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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國策(四)

許凡輕聲問道:“就是你說的勞工部和社會民主黨嗎?”

“對,但還不完全。”鄭宇點了點頭,“這些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改善工人的經濟地位和思想意識,而這些除了靠政府的立法,引導,經濟總體發展,文化宣傳導向,長期上還是要靠教育普及。”

“受過較高水平教育的工人,會有更強的維權意識,自主意識,他們會懂得用合法合理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懂得以相對理性的思考來面對與資方的關係。”鄭宇說道,“更重要的是,教育賦予了他們更大的價值創造力,在與資方的對話中也更有底氣。而且在生產實踐上,他們的學習力更強,也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剩餘價值,這樣勞資雙方都有更大的蛋糕可分。”

“所以,帝國的教育,雖然在前期這個階段,由於國家整體資源,以及教育資源本身的匱乏,在義務教育上保持了一個相對的低水準,而在高等教育上集中資源培養一部分精英人才,但未來必須重點加強對義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投入,至少要把初中教育逐漸普及開,並且進一步再擴充套件到高中。”

鄭宇深深吸了一口氣:“當我們這個國家有一半以上的適齡青年都完整地受到高中教育的時候,這個國家未來幾百年的發展,將無可阻擋。”

許凡沉默半晌,點了點頭。

鄭宇知道這人最關心,或者說最大的執念,其實還是他理想中的民主憲政。而普及更高水平的義務教育,無疑對於實現民主憲政是強有力的助推,甚至可以說是基礎。鄭宇心知自己搔到了這位師長的癢處,自然是心頭篤定。

他已經給這個國家規劃了一條長遠發展的道路,而這個宏大的藍圖,卻必須首先獲得許凡的支援。他需要許凡的威望,許凡的力量,也需要許凡的智慧。他並不認為自己全知全能,而且篤信只有思想的反覆碰撞,才能更好地保證決策的終極效率。

兼具歷史眼光和超前思想,又深諳這個時代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對政治經濟實踐有著直接認識的許凡,無疑是最好的物件。要說服內閣和整個中樞決策集團接受這樣一個宏大的計劃,也離不開許凡的鼎立支援。

“小宇,你要辦教育,要搞勞動者保障,這些我都是支援的。”許凡開口說道,“可這些都是間接的手段,也是需要長期才能發揮作用的。眼前你打算怎麼辦?現在戰爭結束,戰時體制下基於強制要求和訂單追責催生出來的產能可能面臨需求不足,大批工人,甚至很多還是臨時工,隨時面臨下崗失業的危險,我聽說不少工人在準備回鄉接著做短工或者長工。各企業主也對戰時體制之下強制推動上升的工資水平很有怨言,現在訂單不能保證,又要養一群比以前工資高一半甚至一倍的工人,你讓他們怎麼有生產積極性?勞資雙方都在擔心,你打算怎麼解決?單單一個政府投資,一個勞動者保障,一個教育投入,能解決眼前就要起火的局面嗎?”

“叔,這事情,可不是單純的政策投入那麼簡單,關鍵是對未來的信心。”鄭宇認真地說道,“有了信心,資方就敢投入,敢給工人加工資,工人就會對工廠和城市產生歸屬感,會開始從整體的角度考慮一些長遠的問題,人心就安定了,經濟的自我滾動,投資的槓桿就可以起來。”

“我的經濟發展規劃,政府真金白銀的投入,優惠政策,乃至對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的投入,社會保障和勞資協調機構,都是要向社會各方傳遞一個強有力的信心:帝國的發展將是持續的,快速的,我們已經做好準備。”鄭宇說道,“從微觀的層面,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對教育的保障性投入,公租房和城市基礎設施這些公共設施的建設,能夠增強國民的歸屬感和凝聚力,穩定住他們的情緒,讓他們把精力投入到透過努力勞動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上來,轉移到提高自身素質以獲取更高收入上來。整個社會在政府的引導和拉動下走上一種開拓進取的樂觀狀態,這樣帶來的價值是無窮的,而情緒本身會提高對於企業主對生產能力的投資,以及個人對自身素質,對子女教育的投資,整個社會就可以走上良性循環。”,

“農民呢?”許凡沉默半晌,突然轉換了話題,“工人有社會保障,有立法,有工會,有勞工部,那農民的權益如何保障?農民黨的七千萬戶農民,每戶二十畝土地的贖買計劃你怎麼看?十四億畝土地買下來最多也就是一百多億華元的事情,既然你這麼有錢,是不是準備這麼幹了?”

“他們的想法根本就是誤國誤民。”鄭宇哼了一聲,“搞出七千萬戶巴掌大點土地的小農,永遠掙扎在溫飽線上,還要和天災人禍做鬥爭,而且把農村剩餘勞動力牢牢吸附在土地上,這樣的蠢事我不會幹。現在有了這麼多土地,國家工業又要大發展,農戶的門檻按道理應該是一百畝。不過我們現在耕地有限,農業人口也實在多了點,所以先定在五十畝。但這個方式不能是強制性的贖買,否則你放心,從地方讓到中樞,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員議員們,搞不好又要大撈一筆。如何核定地價,再加上國家大政的旗號,這裡邊門道就多了。”

“強制贖買對於有產者是不公平的,對農民中的先進生產力,有能力去致富的,又打擊了積極性。這種簡單粗暴的均貧富思想只要開了個頭,就等於開啟了潘多拉的魔盒。每當社會底層不滿了,這個惡魔就會鑽出來鼓動風潮。而有了這個先例和前科,有產者的安全感和對政府的信任感會大大下降,最後整個社會就會被導向一種投機氾濫的風氣,在經濟領域會充滿投機思想和短期行為,賺了錢就會想到轉移和隱匿資產,甚至移民。”

“這不是一個著眼長期,真正有條件進行戰略佈局的政府應該採取的行為。”鄭宇說道,“當然,我不是說絕對不可以進行贖買,但強制性的贖買,至少對我們目前這個社會來說是不合適的。”

“那你想怎麼做?”

“政策引導,經濟刺激。”鄭宇笑了笑,“中國的鄉紳,幾千年來只知道土地,一貫重農抑商,經商也無非是藉助政府的公權力竊取公共財富,再和政府分肥,對土地的經營也基本不會著眼於生產技術和生產資料的改良,而是單純地放墾收租,逢到災年再趁機囤積謀利,發印子錢,再多聚斂土地。這些人對社會沒什麼價值創造,只是單純地財富再分配,把別人的錢想辦法變成自己的錢。這種思想不得到改善,一切都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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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大興工商,這些年湧現出了眾多財閥,致富速度已經有目共睹,很多鄉紳也開始活了心思,不單純是買地和存銀行。”鄭宇說道,“這一次帝國推出新的殖產興業政策,加大優惠扶持力度,再加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開支,政府投資示範,我想這些鄉紳也會動起腦筋。只要他們願意把土地上沉澱的資本轉移到工商上來,我們就贏了。”

許凡沉默片刻點了點頭:“你具體講講。”

“除了上面這些措施,我從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個,戰前我們對二十畝以上的土地擁有者徵收農業所得稅,為了戰備又加徵了臨時戰爭稅,這一次,我要把戰爭稅變成物業稅,以五十畝為線,單戶土地在此線以上的部分就需要繳納近五年內收成總額百分之四的物業稅,以下者免稅,實際上就是每年收成的百分之二十都要交稅,或者說,其實就是繼續執行戰時政策。這樣一來,地主從土地上獲取的收入就被大大削弱了。對於採取產業化農場經營,運作效率較高的農場主,我們按企業徵收所得稅,土地物業稅統一按照近五年收成總額的百分之二繳納,但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農業工人待遇政策,包括工資下限和稅前利潤分成比例。但對於以傳統租佃方式經營土地的落後地主,中央政府本來就限制了地租不能超過四成,這一下子交稅要交掉這麼多,剩下的利益就不那麼划算了。”

“我給您算筆賬:按種植水稻算,現在稻米一公斤均價差不多是四分的華元,以普通的二等水田計算,單產每畝平均在一百八十公斤左右,地價一般是十五元。假設某地主按三成收租,每年每畝地五十四公斤的租子,還要扣掉賣掉交稅的三十六公斤,只剩了十八公斤,摺合華元七毛二,他還要交個人所得稅,因為是累進徵收,如果是中等地主,綜合稅率差不多就是三成,這樣最後就剩下五毛錢,年回報不過3.3%,甚至低於銀行存款利率。這一點收入還要看年景,還要呆在鄉下被人看作土老冒。醫療,教育,娛樂,都很不方便。另一方面,對普通農戶來說,五十畝這個數字足夠了,反正在這以下就不用交稅,超出部分才交稅,所以無壓力。地主要賣地,農民要買,資金不足的,國有和皇室的銀行提供特惠貸款,以土地做抵押,息差部分,由我捐款設立的惠農基金提供貼息。”,

第二個,開股市。我要用最直觀的方式,讓這些地主鄉紳看看,工商業致富的速度有多快,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投資工商業最便捷的途徑:買股票。而帝國的優質企業透過上市發股,又籌集了資金可以擴大再生產,這樣就是一舉兩得;

第三個,國家釋出政策,並進行宣講,透過學校教育向社會傳遞信息:投資工商光榮,靠收田租寄生過時了,鼓勵地主鄉紳把土地轉讓給政府,投資工商業。透過宣傳,透過他們的孩子從學校帶回來的資訊,透過農會構成的輿論氛圍促使地主們主動改變經營方式,或者直接抽身投資工商業,但決不允許暴力強制。這個轉讓因為是自願的,中間胥吏的盤剝就沒什麼油水。再加上民意機關和政府,強力機關的互相牽制互相監督,媒體的監控,他們就無力可使。

對地方政府來說,原本沒有物業稅,現在多了個稅源,而每一畝土地從地主鄉紳轉交給政府,再從政府交給租種的農民,銀行提供購地款的無息貸款,中間的印花稅是地方政府和中央分成,雖然比例低,但架不住總量大。”

許凡沉默半晌,輕輕嘆了口氣。

“小宇,雖然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到的這些東西,方法上也是我聞所未聞,但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至少聽起來從邏輯上很有道理。”他欣賞地看著鄭宇,“土地問題折磨了中國幾千年,從來都是均田一類治標不治本,甚至遺患無窮的辦法,沒想到今天卻聽到了一些不一樣的觀點。”

“說到底,這還是時代發展了,科技發展了,工商業大興,財政金融這些強有力的手段可以被採用,還有農會這樣的農民組織可以制衡傳統的地主鄉紳。”鄭宇一笑,“以前沒有這個條件,也沒有這個思想。當然了,要是帝國只有關內這屁大點的地方,幾億人擁擠在一塊,工業薄弱全民愚昧,政府軟弱無力,那多好的政策也都是扯淡。”

“這話實在。”許凡點了點頭,“倒是忘了,你小子這次從北面和西面弄回來那麼一大片土地,再加上蒙古,新疆和東北的邊患肅清,倒還真是多了不少耕地。”

“西伯利亞的可耕地,我們測算了,大致上是三億畝,但其中最適合耕作的黑土地和灰色森林土只有一半。中亞方面,適合開墾成耕地的不超過一億畝。其實但就耕地來說,能夠給我們增加的並不多。”鄭宇搖了搖頭,“我們整個帝國本疆目前的耕地是十八億畝,考慮東北,新疆,蒙古,察哈爾,原緬甸,上寮,下寮,安南和蘭芳的進一步開發,再加上新入領土,我們極限的耕地大約是三十億畝。”

“考慮到很多地方我們不得不採取農場制度,以及大農場在耕作效率上的優勢,考慮到地形地貌的因素,再加上一些地方複雜的民族問題,我們最終適合分給小農戶的土地大約在十五億畝。按照五十畝一戶的理想狀態大約是三千萬戶,按照每戶三代平均六口人,大致上是一億八千萬農民。”鄭宇繼續說道,“剩下的大農場我們採取兩年一休耕的輪作,再扣掉棉田這些經濟作物,我們的大農場每年大約有五億畝種植糧食。假設小農戶不休耕,八成種植糧食作物,農業技術普及需要時間,我們五年後利用良種和科學種植,爭取把大農場的單產提高到小麥每畝一百二十公斤,小農戶種植水稻和其他糧食作物大約一百五十公斤,這樣就是年產兩億八千五百萬噸糧食。”

“帝國的人口到時候不會超過五億,人均糧食佔有率達到五百七十公斤,這不但足夠,還能用於擴大養殖業,乃至釀酒,糧食深加工,以及進一步擴大出口。對每戶五十畝地的農民來說,土地貸款沒有利息,五十畝內不收物業稅,每年收穫七千五百公斤糧食,按照每公斤小麥大米和玉米平均價格大約三分錢的華元,扣掉種子牲畜的投入,再扣掉口糧,也有一百二十華元的出息。即使我們把他們納入到所得稅繳納體系裡,無非也就是繳納幾塊華元,餘錢也很可觀,一家的剩餘收入超過做國防軍底層士兵一年半的軍餉,超過了在國有工廠做低階工人。”

“到時候要防止的是穀賤傷農,”鄭宇摸了摸下巴,“每戶五十畝土地,每年休耕三分之一,農戶應該是會願意的。再結合輪作法和秸稈還田,土壤可以得到一定的改良。比如在南方,冬季種小麥,然後種一季稻子,還有春蠶……另外還有輪作+間作的技術。在自耕農這一塊,我們用不著走單純依靠化肥提高單產,土地越來越板結和實際肥力下降的道路,而是靠科學的再循環農業道路來改善土壤肥力。配合推廣良種家畜家禽飼養,消耗掉一部分糧食,再透過政府的戰略糧食採購,釀酒業的大發展,還可以消耗更多餘糧,農戶的生活可以穩定下來。這樣整個社會底層的基礎就牢固了。”

許凡沉默片刻,又開口問道:“小宇,你想的固然沒錯,可你要知道,歷朝歷代都搞過均田法,最後也無一例外都崩潰了。你這個三千萬戶農民每戶五十畝,又能持續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