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實的歷史中，大明朝的士紳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官員們，大多數選擇了與大順、大西新政權以及後來韃子合作。
在京師，絕大部分的官員毫無氣節地奴顏婢膝，說明他們在李自成進京前就已經在行為和思想上拋棄了崇禎皇帝、拋棄了大明朝；
在四川，投降張獻忠的官員和士紳雖比京師少得多，但也不乏名臣和高官。一些人供金銀、一些人獻女兒；一些人領兵追殺明朝宗室，一些人積極參加大西政權的科舉考試。還有一些人更為可笑，把張獻忠當成了劉備，把自己當成了諸葛亮，準備留個君臣相得，千古傳頌的故事。只是他們或許沒有人想到，他們投降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
不能因為最後他們也被張獻忠扒了皮，便把他們當作受害者。他們的悲慘下場，只印證了中華的一句古老成語：
“咎由自取！”
……
借力於官可以討論，借力於賊各人心知肚明。朱平槿向田騫問策，要的是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他誇誇其談的侃大山。
田騫鵝毛扇子重重一扇，一股暖風從朱平槿耳邊拂過：“萬曆朝武清侯李偉，不知世子知否？”
武清侯李偉，是萬曆皇帝的親外公，李太後的爹，本朝外戚的典型。
李偉本是一個普通的泥瓦匠，後來祖墳冒了青煙，女兒選入了裕王府。裕王即位大寶，是為穆宗，授李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神宗即位，進爵武清伯。萬曆十年，以皇帝外公之尊封武清侯，兩子皆封都督。
李偉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給戚繼光的士兵做假棉襖。他當軍需總包商，二十萬兩工料銀他截留了七成五，只給分包商五萬兩銀子。分包商銀子不夠，於是在棉襖裡面摻假，結果凍死了士卒。薊鎮總兵戚繼光告到朝廷，朝議紛紛。李太後又羞又恨，只好用貼己銀子來給她爹補窟窿，還派了太監拿了一個罵人的單子去數落她爹。
除了憑藉關係承包政府大小工程，牟取巨額利潤，武清侯李偉還是一個包攬皇莊子粒的掮客。到了後來，他甚至開始包攬政府的稅收，成為一個所謂的“包稅人”。一進一出之間，賺了數不清的銀子。
舒師傅上課時講了許多前朝之事，但沒有講過這個武清侯李偉。但這武清侯李偉朱平槿偏偏知道，而且知道得還很清楚。朱平槿幼時，調皮搗蛋、無惡不作。王妃雖然在骨子裡溺愛她的獨子，但面上時時以李太後教育萬曆皇帝為榜樣教育朱平槿，藉以塑立自己在兒子心目中的權威和形象。
田騫此時提起武清侯，朱平槿立即下意識地點頭。
“武清侯包攬地方稅收，以貪取利，那是為害百姓！若王府也能包攬地方稅收，以世子賢能，必能造福一方！”
“包攬稅收？”一個火花在朱平槿腦袋裡炸響。他催促田騫，“先生不妨為本世子細說之！”
“臣之父本是一個收糞的賤隸，故臣終身上不得科場。空有一身才學，只好入衙為下吏。”
鵝毛扇子重新搖起。有人著急，有人偏不著急。田騫從自己身世講起，吊足了世子朱平槿的胃口。
“車船店腳牙（通衙），無罪也該殺。官衙之暗，臣親見之！
地方有力者，子弟世襲為吏。知縣異地為官，語言不通、社情不熟，每逢兩稅徵收，必求助於鄉吏，鄉吏便趁機從中上下手腳。
自我大明開國以來，稅糧徵收解運，必有糧長。徵糧之制，屢次變化，而糧長之設，雷打不動。洪武初年，太祖高皇帝令擇家道殷實者為糧長，正副三糧長輪流應役；永樂年間改為歲更法，一年一換；宣德年又改為永充制，糧長世代承襲，一如軍戶。糧長役重，既有徵收之累，又有貨運之險，更有包賠之重。稍有疏忽，便是傾家蕩產。老實巴交者家財賠盡，營私舞弊者一夜暴富。勾結官府，報以水火，侵吞萬石之大案屢見不鮮！
萬曆條鞭之後，朝廷田賦雜役，一體納銀，然仍是以田畝之數、糧額多少計徵。各縣一石折銀之數，大不相同，繁複無加，雖有經年老吏，亦不能盡識。故官府雖有防弊之策，定裡甲歸於糧長，建木櫃以收銀（收銀子的帶鎖櫃子），增派櫃頭，櫃頭之上有總書，總書之上委典吏，又更定魚鱗圖冊、清查戶籍人口，凡此種種，仍然是奸弊重重，防不勝防。士紳本為地方豪強，又有師生同盟強援，故而仗勢不繳。糧長包賠糧額，又懼怕士紳，只得逼迫小民。年初民亂，蓋多為此！”
朱平槿年初率軍平亂，對大明朝地方上的積弊非常瞭解。他無需向田騫瞭解基層民意，他急需找到一條不用或少用階級鬥爭而富國強兵的路。他打斷了田騫層層推進的邏輯，直截了當問道：“蜀中並無糧長。先生是要王府當這鄉吏否？倘若如此，士紳不納糧，王莊如何向官府借力？”
……
大明除了江南沿海個別地區以外，總體來說商品生產並不發達。如硬要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也只能加上一個字尾：“萌芽”。大明朝的財政稅收制度，無非是自給自主的自然經濟在國家層面的一種制度體現而已。
老百姓一家一戶自給自足，吃的、穿的、用的各種生活物資都儘量自己生產，一般無需上街購買。百姓如此，各級政府亦是如此。官府向百姓徵收賦稅，實現政府功能，也是自給自足的原則。當地的事情當地做，當地的事情當地出銀子。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明的稅賦實際上有兩大塊：稅（賦）和（勞）役。
稅是國家徵的，負擔宗室百官俸祿、軍費開銷以及皇帝的宮廷費用；役是國家和各級地方收的，主要承擔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府的管理費用。
舉個例子：比如黃河修壩、運河疏浚，非國家層面組織不可，所以沿河數省百姓都要分擔勞役；地方上搞一些小的工程，比如朱平槿特別關心的都江堰歲修工程，影響範圍僅限於一省數州府，所以由四川官府組織勞役。
至於各級官府養的吏員，大部分都是沒有國家財政預算的，所以這些人的薪水只能由地方徵收。
因此，如要粗略把握大明朝稅收結構的特點，可以簡單將其理解為國家（國稅）和地方（省、府州、州縣、裡甲多級力役）的分級稅收結構。
大明的國稅標準極低。明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5.35%石），民田減二升（3.35%石），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8.55%石），沒官田一斗二升（12%石）”但對於蘇、松、嘉、湖地區，太祖怒其原為張士誠效力，於是將豪族及富民田沒為官田，且皆依被抄沒前的私租起科，形成江南田賦激增，形成有名的“江南重賦”現象。
由此可見，大明朝立國之初的國稅稅率極低。
低到什麼程度呢，民田的稅率僅為1.68%，這比起朱平槿前世動輒20%的個人所得稅，簡直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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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朝是國稅總量最多的時代。國稅扣除地方合法截留的部分（每年不等，平均約六成到七成）之後，入庫太倉的銀子僅有四百萬兩，僅夠如今遼東邊軍的一年軍費！就算加上臭名昭著的三餉（遼餉、練餉、剿餉），國稅的徵收水平也依然在百姓的承受水平以內（但大明最後幾年除外，這時各地已經亂來了。）
國稅如此之低，但為什麼百姓依然是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最後不得不起來造反呢？
因為國稅名義上雖低，但老百姓總的稅賦負擔並不低，而且高得嚇人！關鍵有兩點：各級地方的附加和士紳的稅賦轉嫁。
地方的附加多為役，而役大致有三類：裡甲、徭役和雜泛。大明規定，男子年十六成丁，成丁即有役，至六十方免。軍戶服兵役，匠戶服工役，這是常役。一般的徭役，則由民戶來服。
國初各類役都是直接使用成丁的勞動力，即力役。萬曆條鞭以後改為百姓交銀，官府代募，於是力役演變成了一種男人的人頭稅。
但人頭稅並不向人頭收取。地方官府為了徵收方便，又將這些役銀分散到糧額中，按國家規定的糧額即石數附加徵繳。條鞭後石數悉折為銀兩，固化到農業稅中，所以有些地方折來折去，每石糧額折銀高得令人咋舌！
以四川為例。四川糧額（國家田賦）的總數，約為一百零七萬石（注一）。四川百餘州縣，每州縣平均約萬石左右。按照朝廷的糧銀折比標準，大約三百多萬兩。但這三百多萬兩，這只是上繳中央的數字。地方各級的徵收，到底有多少，始終都是一筆糊塗賬。
如前兩年四川某縣的每石糧額折銀竟然高達九兩。以此推知，若該縣糧額取全省平均數萬石，則該縣則百姓實際需上繳白銀九萬兩。若該縣實有田土十五萬畝，免稅、未登記或抗稅不繳的田土有十萬畝，則這九萬兩銀子的稅賦就全部轉嫁給了剩下的五萬畝田土。五萬畝田土分攤九萬兩銀子，平均每畝承擔一兩八錢。這每畝的一兩八錢銀子，才是田主的實際賦稅承擔水平！如果再加上臨時的支派，一畝田三兩銀子也是有可能的！
高額的實際稅賦、鉅額的佃租盤剝、永遠不會記賬的敲詐勒索、無處伸冤的兵匪劫掠、再加上如影隨形的水旱瘟疫，大明的天下安得不反！
注一：明初數字。萬曆初反而下降到一百零三萬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