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忍辱負重
“我到塔城軍分區開證明時，塔城軍分區的首長考慮到人言可畏，建議我離開那個讓我感到羞辱的農村，到縣城裡工作，並準備把我安置在縣城裡工作和生活，可我沒有同意，因為我急著要向鄉親們證明我是清白的，我是對得起國家和人民的。所以，我回絕了軍分區首長們的建議，毅然回到了那個生我養我的慈聖公社孔莊村。
妻子和家人都埋怨我不該回絕軍分區的好意，因為當工人總比當農民要好得多，一旦當了工人，在縣城裡工作，也就從此脫離了世代為農的辛勞與貧困。但家人的埋怨並沒有讓我感到後悔。我想別人都怕當農民，我就不怕。當農民咋了？不就是辛苦一些，貧窮一些？可我連死都不怕，還怕窮苦嗎？
我開始埋頭勞動，雖然我身上有傷，遇到陰天冷天就會隱隱發痛，但是，生產隊裡的重活和累活有啥我幹啥。每當感到苦感到累的時候，我就回想起我在戰鬥時在負傷時的情景，想起那些和我一起的戰友們長眠於世的悲痛。於是，再苦再累的活都感覺不再算啥。
我是村裡最早開始出來做生意的，那時還是七十年代，****還未結束，做生意被稱為是‘資本主義尾巴’，是‘投機倒把’，是要抓起來批鬥的。可村裡人知道我是傷殘軍人，也不管我。我賣過鋁鍋，挑著擔子走街穿巷，足跡遍及城鄉，一天要走幾十公裡的路，可是，那時，人們都窮，買一個鋁鍋，修修補補能用一二十年，所以，我的生意並不好，跑上一天，也掙不來多少錢。
我就開始販牛賣馬。牛馬是農村人耕種和交通的工具，歸生產隊集體所有，私人一般都沒有牛和馬。每個生產隊裡也都有專人管理著牛馬，所以，這種生意更是不好做。沒幹多久，我就幹不下去了。接著，我又開始養魚，可我並不懂得養魚的知識，只是覺得養魚能賺錢就大著膽子幹。結果，還是啥錢都沒掙到。我還幹過燒磚，可是那時人們還都很窮，一間破房能住幾十年，就是年輕人結婚也很少有人蓋新房。所以，我燒的磚也沒有多少人要。那時市場還沒有開放，國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允許私人從事做生意和做買賣，即使你偷偷做生意，生意也不會好。因為市場對私人做生意打擊得很厲害。所以，瞎忙活了一整，還是兩手空空。
一次，妻子生病，醫院給抓了幾副中藥，可是，家裡沒有熬中藥的藥罐。我來到公社街上的雜貨鋪，看到一個藥罐，一問要一元錢一個，可是，我身上才只有幾角錢。沒辦法，我只得回到村裡去借錢。那段日子真是很難過，整天發愁，卻想不出什麼辦法。最後，我就啥都不幹了，老老實實地回到生產隊勞動掙工分。這種日子富不起來，但總算餓不死。只要人家能過得去，我們家也能跟著過得去。
“回到了家裡，遠離了軍營和部隊，遠離了戰場和戰友，雖說在部隊裡的事情我是“從來不說，一說心酸”，但往事卻常常在夢中浮現。想得最多的還是那些死去的戰友，其中尹清啟和李連祥是我懷念最深的兩個人。我和他倆的關係最好，幾乎天天形影不離。每想到他們，我就忍不住地流淚，為此，我還編了幾句順口溜：‘六九到塔城，為國當了兵；鐵列克提戰，我寡敵兵重；子彈密如雨，還有大炮轟。提起遇難友，淚水如泉湧。’
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家的境況也開始好起來。那時，我在溫州擺地攤賣辣椒，生意還不錯。開始，我一天只能賣出10多斤或幾十斤。可我腦子活，善於觀察，發現來買辣椒的大多都四川、貴州和湖南人，而這些人在溫州的數量極大，辣椒生意的市場和潛力也很大。於是，我考慮我們河南柘城縣是辣椒產地，種出來的辣椒質量好，價錢便宜，就動員老家的人大力種植辣椒，種出的辣椒我全部收購。為此，我把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帶到了溫州，租賃了一個大型恆溫冷庫，開始進行辣椒的批發和銷售生意。
做生意最講的就是信譽，而信譽的保證是質量。為了保證辣椒的品質和質量，每到收購辣椒的季節，我都要親自驗質、親自採購，常常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渴了喝上幾口涼水，餓了就吃包泡麵，從不讓別人代勞。有一次，我發起了高燒，掛了吊針。家裡人讓我休息，可是，別人把關我不放心，於是，我就折了一根樹枝，把吊針瓶綁在枝頭用胳膊夾住，邊輸液邊繼續收購。
現在，我差不多已經包攬了溫州市的全部辣椒市場，家鄉柘城的辣椒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我的需求，所以，我又把我們河南其他地區，還有安徽、山東和山西等省的辣椒也都收購過來。每年收購和銷出的辣椒達1000噸以上。為了提高經濟效益，我還與4個子女組成了7輛運輸辣椒的車隊，全家月收入8萬多元，年收入達100萬元。
生意上的成功讓我感到高興，可是，更讓我激動的是去年我接到了塔城軍分區的一個電話，要我幫忙他們尋找鐵列克提戰役中犧牲的9個烈士的家屬。因為這些年來我的處境不好，後來又忙著做生意，所以，與犧牲的戰友家中幾乎沒有來往過，這次有機會去他們家中，一是向烈士家中表達塔城軍分區的關懷，二來可以看望一下烈士家中的情況。我騎著電動車早起晚歸，沒黑沒白地跑了三天，可是，這些烈士犧牲時只有十六七歲，沒有後代，而且親戚和鄰居對他們也幾乎沒什麼印象，經過千辛萬苦，我只找到了一位烈士的母親。
更讓我沒有起到的是去年中央軍委頒佈了一個補貼參戰人員的檔案，批單上沒有鐵列克提戰鬥，得不到國家的補助，好多的戰友都找我，叫我跑這事。因為縣裡的人對我很熟。我拿著檔案找到縣委和縣政府，與縣領導擺事實講道理，就把參戰人員享受補助的條件爭取過來了，享受了這個補貼和待遇，就再也沒有人懷疑我是叛徒了。
年前回到老家，我在大街上碰見一位從塔城回來的老鄉，他告訴我說根據中哈國界勘定協議書規定，當年被蘇軍侵佔並劃為鐵列克提‘爭議區’的那片領土已被劃歸中國一側。在鐵列克提之戰34年後，中國邊防軍人開始再次進入這片已無爭議的中國領土上進行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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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告訴我說，在去年的8。13那天，由塔城軍分區司令員王國義帶著老連長範進忠烈士的接班人範軍林和鐵列克提邊防站的全體指戰員一起，進行了鐵列克提忠勇山烈士紀念碑揭碑儀式。那個忠勇山就是當年中蘇激戰過的無名高地。
聽到這些訊息，我高興得熱淚盈眶，夜不能寐，我覺得我們的血真是沒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