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董平這位軍團長的帶頭，後續的工作就更好辦了。
額外說一句，作為第五軍團的軍團長，他本應該在後方維持梁島穩定和安全的，最起碼梁島要駐紮一個軍團，否則不能保證會不會遇到以外，只靠海警和陸警難免還有些不夠看，畢竟這兩支部隊剛剛成立沒多久，訓練程度還沒有達到可以直接參戰的標準。
可是董平是個耐不住性子的，曹巖明明給他的命令是讓他的第五軍團在梁島駐紮，同時加強訓練。結果他卻一個人跑了出來，曹巖教訓了他一頓，發了他兩年的薪俸，卻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畢竟梁島現在確實沒什麼危險，不過後面曹巖還有懲罰計劃，無論如何，也要把董平的性子稍微磨平一些才行。
董平當然不在乎這些薪俸，反正他作為軍團長，吃喝穿戴樣樣不愁，現在連老婆都有了，就更加不會因為薪俸的事情而發愁了。
集體相親雖然重要，但也只是冬日的調劑品罷了，曹巖最重要的事情還是立刻整頓如今的扶桑，所有佔領區都進行改革。軍事方面直接進行管制，每天進入夜間之後，是不允許任何人出門的，但凡出門就直接當反叛論處，根本不給辯解的機會直接處死，殺死幾百人之後，其他的扶桑人立刻不敢在大半夜出門了。然後是加強教育，吳用等人的教育部，目前已經培養出了第一批教師，雖然水平並不高，但教導一下簡單的文字還是沒問題的。
只要普通民眾懂得識字了，後面的事情就好做了。
為了儘可能強化中華文化在周邊各國的影響，曹巖已經對造紙術和印刷術進行了改良。
造紙術其實沒什麼好說的，北宋時期的紙張已經很不錯了，要說還有什麼不足，那就是紙張的質量還略差。曹巖讓梁山的工匠對現有的造紙器械進行了改進，一千常用的麥稈和蘆葦、樹皮等材料已經被摒棄，目前梁山造紙，已經全部開始使用木料。木料的纖維更粗，製造的紙張質量也更好。同時紙張裡加入了膠和增白劑等東西，都是儘可能找的純天然產物，保證紙張的潔白程度和柔韌性都有不小的提升。
印刷術方面，就有些搞頭了。
印刷術是華夏人民經過長期實踐和研究才發明的。自從漢朝發明紙以後，書寫材料比起過去用的甲骨、簡牘、金石和縑帛要輕便、經濟多了，但是抄寫書籍還是非常費工的，遠遠不能適應
社會的需要。直到東漢末年的熹平年間，也就是公元172－178年，才出現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約在公元600年前後的唐朝，人們從刻印章中得到啟發，在人類歷史上最早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貼上上抄寫工整的書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就成了反體，筆劃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型凸出的陽文，和字型凹入的碑石陰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時候，在凸起的字型上塗上墨汁，然後把紙覆在它的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
就這樣一直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業發展到全盛時期。
雕版印刷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顯缺點：第一，刻版費時費工費料；第二，大批書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錯字不容易更正。、
於是北宋發明家畢發明了活字印刷，改進雕版印刷這些缺點。他總結了歷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反覆試驗，在宋仁宗慶歷年間製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項重大的革命。
畢昇的方法是這樣的：用膠泥做成一個個規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體單字，字劃突起的高度象銅錢邊緣的厚度一樣，用火燒硬，成為單個的膠泥活字。
為了適應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備有幾個甚至幾十個，以備同一版內重複的時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沒有準備，可以隨制隨用。為便於揀字，把膠泥活字按韻分類放在木格子裡，貼上紙條標明。排字的時候，用一塊帶框的鐵板作底託，上面敷一層用松脂、蠟和紙灰混合製成的藥劑，然後把需要的膠泥活字揀出來一個個排進框內。排滿一框就成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藥劑稍微熔化，用一塊平板把字面壓平，藥劑冷卻凝固後，就成為版型。印刷的時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紙，加一定的壓力就行了。為了可以連續印刷，就用兩塊鐵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兩版交替使用。
印完以後，用火把藥劑烤化，用手輕輕一抖，活字就可以從鐵板上脫落下來，再按韻放回原來木格裡，以備下次再用。
畢昇還試驗過木活字印刷，由於木料紋理疏密不勻，刻制困難，木活字沾水後變形，以及和藥劑粘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等原因，所以畢昇沒有採用。畢昇的膠泥活字版印書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極其可觀了，不僅能夠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質量，比雕版印刷要優越得多。甚至就連現代的凸版鉛印，雖然在裝置和技術條件上是宋朝畢的活字印刷所無法比擬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的發明，可以說是為人類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裡面，古代華夏的平民發明家畢的功績不可磨滅的。可是關於畢昇的生平事跡，人們卻一無所知，幸虧畢創造活字印刷的事蹟，比較完整地記錄在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名著《夢溪筆談》裡。1965年出土一件印本殘頁《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有關專家考證認定為是畢之後大約50年北宋時期的泥活字印本，應是迄今發現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幾百部甚至幾千部書，對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版費時費工，大部頭的書往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存放版片又要佔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會因變形、蟲蛀、腐蝕而損壞。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書，版片就成了廢物。此外雕版發現錯別字，改起來很困難，常需整塊版重新雕刻。活字製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準備好足夠的單個活字，就可隨時拼版，大大地加快了製版時間。活字版印完後，可以拆版，活字可重複使用，且活字比雕版佔有的空間小，容易儲存和保管。這樣活字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用活字印刷的這種思想，很早就有了，畢發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泥印還是有問題，那就是活字的強度不夠，使用過幾次之後，活字就容易變形，容易損毀，所以曹巖直接就讓梁山的工匠用鉛來製造活字。鉛活字印刷術，這又是好幾百年之後才會出現的新技術，在印刷技術上沒什麼變化，但卻在材料上發生了改變，這樣一來，活字的強度就有了保證，鉛活字用個上百次甚至是幾百次都毫無問題。
有了紙，有了印刷術，扶桑這邊的墨不太好，但沒關係，能印刷就行。
大批量印刷出各種教材，全部免費投放到了扶桑各地，而且曹巖要求扶桑上下搞免費蒙學，適齡兒童必須入學學習，這屬於強制的行政命令，任何人不得違抗。
至於說傳授內容，考慮到扶桑人和大陸人還不一樣，他們所傳承的畢竟不是漢家正統，所以曹巖直接把“三百千”拿出來作為教材。
所謂三百千，就是《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簡稱，在古代，這三本書就是兒童蒙學最主要的讀物。
這其中，《千字文》是最早成書的，早在南朝梁武帝時期，即公元502到549年，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就奉皇命從王羲之書法中選取1000個字，編纂成文，是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來不得有所重複，但周興嗣在編纂文章時，卻重複了一個“潔”字。因此，《千字文》實際只運用了999字。
除周興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續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千字文》以儒學理論為綱、穿插諸多常識，用四字韻語寫出，很適於兒童誦讀，後來就成了華夏古代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啟蒙教材。宋明以後直至清末，《千字文》與《三字經》、《百家姓》一起，構成了我國人民最基礎的“三、百、千”啟蒙讀物。舊有打油詩雲：“學童三五並排坐，天地玄黃喊一年”，說得就是這個。事實上，不僅漢民族用作兒童啟蒙教材，一些兄弟民族也使用，甚至傳到了扶桑。
可惜扶桑的當權者似乎也意識到了這裡面的問題，所以他並沒有下令將《千字文》的內容傳播下去，最多是私底下有些傳播，但卻並沒有完全推廣開來。
而《百家姓》呢，傳播廣度相對來說就更小了。畢竟此書成於北宋初年，乃是錢塘的一個書生編撰蒙學讀物，他將常見的姓氏編成四字一句的韻文，很像一首四言詩，雖然它的內容沒有文理，但讀來順口，易學好記。由於內容與姓氏相關，《百家姓》的前幾個姓氏的排列是有講究的，如趙是指趙宋，既然是國君的姓，理應為首；其次是錢姓，錢是五代十國中吳越國王的姓氏；孫為當時國王錢的正妃之姓；李為南唐國王李氏等等。
因為成熟較晚，即便在大宋境內，《百家姓》也沒有完全推廣開來，更不要說扶桑了。
但這本書的價值是不用多說的，《百家姓》既是一本啟蒙教材，也是一本記錄華夏姓氏的書籍。其內容來源於姓氏的發展。在《百家姓》之前，有關姓氏的文字記載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戰國時有史官編著的《世本》，記載黃帝至春秋時期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經逐漸毀壞。這才有了《百家姓》的出現，雖然並非官方作物，但當時口傳心授的方式在社會上佔據主流，所以很多東西還沒有失傳，以至於這本書能順利成書，並且流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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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成書的，應該就是《三字經》了，關於《三字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歷代說法不一，大多數後代學者傾向的觀點意見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即王應麟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讀書，於是編寫了融會經史子集的三字歌訣。王應麟是南宋人，《三字經》原著中的歷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為止。隨著歷史的發展，為了體現時代變遷，各朝代都有人對《三字經》不斷地加以補充，清道光年間賀興思增補的關於元、明、清三代的歷史，共計二十四句話。
而如今還是北宋年間，和王應麟還不沾邊呢，曹巖也專門問過山上的幾個老先生，他們都說沒有聽到過《三字經》這樣的書，既然如此，曹巖也就不藏拙了，他當年可是抱著原本《三字經》倒背如流的主，既然此書目前還沒有成書，那他就順勢把書給做出來了。至於說這麼做會不會有些過分，畢竟他等於是搶了人家王應麟的美名曹巖卻根本懶得理會。
《三字經》一成，其他人還好說，梁山的這些個教書先生卻已經雙眼冒光，一個二個的，都把曹巖當作了偶像，恨不能當場拜師，幾個鬍子蒼白的老先生，甚至激動得熱淚盈眶。
不怪他們大驚小怪，而是這樣一本書，真的是堪稱神書了。
須知，這《三字經》可是華夏傳統的兒童啟蒙讀物，知名度極高。古代兒童都是透過背誦《三字經》來識字知理的。《三字經》用簡潔通俗的白話講出了亙古不變的哲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將經史子集等各部類的知識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極多，全篇充滿樂觀精神；在《三字經》出現之前，蒙學讀物都是四個字一句，《三字經》則以三言形式出現，讀起來輕鬆愉快，更符合兒歌特點，明朝趙南星稱其“句短而易讀，殊便於開蒙”，故此為蒙學第一書。
《三字經》在古代被更是被稱為“小綱鑑”，可以將零散的知識貫穿起來，使讀書積累的百科知識，得以納入一個清晰知識體系。
而且更加厲害得是，原時空，從明朝開始，《三字經》就已流傳至華夏以外的國家。
根據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羅明堅，到澳門學習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三字經》，並將譯文寄回義大利。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其中一位學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後入選培訓教材，成為俄國文化界的流行讀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又公開出版了列昂節夫翻譯的《三字經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容與當時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公眾”並走向民間。“俄國漢學之父”俾丘林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諳經史，更明曉《三字經》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影響，他在1829年推出《漢俄對照三字經》，並稱《三字經》是“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當時俄國教育界在討論兒童教育問題，於是《三字經》成為“俄國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成為當時社會流行讀物。
普希金細讀後，也在作序時稱讚此書是“三字聖經”。普希金研讀過《四書》、《五經》，但對《三字經》情有獨鍾，如今普希金故居還珍藏著當年他讀過的《三字經》。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的東方學系都以《三字經》為初級教材，而大多數入華商團和駐華使者的培訓多以《三字經》為首選教材，因而，《三字經》在俄國文化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
高麗、扶桑等周邊國家也對《三字經》也非常重視。扶桑是在江戶時代已印行由華夏商船帶來的各種版本的《三字經》。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扶桑的私塾已採用《三字經》，後更大量出現各種仿製本，如《本朝三字經》、《皇朝三字經》等，多達二十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字押韻，介紹扶桑歷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經》。
還有英國的馬禮遜翻譯的第一本中國傳統經典就是《三字經》；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他主辦的《中國叢報》上刊載《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讀物；法國猶太籍漢學家儒蓮在1827年擔任法蘭西研究院圖書館副館長後翻譯出《孟子》、《三字經》、《西廂記》、《白蛇傳》、《老子道德經》、《天工開物》等華夏典籍；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世茲翻譯的英文本《三字經》，被推薦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並成為新加坡的教科書。
直至1990年，《三字經》還被聯合國教科組織選編入《兒童道德叢書》，向世界各地兒童推介學習，成為一本世界著名的啟蒙讀物。
這麼一本神書問世，怎能不讓人激動？原時空王應麟寫這本書，只是為了給族內的學童開蒙，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此書並沒有流傳到外面，而且就算流傳出來了，以當時南宋的情況，這書也很難引起真正的轟動，可即便如此，此書還是沒一直流傳了下去，可見這書的牛逼之處了。
而如今，曹巖以“皇帝”的身份寫出設本書，下面的人無論是拍馬屁也好，還是真心感覺這書很不錯，反正從他們的表情來看，他們全都是一臉激動加震驚的樣子，確實是讓曹巖心裡成就感大大的得到了滿足。
當然了，他也真的不需要這種名，他只是希望能夠透過“三百千”來儘快改造扶桑下一代的心智。
當集體相親工作持續下去之後，扶桑人的家裡就會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母親是扶桑人，但父親是華夏人，孩子剩下來，理論上也應該算是半個華夏人，加上其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最正統的華夏教育，一代人之後，扶桑就再也不存在了。不僅僅是從國格上消失，甚至在扶桑人心裡，扶桑這個國家也會不復存在，他們都會成為華夏民族的一員，而且會引以為豪，這才是最可怕的入侵手段。
不僅僅要從肉體上摧毀一個國家，還要從精神上，歷史上，道統上摧毀一個國家，讓扶桑徹底成為歷史的代名詞，這才是曹巖最想做的事情。
而且還不光是扶桑呢，高麗，以及未來任何一個可能被梁山所佔領的國家，都會推行這樣的政策。
他的目的很簡單，他不僅僅只是要佔領這些國家，因為只是單純佔領的話，反倒會讓對方有反抗的機會，這種情況歷史上還少嗎？所以單純的佔領毫無意義，他還要從文化上徹底改造這些國家和民族，讓他們完全漢化，讓他們完全忘記自己曾經的歷史和淵源，發自內心認為自己也是華夏的一員。即便以後真的除了什麼問題，那也會成為華夏內部的問題，而不是屬國對宗主國的反抗。
當然這個工作任重而道遠，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做成的，但是沒關係，他曹巖有的是時間啊。
隨著各種讀物和教師的全面下派，在已經佔領的區域，基本上已經能保證每一個城鎮都有一個教書先生，而只要有教書先生的地方，所有適齡兒童，也就是從三歲開始一直到十二歲的孩子，就都必須強制接受教育，這項舉措目前已經完全推廣開來，而且隨著教書先生的數量越來越多，這項工作還會漸漸的推行到村莊。也有一些老人覺得這樣不好，但他們的意見毫無意義，年輕人覺得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教育就是好事，尤其是那些已經參加相親並且已經成親的家庭就更是如此了，扶桑甚至已經率先進入了全民義務教育的年代，只是代價有些高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