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郡王鎮東瀛，母國文化之辯時有聞之，而郡王憂似甚閉門而謝客。至上之文傳諸東瀛，郡王把玩良久，而後歡宴如前。人見之，私相曰：安矣。”——範至瀾，《華興朝野錄》）
這位幾乎從不公開發表文章的皇帝，以這樣一篇文章而公諸天下，頓時就引發了舉國轟動。
在現世的中國，這位經歷傳奇，又領導國家打贏了至關重要的強國之戰的青年皇帝，早已被人們有意無意地神化了。老人堅信這位是“天降星宿”，中年人認定是“超邁乃父”，青年人則將其視為偶像，崇拜之狂熱前所未有。
以他現在的聲望和影響，無論公開說了什麼，自然而然地會被絕大多數國民奉為圭臬。
鄭宇很清楚：縱觀歷史，任何一個統治者走到他這一步，下一步自然而然的就是造神，思想淨化，內部清洗，建立自己絕對**統治，可以把國家如同麵糰一樣隨意揉捏。
但經歷了這麼多風雨，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母，穆鐵這些人前赴後繼地流血，看著千千萬萬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吶喊著，拼搏著，流血流淚，他早已明白了一些東西。
歷史，終究不會一次再一次地把機會賜給同一個國家和民族。
原本稍縱即逝的時代之潮，由於鄭鷹等人的到來，終於讓這個老大民族抓在手中。但歷史強大的慣性，卻依然在潛移默化地把它繼續拉向慣常的軌道。
時代選擇了鄭宇，而他也必須肩負起時代賦予他的責任。
社會已經發展到前所未有的多樣和複雜，而人性解放也是不可逆轉的潮流，**愚民也已經無法滿足社會進步的要求。這個國家走到今天這一步，面對列強大爭之世，需要的統治者不再是家天下或x天下的梟雄·而是一個一切首先從國家長遠和根本利益出發，不以個人權力和私慾為先的真正的大政治家。
作為一個政治家，當國家站在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是至關重要的轉折之時，要做的不是那一套梟雄手段，帝王權術·而是因勢利導，推動形成一個包容和開放的輿論氛圍，一步步推進社會深層次的變革，為這個國家真正建立起千年之基。
現在正是這個國家開始這樣一場根本變革的最好時機：錯過這個民氣最高，國內最為眾志成城的時候，一旦國家上下再次心滿意足地沉醉在歌功頌德之中，文恬武嬉，重回內部的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則一切“辯論”都會演變成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而文化爭鳴也會最終演變成一場悲劇，隨後歷史重回慣性，而時代的大門也會再次關閉，一個曇花一現的“盛世”不過是人亡政息。
更重要的，他很難確定·自己的繼任者會有自己這樣的權威，這樣的魄力，乃至這樣的胸襟氣魄和責任感，來從事這樣一場可能對自身權威構成挑戰的變革。
鄭宇知道自己的言論有什麼樣的權威，但他也知道這柄利器不可輕動：自己在外面說的越多，犯錯的機率就越大，所以他凡事都喜歡讓別人頂在前面。鄭宇給自己的定位依然是一個引導者和仲裁者，而不是衝到舞臺上面的“男主角”。走到他這一步·他也確實不太需要那些表現來維護權威：他的成就已經說明了一切。
他並不擔心·這些否定從不犯錯的聖人存在，否定放之四海皆準的聖言的存在·否定權力高於一切的言論會動搖他本人的統治。
他的法統傳承是依據憲法，依據合理傳承，他的權力來自於他的法統，也來自於他手中的黨政軍財文大權，來自於他用鐵和血打下來的赫赫聲威。對外，他開疆闢土的成就超越了一切華夏帝王;對內，他鐵腕粉碎兵變，鐵拳肅清官場，肢解了地方政府，又分化了復興黨，用新的利益分配機制把絕大部分人和自己捆綁到了一起。在這個國家內外，都已經沒有力量敢於挑戰他的權威。…,
他已經有了足夠的信心：只要不犯下太多愚蠢到不可救藥的錯誤，任何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都已經無法動搖他的權威，也就無法從根本上瓦解他為這個國家打造的長久秩序。
他的存在，可以確保這個國家中的各股力量被迫或自願地接受妥協的概念，學會在憲法體制內和平地獲取和交接權力，實現共存，學會以合適的方式進行爭論。
他從不相信一個正邪大決戰式的革運動就能夠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舊貌換新顏，而是有條不紊地計劃著一切，循序漸進地展開自己的行動。他有耐心，等得起，因為他足夠年輕，也足夠有權威。
論戰走到這一步，的確也很難繼續下去了。
“復古興漢派”中的很多干將原本就是打著“迎合上意”的念頭，在實現“大政奉還”的同時“簡在帝心”或“不負平生之志”。
可現在看來，根本就是拍馬屁拍到了馬腿上，這位皇帝居然根本就是反對頌聖反對復古，那還搞什麼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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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得搞。
第個退出的正是譚嗣同。
這位湖南書生原本也是硬漢，但多年宦海沉浮，早多了明哲保身的智慧。再加上對這位皇帝看似寬和，關鍵時刻狠辣果決的性子深為忌憚，更清楚如果自己敢於站在皇帝的對立面，只怕民間的形象就要大壞，更會被鋪天蓋地的口水淹死。此刻一看對方公開出來喊話，前內閣重臣譚嗣同就知道已經到了曲終人散的時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從鄭鷹時代過來的臣僚都已經懂得了這個政壇規則：“······以先帝之明，於此事既早有決斷，我等自不必多言。國民思想之自由，吾人並非反對，不過是千載傳承有其慣性，擔心水土不服·正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聖上所說正是至理名言，北竹所言之道理我等也深然之······當用心揣摩……希望不忘傳統，拾遺補缺。所謂誰主誰次，實可另論，關鍵是東西不可偏廢·中外不可混同，我華夏不可盲目崇洋，可既然有墨師為此天賦人權之開山鼻祖，吾人······”
自詡“忠於皇上”的姚麟也不得不發表“退戰宣告”：“····…吾人敬先帝與今上之心天人可鑑，所言無非為國進言，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今事理已論明，華夏新學之功吾人並非視而不見，只是憂心西夷文化之侵略，欲振奮我民心志氣·既有墨師達者在前······今吾人當以先帝和今上為楷模，恪盡職守……”
曾廉則乾脆中了風，著了魔，整日嚎啕痛哭“······我先哲有言，‘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墨翟粗鄙無知，禽獸之人，其學說定然禍國殃民是無疑的，我先聖苦心經營，方棄此邪說偽學·今……吾人要此口何用？華夏完了·率獸食人，亡天下了······死了好死了好！”
這人還一本正經地＝叮囑家人“我死了，務必把眼睛放到城門口，我要看看這國是怎麼亡的”！其家人只當他胡言亂語，只是諾諾敷衍了事。
那位五臺山的高僧更是離譜，之前這位在報紙上發表了水墨畫，一惡形惡相的野豬於雲上對地面嚎叫不已，下面一隻綠油油的公雞，也是對空張牙舞爪，上書“天豬叫（天主教），雞獨叫（基督教），都是禮拜一個豬（主）”。
等到北竹宏論出臺，舉國輿論一變，紛紛指責“復古興漢派”保守誤國，再到鄭宇短文一出，天下轟動，復古興漢派土崩瓦解，打著“國粹”旗號大興“三教”也成了笑談，這位“高僧”頓時傻了眼。其上師特地從西安趕來，斥責這位高僧妄動無名，塵緣未盡，責令‘面壁思過，，打發去了河南少室山苦修。
那位提出“英語來源於古漢語”的“國學家”，被眾多語言學家一頓冷嘲熱諷，早已是狼狽不堪。其就職的學校則以其“品行不端，學術低劣，治學不嚴，不堪師表”為由將其解聘，不得不回鄉務農，從此銷聲匿跡。…,
章炳麟的表現，卻是讓人大跌眼鏡。
沉默多日之後，這位此番一直衝鋒陷陣的“罵神”卻是光棍到底：“……吾人之所敬先帝，敬今上，非為求倖進，但出於公心。我華夏此前多遭摧折，國事不靖，政出多頭，掣肘太多實乃禍根。吾人深感今日國家局面來之不易，而兩代聖君主政實在是我華夏可遇不可求之千載良機。若再行前朝黨爭故事，恐千載機遇失卻，我華夏盛世有不忍言，故力求為君上獨攬大權之馬前一卒…···不過吾人以忠君為念，以國家為念，既君上已有聖訓，則吾人自當遵從。華夏新學之於國有利，吾人並非不知，但憂心國事也，未來當誠心正意研習我新學，繼承我華夏以人為本之文化精髓，精研中庸仁恕之道······然吾人此刻依然認為，華夏之興在於聖天子掌政，願吾皇善自珍重，切不可自誤，天子不可一日無權柄，而華夏不可一日無君上…···”
（據後來民間史書《華興朝野錄》記載，“時人多有非議太炎品行者……惟上閱太炎之文，笑而謂宋公鈍初，曰：‘此憨直人也。，後傳諸宮外，人言及太炎，皆曰‘憨章，。後太炎聞之，感慨良久，自刻一印曰‘憨直痴人，，以此砥礪，遂為一代名家······”）
上書恢復理學的“專家教授”，在校內也已經淪為笑柄。
這個時代的中國，開啟國門三十多年，現代工商業文明特有的衝擊之下，再加上政府的強力推動，民智早開，對世界的認識也不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各種各樣的西方書籍文獻，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再到小說詩歌，透過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努力，早已廣泛傳播於各地。
各大報紙，雜誌，時時刻刻報道著世界各地的動態，科教文化和經濟政治軍事上頭的新進展。再加上幾次國戰，連升斗小民也開始關注這些原本雲山霧罩的外洋國家，漸漸都知道些外國的事情知道別人有別人的活法，有別人的語言文字，並非什麼真正的土著蠻夷。
這新學事功如何原本是日日可見，現在又經了一場大辯論，再加有了墨翟這本土鉅子為前賢，民主法治無論如何也談不到什麼“舶來流毒”僅有的一點疑惑也漸漸消散。尤其是陛下開了口，又是先帝遺命，那自然是錯不了的。
儘管大部分民眾並不太理解思想自由，自尊自信，權利義務的準確涵義，但大體上也有了些概念。想想自己家裡和周圍那些服役當兵的，給國家流了血流了汗，國家就給了他們恁多權利，這不就是權利和義務？現在半大小子看到縣太爺也不下跪也不稱小民，大老爺對待民眾還要自稱“兄弟”，態度和藹，再不以老爺，“本官”自居衙門也沒了殺威棒，沒了官威，參政院裡更是有不少原本鄉下窮人子弟，參軍回來也不過是小康之家，卻也可以和縣太爺平起平坐。看來這自尊自信，也的確不是什麼壞東西，反倒看起來觸手可及。
思想自由？娃子們回來時不時就說些新詞，新玩意都是老祖宗從來沒提過沒講過的鎮子裡村子裡有時候來些學生，說的也是一些聞所未聞的道道莫不是就是這思想自由？
看來這世道確實不同了。
可日子，不還是得照過？
藉著這一股辯論熱潮，在鄭宇的協調之下，“北竹”等人又聯名出版了一部《帝國七德論》，詳細論述帝國七德。
書中提出，“忠，我帝國的忠並非下級對上級單方面的忠，也並非是忠於個人，我帝國提倡的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而且是彼此之間相互忠誠。我華夏之民，當以國家民族為先，以公共利益為先。但此等忠並非愚忠，並不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名義，就可以隨便犧牲一切生命的一切權益。”
“為官者不但要忠於國家，更要忠於民眾，忠於職守。何謂職守？為國家民族謀福利就是官員的職守。是否忠於國家民族，要看其本心，也要由法律，規章，制度來約束，由專門部門來監督。而民眾對於官員，並沒有忠誠的義務：官員只是受他們委託而為國民服務，彼此沒有上下尊卑，也自然沒有民忠於官員的道理。”…,
“忠，也有其界限。私人不得侵犯公共利益，是為忠;不得以公共的名義肆意侵犯個人權利範圍內的自由，也是忠。兩個利益之間的劃分，則以法律來界定，而前者是高於後者的：在關鍵時刻，我一切國民也應該有犧牲小我的勇氣，而國家必當給與足夠的補償。但國家決不可濫用此一原則，放任犧牲國民自由……”
“勇，即對於破壞公共利益，或他人私人自由，違反法律，或危害國家民族安全的行為勇於鬥爭。在國內，這種鬥爭應首先以合法的形勢，而避免採取暴力，除非不以暴力不足以遏制;而於國家對外事務之上，我華夏國民當勇於公戰，為了國家民族的公共利益，也是為了個人權利得到充分保護，要勇於承擔責任，敢於戰鬥。”
“勇，實在是我華夏先民開闢神州的至高信條。無勇，則無華夏，無民族，無國家。華夏之民族，乃剛勇義烈之民族，義之所至，非千萬人吾往矣……”
“仁，就是以人為本。
‘仁，，於孔學中為‘愛人，，這裡人只是指士人。但今世之人，已經是全體國民，故而仁便是對全體國民之愛，也就是民族內部的博愛。具體言之，仁要求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愛，合作，和諧，以良性競率而非惡性競爭來實現進步。任何文明的改進，並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與尊嚴為代價。推而廣之，仁還代表著對整個自然界的愛。孟子雲，‘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我們的發展也要做到與環境和諧匹配，避免惡化戧們的生活環境。”
“義，就是公平正義，而其度量則以法律為根本，並以社會道德為輔助。義者，儀也，法度也。法律是明確社會公德的基本準繩，‘義，的原則需要以法律的形式體現出來。”
“就現代社會來說，立法公正，依法行事·違法必究，執法必嚴便是義;就道德而言，做人要有原則，有底線，不能為了利益，或某種目的而敢於犧牲一切。”
“我們道德教化的首要前提·便是確立一個‘義，，並且培養公民遵守義的自覺和信念。而這種義的判斷標準，最跟上上是是否利於帝國國民之利益······所謂‘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我華夏之義當以仁為根本，即立法，執法需以人為本，尤其要避免是恃強凌弱······”
“堅持義，就必須要處理好義和利的關係。我們提倡利·並以利為判斷義是否‘合宜，的根本′正如墨子雲，‘義，天下之良寶也，，‘所為貴良寶者，利民也，。利是提高國民福祉之最為直接的驅動′國民之利即是國家之利。而利有根本及末梢，有眼前一時之短利與長期根本之利，有少數之利與多數之利，而多數之利，長期根本之利為優先……帝國之義服務於國民之整體利益，也必須建立在國民利益分配公平合理的基礎上······但絕不能唯利是圖。義在利之前，但義利不偏廢，守義而求利。”
“禮·就是對人扌各的尊重。對於我華夏來說·禮法固然曾經被過分強調，但今世也並非要給與廢棄·而是舊時有舊時的禮，現代有現代的禮。對於師長，父母，應該有必要的恭敬。但這種恭敬並不是盲從，而是尊重。此外，這種尊重是相互的，並不是說師長和父母就不必尊重子女和學生的獨立人格。禮不可廢，但也不可過於極端，更不能把禮上升到無限的高度，一切服從於禮。”
“帝國講求科學，講求實際，所謂‘達者為先，。為人弟子者當獨立思考，對師長所傳授之知識當質疑則質疑。為人師長者，對弟子也要守禮，要尊重弟子的人格，對於弟子的質疑不要當成挑戰自己的權威。”
“帝國文化之中，尊重權威的言論但並不迷信權威。權威之為權威，從來不過是一時之現象，後人總要比前人更強，社會才能進步，故所謂權威，不過是拿來被人參考借鑑，也是被人質疑的。質疑權威，是一種美德而非敗德。但這種質疑必須是言之有物，出於實際，而非為了質疑而質疑，為了名利而質疑。”…,
“故而帝國的禮務實而不務虛，求結果而不重過程，禮為相互之事，子弟對師長執禮，師長也對子弟執禮;子女對父母執禮，父母也對子女執禮。”
“於外交領域，帝國國民對外交往當守國際約法，於外國當尊重外國之法律風俗，做到自尊自信，懂得以法律保護自己。若遭到非法待遇，需要及時尋求駐外使節的幫助。於國內，當以自尊自信之姿態對待外國之人，不歧視，不諂媚，遵守法律，展示我大國風範。”
“智者，崇尚知識，追求真理，講求科學。荀子雲，“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墨家主張‘務為智，，人有認識事物的能力，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認識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人類所認識的事物，而沒有不可以被人所認識的事物……”
“孔子雲，‘知者不惑，，具有完善理想人格的君子不僅應當是‘仁者，，而且也應當是‘智者，。‘智，與‘仁，是相輔相成的，好學求知也能促進仁德的自覺和生長。故子夏曰：‘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也說過：‘美德即知識。，”
“求知的方法是科學，也就是求知要從實際出發，以客觀求實的態度，以科學的方法來求知，而不是枯坐冥想，頓悟求知。墨家提出了實踐出真知的道理，並提出‘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理遺利，，即追求真理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要勤於思考，對世間的一切客觀存在‘求其故，…···知識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這兩者對於我們都是至關重要的。故而身為帝國國民，不但要通曉社會科學知識，也要具備自然科學知識。對於新奇事物和現象，要本著科學的態度去探究原理······”
“所謂信，便是忠於職守，誠實可信。《大學》以‘正心誠意，作為修身的前提，孔子雲，‘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墨子雲，聖王‘忠信相連，，與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理國家要敬事而信。君子應當言行一致誠實篤信，‘言忠信，行篤敬，才能行於天下。”
“所謂信，要言行如一，尊重事實，信守承諾，勇於履行義務。而商業往來，信和義更是基本準則。無信之人，於帝國將受唾棄，而終究會難以立足。我帝國對人之評價衡量，忠，信與義為先。”
此書一出，洛陽紙貴，舉國轟動。
不僅僅是北竹等筆桿的名氣，更重要的是：皇帝本人為此書做了序。
雖然序裡邊本身沒有明確表達出很強的傾向性，但字裡行間的欣賞和鼓勵是明白無意的。而更關鍵的，是作序本身在很多人看來就是一種表態：這恐怕就是未來整個國家選材，行事，立言的根本。
這可是萬萬不能馬虎的。地方政府和各社會組織更是紛紛慷慨解囊大力採購，後來連送禮都流行送本《帝國七德論》。這是後話。
鄭宇也是沒辦法。
這些東西最終還是要依靠官方的力量才得以推動，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但他也知道在這個時候，這種背景之下，實在是沒有比這樣的一個定位更加有利於這一套道德規範的推行。
好在這本書的主旨本來就是在構築共同道德規範的同時開啟民智，而且只是規定了必要的道德準則而並沒有把道德上升到唯一真理的高度，而思想體系本身是開放的，人本的，他也並不擔心這樣一本“道德規範”會變成新八股。
當然，他也並不認為靠這一本書，道德規範就能夠在全體國民心中樹立起來，未來的路還很長，還需要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潛移默化，需要文化界的不懈努力。
但終究現在有了一個共同遵循的樣本。
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至於打破自古以來對權威，聖人，“聖言”的迷信，這事情並非一時之功，現在所做的不過是些總綱的鋪墊。
改良文化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卻是這種改良的方式：思想碰撞，百花齊放。並且受到法律的約束，不得超越學術討論和思想爭鳴的界限。
這一切，在鄭宇看來，遠比打贏幾場國戰要難得多，也要重要得多。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