“已受郵局委託，與共方解決華北與華南通郵問題。”
邵力子則笑謂：“此次乃去跑龍套，尚未到以政府代表說話的時機。”
四老和十九名同行人員相繼登上中央航空公司XT57號專機向著北方飛去。送行的人們，乃至於京滬各界人民都發出這樣的自問：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此行會有什麼結果？中共領袖毛澤東將如何看待李宗仁和蔣介石在暗中的鬥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