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對拉貝的一份尊敬和照顧，他獲得了在公司提前退休的待遇，但仍可為西門子公司做些零工。據熟悉拉貝的人講，拉貝回到德國後的日子非常艱難，全家六口人沒有任何收入，就像他在南京所負責的0來萬難民一樣，有上頓沒下頓，可謂飢寒交迫。為此中國方面曾設法幫助這位“活菩薩”，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拉貝晚年的心境與生活都極其糟糕。
在心境不好和生活困難等多重壓力下，拉貝突然有一天中風不起，最後不治身亡。即使這樣，拉貝也算是體面地離開了這個人世，相比其他德國人戰前戰後的命運，他還算好的，最終有尊嚴地閉上了眼睛——德意志人非常講究這一點。
拉貝是198年4月回到西門子公司的總部柏林的。之後的十餘年時間裡，他一直生活在柏林，但日子並不好過。原因有兩個：一是他因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的暴行而受到希特勒政府的多次迫害；二是他因為“納粹黨員”的身份，被戰後非納粹化的新德意志社會歧視，承受生活艱辛和心理壓抑的雙重之苦。
拉貝是個信仰和行為具有雙重性的德國人。他並沒有背叛自己的國家，甚至沒有背叛他心目中的國家理想主義，對納粹黨領導下的國家也保持了獨立的作為一個德國人的那份堅定，因而他必然遭受來自敵方和自己國家內部的雙重擠壓，壓抑的心情導致了他失去身體上的最後支撐——中風而逝。
198年月日，在柏林總部的西門子公司受到了來自納粹政府的重壓，讓拉貝離開了南京。
拉貝在這之前的三個多月時間裡，經歷了南京大屠殺的全過程。而這三個多月，是他人生中最傑出、最偉大、最閃光的一段經歷，他由此也成為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的好朋友和國際愛好和平人士。
在南京的日子裡，拉貝是個聖人，我們中國百姓稱他是“活菩薩”。但拉貝畢竟是個德國人。德國人的性格不允許他徹底地背叛自己的民族與信仰。作為人的拉貝，他的善良、正義和愛心，使他成為在異國他鄉擁有千千萬萬人去朝聖他的紀念雕像（在當年拉貝居住過的南京大學校園內的房子前）的偉大人物；而作為德國人，他具有當時德國社會、政治文化及民族所帶來的心理和信仰上的缺陷——但並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他個人政治品質與人格上的問題，然而這恰恰又是導致他晚年悲劇命運的主要因素。
拉貝確實是個“納粹”黨員，可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納粹”黨員就一定是壞人，拉貝加入納粹黨一方面是由於他對自己國家在0世紀0年代初希特勒剛上臺時所推行的政策的本質沒有認識清楚，身為西門子公司海外職員的他，以德國人嚴謹而有些古板的民族意識，恪守著要“為國家服務”的信仰，同時還因為有特殊的原因，促使拉貝在並不瞭解國內政治和希特勒到底是何許人也的情況下，於194年在南京加入了國社黨（後來演變成納粹黨）。
這一年，已經在中國工作了0多年的拉貝，為響應和配合德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建立良好關係的政策（事實上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當時的德國政府關係一直不一般，如前文所言，即使在南京大屠殺前後，蔣介石身邊的軍事顧問基本上都是德國軍人，而與日軍決戰的中國軍隊的重兵器和精良武器，基本也是德國人賣給中國的），作為西門子公司在中國首都的負責人，他在南京創辦了一所德國學校，這學校主要是讓在南京和中國其他地方的德國人子女有讀書的場所。身為中國地區的德國學校理事長，拉貝在海外辦學，必須得到國內當局和執政黨——希特勒的國社黨的批准，這樣才有可能申請政府給予的教學經費。
拉貝是在這種情形下加入了納粹黨。
“國社黨”的全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如此名稱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對國內情況基本不太瞭解的拉貝來說，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而且拉貝也看過許多作為這個黨的領袖的希特勒的講話，這樣一位正直的德國人完全相信了他的主觀判斷：國社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領袖希特勒是“好人”。拉貝的入黨與對納粹黨的信仰便是如此，簡單而直接。法國歷史學家克萊斯勒女士，在其研究“納粹主義在中國”的過程中，證實了像拉貝這樣的人並非因為真正信仰和崇拜希特勒而在遠離本土時加入納粹組織的。根據克萊斯勒女士的調查，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每一個德國人辦的學校的理事會裡，都有一個國社黨的黨員在代表德國國社黨行使領導職權。這位專家因此認為：“一位德國的外交官、記者或者是國家企業在國外的代表，是很難避免不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
應該承認，拉貝先生對自己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的身份頗為看重，並且在如何維護“黨”的形象上具有自覺意識。正如他在197年9月1日的日記中寫的那樣：“在我的潛意識裡終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不是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便堅持留在了這裡。我是一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是有職務的，甚至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從這話中可以看出，拉貝看重自己的黨員身份，也有其內心存在的一種必須維護“黨的榮譽”的自覺意識。
可悲的是，拉貝雖為“納粹”黨員，其實他對自己的黨並不瞭解，更對希特勒的真面目知之甚少。
拉貝一生有0年時間在中國，其間有兩次回國經歷，但時間都很短。對國內的情況和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希特勒到底是什麼樣，其實根本不清楚。
從拉貝加入“納粹”黨開始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都顯示出他對這個其實並不瞭解的黨的認識和天真的信仰。遠在東方的拉貝對自己國家內部的事和他所加入的黨的瞭解，僅僅是靠一些從上海轉到南京的英文報刊上零星的文章和新聞獲得的。這些文章和新聞中的內容，多數是希特勒在上臺初期矇騙德國人民的東西，當然這樣的東西也矇騙了拉貝這樣的海外德國人。拉貝從心底對自己加入的黨和希特勒懷有特別天真的態度，這可以從他的日記中看出——
是的——
我們是勞動者的士兵，
我們是工人們的政府，
我們是工人們的朋友，
我們不會拋棄困境中的工人（窮人）。
這是拉貝日記中所寫的詩句。像所有德國人一樣，拉貝富有革命的激情，他對自己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懷有崇高的神聖感。也正是這份“崇高的神聖感”，使得他終究沒能認識到納粹的本質。因此拉貝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暴行後所受的種種“背水”命運，連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首先是回國之前，拉貝在上海舉行了第一場記者招待會。這場招待會上，拉貝首次在公開場合把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暴行公之於世，且是以他的所見所聞形式進行的。這對當時讓全世界認識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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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貝始終認為這是他作為一個“有良心的和有責任感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必須作出的貢獻。事實上拉貝到上海做的這次揭露日本侵略軍暴行的行動，也得到了包括當時德國駐中國大使的讚賞。拉貝對別人的讚美並沒有沾沾自喜，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十分質樸、忠厚、謙遜和純粹的德國人：
現在，我已在上海舒適而暖和地（像樹與樹皮之間的一條蠕蟲）坐著，覺得很像是“勝利部隊進入柏林後的吹牛家”。每個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這使人十分難堪。因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者在內心有什麼堪稱英雄的東西。每當有人唱起讚歌時，我就會一再想起一首美麗的詩歌。這首詩歌是說有一個漢堡少年，他救了一個快要淹死的夥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父親去拜訪他（他已經躺在床上），感謝他救了他兒子的命，他說：“救了命？嗯，沒有的事！”滿不高興地又翻身去睡了。
他的朋友也都幾乎一致這樣認為，拉貝是一個“質樸的人，只要能做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他就已經心滿意足了”。“他樂於助人，謙遜可親，充滿理智，詼諧幽默。這後一點尤其體現在艱難困苦的時期，他總有辦法讓自己心平氣和地與別人達成共識。他從不高高在上，而是相處隨和。”當然，拉貝也像其他德國人一樣，“雖然謙遜，但有時也會表現出一點兒虛榮心，例如身著燕尾服，胸前別各種獎章，在柏林名攝影師的鏡頭前擺弄姿勢表情”。這樣評價拉貝的人，是拉貝的德國朋友埃爾溫·維克特。
“質樸忠厚，仁愛之心待人，工作嚴謹而熱情，富於強烈的同情心”，使拉貝作為典型的德國人而受到朋友們的一致讚賞和信任。維克特說：“拉貝在中國生活了近0年，他的家鄉與其說是德國，不如說是中國。他屬於那種富有傳奇色彩的老中國通，說一口純粹的英語，但不會說中國話，和中國人打交道卻用洋涇浜英語。”洋涇浜是上海的一個地名，那裡有外國人在中國的租界地。拉貝他“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理解中國人，而且欣賞和熱愛中國人”。這也給後來拉貝在日本軍隊殘暴對待中國公民時能夠挺身而出保護他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撐。
事實上，長期在海外的德國人拉貝，已經對自己的國家根本沒有多少瞭解了，曾有的一點兒印象也純粹是內心的某種虛幻的理想主義的東西。正是基於這一點，198年初，剛剛經歷了人世間罕見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的拉貝，他的意願是讓全世界瞭解日本法西斯所犯的罪行。而這也註定了他對同為法西斯的希特勒德國從漸漸失去崇拜與幻想到徹底決裂。
拉貝天真地以為他在中國南京的善行和義舉可以讓自己在德國獲得同等待遇。他肯定是想錯了。
不過，起初並非如此。因為198年的德國和希特勒還保持著很多假象，與中國的關係仍處在“半熱戀”狀態。讀者也應當清楚一個時間點：這時的德國法西斯還是比較隱蔽的，而它跟日本、義大利成為法西斯軸心國的時間是兩年多之後的1940年。這階段的希特勒，不僅矇騙了像拉貝這樣質樸而單純的德國人，連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這樣老練的政治家都被他矇騙了。
所以說從拉貝對希特勒懷有信任感這一點就斷定他骨子裡有“納粹”血脈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
198年4月15日，經歷近一個月的海上旅程，拉貝與妻子一起回到了自己國家的首都——柏林。
毫無疑問，此時的拉貝已經屬於除日本國之外全世界都公認的英雄，報紙上的宣傳和他在上海和香港等地舉行的幾場公開揭露日軍在南京的血腥暴行的報告會震驚了國際社會，而他在南京的義舉也受到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普遍讚揚。
離開中國時，中國政府授予他一枚藍白紅綬帶玉石勳章。德國外交部也授予了他一枚紅十字功勳勳章。
回到德國後的拉貝，忙於到處作報告，介紹和揭露日軍在南京大屠殺過程中他的“南京安全區”內所發生的真相。這些報告會引起了德國朝野的巨大反響，甚至讓德國軍方都十分感興趣。5月5日，拉貝被邀請到國防部作報告，反響仍然很好。德國軍人最感興趣的是拉貝帶回的由友人約翰·馬吉先生拍攝的日軍士兵在南京施暴的影片，拉貝後來明白了他的國家的軍人們原來已經悄悄地視日本法西斯軍隊為自己的“榜樣”了。
很快，拉貝就收到了“納粹”黨大區黨部負責人的口訊：你不能再到處作報告了。
“為什麼？”拉貝不解。
“你的內容影響到我們與日本國的關係問題。”人家這樣告訴他。
拉貝沉默了，也開始痛苦。
“先生的經歷和這些珍貴的影片資料，你應該讓元首瞭解和知道。這也是你的責任。”這時有人向拉貝建議。
“確實我應該這樣做了。”拉貝覺得自己在這個時候回到德國，能夠親自向“元首”彙報中國正在發生的事的真相，是他的使命。之後的時間裡，他在作了充分準備後，於198年6月8日將平時作報告的文稿，寄給了希特勒，並且還附了一封信：
元首：
我在中國的大多數朋友都認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份完整的有關南京真實情況的報告面呈給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報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為了公開發表，而是為了履行我對身在中國的朋友們許下的諾言，即向您通報南京的中國平民遭受的苦難。
如果您能讓我知曉，此份文稿已面呈給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
在此期間，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類報告以及展示相關的照片。我將謹遵此項規定，因為我並無意和德國的政策以及德國當局唱反調。
我保證堅定地追隨並忠實於您！
約翰·拉貝（簽名）
然而，事與願違。正當拉貝一心期待“元首”帶給他的好消息時，一天，他的家裡來了幾個蓋世太保，告訴他：“你被捕了！”
兩名蓋世太保官員搜尋了他的家，並且帶走了拉貝的6本日記和約翰·馬吉的影片資料。
在警察局裡，拉貝被審問了好幾個小時。
“我有罪嗎？”拉貝非常生氣。
“從此以後你要保持沉默，不許作報告，不準出書，不違反黨員的紀律和責任，我們會馬上釋放你。先生能保證嗎？”蓋世太保盯住他眼睛問。
拉貝沉默片刻，點點頭。
就這樣，他被釋放回家。4個月後，他被扣的日記還給了他，馬吉送給拉貝的影片資料則被永久地扣留（這套極其珍貴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影片資料在戰後被發現並成為證明日軍犯罪的有力證據之一）。此後的他，直到柏林解放，一直在他自己的“納粹”黨監視下過著不自由的生活，遠在南京的中國人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朋友們所期待的他回到金陵城的希望徹底破滅。
一直到去世，拉貝再沒有離開他其實並不熟悉的祖國。
19.好人當“主席”
一個德國人，原本與中日戰爭是無關的，而且當時的情況下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然而拉貝沒有。正是他這個“沒有”，成全了作為德國人的他在別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人生輝煌：一個納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軍屠刀下救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
這自然得從197年日軍佔領南京前後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這個角色說起。
當這個“主席”角色，對拉貝來說完全沒有想到，因為日軍與中國軍隊在上海打仗時，拉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國人幾乎都在忙著準備撤離，只是拉貝是西門子公司在南京的負責人，他手頭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當時太亂，到底走還是不走，他所在公司還拿不準主意。西門子公司更多的是關心他們的生意及留在南京和中國的財產在日軍佔領後是否還能保住，或者說更遠一點的話，就是當日本佔領南京後，他們西門子是否還可以留下來做中國的生意。這對當時的西門子和像拉貝這樣忠於職守的生意人來說是第一位的事。
也許德國人可以說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認真和最能幹的一個民族群體。拉貝就是這樣一個人。
188年出生在漢堡的拉貝，早年喪父，初中畢業後就當學徒，後來到了非洲的莫三比克的一家英國公司，在那裡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1908年，他來到中國，一幹就是0年。他的妻子也是在北京認識的，倆孩子皆在中國出生。來中國之後的第三年，拉貝成了西門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相關國家的壓力下，曾與德國宣戰，即使如此，拉貝還是留在中國。“他很有策略地讓中國官員相信，戰爭期間繼續由他來經營西門子駐中國代表處不僅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在中國，要做到這一點並非容易。”拉貝的朋友這樣評價他。
但是一戰開始的兩年後，中國在英國的壓力下，仍然把拉貝等德國人擠出了中國生意場。不過拉貝本事不小，一年後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國，為西門子開闢中國市場立下汗馬功勞。191年他擔任西門子駐中國首都南京辦事處經理。西門子在南京的業務，主要是在中國的首都開設電話業務和建幾個發電廠，拉貝的工作非常有起色，公司總部對他的業務開拓充分肯定。但對拉貝來說，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事，恐怕他一輩子也僅僅是西門子公司一名優秀的駐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會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國，進攻南京，讓拉貝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的經商才能、統籌能力、領導才幹、為人的優秀品質，在一場大屠殺的背景下獲得了徹底的釋放，並且放射無限光芒，從此讓世人矚目與懷念。
我們的筆下也因此有了拉貝這個人。
一直有人將拉貝比作拯救了數以千計猶太人的辛德勒先生，這有一定道理。但在筆者看來，拉貝或許更加偉大和了不起，因為拉貝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他又是以公開的納粹身份在與日軍周旋的情況下，拯救了眾多苦難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貝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做其實隨時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檢舉和告密。“拉貝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違背德國利益的，因而處境危險。”他的另一位德國友人這樣說。
拉貝的壯舉比辛德勒先生的壯舉要早好幾年，毫無疑問他救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辛德勒救的100多名猶太人。筆者認為拉貝更傑出和偉大之處，在於他對中國的貢獻不僅僅是拯救了那麼多人，且他用完整的方式記錄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種種罪行，這是他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在當時的情況下，拉貝竟然還能安排出時間來記日記，簡直不可思議。”德國同行們一致稱讚他這一點。
道德、正義、愛心、仁慈、熱情……我看到拉貝的友人都幾乎用共同的詞彙來形容他的品質。我們中國人認為，一個人的品行，全在於他平時的養成。拉貝能在日軍施暴時挺身而出保護中國人，這與他身上長期養成的正義感有直接關係。他的好友埃爾溫·維克特這樣說：“拉貝1908年離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志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盪的局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機關槍。於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個習慣。”
從看不慣，到以記日記的形式控訴不公正和暴行，拉貝從一個精神公正者，成長為了行動正義者。
應該說，在中國做生意的日子裡，德國人以他們先進的技術、嚴謹的作風及誠實的信譽，很受當地人喜歡。政府、軍方和市民對德國都頗有好感，這一點德國人自己有深切的體會。
然而，0世紀0年代後的中國，所有的事情都被另一個國家干擾與打亂了。這個國家自然是日本。
拉貝這時在中國的首都南京。197年夏天，素有火爐之稱的南京實在讓人難以忍受，拉貝的妻子在6月底就到了北戴河。那時有錢人和外國商人已經把北戴河當作消夏好去處。七七事變發生，拉貝他們認為“這起發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會在當地加以調停解決的”。因此他在不久之後便向公司請假，搭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去與妻子度假。
“我親愛的烏鴉，你總算來啦！”妻子摟著丈夫，一邊親吻一邊用手指刮著丈夫高高的鼻子說，“瞧瞧，工作又把你弄瘦了！”
“這不，我現在可以安心與你休養一段時間了！”拉貝回敬妻子一個熱烈的吻。
“烏鴉”一詞在德語裡與“拉貝”是同一詞，所以妻子和朋友常把拉貝稱為烏鴉。
美麗的藍色海灣幽靜而浪漫，似乎感受不到此時中國北方的京津地區和南方的上海正在醞釀著中日激戰的氣氛。但顯然人們在議論中還是表現得十分緊張和擔憂的。
“上海快要保不住了！”
“上海保不住，南京還能生存嗎？”
拉貝的耳邊每天都是這樣的聲音，這讓他心裡很不爽。“我必須要回南京了！”8月8日夜幕下，拉貝告別妻子，登上南去的火車，15小時後到達天津。
這時的天津，已是日軍佔領區，到處都是逃難的中國人。夾在難民中的拉貝，開始感受到了日軍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悲慘遭遇：“只要火車一停下來，乞討民眾的悽慘的哀求聲就從各個視窗傳進來。”
平時只需要40來小時就能從北戴河到南京的路程，這回拉貝整整用了10天半時間。
9月7日，拉貝回到公司經理辦公室，看到一堆信件，其中有德國駐中國使館寄來的，也有朋友寄來的，甚至還有南京政府防空委員會釋出的關於防空警報訊號以及空襲時注意事項的通知等。
“拉貝先生，我們要走了。你也該離開這個鬼地方了！再不走，弄不好日本人的炸彈就會扔到我們頭上。”公司的同事都在忙著打包，或準備回國，或搬到其他地方。他們告訴自己的頭兒：前天，日本的飛機扔炸彈，其中有一顆就離他們的公司所在地100多米遠。“幾個中國人被炸死了！”同事們用誇張的手勢對拉貝說。
“嗚嗚——”就在說話時，防空警報響起。“快快，拉貝先生，快到防空洞裡去！”已經吃過幾次日軍飛機轟炸之苦的同事們，似乎已經很有經驗了，他們一聽到警報聲，拉起拉貝就往公司院內的一個防空洞跑。
在蹲進防空洞的那一瞬，拉貝發現：自己公司的院子的地上，撐著一面約6米寬、米高的德國國社黨黨旗，那個納粹符號“”異常醒目。
“管用嗎？”拉貝問同事。
“管用。”同事們有些驕傲地回答道，“美國和英國人都非常羨慕我們，說只有你們德國現在跟日本關係好，其他國家就難免不被日本飛機扔炸彈了。”
拉貝凝視了一會兒旗中央的那個黑色“”字，會心一笑，因為他想到了一件事：假如日軍有一天進了南京城，或者這是個極好的擋箭牌。
防空洞很擁擠，0多個人在裡面幾乎是鼻子挨著鼻子，而且裡面積了許多水。“這可不像是我們德國人幹的活！”拉貝借蹲在洞內的幾小時時間，細細地觀察了這個在他到北戴河時同事們挖的防空洞，覺得它水平低了些，“應該作戰時準備”。拉貝對所有事情都非常嚴謹。
回南京的第一夜，拉貝其實沒有睡多少覺，他輾轉難眠，主要是在想：時下公司上下都鬧著要回國或搬到比較安全的漢口，但真要一走，公司和洋行的財產比如房子等等怎麼辦？都丟下不管了？不能。我是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而且我身邊有那麼多中國僱員，他們都是華北人，他們的家已經被日本人佔領了。“先生如果不走，我們堅決跟著你留在南京！”中國僱員的話令拉貝感動萬分。“在這種情況下，我能走嗎？”這裡是有個道德問題的。拉貝在責問自己。責問的結果是：“必須留下來，讓別人走吧。我拉貝不能走。至少不能這樣輕易就走了。”
“還有一個原因，我是一名德國納粹黨黨員呢！”拉貝的心底裡閃過一個在他意識裡“特別崇高”的理由。
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應該做什麼？就是永遠不會放棄困境中的工人和窮人嘛！在拉貝的心目中，他加入的德國納粹黨就是這樣一個為工人和勞苦大眾服務的黨。
“今天善待了我近0年之久的東道主的國家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想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德國駐華大使館派人來催促拉貝走，“今天再不走，我們就很難保證你的安全了”。拉貝聽了就生氣，向使館的人這麼說。
“那就請先生自便吧。”大使館的人無奈地搖搖頭。
“韓，再帶幾個人，我們一起把防空洞重新整修一下去。”第二天一早，送走一批回國和撤離的同事後，拉貝叫上中國僱員韓湘琳等人，鑽進防空洞，又是排水，又是加固，一直忙到下午。
“除了準備吃的食品外，還要儘可能地多找些藥品來。到我家裡搬藥品去。”拉貝毅然成了一名指揮官。他帶人從自己家裡搬走了全部藥品，還有防毒氣的浸醋繃帶。
“小鬼子怎麼今天不來扔炸彈了啊？”忙碌了一天的幾個中國僱員望著天空，覺得奇怪。
拉貝也在思忖。他開啟收音機，一聽便明白了：上海那邊在下雨。
“今天他們不會來了。”拉貝對大夥兒說。
“你怎麼知道的？”中國僱員們問拉貝。
“那邊有雨，飛機飛不起來。”
原來如此。中國僱員心目中的拉貝就是了不起，幹啥事都比一般人聰明和有辦法，關鍵是他心眼好。
“可我是近視呀！而且這裡——”拉貝指指自己的腹部說，“還有糖尿病！”他對中國人說他“心眼好”一知半解，於是幽默道。
“先生不僅心眼好，而且還境界高。”對韓湘琳的這句話，拉貝更有些糊塗了。
“親愛的韓，你到底是在罵我呢，還是在誇我？”
韓笑了。一天，他倆路過夫子廟，韓對拉貝說：“我說你心眼好，又有境界，就等於說你像我們偉大的老祖宗孔子一樣！”
“……”這回拉貝臉紅了，很不好意思地說，“我跟孔聖人差十萬八千裡遠呢！我要永遠向他學習，他是真正的道德楷模。”
9月日這一天，拉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戰機轟炸南京的威力和給在南京居住的所有人造成的心理傷害。這一天，日軍戰機從上午10點0分開始，一直轟炸到下午點0分左右，拉貝感覺那幾個小時裡，地動山搖，8個人待在狹窄的防空洞裡，除了他和來此做客的克萊因施羅特，其他所有的中國人在防空洞內一聲不哼，嚇得甚至連氣都不敢出。
“憋氣！無論如何，誰發起了戰爭，誰就是罪人。”一向很有修養的拉貝顯然也生氣了。他是經歷過一戰的人，知道今天日本人在南京投下的炸彈數量不少。下午第二次空襲警報解除後，拉貝決意要去城裡看看轟炸的情況到底如何——他當然更多的是關心德國在這兒的財產損失情況。
坐在小車上的拉貝，看到了城內一團團火焰，於是他就往那個方向駛去。
國民黨中央黨部起火了。
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臺行政大樓和播音室那棟樓起火了……
顯然日本飛機有備而來，針對國民政府的要害部門投下炸彈。但令拉貝擔憂的是，日軍的炸彈並不長眼，其中有一顆炸彈就扔在距施羅德博士（一位德國人）家不到00米的地方。拉貝走過去看了看彈坑，約6米寬、三四米深。“上帝，要是施羅德全家不是在前一天搬到漢口去，能保證不擦破皮、震壞腦袋嗎？”望著朋友家玻璃窗破碎不堪的慘狀，拉貝想：使館要求僑民們早日離開南京並非沒有道理。
離開施羅德家，走上繁華的中山路大街，拉貝看到距德國駐華大使館不遠處也有好幾個彈坑。這裡的情況似乎還好，沒有人員傷亡。但在通向交通學校的那個街道拐彎處的情況就不妙了：一大群人正圍在那裡，嚷著哭著的都有。拉貝過去一看，一片房子成了廢墟，旁邊有個巨大的彈坑，許多人在坑內的廢墟裡刨挖，說是有人壓在裡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