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的事情讓朱祁鈺在短短五年內彷彿變了個人一樣。對於這個已經進入了而立之年正在向不惑前進的皇帝來說五年的時間不算短但同時也不算長。對於一個將征戰視為自己使命的皇帝而言在國內的五年時間確實讓他覺得很漫長。不過對於一個需要學習更多的治國手段的皇帝來說五年的時間卻又顯得太短了。
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鈺從學生變成了主導者當於謙一步步的將治理國家的重任交給了皇帝時朱祁鈺感到了很大的壓力。雖然在知識系統上朱祁鈺比於謙提前了幾百年但是在管理國家的能力上朱祁鈺仍然遠遠不如于謙。特別是在這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鈺已經深刻的體會到做一個管理國家的皇帝要遠比做一個率軍征戰的皇帝更為困難。得天下容易守天下難這句話他算是徹底的明白了。要擊敗一個敵人並不難但是要保證不被敵人給擊敗那就太困難了。特別是當這個敵人就是自己的時候那就要戰勝自己而戰勝自己遠比戰勝其他的任何一個敵人都更為困難
從本質上講朱祁鈺是一個將征戰放在了位的皇帝在他的眼裡打天下就是一切不過他卻更清楚如果打下了天下卻無法守好天下的話那麼打下的天下就沒有任何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更大的拖累而已。他不得不強迫自己去學習守天下的本事同時也不得不強迫自己去熟悉該怎麼將打下的天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鈺做的事情遠遠不止為帝國建立一套更完善的行政與管理系統。從多個方面講這五年中朱祁鈺為帝國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在此之前雖然明帝國的鐵騎已經征服了半個世界但這也僅僅只是征服而已。要在征服之後保證今後的穩定與利益那麼就還需要做很多的事情而僅僅是依靠軍隊的征服是永遠不夠的。當然這一切還得從國內開始只有一個穩定的強盛的帝國才是控制世界的基礎所以在朱祁鈺擬定治國方略的時候將國內的穩定展等工作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政府改革是治理國家的基礎。早在平定了京城叛亂之後朱祁鈺推廣新政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改組政府趁著那些反對新政的舊黨在叛變中都被鎮壓下去的機會朱祁鈺手握兵權先就對舊的政府制度動手開刀解散了六大部門成立新的內閣政府由十多個規模較小的內閣部門管理國家。另外設定內閣總理使原本只作為皇帝參謀機構的內閣成為了國家的最高行政機構。當然這一來除了內閣總理的權力得到了提高成為了類似與之前的丞相之外其他各部的大臣的權力都得到了極大的削弱再也無力對抗皇帝反對新政了
從這裡看得出來朱祁鈺的第一次政府改革的目的是要剷除新政的障礙其中驅逐舊臣重用新人分化內閣大臣權力這些都是為了保證以皇帝為核心的新政能夠在全國得到推廣。當然地方政府的改革也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內閣政府在推廣新政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比如在當時為了能夠讓新政在政府中得到更多人的支援朱祁鈺空出了很多內閣大臣的位置只設定了副臣也就是各部的副部長。而這些副臣都是朱祁鈺的學生同時也是新政的堅定擁護者。顯然由這些年輕人當權為了對抗舊臣集團他們必然圍繞在皇帝的周圍藉助皇帝的支援鞏固自己的地位。
這些政策讓朱祁鈺與年輕大臣們之間形成了一種類似於同盟的利益關係皇帝將這些年輕官員當作了手裡的武器與工具反之年輕官員則將皇帝當作了他們的靠山。兩者都配合讓新政在十多年的時間裡迅的推廣並且很快就深入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並且廣泛為百姓所接受成為了帝國展的最大動力
不過這種制度也有自身的缺陷其中最為明顯的一點就是內閣總理大臣的出現實際上是讓帝國多了一個類似於丞相的人物而相權與皇權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於謙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時候這個問題還不明顯畢竟于謙並無奪權的任何想法同時于謙本人也是新政的擁護者是皇帝的擁護者他沒有任何理由要與皇帝爭奪對帝國的控制大權。不過誰能保證在於謙之後就沒有其他的丞相來與皇帝爭權嗎
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畢竟于謙已經老了經歷了這十多年的風雨他已經從一個意氣風的中年人變成了一個老頭。再偉大的人能夠戰勝所有的敵人但是卻永遠無法戰勝時間任何人在時間面前都會失敗。當然于謙也不例外他可以陪伴著年輕的皇帝走過最為艱苦的歲月可以輔佐皇帝戰勝任何一個強大的敵人但是當蒼老到來的時候于謙也只能倒下
可以說當時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控制住內閣總理大臣手裡的權力不僅僅朱祁鈺這麼想於謙也是同樣的想法。歷史上對於謙的評價很多所以也就不多說了。在兩人都認識到如果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過大的話這對帝國的穩定將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因此兩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用了兩個重要的辦法。
一是再次改變政府結構透過新增加部門來削弱內閣總理大臣對各部門的影響。當然其中有一點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各部門的部長除了接受內閣總理大臣的直接領導之外還直接向皇帝負責。換句話說內閣總理大臣並沒有辦法直接控制內閣的各個部門在內閣大臣都有權力向皇帝提請奏章以及稟奏國務的情況下內閣總理大臣實際上就成為了被皇帝安排在了內閣中的大管家如果內閣總理大臣想要與皇帝爭權的話那麼他先考慮的就應該是怎麼去對付下面的那些大臣以及繞過皇帝對內閣的控制。顯然這本身是不可能的因為不管是誰絕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內閣大臣皇帝也不例外。顯然這一辦法實際上是加強了內閣政府的權力平衡在增設了更多的部門更加細化了各個部門的許可權之後任何人在內閣中都無法擁有絕對的控制大權了。
二是改變內閣總理的任命監督辦法。以往內閣總理是由皇帝任命然後在貴族議院走了個表決的過場之後就可以上任了。現在朱祁鈺取消了貴族議院在這一事上的權力。內閣總理直接由皇帝任命並且直接向皇帝負責。作為交換條件朱祁鈺將罷免與彈劾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分了一半給貴族議院即貴族議院有權力提出罷免與彈劾內閣總理的議案。該議案在議院透過之後將直接呈交給皇帝經皇帝批准就能罷免內閣總理大臣。當然如果皇帝願意的話也可以直接罷免內閣總理大臣並且任命新的內閣總理大臣。而這麼做的目的除了將內閣總理完全變成皇帝在內閣政府中的大管家之外還有一層意義。那就是將議院完全設定成為了內閣的監督機構內閣總理大臣也將受到議院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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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了這兩個辦法之後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實際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而且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生了變化。可以說於謙是帝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位內閣總理大臣。在他的那個時代帝國的內閣總理大臣實際上就是帝國的二號元。這雖然與帝國當時的情況有一些關係沒有太子也就沒有副元但這也是皇帝對於謙的信任所產生的直接結果。顯然在於謙之後絕對沒有第二個內閣總理大臣還能夠得到皇帝的完全信任。比如朱祁鈺在親征的時候就將帝國的的所有權力都交給了於謙這需要多高的信任顯然特殊的歷史時期特殊的歷史人物決定了這一特殊的現象而在此之後就絕不可能出現類似的事情了而朱祁鈺這次透過兩個主要的手段來限制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實際上就是要為於謙的離任做好準備。當時皇帝才三十六歲而於謙已經有六十多歲了顯然這個皇帝最為依賴的助手不可能陪伴他走完這一生那麼于謙離任之後自然需要有一個更為有效的手段來約束內閣總理大臣
如果看得更深一層的話這次的政府改革本身還是為了強化皇權。可以說在第一次政治改革之後內閣總理大臣已經成為了皇權的最大威脅者或者說是約束皇權的最大力量。顯然在於謙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時候這個問題並不存在因為他本人就是皇權的擁護與支持者。可於謙之後問題就沒有這麼簡單了。新任的內閣總理大臣必然是年輕官員顯然這些有新思維的年輕官員不一定會繼續支援皇權特別是在資本經濟大規模展的時候資本家已經成為了帝國政府中的主宰力量為了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如果在皇權與資本生了衝突的時候顯然這些資本家的代言人就不會衷心的擁護皇權了。因此在無法保證今後的內閣總理大臣能夠擁護皇權的情況之下唯一的辦法就是限制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削弱內閣總理大臣的影響力以此來保證皇權
當然要鞏固皇權僅僅是依靠削弱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是不夠的。從政府改革的各個政策來看比如擴大政府規模限制官員經商清查官員資產等等政策來看這些其實都是在鞏固皇權。不過也正是如此才導致這次的政府改革困難重重五年時間也許還僅僅只是個開始而已。而且從這次改革一開始就遭到了眾多人的反對特別是其中對政府官員的兩點限制更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一是限制官員經商這是朱祁鈺堅決要完成的改革任務。寡頭商人集團能夠在帝國造成那麼大的危害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些商人在政府中有代言人因此他們可以控制一些政府官員從而為自己牟取高額利潤。而這種官商勾結的現象已經存在了上千年了顯然這對新的資本經濟是沒有半點幫助的。朱祁鈺在政府改革的初期就提出了這一點即任何人在成為政府官員的時候都得放棄一切商業活動。為此朱祁鈺甚至讓錢廣入專門成立了一個官員委託基金由該基金委託管理官員的財務。當然這個政策本身是好的不過在當時卻直接涉及到了官員的基本利益因此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即使最後朱祁鈺強行推廣了這一政策甚至不惜辭退了一批比較優秀的官員不過真正完善這一制度恐怕還要等到數百年之後了。
二是清查官員資產。這是個讓所有人都頭痛的問題廉潔的官員並不擔心不過又有幾個官員能夠做到真正的廉潔呢而透過南昌案廣東案柴氏家族案朱祁鈺對貪汙官員是深痛惡絕的。當然因此而引的大案並不少甚至在朱祁鈺下令凍結所有官員在銀行的存款並且動用帝國警察部隊開始徹底清查官員資產的時候還有不少的官員因此而自尋短見呢
不管怎麼說朱祁鈺在國內用了五年的時間來改組政府這一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這也是鞏固帝國基礎的必要措施。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高效的廉明的政府那麼就沒有辦法推動帝國展。當然在更大的程度上朱祁鈺實際上將政府當作了自己手裡的工具沒有好的工具怎麼來構建他理想中的帝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