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澤東由西柏坡進北平的路線是提前選好的。
毛澤東進北平的車隊不算大，一共有十二輛小汽車，這是首長坐的車，依次為開道車以及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乘坐的車輛；接下來是十輛卡車，前邊的五輛拉著少數機關工作人員和行李，殿後的五輛拉的是中央警衛團的手槍連和一個步兵排。在那個年月的老百姓眼裡，像這樣的車隊就稱得上是浩浩蕩蕩了！
毛澤東進北平的車隊離開西柏坡之後，沿著山間公路向北疾駛。雖說由於路面不平，在飛舞的煙塵中顛簸前進，但毛澤東一俟想到前年的三月，他拄著一根木棍從延安撤離；去年的三月東渡黃河，騎馬趕來西柏坡，似乎就忘記了車顛土嗆，臉上依然綻開出勝利者那特有的笑顏。他似乎唯恐身邊的人員忘了過去的一切，又意味深長地問道：
“你們還記得嗎？一九四七年的三月我們在幹什麼？”
“我記得最清楚了，那年三月十八日，我們跟著主席撤離延安。”警衛員答說。
“去年的三月呢？”毛澤東又明知故問。
“去年的三月二十二日，我們跟著主席由陝北米脂縣的楊家溝出發，向華北前進。”
“好，好！你們都記得的。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日，比去年只差一天，我們又出發向北平前進了。”
“主席，我們明年的三月還會從北平搬家嗎？”
毛澤東聽後一怔，沉吟了相當的時間，低沉地說道：“明年三月再搬家，我們的革命就有問題了。”
接著，毛澤東很有興致地與同車的警衛員天南海北地講起了革命的艱難，以及全國人民對革命作出的貢獻。車隊終於從太行山中駛出，進入了一望無際的大平原。當他們看見在田間勞動的不是婦女就是老人，要麼就是少年兒童，很少看見有青壯年男勞力在田裡勞動時，每人心裡都有著說不出的滋味。
毛澤東感慨萬端地說：“為了戰爭的勝利，農民們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啊！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我們要想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的車隊經靈壽、行唐、曲陽，晚上到唐縣城東淑閭村住下。毛澤東住在村民李大明的家裡，睡在用門板搭成的床鋪上。翌日——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出發，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飯，並聽了林鐵等的彙報。下午三時繼續北上，傍晚到達涿州，住在第四野戰軍四十二軍軍部大院，與軍長萬毅晤談，表揚他們豐臺之仗打得好。是日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與專程前來迎接的葉劍英、滕代遠見面，聽取了北平工作的彙報，決定了進北平的行止。說到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遷北平的安全問題，有關方面的負責人於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飯店召開了迎接中央遷平會議。會上傳達了周恩來的有關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為首，包括聶榮臻、程子華、劉亞樓、李克農五人組成的迎接中央遷平組織委員會，並對中共中央遷平的沿途警衛、對空警戒、閱兵及城市慶祝等作了嚴密的部署：從唐縣到涿州，由華北軍區負責；從涿州到長辛店，由四野第四十二軍負責；從長辛店到西直門，由四野第四十一軍負責，從西直門鐵路以西直到香山，由李克農負責；對空警戒，包括西苑機場、香山等處，均由劉亞樓負責。總之，要求做到萬無一失。就說由涿州到清華園這一段的安全措施吧，不僅葉劍英和李克農對沿線作了周密的佈置，而且還報請時在西柏坡的周恩來批准，才形成了如下這個方案：
從涿縣到北平清華園，共有十二個站，約六十八公里，兩小時內即可到達。現每站派負責人兩名，一守電話，一盯道岔並監視車輛透過。在中央首長從涿縣換乘火車進北平時，為保證安全，編為三個列車，每列車八個車皮。第一列車掛八個客車。載警衛部隊和少數幹部以及警衛人員為壓道車，到西直門站下車，然後用卡車將他們送至香山。第二列車掛八個臥車和一輛餐車，直開到清華園車站。第三列車掛五個客車和三個行李車，開到前門車站。
按計劃，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專列於二十五日晨三時向北平行駛，並於晨六時到達清華園車站。
清華園車站是個廢棄的舊車站，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停止使用了。由於事關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車站的保安人員由李克農的中央社會部便衣隊負責，車站外圍的安全由北平市公安局配合。毛澤東的專列剛剛停穩，周恩來就匆忙走下車來，找到李克農之後，嚴肅地問道：“克農同志，這裡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嗎？”
“報告周副主席，”李克農習慣地行過軍禮，“一切都安排好了，請毛主席等中央首長下車，改乘汽車去頤和園，在益壽堂休息。”
頤和園是一座皇家公園。但是，由於長年戰亂失修，滿園的風景已經全然荒蕪了！自從平津戰役打響之後，這座皇家公園就很少有人問津了。待到李克農奉命勘察頤和園中的安全之時，園中就只有少許的工作人員與不多的和尚了。那時，由於北平剛剛解放，國民黨的潛伏特務到處都是，天天都有大小不等的破壞與暗殺活動，搞得城內城外的居民不敢單獨行動。為了確保毛澤東及中央領導的安全，李克農下令將頤和園中的所有人都打發走了。但是，他沒有想到毛澤東和中央領導進駐之後需要吃飯喝水，因此，當毛澤東要水沒水，要飯沒飯的時候，氣得毛澤東向工作人員發了一通脾氣：“你們搞什麼名堂？先來的人都幹什麼去了？”
工作人員多是李克農的屬下，他們只好解釋都是為了安全造成的。毛澤東一聽愈加添了幾分火氣：“你蠢嘛！你把水全排幹了，你那個魚還講什麼安全？你安安全全**在那裡，餓死在那裡吧！”
社會部負責保衛、接待的同志唯有接受批評，臨時跑到頤和園的外面買來米飯和三菜一湯，才算解決了毛澤東以及中央領導同志的吃飯問題。抑或是這件事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在總結中共中央遷平警衛工作的會議上，毛澤東對此又作了批評：“你們搞得我進北平比蔣介石進北平還厲害！”
周恩來不僅善解毛澤東的心意——共產黨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要脫離群眾，同時也對警衛工作提出了善意的批評：“像你們這樣搞法，交通斷絕，槍口對外，還叫不叫我們接近群眾？人民領袖哪有這樣進城的？”
毛澤東批評歸批評，周恩來說歸說，作為做具體工作的李克農，他這些天來一直不安的心總算放下了，因為中共中央已經安全地進駐了北平！多少年後，楊尚昆回憶起進北平的時候，他對李克農負責的保衛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下午四時許，毛澤東以及中央領導同志乘汽車從頤和園出發，經海淀鎮、白石橋、紫竹院，於下午五時許安抵西苑機場。當毛澤東的汽車駛進機場之後，雄壯的軍樂驟然響起，前來接受檢閱的工人、農民、青年、婦女、教授、藝術家以及各民主人士的代表情不自禁地歡呼歌唱！毛澤東走下汽車，主動地走向工人代表，與之一一握手；接著，毛澤東一行走到一百六十多位民主人士的歡迎行列，非常高興地與他們相見，並與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馬敘倫，以及他的老朋友柳亞子等知名人士相見，互致問候。這時，傅作義將軍大步走上前來，毛澤東迎上去與之握手，並提議合影留念。
天漸漸黑了下來，突然一發白色的照明彈騰空而起，毛澤東檢閱三軍儀仗隊開始了！首先，毛澤東登上一輛綠色的吉普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等中央領導依次登上檢閱車。
這時，第四野戰軍參謀長、閱兵總指揮劉亞樓將軍邁著軍人的步伐走到前面，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行軍禮，大聲報告：“受檢閱部隊全部到齊，請毛主席和中央首長開始檢閱！”
軍樂奏響了雄壯的《解放軍進行曲》，五十門六零炮陸續發出五百發照明彈，猶如璀璨的火花映紅了夜幕初降的天空。接著，毛澤東乘坐的綠色的吉普車緩緩行進，逐一檢閱組成方陣的坦克、高射炮、榴彈炮、重炮，以及摩托化步兵、乘坐卡車的士兵……他聽著指戰員發出的震耳欲聾的“毛主席萬歲”的呼聲，情不由己地舉起右手，向這些跟著黨打天下的代表致敬禮！待到軍樂突然改奏“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的時候，他不知何故，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情感打心底湧起，兩眼禁不住地淌下了多情的熱淚……
閱兵結束之後，毛澤東懷著勝利的喜悅告別了西苑機場，乘車駛向早已選好的駐地——香山雙清別墅。香山位於北平的西郊，是具有悠久歷史的風景名勝區。香山因大石似香爐而得名。山中峰巒疊翠，怪石嶙峋，林木繁多，松柏參天，尤其時過中秋，滿山紅葉，更顯得香山分外誘人！再加上香山主峰名曰鬼見愁，站在峰頂遠眺，西郊諸多美景盡收眼底。因此，這裡不僅留下了文人騷客的足跡，而且還建有唐、遼、金、元、明等朝代的文化古蹟。迨至清朝康熙十年秋，玄燁皇帝在香山寺、宏光寺一帶營建香山行宮，這裡就成了皇室的專用地了！然而香山由於兩次慘遭八國聯軍的焚燒，珍寶文物被掠奪，被乾隆皇帝命名“靜宜園”的香山已是遍體鱗傷、破爛不堪了！
毛澤東住在香山有名的雙清別墅。“雙清”因有兩股清泉從山石中潺潺流下而得名。當年，清朝皇帝乾隆來到此處，有感於兩股清泉頗具意境，遂興起題“雙清”二字，請人鐫刻於石壁之上。地由字起，字因人貴，從此“雙清”就成了一塊名勝寶地了。清末民初的大教育家熊希齡先生來到香山辦慈幼院，選中了“雙清”這塊寶地，遂在這裡建了一座漂亮的別墅，時稱雙清別墅。
雙清別墅位於金代皇帝的行宮——香山寺下，這是一座極為幽靜造型別緻的庭院。清晨，雲霧繚繞，頗有幾分仙氣；院中不僅有蒼松翠柏，而且還有一池清澈見底的泉水，更有意境的是池邊那座六角亭，很容易使人想到有仙人在此對弈或撫琴；六角亭的後邊有一座西式平房，這兒就是熊希齡先生建的雙清別墅。而今，已是毛澤東進北平後的第一個下榻之處了！
毛澤東及中央領導同志的駐地為什麼要選在香山呢？首先是確保毛澤東及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由於北平是和平解放，反動勢力的殘餘尚未來得及肅清；另外，北平又是國民黨在華北的第一大城市，東北、華北的特務，尤其是特務的指揮機關大都潛伏在北平城裡，如果再算上平津戰役後的散兵遊勇，敵情是相當嚴重與複雜的。其次，香山距城裡較遠，又和西山相連，不僅宜於警衛，而且還便於防空；再次，北平解放不久，傅作義的軍事機關尚未拆撤完畢，城裡的住房，尤其是供中央辦公的地方是相當緊張的。經李克農等同志勘察並報中央批准，香山被選為毛澤東及中央領導居住和辦公的地方。
毛澤東對雙清別墅的環境是十分滿意的。假如是在戰爭年代中，哪怕是臨時攻佔的如此有名的皇家行宮，他也會不顧滿面的硝煙去尋幽憑弔——說不定詩興大發還會吟誦一首曠世絕唱！但是，如今的毛澤東剛剛搬進舒適的住室，連室內的環境也沒來得及熟悉就搖通了電話，令胡喬木通告中外：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移至北平；自今日起，新華通訊社總社和陝北新華廣播電臺遷至北平，陝北新華廣播電臺改名為北平新華廣播電臺。原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改名為北平人民廣播電臺。是日夜，他又與周恩來研究了與南京國民政府舉行和談的事宜，並將決定於翌日——二十六日利用廣播通知南京代總統李宗仁，略謂：
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代表的中共和談代表團，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對時局宣告及其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於四月一日起在北平與南京方面的代表團舉行談判……南京政府，按照上述時間、地點，派遣其代表團，攜帶為八項條件所需的必要材料，舉行談判。
也是在毛澤東入住雙清別墅的第一晚上，周恩來在研究完上述決定之後又說：“主席，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先後來到了北平，大家都想前來拜會主席，希望主席提前作些安排。”
“恩來，請通知有關同志，明天我要會見黃任老。”毛澤東聽後似不假思索地說道。
周恩來知道黃任老是黃炎培先生，因字任之，毛澤東尊稱黃任老。周恩來猶豫了一下，遂又告知：黃炎培在我黨地下工作者的幫助下，不久前逃離上海，偕盛丕華、俞寰澄、常任俠等於二十三日經由香港乘船到達天津，受到黃敬等同志的熱烈歡迎；今天——二十五日由天津乘火車安抵北平，遂又馬不停蹄地趕到西苑機場，參加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入城閱兵式。因此，周恩來以商量的口氣說道：“黃任老上了年歲，主席這幾天以來也夠辛苦的了，是不是推後幾天再見為好呢？”
“不！明天，請黃任老好好地休息一個白天，晚上，我要和他作竟夜長談。”
周恩來聽後不解，他怔了一下，實在想不出毛澤東有什麼重要的大事，一定要在入住北平的第二天和黃炎培作竟夜長談？但他深知毛澤東的個性：他一經決定了的事誰也很難改變。為此，他只好關切地說道：“主席，你明天也要好好地睡它一天。”
“不！我要再次認真地拜讀黃任老的《延安歸來》一書。”
黃炎培，字任之，又字忍之。他於一八七八年生於江蘇川沙縣。早年獻身革命，舉義反清，是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出任省議員兼省教育會副會長。一九一七年，他在上海發起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參議員。在此期間，因不滿蔣介石獨裁以及不抵抗的政策，遂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他又發起建立中國民主建國會。堪稱是我國近代政壇有影響的耆宿。
黃炎培何時與毛澤東結識的呢？據史記載，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黃炎培與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國民參議員應毛澤東之邀赴延安訪問，在機場歡迎儀式上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但是，毛澤東是何時初識黃炎培的呢？據毛澤東自述：一九二零年。請看毛澤東在延安機場緊緊握住黃炎培的手說的這句話：“黃任老，我們二十多年不見了！”
黃炎培聽後愕然，望著興致極佳的毛澤東問道：“我們不是第一次見面嗎？”
“不，不！”毛澤東笑著搖了搖頭，又說道，“那是在一九二零年五月，是哪一天記不清了，你在江蘇省教育會主持歡迎胡適的恩師杜威先生，你說中國的一百個中學畢業生，升學的只有多少多少，失業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聽眾中就有一個毛澤東。”
黃炎培聽後悻然而笑，想了想，的確有過這樣一次講話。他望著坦然大笑的毛澤東，說道：“你的記性真好，想不到那天在大群聽眾之中，竟然有這樣一位蓋世的英雄豪傑！”
毛澤東早在一九二零年得識於黃炎培實屬偶然。但是，黃炎培與毛澤東結為忘年之交卻有幾分“緣分”。據史記載：黃炎培到達延安的第二天下午，他們一行六人應邀到楊家嶺訪問毛澤東。沒想到他一走進那座“中間是一張長桌，四周擺著椅子約可容二十人”的會客室，發現在四壁牆上掛著的那幾幅畫作之中，竟然有一幅沈鈞儒的次子沈叔羊畫的一把酒壺，上寫“茅臺”二字，在酒壺的旁邊只有幾隻杯子。有意思的是，這幅畫作上卻有黃炎培題寫的一首七言絕句：
宣傳有客過茅臺，
釀酒池中洗腳來。
是真是假我不管，
天寒且飲兩三杯。
毛澤東看著矚目畫作的黃炎培，笑著問道：“黃任老，聽送畫人說，你題寫的這首七言絕句和我指揮的四渡赤水之戰還有些關係？”
黃炎培如實相告：這幅畫作於一九四三年，當時正值國民黨掀起第三次**高潮，叔羊有感，為他父親“畫以娛之”。在請黃炎培題詞時，黃氏想起一種傳說：紅軍長征過茅臺的時候，因戰士不識池中就是茅臺酒，遂脫去草鞋在酒池中洗腳。他或許也是有感而發吧，遂揮毫在畫上題了這首七言絕句。對此，黃炎培笑著說：“我當時是針對山城有關的謠傳而題寫的。”
“黃任老，不完全是謠傳。”毛澤東當即告訴黃炎培，那時，不少紅軍指戰員因跑路磨破了腳，也有不少掛彩的傷員，聽說茅臺酒能消毒，大家就不約而同地脫去草鞋，用茅臺酒擦傷口。最後，他又深沉地說：“茅臺酒不僅可以溫暖黃任老的身體，也幫了我們紅軍戰士的大忙，就這個意義上講，茅臺酒是有功的。”
黃炎培一生去過很多地方，但沒有一處像延安這樣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他一生住過各式各樣的中式四合院和西式洋房，但沒有任何一間臥室像延安的窯洞使他感到是那樣的溫暖：他一生接觸過數不清的中外政治家，但沒有一位使他感到有傳統意義上的知遇之恩的人，而延安被他稱之為改變人生的“留學”地方，毛澤東則是這所學校中最謙虛，也最有學問的先生。在他留住延安的五天之中，他與毛澤東竟然促膝長談了十多個小時，可謂是上至天文，下到地理無所不談。自然，他們談得最多的還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發展規律這方面的事情。
毛澤東如實地向黃炎培介紹了延安有關的情況之後，又很深情地說：“這些年來，革命的實踐使我覺悟到過去種種的錯誤，蓋源於中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毒害，所以我下定決心在共產黨內發起一個整頓三風的運動。黃任老，你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麼感想？務請直言相告。”
黃炎培作為一代大教育家，對中國幾千年來的興衰歷史瞭如指掌，對其中的規律也曾進行過不懈的探索。為此，他如實地講了這段使毛澤東難以忘懷的話語：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也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當年，毛澤東十分自信地告訴黃炎培：“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對此，黃炎培似乎是贊成的，因為他對毛澤東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時間過去了四年，毛澤東不僅告別了延安的窯洞，住進了雙清別墅，而且他就要成為建立新中國的領袖，並用他說的民主來打破黃炎培先生說的周期率的時候，他的信心似乎不如當年在延安的時候那樣十足了！他這種信心的不足和疑慮，反映在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同時，也是他入主雙清別墅就急著要見黃炎培先生的原因。
三月二十六日，夜幕剛剛垂落在大地，整座香山似乎已經入睡了，只有隨風發出的林濤聲忽遠忽近，忽響忽輕。毛澤東獨自一個人駐足雙清別墅的庭院中，一邊大口地吸著香菸，一邊向著通往山下的大路眺望，看他那急切等待的樣子，恨不得一下就見著黃炎培先生。
山下終於傳來汽車的響聲，毛澤東急忙快走兩步，趕到大門入口處向山下一望，只見一輛轎車沿著彎曲的山路緩緩地爬了上來，接著又停在那座不大的水池旁邊。車門開啟了，年過七十的黃炎培先生躬身走出轎車，抬頭一看，只見毛澤東微然作笑地向他伸出了手，他有些震愕地說道：“啊！怎麼是你……”
毛澤東緊緊地握住黃炎培的手，十分風趣地說道：“當年，我曾是旁聽先生教誨的晚輩，而今，您又是我進北平後第一個請教的先生，我還不應該恭迎大駕嗎？”
黃炎培聽後有著一種說不出的味道，只是客氣地說道：“實在讓我不安了！不安了……”
毛澤東親自挽著黃炎培走進雙清別墅的客室，指著正中央的那張寬大、舒適的太師椅，說道：“黃任老，請上座。”
黃炎培一生雖未出將入相，大紅大紫過，但他也懂得不同場合的禮節，因此他急忙擺手，說道，“豈敢，豈敢！這是主席的座位。”
毛澤東聽後笑了，他一邊攙扶黃炎培落座一邊說道：“黃任老，按照我們祖宗留下來的規矩，長者為上嘛！”接著，毛澤東坐在旁邊的那張太師椅上，伸手從茶几上拿起那本《延安歸來》小冊子，頗有幾分感慨地說道：“黃任老，今天下午，我謝絕一切應酬，又認真地拜讀了您的這本大作《延安歸來》。”
“區區小文，何勞主席你再來讀它！”黃炎培誠惶誠恐地說。
“大有收益啊！黃任老，今晚請你來，就是想接著請教：我毛澤東如何才能走出您所說的那個怪圈：‘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黃炎培聽後十分感動，因為在他所知的得天下的帝王將相中，沒有一位是在喝慶功酒的時候就考慮未來興衰的。他沉吟片時，有意地說道：“我記得你當年在延安非常自信地對我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我是說過這樣的話的，”毛澤東輕輕地嘆了一聲，“可是，當我們就要取代蔣介石的統治的時候，似乎這種自信就又變得不那麼自信了。”
“我看啊，主席這種不那麼自信，就是最好的防範這一週而復始怪圈的象徵。”
毛澤東微微地搖了搖頭，遂又開啟《延安歸來》，頗動感情地念了上邊引述的那段名言，遂又合上書，問道：“黃任老，我想您應該知道此時、此刻，我毛澤東在想些什麼了吧？”
“我知道，我十分的知道。”黃炎培停頓片時又說道，“你希望我說的這幾句話：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在你所開創的新的歷史中杜絕出現！”
“知我者，黃任老也！”毛澤東猝然把頭一昂，“怎麼樣？為了共產黨治理的新中國不受，或者盡量少受這周期率的支配，您要做我們的諍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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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載：毛澤東與黃炎培這次談話持續到午夜。對此，黃炎培猶如“脫離黑暗的樊籠，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之下”。當第三天葉劍英等北平市負責人為他開歡迎會的時候，他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人民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畢竟不是一位面壁獨居的哲人，他還必須面對即將開始的和談以及渡江戰役。因此，他送走黃炎培之後，立即又發出了這樣的自問：“李宗仁和蔣介石將如何應對中共提出的和談條件呢？……”
二
李宗仁的代“總統”當得實在是累極了！
陳儀案發始於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陳儀移交省政府主席，彼因通共有據，到滬後即被看管”。從蔣氏父子的日記可知，陳儀一案完全是蔣介石揹著李宗仁搞的，李“聞報之下，便十分憤怒”，也在情理之中了！
更有甚者，浙江省主席的遺缺未經李宗仁這位代總統認同又由湯恩伯部第七十五軍長周喦接替。更為荒唐的是，李宗仁這個代“總統”是從報紙上看到這條訊息的。因此，他氣得把報紙用力一擲，騰地一下從沙發上跳起來，渾身發抖地說：“我身為國家元首，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的撤換、拘押，直到報紙刊出才知道。這還有沒有一點王法？一個京滬杭衛戍司令，居然作出拘捕和撤換省主席的事來，成何體統？我一定查明事實，嚴辦湯恩伯！”
京城中的文武百官聽說忍字當頭的代“總統”要查辦湯恩伯，一時都慌了起來。他們都清楚湯分明是遵蔣先生的旨意辦理的，這樣一來，豈不和蔣的面子過不去，大家紛紛來勸。最後，連李宗仁屬意組閣的何應欽都登門勸其息怒：“蔣先生的作風一向如此，難道你還不明白嗎？在現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之下，和蔣先生鬧翻了，事情將更不好辦。”李宗仁無奈，只好以顧全大局為重，不了了之。
再說孫科這位行政院長，他自然知道應該對“總統”負全責。但是，他在蔣介石的支援下，竟然不與代“總統”李宗仁說一下，就私自將行政院遷往廣州，這也開創了中華民國不光彩的先河！對此，李宗仁生氣是自不待說的。同時，孫科的越法行為，也等於授給了李宗仁解散孫科內閣的藉口。幾經折衝，孫科內閣好不容易倒臺了。但是，在由誰出面組閣的人選上，蔣介石又人為地設定了一個又一個障礙。首先，當張治中代李宗仁徵求由何應欽組閣的意見時，他當即表示不贊成，並說：“為什麼一定要讓和我有關係的人做院長？院長應該讓別人來做，何任副院長兼國防部長好了。”
“這是為什麼呢？”張治中不解地問。
“一、在準備和談期間，敬之（即何應欽）任行政院長頗有不便，甚至發生不良影響；二、現在是備戰求和，仍然以整飭軍事為重，不應分心；三、何在目前繼孫組閣也不相應。”
蔣介石為什麼再三為難李宗仁請何應欽出面組閣呢？史家認為還有一個蔣氏難以啟齒的原因：“是要李宗仁明白‘退休老人’（指蔣介石）退而不休，尚能左右大局；又使何應欽勿忘前事，懂得這行政院長說是李宗仁任命，實是蔣某人恩賜。”
何應欽自然知道這其中的奧妙，遂藉口有恙到西子湖畔休養去了。
也就是在這期間，“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南旋，李宗仁設宴於首都飯店。“李宗仁和邵力子先後講話，對和談前途困難雖多，希望甚大，感到寬慰，並表示願為和談的實現而努力。”由此為契機，從客觀上打擊了阻礙祖國和平統一的主戰派，鼓舞了主和派，尤對廣大人民希望停戰謀和，起到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在希望吳忠信組閣失敗之後，遂又對張治中說：“既然德鄰再三主張由敬之組閣，我也就沒有什麼意見了。”
蔣介石在使用幹部的手段上無異於帝王，那就是恩威並舉。蔣介石對何應欽組閣使過淫威之後，遂又藉著何應欽過六秩大壽，請人給何應欽送去一副壽聯：“安危同仗，甘苦共嘗。”把話說白了：在任何情況下，你何應欽都不要為桂系張目，更不要像過去那樣反戈一擊，把矛頭對準我蔣某人。同時，蔣氏又給何氏寫了一封親筆信，表示“恩准”何應欽出面組閣。
蔣介石違願同意何應欽出山組閣，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同時，他也清醒地知道，未來何應欽內閣所面臨的困難：“（一）對**的‘和談’問題，無法得到結果；（二）行政院各部人選問題，與李宗仁之間亦有距離；（三）運至臺、廈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動用。尤其是對**的‘和’、‘戰’問題，關係國脈民命，何先生恐亦無法自主。而李宗仁之邀何先生組閣，亦無非採‘過渡’辦法，因彼尚未能提出適當人選也。”另外，蔣介石還清楚地知道：古往今來，在危亡之秋，只有所謂盡忠報國、從一而終的文臣武將尚可出長要職。時下，那些身在國府心思共的所謂兩面人，哪個願意為李宗仁、何應欽真心賣命呢！因此，他認為何氏內閣無所作為是意料中事。
所謂何應欽組閣，實質上是李宗仁組閣。而李宗仁組閣，又等於是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蔣介石身邊的主和派張治中等人共同協商組閣。由什麼樣的人物入閣，必須考慮新政府面臨的緊急任務：“第一，要指定一個正式代表團和共產黨談判；第二，必須取得內部團結，以便迅速進行政治改革，釋放政治犯，制止通貨膨脹，準備長江的防守工作。”因此，李宗仁代替何應欽組閣之難是可以想見的了！
李宗仁歷盡各種艱難，總算把何應欽內閣搞出了眉目。接下來，他請桂系的中堅白崇禧、黃紹竑來到南京，密商與中共和談的大計，沒有想到白、黃之間在“和”、“戰”的看法上發生了分歧。繼李、白不睦之後，黃、白也因此而不和。
黃紹竑由香港北來武漢、南京的目的就是為了和談。但是，他“到了南京，又是一種景象，人們仍在醉生夢死之中，把同中國共產黨和談忘在九霄雲外”。相反，他見到的是“正在緊張地作長江以南的戰備防禦”。令他更為震驚的是，白崇禧心裡想的是打，對打的前景還十分樂觀，並對他講：“我們除了長江北岸尚有一些警戒部隊之外，都撤到南岸佈防。我們有海空軍的掩護，長江天塹，共軍是過不來的。武漢方面仍然對峙著，但中共的四野部隊繞出襄陽直驅武漢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樣，我軍正加緊防備……共軍行動並不因老蔣下野而緩和。”
黃紹竑一聽白崇禧的口氣不對勁，直言問白崇禧：“到底打什麼主意？”白崇禧以強硬的 口氣答道：“如果迫我太甚，仍然還是打。你知道我們以前是草鞋出身的，最後還可以上山打游擊，同他們拼一下。”
黃紹竑難以接受白崇禧的看法，遂有氣地駁斥道：“打正規戰已經打輸了，還談打什麼游擊戰？要知道人家是打游擊戰的老祖宗。國人都希望和平，而蔣又屢戰屢敗，他才不得不暫時宣佈下野，緩和一下人心，準備再戰。這種用意難道你不知道嗎？你一個月前主張和平，迫老蔣退回溪口。如果徐蚌會戰是他勝利了，難道他真的會下野、會不收拾我們嗎？你怎麼一個月之間出爾反爾？”
由此黃、白之間發生了衝突。用黃紹竑的話說：“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大爭論。”最後，黃紹弦近似賭氣地說：“現在要打，只有老蔣有資格。他暫時下野，你可親自到溪口負荊請罪，請他出來，因他是一貫主戰的。我們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張戰爭，就是死路一條。”
李宗仁的本意是請白、黃密商和談的，結果搞得不歡而散。怎麼辦？他只好獨自運作和中共和談的大事。
李宗仁清楚，國共雙方面對面的和談，大多是擺樣子，走形式，或者說僅僅是履行某種手續而已。換言之，真正的議和工作應當事先在下邊做好，起碼應該做到相互知情，為公開談判提供可靠的基礎。他認為留居北平的黃啟漢完不成這項任務。同時，李濟深“一切聽毛主席的，就什麼事情都好辦了”的觀點，莫說國民黨中的頑固派無法接受，就說他這個代“總統”吧，也不願在此一紙“降書”上簽字。怎麼辦呢？他想到了身邊的親信劉仲容。
劉仲容一直是桂系和中共進行聯絡的中間人。近二十年來，劉仲容到過延安，與毛澤東曾作竟夜長談；在武漢、重慶又和中共許多領袖人物——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人頗多交往，且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誼。對此，李宗仁是知情的。時下，由劉仲容擔當和中共秘密聯絡，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了。因此，當劉仲容由上海回到南京，李宗仁就開門見山地說：“仲容，顏惠慶老人從北方還帶回毛澤東的口信，歡迎你去，說你是‘桂系的親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認為派你去北方是最合適的。”
李宗仁送走劉仲容之後，遂又專注於何應欽內閣的組成。
或許是歷史在和李宗仁開玩笑：毛澤東於三月二十三日由西柏坡遷往北平，何應欽內閣於三月二十四日宣誓就職，並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討論和談問題和在西南、西北各省及臺灣、澎湖、海南島等地編練新軍、整飭軍事，做好與解放軍長期作戰的準備。會上，推定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五人為國民黨政府的和談代表。”接著，三月二十五日，已經遷入北平的毛澤東授權北平新華廣播電臺通告中外：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至北平。這在李宗仁看來，國共兩黨如此默契地安排，真是有點鬼使神差了！也就是在李宗仁聽到毛澤東已經入主北平的剎那之間，他下意識地發出了這樣的自問：“溪口的蔣某人聽後會有何感想呢？……”
蔣介石雖說早就想到了毛澤東遲早會進北平，但是當他由廣播中獲悉毛澤東真的率部進北平之後，還是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刺激！因此，當他關死收音機，歷經長時間的沉默之後，遂又近似歇斯底里地大聲狂笑起來，並且喋喋自語：“毛澤東率部進北平了，毛澤東率部進北平了！哈哈……”
蔣經國就要進入不惑之年了！在他大起大落、榮辱並存的一生之中，真可謂是嘗盡了人世間的苦辣酸甜，磨鍊得他不僅洞察世事、人情練達，而且還能做到處變不驚、坦然視之了！雖說蔣介石早已宣佈下野了，但在權傾朝野的文武官員的心目中，他依然是當今的太子，因此，再重要的老臣在他面前還是要禮讓三分；可是他作為蔣介石的長子，又不能不關切已經下野的父親的政治心態變化。同時，他深切地知道，在繼母宋美齡出訪美國期問，他必須與父親多進行感情方面的交流，才能緩解蔣介石內心底處那說不出的鬱悶。為此，這些天來，尤其是蔣介石下野回到溪口的日子裡，他幾乎與蔣介石形影不離，偶爾還要聽蔣介石庭訓國事與家事。
今天，他看見蔣介石如此失態、反常的樣子，心裡有著他人所不能理解的痛楚！但是，他深知在這種時候寬慰父親是不起作用的，說不定還會招來一頓臭罵。他沉吟良久，突然變色，竟然以命令的口吻說道：“父親！您冷靜些，您冷靜些！……”
蔣介石向來獨行其是慣了，而且從來也沒人當面敢頂撞他，因此，他聽了蔣經國的話語之後，越發暴跳如雷地大聲說：“我冷靜些，我冷靜些！我能冷靜得下來嗎？！”
蔣經國猝然一改往日順受庭訓的樣子，非常嚴肅地說道：“父親！我真沒想到您是這樣輸不起的人。”
蔣介石聞之大驚，就在這一瞬間，他感到可教的經兒的思想境界已經超越自己了！然而，他的思維慣性一時收不住，依然自語似的自問：“什麼？我……輸不起？……”
“是的！您經常教育我：一、失敗是成功之母；二、知恥者後勇。”蔣經國有意停頓了一下，“我相信毛澤東當年率部退出延安的時候，他絕不會像父親這樣！”
蔣介石的思維慣性收住了閘，猝然之間恢復了本相。
“父親，”蔣經國接著說道，“毛澤東有過幾起幾落，您也有過幾起幾落，為什麼這次就不能從失敗中找到成功的道路呢？為什麼您這次跌倒了就不能再爬起來了呢？”
蔣介石聽著兒子的訓導無言以對，唯有沉吟不語。
蔣經國看著蔣介石那極其痛苦的表情，他的思維也很自然地回到了做兒子的基點上。他含著淚，低沉地說道：“父親，不要生氣，我的話可能說重了。”
“不！”蔣介石驀地把頭一昂，“經兒，你繼續說下去！以往，父親的耳邊聽讚歌聽得太多了，才落得今天這個下場！”
蔣經國情不由己地撲到蔣介石的懷裡，緊緊地抱著蔣介石，近似哀鳴地叫了一聲“父親！”他失聲地哭了。
蔣介石也禁不住地老淚縱橫，下意識地撫摸著蔣經國的後背，自言自語地懺悔：“我自黃埔建軍以來，二十多年了，遭受過無數次挫折，但從未像今天失敗得這樣嚴重！抗戰勝利後，我們的軍事力量，較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強大得多，可為什麼在短短的三年多的時間裡，會弄到今天這個地步呢？”
蔣經國是多麼希望蔣介石自我懺悔啊！但是，當他聽到蔣介石說了上邊這段話的時候，心裡都快淌出血來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蔣介石扶到沙發上，又像過去那樣，無限悲哀地佇立一邊，繼續聽蔣介石訓導。
“經兒，我們軍事上打敗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軍隊的戰鬥意志太薄弱了！打起仗來，一個師甚至一個軍，一被共軍包圍，只有幾個小時或頂多一天的工夫，就被共軍消滅了！”
“父親，我們軍隊的戰鬥意志為什麼會削弱的呢？”
“抗戰勝利之後，我們的軍隊，尤其是中上級軍官趁機進了城市，利用接收的機會，他們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就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也是黨國敗亡的所在！經兒，這是父親一生中最大的失誤！也是父親一生中最大的教訓！”
“父親，孩兒記下了。”
蔣介石畢竟不是善於總結教訓的專家，更何況他必須面對就要開始的北平和談，以及隨之而來的渡江戰役。因此，他聲調有些悽楚地說道：“經兒，失去的就叫它暫時失去吧！為了能在江南有個再起之地，我們父子除去關注江防之事外，還要分心南京，注視著李德鄰在和談的路上走多遠。”
翌日——三月二十六日清晨，蔣氏父子透過收聽中共的電臺獲悉：中共決定派出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和談代表團，以毛澤東一月十四日對時局的宣告及其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於四月一日在北平舉行和談。在蔣經國看來，必須調動一切合法的手段阻止李宗仁重開和談。但是，當他趕到蔣介石的下榻處，欲向父親諫說自己意見的時候，他又被父親獨自駐步窗前，蹙眉眺望窗外的表情怔住了，不由得黯然自問：“他又在想些什麼呢？……”
蔣介石當然是在想李宗仁如何與中共毛澤東重開和談的事情。
誠如前文所述，蔣介石的“備戰”與“和談”的基本方針，和李宗仁有著根本的不同。蔣氏是把“和談”當做一種手段，為備戰爭取時間。在他的觀念中，只要捱過五月份，長江就必然變成水寬浪急的天然屏障，在必要的情況下，還可以像當年炸開黃河花園口水淹日本軍隊那樣，把長江北岸的江堤炸開，再演出一幕水淹人民解放軍的好戲！同時，在用“和談”爭取來的不多的時間中，他自信在江南各地可以完成重組百萬大軍的計劃。到那時，他又有了與中共領袖毛澤東爭奪天下的本錢。因此，他躲在故里溪口，就像是“我正在城樓觀山景”的諸葛亮，希望李宗仁在與中共的和談中，能給他爭來這寶貴的時間！
蔣介石的用心可謂良苦！然而他忘了對弈“和”、“戰”這盤大棋的對手不是李宗仁，而是多次取勝於他的高手毛澤東。中共主席毛澤東早已看透了蔣介石這一步棋，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氣概乘勝前進，沒給蔣介石這樣喘息的機會，在雨季到來之前，就吹響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進軍號！對此，蔣介石只能仰天長嘆：“蒼天負我！……”此乃後話，略而不述。
但是，蔣介石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當他獲悉重開和談的日期是四月一日之後，他立即想到：等來長江的雨季還需近兩個月的時間。靠馬拉松式的和談來爭得這寶貴的兩個月嗎？他認為毛澤東還沒有被三大戰役的勝利衝昏了頭，絕對不會同意把和談的時間拖得這樣長。怎麼辦呢？他思來想去，唯有在李宗仁的身上做文章。為此，他聽了蔣經國的諫言之後，只是淡淡地說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為做到後發制人，你我父子先看看李德鄰走哪步棋。”
蔣經國聽後感到父親早有定數，遂微微地點了點頭。
李宗仁在收聽到中共通知的有關和談的地點、時間、人員之後，遂忙著召開有關的會議，協商應對與中共和談的有關事宜。據史記載：對於如何進行商談，有過四次集會研究，都由何應欽主持。出席會議的除代表邵力子、張治中、章士釗、李蒸（黃紹竑在赴平前才趕到，劉斐在代表團赴平前才發表）外，翁文灝、彭昭賢、賀耀祖都參加，黃少谷也以行政院秘書長資格參加。經過幾次研究後，作出如下決定：
（一）為會商和談問題的便利，建議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在南京開會（這時國民黨中央已遷往廣州）；
（二）為指導和談進行事宜，請李代“總統”、何院長，並由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公推三人，共同組成指導委員會；
（三）和談不另訂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項做基礎，加以研究，酌定原則性限度，由和談代表負責進行。
以上這些訊息和決定，由何應欽通報給遠在溪口的蔣介石。
蔣介石終於等來了南京方面的訊息，出乎他所料的竟然是作出如此草率的結論。為洩他滿腹的憤懣之情，遂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段文字：“可決定其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大問題耳。李宗仁和談方案，無異於協同**消滅國軍之基礎耳。”
侍候在旁的蔣經國深諳蔣介石之用心，他望著依然是憑窗遠眺而陷入沉思的蔣介石，不安地問道：“父親，如何才能阻止以李宗仁為代表的降共逆流呢？”
蔣介石從凝思中回到現實之中，他緩緩地轉過身來，不無藐視地笑了笑，信口說了一句戲詞：“山人自有妙計！”
蔣介石的所謂妙計，也不過是他幾十年來的故伎重演。就在李宗仁、何應欽在南京開會，商討如何赴北平與中共議和的期間，他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在京、滬等地突然發起了攻擊和談的文章。同時，他又透過一些政治團體出面，向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何應欽發去阻梗和談的電文。例如：
國大代表上海聯誼會給李宗仁、何應欽，並轉各和談代表的寅豔電，指出“和談為國家之大事，絕非國共兩黨可得而專”，進而責問“苟先漠視憲法而又置國民代表大會於不顧，試問諸公將憑藉何種地位，有何種權利以與**談判”？結論是“剋日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以為最後之決定”。
國民黨中央執監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會談話會決定：“（一）和平代表抵平後，應先提出雙方立刻無條件停戰；（二）和談一切報道公開；（三）和談進行詳情，應隨時報告黨的中央談判結果，並應對黨完成法定程序……”等等。
從以上的文章和電文可知，國民黨頑固派在蔣介石的操縱下，正在進行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活動。在蔣介石看來，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必然會給李宗仁以及和談代表造成極大的壓力。同時，還想藉此為和談製造困難——進而達到推遲和談的時間。
但是，這時的李宗仁猶如弦上待發之箭，只有沿著重開和談的路硬著頭皮走下去；另外，絕大多數和談代表都認清了只有重開和談才是國家、民族唯一的希望。所以，他們頂住了來自蔣介石的壓力，前後開了四次會議，繼續研討赴北平參加和談的有關事宜。為慎重起見，他們把會議研究的“原則性限度”寫成一個腹稿，作為到北平和中共進行商討的依據。由於該件十分重要，全文抄錄如下：
預擬與中共商討之腹稿
（一）雙方既確認以和平商談解決國是為全國人民之要求，則雙方所應商談者，端在國家元氣之如何儲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國家政策之如何擬訂，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謀長治久安，是以關於戰爭責任問題，不應再提。
（二）同意重訂新憲法，此新憲法之起草，我方應有相當比例之人數參加。
（三）關於法統問題，與前項有連帶關係，可合併商討。
（四）雙方軍隊應分期分年各就駐在區域自行整編，並應樹立健全的軍事制度，俾達成軍隊國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編時雙方應保留之軍隊數字，另作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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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沒收官僚資本”一節，原則同意，但須另行商訂施行條例辦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節，原則同意，但須另行商訂施行條例辦理。
（七）關於“廢除賣國條約”一事，將來由政府根據國家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就過去對外簽訂條約加以審查，如有損害國家領土主權者，應予修改與廢止。
（八）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由該會產生聯合政府，唯在該會議與聯合政府中，我方與共方應以同等名額參加，其屬於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額，亦於雙方區域中各佔其半。
（九）代表團抵平後，即向中共提出雙方應於正式商談開始之前，就地停戰，並參酌國防部所擬停戰意見（附後）進行商談。
以上九項，僅系商談之預定腹案，並不書面提出。又其內容亦僅為我方可能讓步之原則性的限度，商討時仍應逐條力爭，不得已時方漸次讓步，如共方要求超過以上各項限度，應由代表團隨時電報中央請示核奪。
關於《國防部對於國共停戰協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一件共分七款，中心意思是：國共雙方部隊在“青島及長江流域連線鄂西、陝西、綏遠地區雙方第一線部隊，應即停止一切戰鬥行動，各守原防，停止前進，並不得向空隙發展”；同時，還要求“共軍立即解除對新鄉、安陽、太原、榆林之包圍封鎖，准許國軍採購糧食及生活必需品”等內容。
李宗仁手捧與會者一致透過的《預擬與中共商討之腹稿》、《國防部對於國共停戰協定最低限度之要求》兩份文字稿，心裡有著說不出的愉悅。因為自打他上臺一個半月的時間裡，他不僅讓與中共重開和談變成了現實，而且還形成了這樣兩份指導和談的檔案。當他詢問與會者還有什麼意見的時候，被推為首席和談代表的張治中起身提出：在赴北平出席國共和談之前，再去溪口看望蔣介石一次，當面徵詢蔣對這兩個有關和談檔案的意見。多年之後，他記下了如下這段話：“（一）蔣雖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還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討得到協議，也沒用。這是一種現實的做法。（二）那時候，京滬的頑固分子氣焰囂張，常有對我不利的謠言，溪口之行，我認為對他們有一種鎮壓的作用。（三）蔣當時還是國民黨的總裁，在黨的體系上，代表們除了章士釗外，都是黨員，應有向他請示的必要。（四）在禮貌上說，也有去看蔣的理由。”
李宗仁不但知道張治中這一良苦的用心，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有此意，故頷首贊同，並於三月二十八日電溪口蔣介石，張治中定於二十九日去溪口，當面報告政府所定的和談腹案。
誠如前文所述，張治中的所作所為是有悖於蔣介石初衷的，故蔣氏接電後冷然一笑，不僅未領張治中溪口之行的美意，相反還對蔣經國說了這樣一句話：“他來不來無所謂。”
對此，蔣經國是深諳蔣介石的天機的，遂於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段文字：“像這樣的人，到北平後，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蹟呢！”
連日商議赴北平和談的人員全都離去了，“總統”府又剩下了李宗仁一個人。這時，李宗仁又感到一股強烈的孤獨感向他襲來。當他的雙目再次看見《預擬與中共商討之腹稿》、《國防部對於國共停戰協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之後，他又下意識地發出這樣的自問，“毛澤東是否也在忙於制定和談檔案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