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澤東當然關注四月一日在北平舉行的和談。但是，他這時主要的精力卻不是用在和談檔案的起草上，而是在組織實施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雨季到來之前，確保渡江戰役的勝利！從某種意義上說，坐鎮北平的毛澤東正在與溪口的蔣介石在“和”、“戰”這盤大棋上鬥智。僅就毛澤東在“和”的幕後已經搶佔了渡江的先機而言，蔣介石妄圖借“和”拖至雨季的棋是輸定了！
三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毛澤東約見黃炎培先生作竟夜長談的當天，毛就收到了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致中央軍委電：“軍委預定發起渡江戰鬥的四月十三日，正值農曆三月十六日，月光通宵，突擊隊無法廕庇，建議推遲兩天即十五日黃昏發起渡江戰鬥，甚為有利。”翌日——三月二十七日，毛澤東覆電，同意你們十五日發起渡江戰鬥及對北岸敵人的處置。接著，又於三月二十八日再次電告：同意你們推遲至四月十五日渡江。已定四月一日為我們和國民黨開始談判的時間，四月十日結束。談判成敗要到那時才能清楚。也就是在這則電文發出之後，毛澤東獲悉劉仲容將於三月三十日到達北平，遂又發出如下這通策略性很強的電文：
（一）白崇禧的代表（劉仲容）今日到北平，我們決定聯合李、白反對蔣黨，李、白對此計劃已有初步認識，尚待我們深入工作。（二）決定要白讓出花園以北地區，我軍到信陽、武勝關附近時，如守敵南撤，則不要追擊或攻擊，讓其退到花園及其以南，孝感、麻陂、黃安、陽邏、黃岡等地亦暫時不要去佔，待東北主力到達後，再通知白崇禧連同漢口、漢陽等地一起有秩序地讓給我們。（三）麻城、浠水、黃梅、廣濟、大湖、安慶等處敵軍分佈情況如何，請劉、陳、鄧即查告。這些地方的敵軍一般應堅決殲滅之，掃清渡江障礙。唯麻城、浠水兩處之敵，如不妨礙陳賡的進路，亦可以暫置不打，待後交涉要白讓出。
同時，毛澤東根據與桂系秘密談判進展的情況，於三月二十八日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的電文中指出：“同意你們主力於四月十一日開始行動，但須爭取於五月三十一日到達南陽、信陽、固始之線及其以南地區，於六月三十日以前到達沿江北岸並相機攻佔漢口、漢陽及江北各敵人大據點，完成渡江準備任務，待命於七月上旬渡江。”為鼓勵第四野戰軍指戰員揮師南下，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領導在香山接見並宴請第四野戰軍師以上的幹部。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一切精銳師團。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毛澤東在部署三路大軍下江南的同時，也多次與負責和南京和談的周恩來研究和談與渡江的關係。對此，毛、週二人形成初步的共識：四月一日，和談開始；四月十日，和談結束；談成也罷，談不成也罷，一定要在四月十五日過江。另外，在講到蔣介石、李宗仁對和談所持態度的時候，毛澤東認為：“我推算南京和談有兩個目的：一、真心透過和談解決問題；二、把和談當做一種手段，想拖到雨季的來臨。而我們呢，只有一個目的，無論是和還是打，都要在雨季到來之前過江。”
“我贊成主席的意見，決不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周恩來加重語氣說道，“為此，我們在北平與他們和談的同時，二野、三野、四野三路大軍做好渡江的準備，一旦和談破裂，我們就能打過長江去！”
“恩來說得好，這是一出有文場、有武場的好戲，你我必須分開唱：你在臺前唱好和談的文場戲，我在幕後導演好備戰的武場戲。”毛澤東胸有成竹地說。
“主席是總導演，我會把這出文場戲唱好的。”周恩來說罷突然想起什麼，從衣袋裡取出一紙，忙說道：“主席，看我忙的，差點忘了這件事。昨天，主席的詩友柳亞子先生給你轉來了一首新近寫成的七律。”
毛澤東聽後精神為之一振，邊說“噢，柳老送詩來了，快給我看看”，邊從周恩來的手中接過詩箋，雙手捧讀如下這首七律：
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開天闢地君真健，
說項依劉我大難。
奪席談經非五鹿，
無車彈鋏怨馮驥。
頭顱早悔平生賤，
肝膽寧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馳捷報，
分湖便是子陵灘。
毛澤東不僅對我國傳統文化有著頗深的造詣，而且作為一代詩人，他對歷代詩詞都有所涉獵。因此，當他讀到“說項依劉我大難”句時，一定會想起唐楊敬之《贈項斯》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接著，他也會想起《三國志·魏書·王粲傳》，“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不甚重也。”由此可知這句柳詩是借楊敬之到處講項斯的好話和王粲去荊州依附劉表的典故，表示自己說人好話，依附他人，他很難做到。如果再聯絡柳詩其他句中所用的典故，尤其是在閱罷柳詩末尾這段自注：“分湖為吳越間巨浸，元季楊鐵崖曾遊其地，因以得名。餘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勝村。第宅為倭寇所毀。先德舊疇，思之悽絕！”越發透露出一種因懷才不遇而生出的思鄉之情。對此，毛澤東沉吟良頃，遂以不解的口氣自問：“我的這位老朋友，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有點受冷落了呢？”
就在這時，中央辦公廳來人通知：北平市為歡迎黨中央、毛主席蒞臨故都北平，市長葉劍英請梅蘭芳出演《霸王別姬》。毛澤東聽後十分高興地說：“好啊，今晚一定去看梅蘭芳的戲去！恩來，請你通知有關的同志，不要忘了請在北平的民主人士看戲。”
雖說毛澤東是三月二十五日遷住北平，但是他進北平城裡卻是去看梅蘭芳主演的《霸王別姬》。據史記載：毛澤東第一次進北京是一九一八年四月，這樣算來，整整三十一年了！那時的毛澤東是一介布衣之士，窮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而今的毛澤東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而且就要成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了。因此，他坐著轎車故地重遊，且又是以主人的身份看梅蘭芳的戲，一定會生出無限的人生感慨！據衛士回憶，毛澤東一路上和他們談個沒完。他說：“我們看戲也是工作。今天晚上去看的是四大名旦之首——梅蘭芳演的拿手好戲《霸王別姬》，大家夠有眼福的了！”
“主席，過去您看過梅蘭芳的戲嗎？”
“那時，我在北京是一個身無一文的窮青年，哪看得起梅蘭芳的戲啊！”
“那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今天晚上就沾主席的光了！”
“不對！是沾人民的光，是沾革命的光。”
“主席，聽您這麼一說，梅蘭芳這個老太太得有五十多歲了吧？”
毛澤東聽後禁不住地笑了，他側首看了看愕然的衛士說道：“梅蘭芳可不是老太太，是位鼎鼎大名的先生。”
“真的？”
“我還能騙你們？我還告訴你們，梅先生可不簡單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後，他就留須隱居，再也不演戲了。”
“好！是位有骨氣的中國人。”
“是啊！梅先生不僅是一位大藝術家，更為可貴的是他的民族氣節呵！我們今天去看梅先生的戲，就是提倡中華民族的氣節和正義感，號召所有的藝術家、人民，向他學習。”
這天晚上的長安戲院燈火輝煌，戒備森嚴，從門前停的轎車可知，前來看戲的方方面面的領導人是很多的。梅蘭芳先生時年五十四歲了！毛澤東，包括很多第一次看梅先生戲的同志都會好奇地自問：“他扮的虞姬還會像傳說的那樣漂亮嗎？”隨著開戲的鑼鼓敲響之後，戲臺額口的大幕緩緩地開啟了，飾演虞姬的梅蘭芳一出場，就贏得了一個碰頭彩。隨著劇情的展開，他的唱、念、做、舞，尤其是在《夜深沉》音樂中舞的那段劍舞，贏來一個接著一個的喝彩。喜愛京劇的毛澤東也被劇情完全吸引了！他忽而隨著唱腔用手輕輕擊節，忽而又跟著京劇過門微微地搖首，他完全被梅蘭芳出神入化的表演陶醉了！
……
梅蘭芳的演出就要結束了，衛士們出於安全考慮，催著毛澤東快些退場。毛澤東聽後說：“提前走不好，那樣做不禮貌。”
演出結束了，梅蘭芳先生和全體演員出來謝幕，全場又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毛澤東主動地站起身來，用力地為梅蘭芳等演員鼓掌，表示祝賀演出的成功。事後，他說了這樣一段話：“這是一次高水平的藝術表演。今後，這些人都是新中國的戲劇家，在政治上將要有地位受人尊敬了。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戲劇肯定能很好地發展起來，能夠在新中國的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毛澤東畢竟是一代政治家，且又是剛剛進北平怕重演李自成悲劇的政治家，因此他在欣賞《霸王別姬》這出戲的時候，又不能不與自身的命運，或者說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聯絡起來，所以他不僅當時說過“我們可不能演出《霸王別姬》”這類話，就是在他長達二十多年的執政生涯中，也經常引用《霸王別姬》的故事告誡自己和全黨。
毛澤東回到香山雙清別墅之後，周恩來告訴他：“你的老朋友——桂系白崇禧的高參劉仲容明天到達北平。”毛澤東聽後為之一振，說道：“恩來，一、你要熱情接待他；二、他一到北平，我立即就會見他。”
劉仲容是共產黨人的老朋友了！遠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候，劉仲容赴莫斯科留學，入中山大學就讀，與共產黨人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同學。同時，也與蔣經國等國民黨人的高幹子弟同窗。或許他的人際關係搞得好，抑或是過猶不及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起作用，國共兩黨的留學生，每逢為競選學生會負責人鬧得不可收拾的時候，他總是當選為留俄學生會的主席。也許因為他有這樣一段留學歷史，日後遂成了國共兩黨爭取的物件。據劉仲容回憶，抗日戰爭初期，“在武漢，有一次，我在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李克農同志，他對我暗示，最好我能爭取到白崇禧的身邊工作。”武漢撤退前夕，劉仲容利用關係從李宗仁身邊調離，到時任桂林行營主任的白崇禧身邊任參議，擔任對外聯絡工作。不久，李克農來到桂林，負責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工作。由此，他又在李克農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對此，劉仲容作了記述：
八路軍辦事處設在桂北路，離我辦公地點很近。我們兩人之間，除有時因公有所接觸外，還私下秘密往來。那時的桂林，雖然比較開放，但蔣介石也派有特務，鬥爭複雜。李克農對我的安全十分關心，經常提醒我遇事不可驚慌，要冷靜沉著，要提高警惕，並送給我左輪手槍一支，以防萬一。每當我去他住處會晤時，他的門前總有青年站崗，為我們“放哨”。
劉仲容和毛澤東也是老朋友了！據史記載，正當蔣介石平息桂系和粵系聯合發起的兩廣事變之後，張學良因拒絕在西北地區執行蔣介石的“剿共”政策，遂與楊虎城將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要人為借扣蔣東山再起，遂派劉仲容趕到西安，與張、楊二位將軍密商結盟大事。遺憾的是，劉仲容剛剛趕到西安，張學良已經送蔣介石回南京去了。接著，他又應中共方面的朋友邀請來到延安，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就在這時，他與毛澤東數度作竟夜長談，並結下了很好的私誼。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這時的劉仲容早由桂林撤到山城，繼續在白崇禧身邊工作。同時，他受王炳南領導，與王崑崙等組織了“小民革”，為黨工作。據劉仲容回憶：“我從白崇禧處獲得的重要情況，隨時都向周恩來和葉劍英直接反映。有時，由王炳南同志轉達。”有一天，王炳南奉周恩來之命，告知劉仲容：毛主席要接見他。他一聽真是高興極了！連忙趕到紅巖村見到了毛澤東。對這次特殊的會見，劉仲容只扼要地作了記述：
毛主席要我談談對時局的看法。這時，我把我的擔心全部向毛主席傾吐出來。我說：“蔣介石的談判是假的，他決不會停止內戰，他們都準備好了，等不到您回去就會發動進攻。”毛主席從容不迫地說：“這個，我們不怕。”毛主席指出，現在，抗戰雖然勝利了，但是，中國民主力量發展不快，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止反動派發動內戰的陰謀，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毛主席對爭取國民黨內部進步勢力的問題，十分關心。他說，你們小民革幹得很好嘛。毛主席強調在目前情況下，更應該鑽進臭殼子（指國民黨），不要怕別人說你們是國民黨，不要怕臭。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給我極大的教育、啟示和鼓舞，使我心明眼亮。
李宗仁、白崇禧雖然並不知道劉仲容的特殊身份，但是他們都知道劉仲容為桂系的所謂利益，一直與中共領袖人物不僅有秘密往來，而且也清楚私人關系很好。因此，這就是李、白一致同意委派劉仲容北來與共產黨接關係的原因。說到劉仲容來北平所肩負的使命以及經過，他有詳細的回憶，略謂：
劉仲容接受李宗仁北上的任務之後，遂又趕回武漢，動身之前，白崇禧同他談了話，大意是：李宗仁代“總統”後，國共雙方都表示願意和平解決爭端，和平氣氛有了，希望早日舉行和平談判；今後可有一個“劃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軍隊不要渡過長江。他強調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雖然部分被殲滅，但還有強大的空軍、海軍和數十萬陸軍，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會吃虧的。而且，既然雙方表示願意和談，如果中共過了江，打亂了攤子，那就不好談了。白要劉見到毛澤東的時候，務必把他這層意思講清楚，陳明利害。他還寫了一封致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交劉帶去。劉為保險起見，把這封信縫在棉褲裡。臨行時，白崇禧握住劉仲容的手，鄭重其事地說：
“你跟我們幾十年，你是我們辦外交的能手，相信你這次一定不辱使命，會為我們打算的。”
劉仲容告別武漢之後，於第二天就到了信陽，由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張軫派一名親信送劉越過前線的中空地帶。到達遂平，進入解放區。而後由遂平到達漯河、鄭州。劉的計劃是由鄭州去石家莊的，可這時的毛澤東已經遷至北平，遂又由鄭州轉去濟南，乘火車北去。由於南北鐵路還沒有全部修復，火車停停開開，直到三月底才抵達北平，由齊燕銘接到中南海，見過周恩來之後安排在豐澤園休息。是日夜，周恩來派了一輛吉普車，把劉仲容送到香山雙清別墅去見毛澤東主席。
毛澤東為什麼這樣著急會見劉仲容呢？除去說明毛澤東十分念舊，不忘朋友外，主要是想透過劉仲容摸清桂系，尤其是白崇禧對“和”、“戰”的真實態度，以便確定未來渡江戰役以及江南戰役的戰略部署。同時，也要根據此點確認就要舉行的和談的方針大計。
在毛澤東的棋盤上，他最企望出現這樣的格局：利用三路大軍陳兵長江北岸的形勢，透過各種人事關系，一步一步地加大蔣、桂之間的矛盾，迫使桂系站在人民的一邊，與共產黨人結盟，徹底孤立並消滅蔣氏軍事集團。在這期間，雖然先行到達北平的黃啟漢和劉仲華，已經如實地向周恩來介紹了桂系的情況，但是，在毛澤東看來，為了更加準確地判斷桂系，尤其是握有兵權的白崇禧的真實立場，認為很有必要向劉仲容這位老朋友瞭解第一手的情報。
毛澤東駐足雙清別墅門前，看著走下汽車的劉仲容，快走兩步，迎過去，緊緊握住劉仲容的手，熱情地說道：“仲容，我們從第一次見面到現在有多少年了？”
劉仲容雖說與毛澤東是老相識了，但由於地位的改變，再加之他在國民黨中當差當久了，所以他還是有些拘束地答說：“那年是西安事變，我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委派到陝北，和主席暢談了幾個通宵，獲益匪淺。”
“客氣了，客氣了！”毛澤東邊說邊抓住劉仲容的手走進雙清別墅的客室，主動地請劉仲容落座，等工作人員獻上香茗之後，毛澤東點燃一支香菸，邊吸邊隨便地說道，“我記得那時我對你說過這樣的話：蔣介石太霸道了，逼得他的盟弟張學良造了他的反，這說明我們團結抗日是有希望的。”
“歷史的發展，正如主席所預測的那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很快形成了，抗日戰爭也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劉仲容說。
“抗戰一勝利，蔣介石就又學起西楚霸王的樣子，不許天有二日，只許喊他蔣某人萬歲！結果，逼得我們反抗他，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打垮了他的嫡系部隊。”
劉仲容聽了毛澤東的上述講話，認為毛的講話風格不單單是深入淺出，而且進入了大俗大雅的至高境界。因為在這三年解放戰爭中演出了那樣多的悲慘史劇，然而在毛澤東的嘴裡卻說的是那樣的輕鬆、通俗、明了！當他接著闡述自己的看法時，他卻沒有毛澤東說話的隨意感，依然有些沉重地說道：“說句實在話，我也沒有想到老蔣他敗得這樣快，而且又是敗得這樣慘！”
“還是那句老話，人是不可以和規律抗爭的！翻譯成老百姓的話說，天要滅蔣，是誰也抗拒不了的。”毛澤東看了看有些愕然的劉仲容，遂又解釋道，“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天道即規律嘛！”
劉仲容聽後豁然開朗，復又笑著點頭稱是。這時，毛澤東又把話鋒一轉，以藐視的口吻說道：“更為可悲的是，時至今日，蔣某人還醉死不認那四兩酒錢，還想以在野之身，左右你們桂系破壞和談。”
“主席所言極是！其中，桂系的實力派白崇禧出於自身的利益，還真有可能被他老蔣拉過去。”
“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毛澤東邊說邊把右手向下一揮，藉以表示他的決心。稍頃，他發現劉仲容完全沒有了剛剛見面時的拘謹感，遂以商量的口吻說道，“仲容，給我全面地談談南京方面的動向好不好？”
“好！”
接著，劉仲容全盤托出了自己的看法。請看他在事後寫下的回憶：
我說，南京政府有三種人，一種是認識到國民黨失敗的命運已定，只好求和罷戰，這是主和派；一種是主張“備戰謀和”，他們認為美國一定會出面干涉，只要贏得時間，準備再打，這是頑固派；還有一種人，既不敢得罪蔣介石，又不信共產黨，動搖徘徊，非常苦悶，這可說是苦悶派吧。毛主席笑著問我，李宗仁、白崇禧算哪一派？我說，從歷史上看，蔣桂多次兵戎相見，宿怨甚深。現在兩家又翻了臉，彼此懷恨。李、白知道蔣介石對他們是不甘罷休的，他們既要防範蔣介石對他們下手，又怕共產黨把桂系部隊吃掉，在這種情況下，被迫主張和談，以謀取“劃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極力希望解放軍不要過江。他估計解放軍能夠抽出參加渡江作戰的不過六十萬人。蔣介石憑著長江天險以海陸空軍固守，解放軍想渡江也不那麼容易。
當我講到這裡時，毛主席嚴正指出：白崇禧要我們不過江，這是辦不到的。又說：我們能用於渡江作戰的解放軍不是六十萬，而是一百萬；另外還有一百萬民兵，我們的民兵可不像國民黨的民團，我們的民兵是有戰鬥力的。等我們過了江，江南的廣大人民都擁護我們，到那時共產黨的力量就更強大了，這是白崇禧沒有估計到的吧。在這裡，毛主席批評了白崇禧的資產階級軍事觀點，一個反動的軍事家從來不懂得人民力量的偉大。
當時，桂系夏威部隊的一部分軍隊在安慶陷於解放軍重重包圍之中，桂系的另一部隊一個團在武漢附近的下花園被解放軍陳賡部隊包圍被繳了械。白崇禧請求中共方面予以理解。對此毛主席表示可以放鬆包圍，下花園繳到的武器，也可以還給桂系部隊，要我通知白崇禧派出參謀人員，雙方在前線聯絡。
毛澤東在作出勝利者那獨有的姿態之後，遂又分析了中國目前的大勢，很是輕鬆地說道：“仲容，你是最清楚不過的，你們桂系就那麼一點，充其量不過二十幾萬人馬，一旦打起來，能堅持幾天呢？他李宗仁、白崇禧不要太短視了！”
劉仲容自然明白毛澤東說上邊這些話的用意。但是，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向毛澤東講清楚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目前的真實想法。為此，他又進言：“主席說的實在得很，可是白崇禧卻頑固地認為：他的手下有二十幾萬部隊，憑著長江天險，再輔以海陸空三軍固守，解放軍是很難取得渡江戰役的勝利的。”
“因此，他白崇禧坐鎮武漢三鎮的如意算盤是：背靠著美國人，東聯蔣系軍事集團，利用和談爭取時間，在當今的中國再搞他一個南北朝。”
“完全正確！用白崇禧的話說：備戰和談，謀取劃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毛澤東聽後不無藐視地笑了，然後他把手中的菸蒂熄滅，輕輕地放在菸灰缸裡，近似嘲諷地說：“我毛澤東的算盤只有我說了算，而今你們桂系的未來也不是他白崇禧說了算。仲容，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他白崇禧還有什麼本錢嗎？”
“有！他想透過李宗仁做湖南政壇耆宿程潛的工作，這樣一來，兩湖與兩廣就可結為一體，阻止解放軍渡江南下。”
毛澤東聽後笑了，遂又微微地搖搖頭。
劉仲容從毛澤東那非常自信的表情中感到，毛澤東早已預伏了棋子，由於事關重大，他就沒有再說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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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容的感覺是準確的。誠如前文所述：早在西柏坡的時候，毛澤東就請他的老鄉章士釗先生去做程潛的工作。就在毛澤東入主北平不久，他已經收到南京地下黨的密電：章士釗約見了程潛，效果很好。詳情留待下文再述。
話再說回來，毛澤東與劉仲容從深夜談到第二天凌晨三時才結束。對此，劉仲容深以為榮。
毛澤東送走劉仲容之後，周恩來打來電話，非常生氣地告知：國民黨首席和談代表張治中行前去溪口朝聖。對此，毛澤東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恩來，這就叫舊情難捨啊！……”
四
對於張治中溪口“面聖”之舉，毛澤東稱之為“舊情難捨”是有道理的。
世人皆知：二十多年以來，張治中和蔣介石有著不錯的私交。同時，張也與中共領袖人物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等有著源遠流長的友誼。遠在黃埔時期，張治中因思想“左”傾，並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時相過從，被國民黨右翼罵作“黃埔四凶”之一；抗戰八年，他和周恩來等同住山城，雖“各為其主”，但不僅未傷和氣，而且還攜手為抗戰貢獻了各自的力量；抗戰結束之後，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山城舉行談判，張治中親赴延安接送毛澤東等人，連毛澤東在山城的起居和安全，張也盡了很大的努力；接著，張治中還參加了馬歇爾、周恩來共同組成的軍調處，一心希望國共雙方攜手建設一個新中國。在此前後，他為國共和談寫下三上延安的歷史。由於美、蔣的終極目的是消滅共產黨，所以歷史賦予軍調處的使命沒能完成。但是，張治中和周恩來的友誼卻因此又加深了一步。
對此，蔣介石的心裡是有數的。昔日，蔣氏認為自己是天字第一號的中國主宰者，派張治中和中共領袖人物談判，目的是借私人的交情進行招撫。那時，他不擔心張會投共；今天，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張治中再次順應歷史的潮流舉起了和談的大旗。這不僅會強烈地刺激蔣介石的心，同時在蔣介石的心目中也必然會發出這樣的自問，張洽中這位首席和談代表會不會生出異動之心呢？或許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蔣經國在日記中提前下了斷言：“像這樣的人，到北平後，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蹟呢！”
但是，張治中畢竟是和蔣介石有著二十多年的交情了。再者，張治中畢竟又是國民黨一方的首席和談代表，無論是從昔日的私情，還是從今天的公誼來說，公然拒絕張治中來溪口都是失禮的，而且還會授給反對派心胸狹小的口實。再者，蔣介石作為政治家，自然會把一切行為納入政治範疇來考慮。從客觀上講，張治中主動來溪口“面聖”，是為蔣氏增光的事情，這等於向中外公開宣稱：李宗仁派出的首席和談代表是聽命於蔣的。所以，蔣氏決定低調歡迎張治中的到來。用蔣經國的話說：“一切已經成了定型，所以，也不願同他多談。”
對此，張治中也是十分敏感的。但是，張氏本著盡人事、聽天命的心態，一如既往，把“和談腹案”雙手呈蔣，並請閱後示諭。蔣介石當即看了一遍，淡淡地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沒有什麼意見。”
張治中一看這說話的態度，再一品味這說話的語調，一切全都明白了。他只好公事公辦地請示：“四月一日我就飛赴北平了，行前，您對我和代表團有什麼指示？”
“沒有了，”蔣介石沉吟片時，又似關心的樣子，“你這次負擔的是一件很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
張治中自然明白“一切要當心”的內涵。或許是時間有限，抑或是話不投機，遂於翌日——三月三十日就告別了溪口飛回南京。行前，蔣介石出於禮貌，或曰是一種姿態，親自坐車從妙高臺送張治中到溪口。在車上，蔣還重複地說：“代我轉告有關同仁，我願意和平，願意終老還鄉。”
張治中是出於政治需要的原因，還是真的相信蔣介石說這些話是出於真心？他當即高興地說了這樣一段話：“總裁這話對和談是很有幫助的，也可以消除黨內的分歧，不知願意在報端發表否？”
“你斟酌吧！”蔣介石說道。
張治中回到南京之後，馬上口授秘書寫了一個新聞稿送到各報發表。他的用意是：一方面造成較良好的和談氣氛，另一方面對反對和談的死硬分子施加壓力，為和談減少一些阻力。
張治中為了繼續創造所謂良好的和談氣氛，他“次日更應立法院的邀請，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當時博得全場不斷的掌聲”。在南京政壇被認為自“行憲以來，在立法院會議中所未曾有過的熱烈情形”。
正當蔣介石無力阻止重開和談的時候，李宗仁也在利用和談打自己的小算盤。首先，他在和談代表名單中列入劉斐，把代表桂系利益的名額增加到兩名。接著，他為了使和談代表貫徹自己劃江而治的思想，單獨召見了劉斐。
劉斐，湖南醴陵人，字為章。早年就讀南寧演武堂，因受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影響，遂投身革命。在北伐戰爭中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主任參謀，榮立戰功。後被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留學。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出任“對日作戰大本營”作戰組組長等職，是比較堅定的抗日派將領。同時，與中共關係較好。抗戰勝利後，升任南京政府國防部參謀部次長。後因反對內戰，主動請辭軍職，回到故鄉湖南，代表桂系與程潛等人時相過從，共謀重開國共和談大計。就在張治中赴溪口“面聖”期間，他經由武漢飛抵南京，與李宗仁面議和談大事。據劉斐事後回憶：
我說：“……至於蔣介石說他不妨礙你，是靠不住的。他不過是利用你來作緩兵之計。你要和，他的軍隊能聽你的話嗎？他的全班人馬一個沒有動，到處都是他的死黨，這個局面你能應付得了嗎？”
李說：“只要和談能夠成功，共產黨不和我作對，我用全國人民要和的力量去壓他們，他們是不能破壞的。”
我說：“主要是仗打不得了，全國人民要和，這是實在的。你想和到什麼樣子呢？”
李說：“現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劃江而治，共產黨總滿意了吧？！只要東南半壁得以保全，我們就有辦法了。”
我說：“若還不行怎麼辦呢？”
李說：“那以後再說嘛！”並問我，“你的看法呢？”
我說：“劃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盤。我估計在目前情況下是很難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臺的，離開和平就沒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條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條件下也只有和。必須有堅決以和平始、以和平終的決心，並在行動上一反蔣介石之所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決心。”
李說：“我有決心！”
我說：“將來即使條件談得好，要簽字履行，蔣也是會破壞的；若談判的條件不好，他更會破壞。你處在蔣的勢力籠罩下，他一個電話就可以使你成為階下之囚，你不怕嗎？”
李說：“和談如果成功，我一定簽字，我儘可能在這裡（南京）簽字；萬一在這裡受逼不能籤，我就跑到桂林去籤，他們就奈何我不得了。你放心去談判吧！我自有辦法。只要把蔣搞倒了，共產黨已取得這麼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時也不能消化。如能確保東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礎上來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的。”
由上述談話可知：李宗仁絕不是一位大政治家。他認為自己出面和談是與毛澤東平分秋色，共同組成聯合政府。然而毛澤東同意重開和談的終極目的，是要南京政府步傅作義的後塵，走北平式的和平解放之路，絕不允許當今的中國出現劃江而治的局面。由此可知，李宗仁不僅為自己埋下了和談失敗的種子，而且也預示了李宗仁後半生的悲劇。此乃後話，下文詳述。
在此期間，想置身事外的黃紹竑也由香港飛抵南京。在李宗仁的眼裡，黃氏是桂系的智多星，用不著像對劉斐那樣交代，黃會在談判桌上隨機應變，把桂系的利益，尤其是他李宗仁關於和談的意圖體現出來的。因此，他一見黃紹竑就說了這句話：“一切都商議好了� ��不用你費心，只是隨他們北上就是了。”
李宗仁又估計錯了！黃紹竑這位桂系的智多星，早已遠離了李、白的思想軌跡，而且對“和”、“戰”之事也已經與白崇禧近似反目了。所以，黃紹竑事後寫下了這段話：
“我當時想，要我當個糊塗代表，只好隨同前往，成功與否，橫直當個和談代表沒有什麼虧吃的。其實我早看透蔣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進行和談來喘一口氣，他哪裡會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呢！不過想利用和談討價還價，騙取主張和平的虛名。至於白崇禧，早就把‘漢曹不兩立’的口氣向我說過了。總之，和談代表的主張，和南京政府的主張並不是一致的。”
李宗仁對於代表桂系利益的兩位和談代表判斷失誤，除去他的性格使然外，更為重要的是，他對重開國共和談的目的和條件有了很大的改變。從與劉斐的談話中，我們明顯地感到李宗仁背離了在和談開始後致毛澤東電的立場：“協商問題，已採納貴方所提八條為基礎”，“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同時，他由停戰談判逐漸轉到了蔣介石力主的“備戰以求和”的立場上去了。在這期間，他曾公然說過：“能戰方能和，和時方能對等。”
北上和談的六位代表就要啟程了，何應欽於頭一天晚上在自己的官邸舉行送行宴。在何氏看來，就要北上的六位代表“是兵敗求和，形勢太壞，大家當時的心情都是夠沉重的”。再者，“由於籌備工作早已全部就緒，有關和談的各項問題亦已充分討論過，所以席間再沒有談及關於和談的話”。可是，何應欽絕對不會想到，北上和談的六位代表都在為自己未來的前途盤算著。其中，思想矛盾最大的莫過於“和平老人”邵力子先生了。
邵力子是決計不再返回南京了，但是留居南京的夫人傅學文女士怎麼辦？傅的意見是肯定的：一定要同邵一起走。可現在南京已有謠言，說邵不是去和談的，而是去出賣國民黨的。如果傅同他一起走，謠言就更大，對和談更不利；不去吧，和談一旦破裂，邵留在北平，傅一人留在南京將是很危險的。為此，他們夫婦悄然來到老友孫越崎家裡，請求幫忙解決。孫越崎想了想，說：“邵夫人如果一起走，我想誠如邵先生說的，謠言將更大，對和談更不利。和談不成，邵先生當然知道得最早，現在正是換季的時候，屆時打個電報給我說‘要衣服’。我負責代買飛機票，第二天一定送邵夫人去香港轉去北平，保證她無危險。”
四月一日，南京明故宮機場四周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八時過後，持有證件的記者相繼走進候機大廳，搶好了最佳的位置，擺好了照相機，拿著筆和本等候採訪。八時半，各種轎車結隊駛來，停在機場前的廣場上。李宗仁、何應欽等黨政要人以及立法委員簇擁著以張治中為首的和談代表、顧問、秘書、隨員等共十九人走進候機大廳。隨著一陣陣熱烈的掌聲，鎂光燈閃個不停，和談代表團為了避免每個人都回答記者的問話，遂由和談代表團顧問李俊龍宣讀了一份書面談話：
我們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進行和平商談，深感責任重大，實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我們也知道在和談進行過程中，當不免遭遇若干困難，但我們相信雙方商談，似無不可克服的難題。我們當謹慎地秉承政府意旨，以最大的誠意和中共方面進行商談。希望能夠獲得協議，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實現，以慰全國同胞殷切的希望。甚望愛好和平的各界人士們，隨時給我們指導、督促和支援。
據史記載，記者的奔忙與和談代表的嚴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把沉悶、肅穆的氛圍襯托得更加凝重了！李俊龍顧問唸完書面談話，以張治中為首的和談代表團步出候機大廳，向停在跑道上的“天王號”專機走去。和談代表、顧問、秘書以及隨員相繼登上舷梯，步入機艙。最後，首席代表張治中緊緊握住李宗仁的手，聲調低沉地說道：“再見了！還有什麼叮囑嗎？”
“沒有了，”李宗仁鄭重地說道，“我再說一遍：我們對和談代表予以絕對信任，付託全權，只要代表團認為可以的，我就能簽字。”
在這種氛圍中，張治中聽後真是有點感動了！他原本想說的“謝謝”二字也沒說出口來。接著，他憑著一股熱血的衝動，毅然轉身登上舷梯，再回身一看送行的官員們的表情，頓時又感到此行自己的責任重大。他鎮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用沉重而激動的聲音大聲說：“各位尊敬的先生們，長官們，及立委先生們！各位這樣盛情歡送代表團，我們非常感激！我們知道，這是給我們的鼓勵。我們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不辜負各位先生們對和平的熱烈期望，希望能夠得到成功。”
“天王號”專機啟動了，漸漸駛離了跑道，又緩緩升入高空，向著北方飛去。李宗仁這位代“總統”看著消逝在天際的“天王號”專機，有著一種難以言述的情感撲入心頭……
是日下午，“天王號”專機在西苑機場降落，北平市副市長徐冰等人前往機場迎接，送南京代表團下榻六國飯店。當日晚六時，中共代表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因南京增加劉斐為和談代表而對等增加的）等公宴北來的南京代表團。飯後，周恩來、林伯渠邀請張治中、邵力子談話。實出張治中所料的是，周恩來劈頭問他：“你為什麼離開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見蔣介石？”
周恩來是一代大政治家，當然明白張治中去溪口“面聖”的緣由。但是，他為什麼還向張治中發出近似責難的質問呢？史家認為有公、私兩方面的原因。論公，周恩來必然會站在黨的立場上認為：張治中溪口之行“完全是為了加強蔣的地位，淆亂視聽，且證明蔣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團”，當然會不滿；論私，周恩來和張治中有著非常好的私誼，在周看來，張為什麼看不清大勢所趨的情勢，而做出這樣糊塗的事來呢！因此，周恩來在嚴肅地批評了張治中的溪口之行後，又說了如下這句話：“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張治中原以為見到周恩來會重述舊誼，或暢談自軍調處分手後的別情，沒有想到一見面就被老友周恩來潑了一盆涼水。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當時不免動了一點感情，解釋了必到溪口去的種種理由。”自然，在這種情勢下是很難再談有關和談的事宜，聰明的張治中首先提出外交政策問題，主張“平時美蘇並重，戰時善意中立”，又說：“如果親蘇而反美，則美必武裝日本和用經濟封鎖來對付中國”，“這種論調，當然不為中共所同意而加以反駁。”初次相見“算是泛談，無結果而散”。
張治中作為一方的首席和談代表自知責任重大，再加上一見面就與周恩來話不投機，心情顯得有些沉重。這時，李宗仁派駐北平的常駐代表黃啟漢前來拜訪，他忙問道，“你在北平駐了很長時間了，中共方面的態度怎麼樣？”
“這方面，中共領袖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黃啟漢答說。
“那只是個原則，具體談起來還有所商酌吧？”
“當然有，但總不會離開那八項的範圍。”
“好，好。”張治中沉吟片時，話題一轉，問道，“德公說你在這裡設立了一個電臺，所有同南京來往的電報，都是經過這電臺收發的，是嗎？”
說到李宗仁要黃啟漢在北平設的這部電臺，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據黃啟漢的回憶：“我認為我的一切言行，都要透過黨組織，於是我把南京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電臺呼號以及我帶來的電報密碼本，全部交給了王拓同志（當時是北平軍管會交際處長，奉派在六國飯店和我聯絡）轉交到李克農同志處，由李指定一個電臺和工作人員為我收發和翻譯李宗仁和我來往的電報。”劉仲容南返時，又請劉“向李宗仁扯了一個謊，說我已經得到傅作義的支援，在北平建立了一個電臺，以後通訊即由這個電臺收發”。時下，張治中突然問起，他雖感到突然，也只好硬著頭皮說：“是的。我們有一個電臺，代表團要和南京通電報，就交給這個電臺發好了。”
“電臺設在什麼地方？”張治中追問。
“就在東單附近，離此不遠。”黃啟漢答說。
黃啟漢告別張治中以後，立即向徐冰同志報告了他與張治中談話的內容。次日，凌晨二時許，有兩位同志到黃房間來，把黃從睡夢中叫醒。他們告知：周副主席知道張治中追問電臺的事，特派他們兩人來和黃商量，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對此，黃啟漢事後寫下了這句話：“周總理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和如此細緻地考慮問題，使我非常感動。”
四月二日，國共雙方代表進行個別交談。周恩來和張治中談，葉劍英和黃紹竑談，林伯渠和章士釗談，李維漢和邵力子談，聶榮臻和李蒸談，林彪和劉斐談。但是，經過一天的個別接觸、交談，除邵力子以外，南京方面的和談代表均不同意“懲治戰犯”這一條。而且還有幾位代表提出休兵罷戰、“劃江而治”的想法。當毛澤東獲悉了這一情況之後，遂深沉地說道：“恩來，從第一天摸到的情況看，李宗仁宣佈的承認八條原則為和談基礎，是說給世人聽的，而他自己並不想執行，或者說還想討價還價啊！”
“是的。這樣一來，下邊的文章就不好做了。”周恩來疑慮重重地說。
“我看還是可以做下去的。因為我們的和談是建立在強大的軍事基礎上的。”
接著，毛澤東走出了兩步棋：一、做南京李宗仁、武漢白崇禧的工作；二、力爭在北平把每一位和談代表都變成邵力子先生。最後，他又說道：“總的原則是：在南京，我們要利用蔣、桂矛盾，把桂系拉到人民的一邊。這樣做——如果成功了，我們就會避免渡江作戰，國共雙方都會減少很大的傷亡。在北平，假如把所有參加和談的代表、顧問都變成邵力子先生，不僅有利於和談的成功，而且我們還會從政治上得很多分。”
毛澤東如何走出第一步棋呢？經過與周恩來縝密的研究，為了向李宗仁、白崇禧當面闡述中共方面的意見，並進而促使李、白二人下定決心與蔣介石決裂，決定動員李、白派到北平來的使者黃啟漢、劉仲容返回南京，替毛澤東、周恩來當說客。同時還決定：由周恩來找黃啟漢做工作；由毛澤東親自找劉仲容談話。事後追論：毛澤東走出的這步妙棋，在我國近代談判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啊！多年之後，黃啟漢記下了行前周恩來和他兩次談話的內容。現摘錄如下：
周總理很氣憤地說：“現在就是他們並沒有接受八項原則為基礎。根據這兩天來和他們六個代表個別交換意見的情況看，除邵力子外，其餘幾個人都異口同聲地說：‘懲治戰犯’這一條不能接受。這是什麼話呢？李宗仁不是公開宣佈承認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原則為談判基礎的嗎？怎麼，代表團來了，又變了卦呢？”周總理繼續說：“還有，南京代表團到北平來之前，張治中還到溪口去向蔣介石請示，這就產生另一個問題，你們代表團究竟是代表南京還是代表溪口呢？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和談怎麼進行呢？”周總理同意我回南京把這兩個問題向李宗仁問個明白，並決定明天就乘代表團坐來的專機回去。原定於四月五日開始正式和談的，也決定推遲了。
三日上午，周總理又在六國飯店單獨接見我，周總理嚴正地指出：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統一的願望，不顧中國共產黨為防止內戰的真誠努力，悍然發動全面內戰，給人民帶來了重大損失和痛苦。現在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較量，蔣軍主力部隊已被殲滅殆盡，可以說，內戰基本結束，剩下的不過是打掃戰場而已。但為了儘快地收拾殘局，早日開始和平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原則基礎上進行和談，我們還是歡迎的。但南京來的代表團，卻想對這八項原則討價還價，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周總理進一步要我轉告李、白幾點具體意見：（1）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渡過長江；但和談後，談成，解放軍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白崇禧在武漢指揮的國民黨軍隊，應先撤退到花園（在漢口北）以南一線；（）希望白在安徽讓出安慶；（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留在南京更好。考慮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調桂系部隊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蔣軍攻擊，只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了。
如果說周恩來與黃啟漢交談是在嚴肅的氣氛中進行的，那麼毛澤東與劉仲容在三日晚上的談話就顯得輕鬆多了！毛澤東一見劉仲容的面就說了如下這段話：
“我和恩來商量了一下，想請你回南京一趟，對李宗仁、白崇禧再做做工作，再促一促，爭取他們在此重要歷史時刻，能認清形勢，向人民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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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容清楚自己北來的使命，是為李宗仁、白崇禧打通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人物的關係的。把話說白了，就是來摸中共在“和”、“戰”等大事上的底牌的；時下，他又要受命於毛澤東，回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換言之，就是要說服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決裂，走傅作義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再者，說句實在話，劉仲容此次來北平，真的想留下不再回南京了。所以，他聽了毛澤東的話後沒有說什麼，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你敢回去嗎？”毛澤東看著表情有些凝重的劉仲容，笑著說，“我可以給你打保票，保你平安回來。”
“我敢回去，請毛主席做指示吧！”劉仲容一聽毛澤東的話音，遂笑著說。
毛澤東深知李宗仁有幾個擔心：主要的是自己未來的政治地位和桂系軍隊的結局。據劉仲容事後的回憶，毛澤東就有關問題講了如下的意見：
一、關於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暫時不動，還是當他的代“總統”，照樣在南京發號施令。二、關於桂系部隊，只要不出擊，我們也不動他，等到將來再作具體商談。至於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是這樣，如果他們不出擊，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暫時保留他們的番號，聽候協商處理。三、關於國家統一問題，國共雙方正式談判時，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親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願來，由何應欽或白崇禧當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則派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參加，談判地點在北平，不能在南京。雙方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以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時，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掛啦。四、現在雙方已經開始和平談判，美國和蔣介石反動派是不甘心的，他們一定會插手破壞，希望李、白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大當。
毛澤東透過上述的談話，認為幫著李宗仁把所謂的思想包袱放了下來。假如李宗仁真的想站在人民的一邊，在毛看來就無需再說些什麼了。同時，他深知李宗仁不能完全當桂系的家，武漢還有一個白崇禧，為了使白也放下思想包袱，他很有針對性地講：“白崇禧是喜歡帶兵的，他們的桂系部隊只不過十來萬人，將來和談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國防軍時，我們可以繼續請他帶兵，請他指揮三十萬軍隊，人盡其才，對國家也有好處嘛。白崇禧要我們的軍隊不過江，這辦不到。我們大軍過江以後，如果他們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長沙再看情況；又不行，他還可以退到廣西嘛。我們來一個君子協定，只要他不出擊，我們三年不進廣西，好不好？”
毛澤東說罷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似品味般地慢慢地吐了出來。接著，他看著深受感動的劉仲容又說：“你看，我們是不是煞費苦心哪？這樣做，不是我們沒有力量打敗他們，而是讓人民少受點損失。”
“毛主席這樣安排，對他們是仁至義盡了。”劉仲容真誠地說了這句話。
“恩來，”毛澤東認為自己要說的全說完了，遂又轉向周恩來，“他們去南京的事，你幫他們安排一下吧。”
劉仲容一聽“他們”二字，遂下意識地暗自問道：“與我同行的還有誰呢？……”
第二天，周恩來來到北京飯店，向有關人士宣佈，這次去南京的共有四位，除劉仲容外有朱蘊山（代表各民主黨派），李民欣（代表李濟深），還有劉子衡，他是去找南京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的。據劉仲容回憶，周恩來還講了如下這段話：“你們去，總的原則是：他們同意我們過江，什麼都好談，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對他們講清楚，不要以為我們過了江會孤立，廣大人民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群眾是擁護我們的。”
同時，周恩來還對劉仲容交代了兩項任務：一是朱老和李民欣的生活，由劉照顧；再是要把邵力子的夫人傅學文從南京接到北平來。最後，周恩來說道：“祝你們一路順風，過幾天再見！”
也就是在安排劉仲容等人南下的期間，香山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害得毛澤東都披掛上陣，與身邊的衛士們一起保衛雙清別墅的安全……（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