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一股甚囂塵上的逆流，鄭宇只是靜靜地觀察著，有條不紊地處理著國家的各項急務，做著一系列的戰略安排。
而北竹等文化喉舌，也只是冷眼觀察，私下裡卻在聚攏聯絡各派力量。
眼看著局勢已經開始超出正常的學術討論的範疇，鄭宇終於聯絡內閣。
很快，內閣頒發條令，“嚴厲禁止各種歧視外鄉人，外國人之行為，嚴懲一切違法行為”。對一些騷亂嚴重的地方，政府直接調動了警察乃至警備部隊平息事端，並依法逮捕煽動暴亂的責任人並提出公訴。對放任乃至煽動事變的地方官，地方財政院人員，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訴。
不過，那些衝鋒陷陣搖旗吶喊的復古興漢派文人，卻是沒有遭到什麼變故。
一番喧囂過後，社會秩序剛剛露出的一點混亂苗頭又更加迅速地消失無蹤。一些剛剛蠢蠢欲動，卻還沒來得及發力的勢力眼看著形勢似乎有些不對，又忙不迭地縮了回去。
《華夏時報》，全文刊登了“北竹”的大作。
這篇文章名為《何為華夏》的文章，開宗明義：“華夏就是中國之民，只要中國之民在，華夏就在。華夏從未滅亡，也不會滅亡，因為無論它曾經經受多少苦難，多少扭曲，華夏民族都不會絕滅。”
北竹提出，“華夏的根基，在於華夏之民，也在於華夏之文化。而華夏文化並非簡單的儒家，更非理學。華夏文化不是區區幾個所謂聖人制定的不可逾越的規矩，不是幾本聖賢書圈定的範圍。華夏文化是全體華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結晶，他不僅僅是少數聖賢門徒的專利，他屬於全體國民。”
“華夏文化自古以來就一直在不斷發展變化，而並非單純地效法古人……漢代之經學，儘管號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卻是外儒內法，並兼取黃老。以儒學訂綱常宗法以律法約束官民，以黃老之寬仁蓄養民力。而後之宋學，更以佛入道，兼取坐禪，明理等佛家思想，崇尚向心內求索進而發展為理學，逐漸陷入空談務虛。”
“華夏文化，除儒學延續之外，還包括了先秦諸子之學，包括了歷代經世致用之學，包括了各行各業的傳承，包括了勞動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創造和經驗積累，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鄭鷹揚棄傳統融匯東西開創的‘新學，！所謂理學即是華夏文化，儒家就是華夏文化某幾個‘聖人，之言便是華夏文化，某個‘聖學，就是世間顛撲不破的真理，實在是大謬不然。”
“華夏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樣，其產生和發展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並非天降一聖人，寫下一篇神作，而後世之人只要不斷地去‘加深領會，。它一樣有時代的侷限，只適用於一定時期，一定背景，一定區域，而絕非推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更不是絕對優於其他文化的神物。”
“是古非今迷信聖人敬天法祖，這種種弊病已經讓中華文化自理學之後一步步走向衰落。幾百年來，以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沒有貢獻一個思想家，也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成就，國是日非，可見所謂優越的文化，實在是有大問題，早已落後於時戧了
北竹筆鋒一轉，又旗幟鮮明地提出，“所謂傳統文化，絕非三綱五常，尊卑上下，家國天下，絕非什麼修齊治平，更非理學宗法。傳統文化的價值，在於其目的而非手段，在於其精神而非外在。”
“以筆者看來，華夏文化真正需要繼承的，乃是其目的本身：以人為本。乃是其精神核心，即中庸和仁恕，而不是為了實現目標而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並非在歷史過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閹割之後面目全非的宗法禮教。”
“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目的是要通‘定名分，，‘各安其位，來‘致太平，，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讓人—那個時代的人的含義只包括士人，而不包括奴隸和剛剛擺脫奴隸身份的底層民眾（也就是那個時代的“民”）—能夠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思想核心有其偉大之處：以人為本，只是他眼中的人只限於士人階層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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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個舊貴族的後代，孔子很自然地提出‘復周禮，，透過由自己身邊的家族關係開始，定名分，明尊卑，一步步推廣到國家，以這樣一套等級秩癌和人治體制來消除紛爭，透過教化來弘揚人本性的善，在統治階層內部實現“推愛”，以肯定各自家族私愛優先來結合禮法尊卑，消除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在此基礎上約束統治階層有節制地對底層民眾進行索取。在孔子看來，這就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的最佳手段。但我們需要明確一點：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學的目的乃是以人為本，而孟子民貴君輕的提法更體現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時移，千年以降，儒學歷經變革，一步步被改造為更加適應**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也一步步加深了對國民人性的扭曲和對思想的束縛…···漢朝已經從‘百家爭鳴，發展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天下定於一尊，，魏晉的開放和學術自由到了隋唐發展為科舉，政府開始透過官定考試選拔來嚴格控制意識形態，而到了宋元之交，洛學進一步拋棄了唐朝的功利主義學術，完全走入空談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頤到程頤到朱熹，一步步陷入過分強調‘義理，的極端主義。南宋陳亮和朱熹的‘義利之辯，就是典型的例子：宣傳社會進步，提倡務實和經世的陳亮最終‘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高，，鬱鬱而終，滿口空談道德仁義，對一切社會進步完全否定，並空想出一個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認為後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為有‘道德缺陷，而糧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卻在之後被歷代統治者推崇，成為了‘聖＝，其學術成為‘顯學，，其後的心學也好，實學也好，最後也都無法擺脫理學的窠臼淪入空談或徒勞的‘考據，，社會思想越發僵化保守，社會日復一日地**僵化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手段逐漸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學，宗法禮教已經成為目的本身，至於以人為本，如何實現中庸仁恕的精神，已經沒有幾個人真正去思考了·｀····”
“宗法文化本身是一種等級壓迫的文化可以適用於中古之矇昧時代，卻不可行於人性解放之時代……今時今日，如果重拾這一套宗法文化，繼續打造一個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級社會，綱常倫理治國繼續提倡‘愛有差等，，以宗族文化治國，無視人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時代大潮，就必然背離中華傳統文化真正的核心：以人為本，則國家也必然重蹈覆轍，再陷治亂迴圈……我華夏自先帝開基至今，國勢蒸蒸日上，靠的便是堅持以人為本貫徹了中庸和仁恕的精神以開放，理性和客觀的精神對待一切民族的先進文明成果以博愛，平等，自由之理念，行中庸仁恕之政……”
緊接著，北竹筆鋒卻又是一轉：“回顧歷史，我中華傳統文化，雖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推愛，和‘私愛，推崇為主流，但先秦百家之學中卻並非沒有博愛的火花。墨翟主張‘兼愛，，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強調的‘愛有差等，。墨家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已經觸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實現博愛平等的思想領域······蓋因墨翟本人出身平民，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張平等博愛，而今日之社會，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寶貴養分。”
“墨子曰：，······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而違反兼愛互利原則的惡果是‘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這表明，墨子認識到愛有現實性的一面，反對空談道德，主張把把愛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愛必言利，以愛啟利，以利寓愛，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兼相愛，並不否定自愛，而是把自愛與相愛結合起來，但反對儒家提倡的‘愛以差等，，反對把親疏遠近作為差別之愛的基礎。…,
‘交相利，也不是鄙視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與互利兩不偏廢，反對以私愛為基礎強調私利。”
“在墨家的理論中，義利是彼此相輔相成的關係，而自愛和兼愛也是一體的關係。墨子反對閹割人性，反對人性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關係的調整為基礎，兼愛和互利而非禮教秩序才是社會和諧的根基。‘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在這種愛意融融的相互義務性關係中，在這種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社會資源分配體制之下，天下才能實現和諧與富足，也就可以實現不同成員間的博愛。是故，兼愛互利是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墨子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攻等主張均以兼愛為出發點。可見我先秦時代，平等博愛思想早已提出，無奈當時統治階層紛紛採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漢武又以儒道法合流為經學，‘定天下於一尊，，愚民宗法**文化從此大興，私愛氾濫，而墨家平等博愛之精神漸漸埋沒矣······”
“西方思想啟蒙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會契約理論，早在春秋時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儀》中提出，‘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論中人生而平等，並受權利於天，乃是天賦人權。而墨家的‘兼愛，思想也正建立在這種天賦人權，生而平等的基礎上。《墨子＝經說上》指出：，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非若愛馬。，在這裡，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謂以人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也就是在人類社會早期，是不存在統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於無政府狀態導致‘天下之亂，，人們‘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可見墨子在平等，博愛，自由的理論基礎上，公開提出了人類政權組織原本基於民主推選，基於社會公共契約的理論。”
“…···墨家重視科學實踐並提出辯證地看待一切事物其義利相輔相成的觀念也體現出了這種辯證客觀的精神，這正是中庸思想的偉大體現…···而墨家堅持以利國利民為一切思想文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所謂‘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張天下為公，正是仁恕精神的體現。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為本······”
“由此可見，儒學也好，墨學也好，雖然手段有不同，但內涵其實有其共性：以人為本，中庸仁恕……我華夏文化實乃以人為本之文化，無奈卻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隨著大一統皇朝的確立，由於家天下統治階層的利益導向最終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殺和埋沒，思想文化逐漸走向扼殺和扭曲人性，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歷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讀的慘劇，使寶珠蒙塵，此堪為今世之誡······”
“中華傳統文化的以人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這些精神核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實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實現。當今社會民智大開，國爭逐，稍稍行錯一步就是萬劫不復，俄國已經是眼前的例子······歷史大潮浩浩湯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人，由無獨立人格之奴才，發展為獨立進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歷史潮流，也是人性必然。如此潮流，要違逆之，便是對國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對華夏先祖的背叛。今時今日，理學提倡的等級尊卑，愛以差等，束縛人性等手段，實在已經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賦人權，社會契約，民主法治，平等博愛自由理念，正需我華夏國民詳加揣摩······”…,
“以人為本，中庸仁恕，於當今時代，當以合適之手段體現。我華夏新學，貫徹以人為本之人本精神，以中庸仁恕為信條，以法治維護社會公正與秩序，以科學推動社會進步，一切務實而不務虛，以實踐檢驗真理，而非以聖人之言為真理來檢驗實踐。有了這個根基，才有了帝國民智大開，我華夏各項事業蒸蒸日上，文治武功為一時之盛。”
“我華夏新學，今日之中庸並非因循苟且，並非無原則的‘持中，，而是客觀，理性，不偏執，不頑固。我華夏新學一向認為，中庸即理性，中庸即科學，中庸即客觀;所謂仁恕，也再非舊王朝的假仁假義，外殘內忍，再非對內寡恩對外慷慨以昭顯‘天朝威儀，。我華夏新政，對內推廣教育，發展經濟，建立公平之社會保障，建平等之法制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國民權益，使國民分享國家成長之實惠。對國家民族之敵，我華夏新政以鐵血對橫暴，此對敵之鐵血，即是對國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見，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愛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學與民主法治······作為社會發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獨有，而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礎。沒有科學，則一切都不過是空談，無非是翻炒聖人之言，說得天花爛墜，實則毫無用處。沒有民主法治，則整個社會還是要依靠宗法倫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權力，崇拜權威，毫無思想自由，無人格尊嚴，既無自尊也無自信，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與列強虎狼之民同場較技？”
“我華夏新學，乃是華夏文化精髓於新時代之傳承體現，乃是融匯中外文明精華凝鑄而成，並經受了國家發展考驗，並不斷進步的學說……我華夏新學，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從實際出發，對一切權威不迷信，不盲從。我華夏新學，不以具體而微的聖人之言鉗制思想，而以明達之理論啟發民智，促使其主動思考，辨別吸收，創新進取。我華夏新學，對一切文明的成果，從不以出處而論優劣，而以其效力為準，批判揚棄，去劣存優。我華夏新學，從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決定資源分配。我華夏新學，不定一尊於己，不以強權而譭棄其他學術。”
“我華夏之政，並不盲從西方，更不附會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實。我帝國有開明君上，有國會握立法和預算之權，有司法獨立，有地方參政院行地方立法，監督，編制和財政之權，有國民選舉，有輿論監督，有多黨，有憲法，又有國民之監督。於戰時，我華夏有大本營統轄軍政要務，凝聚國力以御外侮;於和平，我國會，內閣，君上各有職司，萬事決於公論，而不行上支下派之**盲從之法。如此，賢明君上得指導仲裁國家要務，國會得秉持民意決斷國政，內閣對國會負責，以才是舉。簡要而言之：萬事決於公議，有司各有其職並互相監督互相制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華夏新學承先啟後，融匯東西，卓然成家。此新學即為新華夏之學，乃去偽存真，優勝劣汰，而且不斷發展完善不斷進步的學問。故而新學非西學，也非幾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時代的聖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斷發展進步的學問，是以科學和法治為內涵的學問。
“華夏有了華夏新學，也就真正成為了新華夏，而非被宗法禮教牢牢捆縛，沉淪於治亂迴圈之中的舊華夏。華夏之民有了華夏新學，便可以從奴才變為人才，從愚民變成自由之民，從屈從權力的草民變成參與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學興則華夏興，新學衰則華夏衰。與其死抱著文化糟粕給歷史塗脂抹粉，還不如睜開眼睛看看歷史，正視現實，多想一想如何豐富我華夏之新學，如何奠定我華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陽紙貴。
一直氣勢洶洶的“復古興漢”派，原本看著各地風潮湧動自然是暗自興奮，可之前政府出手平息騷亂，卻讓一些敏銳之人如同冷水潑頭。緊接著這篇大作出臺，更讓一些知道北竹內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氣。
這些人自然清楚，這看似是北竹出於一貫立場，站在“國民”，“民權”，“法治”的角度說話，但實際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這些人一時也失了聲。
原本都想著這政府的曖昧態度，尤其是中華宮方面始終默不作聲，就算不是放縱，也應該是暗中有些盤算。只要賣力一些，到時候皇帝取消國會修訂憲法大權在握，他們這些人成為文化巨擎，並進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
可現在看來，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學一邊，也是提倡“科學”，“法治”，“民權”！
不少人都犯了糊塗，碼活想不明白這位皇帝到底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至於墨翟······很多人都趕忙開始翻弄故紙堆，尋找《墨子》的隻言片語：這位“先秦巨巨”雖然久聞大名，但其學問實在是埋沒太久，少有人問津了。糹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