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因為時間太短的緣故吧，所謂的蝴蝶效應還沒顯現出來。不過，朱棣的穿越對歷史已經造成了一點小小的影響：他的登基詔書是由天下聞名的大儒方孝孺所寫。其實所謂登基詔書別人也可以起草，但方孝孺親自寫的登基詔書，卻能夠對安撫天下人心起到更好的作用。
歷史上燕軍進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過百人。除大批人死難外，在任而“遁去者，達四百六十三人”。然而方孝孺起草登基詔書後，居然有不少逃跑的官員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
周王朱肅、齊王朱傅、兵部尚書茹常不知從哪裡尋了個槍手，一篇奏摺寫得是花團錦簇。這篇奏摺詳細分析太祖撰寫的《皇明祖訓》，讓人看了不知不覺就會認為，太祖的本意其實是減等繼承——而皇明祖訓上之所以寫的是世襲罔替，要麼是參加編寫此書的編輯們誤解了太祖的意思，要不然就是編輯的筆誤……
對於將世襲罔替改為減等繼承，大臣們沒有任何意見——從公講，這種改變對國家和百姓有利；從私講，這種改變並不損害大臣自身的利益。至於說將原有的公、侯、伯三級爵位改為十九級，也確實有利於激勵士子進取之心——最重要的是，這樣一來更多的大臣能夠從這種改革中分一杯羹，所以，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了贊同意見。
為了減少宗室子弟的怨恚之意，朱棣一錘定音：凡在宗人府譜牒中已有紀錄的宗室子弟，皆按原有的分封制度獲得爵位。在此之後出生的宗室子弟才減等繼承。反正，現在皇室人口全部加起來也才六七十人，這點小小的讓步對明朝財政的影響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在正式下詔改世襲罔替為減等繼承的第二天，朱棣召見了周王和齊王。既然他們那麼上道，朱棣自然也就投桃報李了。
“調查結果已經出來了。你們雖有過錯，但朕決定予以赦免。”朱棣對周王朱肅說道：“五弟除復王爵外，並增歲粟五千石。不過，這一決定將於明年正月宴請諸王時正式宣佈。那時，五弟和七弟便可回到自己原來的封地去了。”
之所以在周王和齊王之間區別對待，其中一個原因是朱肅與朱棣為同母兄弟，兩人之間血緣關係更親近些——雖說此朱棣已經非彼朱棣了，但他畢竟保留了原來燕王的記憶，因此對周王有著莫名的親近感。
建文時期朱肅就有反跡，而另一個時空的140年10月，還會有人告發朱肅要造反。所以說，朱肅大約未必是個安分的人。不過，朱棣對朱肅並不象谷王朱穗那般反感。兩人同母所生血緣親密並不是主要原因，影響朱棣觀感的，是因為朱肅在諸多藩王之中還算是有作為的——用後世的話來說，朱肅雖然如何如何，但總的來說，還是有功於人民。
朱肅為人好學，喜讀書，能填詞賦詩，又寫得一手好字。他曾根據元朝宮中遺事，寫有《元宮詞》100章，是搞文藝的好手。同時，朱肅還是一位植物學家和方劑學家，他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組織和參與編寫大量科技著作，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代表作是《救荒本草》和《普濟方》。《救荒本草》除了在植物學的發展上作出傑出貢獻外，更是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普濟方》有方脈總論、運氣、臟腑、身形、諸疾、婦入、嬰兒、針灸、本草共100餘門，計1960論，175類，6179個藥方，9圖，後世很多著名的醫書都參考和引用過這本論著的部分內容——連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也不例外。《普濟方》所發揮的作用，用活人無數來形容並不為過。
在政治上朱肅也比較開明，到開封以後，他執行恢復農業生產的經濟政策，興修水利，減租減稅，發放種子，做了一些有益於生產發展的事。朱棣忌諱弟弟們成為政治家、軍事家，但如果他們成為醫學家、植物學家、音樂學家、書法家什麼的，朱棣還是非常樂見其成的。
那天朱棣說過根據調查的結果，或許會對他們略施薄懲。當時齊王朱傅戰戰兢兢、忐忑不安。如今獲得了赦免，然後又看到朱肅獲得加封，朱傅居然蹬鼻子上臉地央求朱棣增加他的歲祿。
對於齊王，朱棣可沒任何好的印象。不說朱元璋在世時齊王就多有不法行為，往後說，另一個時空的永樂三年冬十月丁卯，齊王犯罪，永樂皇帝三賜書戒之。好吧，既然已經再三警告你了，所謂事不過三，那麼你就安分點唄。可是齊王不幹。永樂四年五月庚戌，齊王又犯罪，結果削官屬護衛，留之京師；癸丑，齊王被廢為庶人。
朱棣相信，對齊王的處置並非是永樂皇帝為了消除異己而胡亂加罪。畢竟在廢齊王王爵之前，永樂皇帝曾再三警告他；畢竟，永樂皇帝的弟弟很多，他如果是為了消除異己，他幹嘛不去找蜀王、楚王等其他親王的麻煩？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齊王咎由自取。
不過，既然沒有因為還未犯下的罪行而提前處置谷王，朱棣自然也不會厚此薄彼，對齊王提前進行懲罰。
朱棣耐著性子安慰了一會兒齊王，可惱的是，齊王簡直不可救藥。他一點都沒看出朱棣已經不耐煩，仍舊嘻皮笑臉地央求皇上為他增加歲祿。朱棣把這個活寶真是沒辦法。作為有理想有抱負的皇帝，朱棣還有很多要辦的事需要處理，不能再陪著這個弟弟浪費時間。所以，朱棣託詞有事然後溜之大吉。
事實上，朱棣也確實是有事。戶部尚書鬱新和左侍郎夏元吉為了新鑄永樂銅錢的事，正在養心殿等著呢。
回到養心殿，朱棣一眼就看到鬱新手上的東西。
鬱新向朱棣向施禮後說道：“萬歲，臣給您送新錢樣子來了。”
朱棣坐上龍椅，示意太監將那些東西遞過來。看到新錢樣子時，朱棣若有所思地瞟了一眼隨堂太監黃儼，結果黃儼立即輕聲說道：“萬歲，寶鈔銅版和制鈔樣紙也造好了，您現在要看嗎？”
對於黃儼的勤謹媚巧，朱棣早已領教過了。
在穿越之前，朱棣對黃儼沒什麼好印象。歷史上的黃儼與朱棣的三子朱高燧甚為要好，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瞭解朱棣的偏愛，因此曾經與朱高燧共謀排陷朱高熾，希望能夠讓朱高燧取而代之。
朱棣對那個名義上的嫡長子倒沒什麼特別的好感——畢竟此朱棣已經非彼朱棣，儘管從血緣上講朱高熾是朱棣的兒子，但是在心理上，穿越之前不過二十多歲的朱棣卻毫無身為人父的自覺。不過，朱棣對朱高熾也沒有特別的惡感。朱高熾的外表對不起觀眾，但是作為皇帝表現尚佳，後世對朱高熾的評價還是不低的。
拋開朱棣對朱高熾的好惡不論，黃儼幫助朱高燧謀奪太子之位侵犯了皇權——太子表現不好，要廢也是皇上自己的事，不相干的人摻和自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諱。
原本朱棣打算隨便找個理由將黃儼打發走的，可是還沒等找到理由，朱棣卻又改變了主意。
黃儼確實不是好人，但他卻有一手侍候人的好本事。黃儼口齒伶俐、辦事利索不說，還特別有眼力——朱棣想喝茶或是想看奏摺時，不需開口，黃儼已經將東西遞到朱棣的眼前。更出奇的是，黃儼每天只需要睡一兩個時辰照樣精神抖擻。基本上無論朱棣什麼時候叫，黃儼總是能夠應聲而至，話音不落，就已經跪在面前了。按朱棣的理解，這或許就是所謂的“術業有專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由於被黃儼侍候的太舒服，而且一時之間又找不到可以替換的人選，所以朱棣也就暫時打消了撤換隨堂太監的念頭。
大約是早有準備吧，很快黃儼便拿來了寶鈔銅版和制鈔樣紙。
朱棣拿著制鈔紙樣捏了捏，扯了扯，然後甩了甩，最後若有所思地將制鈔紙樣和寶鈔銅版放下。這種制鈔紙的紙質比後世的印鈔紙差多了，不過卻也可以和複印紙相媲美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相對以前用來製作大明寶鈔的桑穰紙而言，新版的制鈔紙也算是差強人意了。
接著，朱棣又拿起新錢仔細端詳起來。
剛剛鑄好的永樂新錢發著晶亮的光彩，讓人看了心裡高興。這錢上鑄的“永樂通寶”幾個字不完全一樣，最前面九枚非常清晰，排在其次的九枚次之，最後九枚則顯得有些模糊。朱棣知道，排在前面的九枚叫‘祖錢’，是要在御庫裡存檔的；中間的九枚叫母錢，是用來做模子的；最後這九枚才是以後在民間通用的永樂制錢——這一種因為翻了兩次模版，所以看起來遠遠不如第一版光亮。
朱棣仰著頭回憶以前看過的一個電影情節：黑社會為了製造能夠以假亂真的假幣，於是偷了政府的正版制幣模版。想來，這“母錢”應該相當於後世的制幣模版了。只不過，為什麼不用‘祖錢’來做模版呢？那樣豈不是能夠更清晰一些？
想了半天還是不得要領。朱棣放下心頭的疑問，對鬱新和夏元吉說道：“今天叫你們來，是想和你們討論一下大明幣制的問題。”
“太祖皇帝鑄‘洪武通寶錢’。由於銅錢份量重，價值小，不便於大量的貿易，因此又造‘大明寶鈔’用以解決這一難題。然而寶鈔發行額沒有限制，舊鈔、爛鈔又未能及時回收，加上印製簡陋，容易偽造，使得寶鈔很快貶值。原本一貫相當於一千文，可是如今，江南士民和一些行商大賈重錢輕鈔，甚至有人以一百六十文錢折算鈔幣一貫，可謂是鈔法大壞不行。”
朱棣頓了頓，心中暗想：這還是因為朱元璋太厲害，而且明初吏治相對還算清明，所以大明寶鈔還勉強可以在市面流通。到了明朝中後期，寶鈔已經貶值得和廢紙差不多了。
“你們說說看，如何才能保證大明寶鈔正常流通？”
鬱新小心翼翼地說道：“太祖皇帝的辦法是下詔禁用銅錢，依臣愚見，若想保證大明寶鈔正常流通……永樂通寶似乎不必發行。”
朱棣又好氣又好笑。他手裡正捧著永樂通寶的新錢樣子，這個鬱新居然建議禁用銅錢。如果上綱上線，對鬱新扣上一條欺君之罪也不為奇。
不過話又說回來，朱元璋確實曾經“詔禁用銅錢”、“令有司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行使。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也就是說，鬱新的建議倒也算得上“有據可依”。
朱棣尚未說話，左侍郎夏元吉卻搶先說道：“大明通行寶鈔只有一百文、兩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千文六種面額。如果下詔禁用銅錢，百姓們購買普通生活用品時會非常不便，大約只能採用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了。而且邊疆地區諸如蒙古、甘肅、西藏、青海以及西南諸省，其民間交易均依賴於使用銅錢。若不製造銅錢，邊疆百姓會因為缺乏貨幣流通而愈加貧困。”
朱棣點點頭，想道：其實不僅是邊疆百姓的流通貨幣完全依靠中央製造，事實上明朝周邊的國家，比如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國、邏國，其民間百姓也基本將中國製造的銅幣視為法定貨幣。這個時代，中國貨幣的強勢地位與後世的美元相比毫不遜色。
想要短期內令大明寶鈔在明朝周邊的國家流通很難，因為技術方面存在困難——原來的大明寶鈔由桑穰紙製成，紙質不佳，易被損傷、蟲蛀、腐蝕。想要改變這一局面只有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提高寶鈔質量。如果大明寶鈔的質量能夠達到現代紙幣的程度，那麼自然能夠象銅幣一樣在周邊國家流通。現代制鈔紙的原料配方有著嚴格的固定比例，造出來的紙，質地光潔細膩，堅韌耐折，挺括平整。如果用手拿著鈔票在空中抖動，或者兩手拿著鈔票的兩端一鬆一緊地拉動，或者用手指輕彈紙的表面，都會發出清凌明脆的聲音來。
明朝的造紙水平還算不錯，有用竹為原料的“竹紙”；有用竹麻及秸杆製成用於包裝物品的“火紙”、“糙紙”；有用細竹料製成的“柬紙”，書寫信柬或製成名片；也有用白礬水浸過，染上紅色的喜慶用的“吉柬”；有用楮皮竹麻為原料製成的“皮紙”，或“棉紙”；還有用桑穰特製的“箋紙”……大明通行寶鈔也是選長纖維的桑穰為骨料，大量摻用廢棄的公文幣打漿做原料。不過，用桑穰所制的鈔紙，其韌性和張力也不足，極易拉斷。如果在空中抖動，聲音發悶。
朱棣只知道現代制鈔紙的原料主要是棉短絨，別的就不知道了。密令造紙匠以此為基礎進行研究試驗，如今已經有了初步成果。新紙和原來的桑穰紙相比固然要好得多，但終究還是遠遠不如後世的印鈔紙。或許讓那些造紙匠再試驗研究一段時間，會有更好的結果吧。反正朱棣計劃永樂元年再發行新版的大明寶鈔，離那時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倒時候看情況再說。
第二個辦法則是在周邊國家設立兌換昏爛寶鈔的專門機構。但這個辦法想要實施同樣有難度。如果官辦，不知要設多少吃官糧的職位才夠。這種兌換寶鈔的機構如果設少了，寶鈔的流通性又不能保證；如果在國外設定足夠多的官辦兌鈔機構，那麼政府的官僚機構就會嚴重膨脹，令中央財政背上無比沉重的包袱！如果交由民間來辦，從商人的本性考慮，在沒有足夠利益的前提下商人不會有什麼積極性。但是在兌換昏爛寶鈔這件事上，朱棣又能從哪裡弄出足夠的利益給商人呢？要知道，1世紀的銀行對於兌換爛鈔的業務同樣沒多少積極性。
所以，想要繼續保持與周邊國家的正常交易，短期內還是得依靠銅錢。
想到這裡，朱棣說道：“一方面，百姓們日常交易需要小額錢幣，另一方面，與周邊國家交易也需要使用銅錢。所以不可禁用銅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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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新連忙躬身回答：“是，聖慮深遠，臣不能及。”
“現在我想知道，你們有什麼辦法令寶鈔保值？”
鬱新答道：“萬歲可下詔，嚴令鈔幣一貫必須兌換一千文，否則以犯罪論處。”
朱棣轉頭對夏元吉問道：“你認為呢？”
夏元吉想了想，猶豫著答道：“臣認同鬱尚書的建議。”
朱棣很遺憾地得出一個結論：夏元吉雖然算得上是明初名臣，可惜此時對經濟規律仍然瞭解不深。
為了在臣子面前保持高深莫測的形象，朱棣硬生生將那聲嘆息吞回了肚子。想了想，朱棣不動聲色地對鬱新說道：“鬱尚書，你先回去吧。”
（下）
鬱新略帶詫異地睃了一眼有點不知所措的夏元吉，默默退了出去。
待鬱新離開後，過了一會兒，朱棣突然背著手朝殿外走去。夏元吉楞了一下，驀地一個念頭升上來，皇上有要緊事要和自己說！但此時夏元吉也無從揣測，只得屏息穩了穩神快步躡了上去。
當夏元吉小心翼翼地觀察著朱棣的表情時，朱棣突然開口說道：“鬱尚書是不是曾經對部屬說過‘夏某才器，老夫誠不及，諸君亦能右乎’？”
夏元吉滿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隨之而來的，則是一份異樣的感動。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夏元吉並非燕王府的老人，之前與朱棣並沒有什麼接觸，因此，他有理由擔心自己會在新朝中得不到重用。剛才的那句話，至少說明朱棣對他很瞭解並且肯定了他的價值。
強壓住心中的喜悅，夏元吉抿著嘴謙虛地說道：“那是鬱大人謬讚了。”
朱棣一擺手道：“不必謙虛，朕也很看好你。”
然而說完這句話，朱棣卻不再理會夏元吉，只是漫不經心地朝前走去。
朱棣一邊走，一邊想著鬱新對大明寶鈔保值所提出的建議。
兌換比例這種事哪能透過法律硬性規定？！
強制的結果，無非是促使銅錢與大明寶鈔兌換的黑市誕生罷了。
永樂朝期間，永樂皇帝為了辦他的那幾件大事，大肆發行寶鈔，結果弄得寶鈔越發貶值。他的孫子朱瞻基登基時國家的經濟形勢非常不妙，為了防止國家經濟崩潰，朱瞻基在當時已任戶部尚書的夏元吉建議下，採取了一項措施：建設新闢一些商業稅，所收全用紙幣，結果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通貨膨脹。
所以說，為了保證寶鈔的流通和保值，在收稅時收取紙幣顯然是一項有效的措施。
朱棣早就想對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稅收政策進行改革了。從後世的眼光看，朱元璋所制定的稅收制度“極有特色”，這種稅收制度針對一個大村莊或者說一個城邦國家可能合適，但對於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疆域多達千萬平方公里的超級大國，朱元璋所制定的稅收制度就實在太過僵化了。
與很多人想象中的情況不同，明朝農業稅的稅率其實低得可憐。
在明初以實物納稅的時候，平均算起來，農民所繳納的土地稅只佔土地產出的三十分之一。比較麻煩的是徭役：管理倉庫的收賬人要負責每一石穀米到每一枝蠟燭的交代；各地方首長派向遠處交付糧食者還必須賠補途中的損耗；所有的驛站必須供應所有的旅客；衙門內的傳令、獄工也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徵取——然而將這些徭役折算加起來，農民的負擔其實也不超過土地總產出的十分之一。
與同期的歐洲和日本比起來，明朝的稅率實在太低了。要知道在歐洲，僅僅是教會的什一稅就要收取十分之一……至於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稅高達逢二抽一，簡直沒有可比性！
遺憾的是，朱元璋制定的稅收制度太複雜了，而管理制度越是複雜，官吏們便越容易從中搗鬼。舉個簡單的例子，農民有義務向驛站提供草料，從理論上講，農民將草料運送到驛站就可以了。但實際情況與理論卻有很大差距，如果農民不行賄，具體管理此事的小吏可以以各種理由拒收，比如推說草料質量不合格（有時候甚至不要理由）——但是如果農民向這個小吏行賄，草料質量便合格了。如此一來，農民便額外地增加了負擔。
由於明朝的稅收制度極為複雜，所以官吏們巧立名目中飽私囊的手段數不勝數。這樣一來，儘管明朝政府向百姓收取的稅賦極少，僅僅只能勉強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一旦遇上大的危機，比如說大的戰事或是巨大自然災害，那麼國家財政就會立即陷入崩潰。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地方的百姓卻仍舊生活得極為困苦。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某地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其主要責任並非中央政府。應當負主要責任的，要麼是貪官汙吏——一旦官吏們產生盤剝百姓的念頭，手段實在太多了，中央政府簡直防不勝防；要麼是土豪劣紳——國家賦稅雖然平均只不過十分之一，但實物地租（實物地租既有正租，又有附租）、勞役地租、貨幣地租全部加起來，地租率普通在50%左右。
地租率太高的問題朱棣暫時不打算解決，因為永樂年間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階級矛盾還算不上社會問題——洪武年間經過大力開荒，再加上朱元璋四次政治上的檢肅，導致全國散佈著無數的小自耕農。全國擁有700畝土地的地主不過1441戶而已，相應的，佃農自然也不多。
朱棣打算將實物稅收和徭役折算成貨幣稅收。這樣做好處很多。
首先，可以減少官吏在中間環節盤剝的機會——無論是實物還是白銀，官吏都會從中收取或多或少的損耗，至少損耗具體收多少，基本上全憑官吏的良心——地球人都知道，官吏的良心是一種比性工作者的真情更為罕見的東西。
其次，只要堅持稅收貨幣化，可以增加大明寶鈔的信譽度。
再次，以貨幣繳納賦稅能夠促使國家向“數字化管理”方向發展。畢竟，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必須依靠“數字化管理”——如果以實物繳納賦稅，由於計量單位的不同、單位價值的不同，除非每個縣都能普及計算機並且實施聯網，否則絕不可能進行“數字化管理”。
當然，想要稅收貨幣化，首先得理順貨幣發行的問題。
明朝是個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政府似乎對人民管理非常嚴格：比如說前所未有嚴格的戶籍制度；無所不管、無孔不入的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然而另一方面，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又似乎特別寬鬆：嚴禁官員下鄉擾民，若無特許而私自下鄉，最重會被處以死刑；在以前的朝代，漢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無論私人鑄錢多麼猖獗，朝廷多麼腐敗混亂，但總體的控制權還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葉以後，銅幣的鑄造流通完全處於失控狀態，幾乎完全由私人壟斷控制，政府基本上無能為力——很難想象，一個所謂高度集權的皇權專制社會中，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行業都應該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卻連貨幣發行這樣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力都無法牢牢掌握。
朱棣也沒打算操心私鑄銅幣的問題，其原因與不必解決地租率的道理相似——洪武和永樂兩朝是明朝皇權最強的兩個時代，即便存在私鑄銅錢的現象，也只是鳳毛麟角而已，同樣算不上社會問題。
明朝中葉後中央之所以對貨幣發行失去控制，朱棣私下猜測，應該是由於非法採礦過於嚴重而引起的。在朱棣原來的那個世界裡，非法採礦同樣是禁而不止，令中央政府非常棘手的問題。在明朝中葉那種貪汙腐敗風氣更甚的年代，沒辦法消滅非法盜礦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說針對煤、鐵、鉛的盜礦還可以容忍的話，那麼非法盜採銀、銅這兩種礦物資源則是對中央財政致命的打擊。
明代萬曆中期一年的銀課數量只有0萬兩，連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這並非說明明代真實的白銀年產量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畢竟明代疆域更大，自然也增多了白銀的開採地，比如重要的白銀產地雲南在宋代的時候就不屬於中國疆域——銀課比宋朝低只能說明明代官方控制統計之下的白銀生產比宋代有著劇烈的萎縮，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私人白銀生產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統計之中，偷稅漏稅幾乎已經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又根據記載，“銅的開採，後期轉盛。民間銅器的製造，當是出自民礦。……即使朝廷鑄幣，也仰仗民銅了。據嘉靖間記載，鑄幣‘黃銅照例行戶部買辦’，以至有時‘銅價太高，得不償費’。到萬曆時，有人說：‘天下銅在民間為供具什器者，不知幾千萬億。其產於各處名山者，豪姓大賈負販以擅厚利，又不知幾千萬億。’‘今雲南、陝西、四川、廣東各省有銅礦，為奸商專擅’。”
銀銅兩礦從開採的根子上就脫離了政府的控制，那麼，在鈔法大壞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想要完全控制貨幣的發行自然是千難萬難了。
永樂年間盜礦的問題自然不算嚴重，不過，朱棣倒是準備提前做一點預防措施——但對朱棣來說，盜礦只是個次要問題，慢慢解決也不遲。因為，朱棣已經下定決心要讓大明寶鈔成為貨真價實的法定貨幣，那樣一來，白銀便只是一種價值較高的礦物而非貨幣，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如果將金銀等貴金屬作為貨幣，中國太吃虧，因為中國並非產金或產銀大國。殖民地時期西屬美洲生產了大約10萬至1萬噸的白銀，其中向美洲以外地區輸出了大約80％以上，這些白銀的近一半流入了中國。同期，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也多達1億7000萬兩。
西方和日本向東方輸入白銀，得到絲綢、瓷器、茶葉、蔗糖等物資。若白銀只是作為普通商品輸入中國，那麼這種交易還可以算是對雙方都有利的等價交換。但問題是當時的白銀並非是作為工業原料，而是作為貨幣輸入中國！略知貨幣原理的人都知道，若貴金屬被賦予貨幣的定義後，那麼這類貴金屬所表達的價值便會遠遠超過它的自然價值。如此一來，明朝的貿易順差表面看是中國佔便宜，實際上則是吃了悶虧。
當時的國人以及後世的某些學者並不認為這種貿易吃虧，為什麼呢？原因在於當時明朝缺乏足夠的貨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不能缺乏適量的貨幣，因此當時明朝透過對外貿易獲得了足夠多的白銀後，可以進一步刺激經濟的發展，這樣的結果，被後世某些學者作為這種貿易並不吃虧的論據。可惜他們的思維陷入了一個誤區：市場經濟良好運作需要適當、適量和被信賴的貨幣不假，但並非一定要用白銀！只要能夠讓市面流通適量的大明寶鈔並且被信賴，那麼大明寶鈔便足以保證市場經濟良好運作了。
為了讓後人不吃那麼大的悶虧，朱棣決定無論如何也要讓大明寶鈔得到民間的認同，成為大明的法定貨幣！
以金或銀做為儲備金發行貨幣的金本位和銀本位本質上只是以金銀作為貨幣的延伸。中國的金銀無論是現有量還是礦產儲量都太少，採取金本位或銀本位發行貨幣同樣會吃虧。唯有採取信用本位才是最佳選擇。
但是，這個信用怎麼才能建立起來呢？
可惜朱棣大學時並非金融專業，對貨幣理論的瞭解頂多只是一點皮毛而已，因此想破了腦袋也只是隱隱約約有個大致的概念而已。
朱棣搖搖頭，瞟見一旁偷偷摸摸觀察自己的夏元吉，不禁一笑。
“以前太祖皇帝考慮到當時百業凋零、民間貧困，因此規定農戶以實物形式繳納賦稅。然而經過太祖皇帝近四十年廢寢忘食的治理，民間已經比過去富裕了許多。所以朕決定，農戶納稅時繳納一定比例的大明寶鈔。”
“任何改革驟變都會引起社會震盪，因此朕決定從明年起，也就是從永樂元年起，農民以九分實物一分貨幣的比例繳納賦稅；永樂二年八分實物兩分貨幣；永樂三年七分實物三分貨幣……直到永樂十年之後，全部以貨幣繳納賦稅。”
夏元吉略一思索，諫道：“皇上，若令民眾以大明寶鈔繳納賦稅，確實可以令大明寶鈔保值。但以貨幣繳稅，於民不利啊。農民要交納貨幣賦稅，首先必須把收穫的糧食賣掉，於是到了每年徵收賦稅的時候，市場上賣出的糧食會驟然增多，導致糧價不斷下跌，農民只有賣出比正常價格時候更多的糧食才能獲得交納賦稅所需要的貨幣。這豈不是無形中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朱棣瞥了夏元吉一眼。另一個時空的141年秋，永樂皇帝決定第三次親征漠北的韃靼。當時剛剛完成遷都，國庫很難支援這次大規模軍事行動。群臣們都不敢讓永樂皇帝掃興，唯有兵部尚書方賓和時任戶部尚書的夏元吉勇於進諫，希望能夠打消永樂皇帝北征的念頭。這個事件的結局並不出人意料：永樂皇帝按計劃親征漠北，而夏元吉則搬家了——新家在監獄中。當然，和方賓比起來夏元吉還算幸運的。因為惹得永樂皇帝大怒的緣故，方賓回家後因為恐懼而上吊自殺了——更慘的是，永樂其實無意殺方賓，聽到方賓自殺的訊息後反倒被激怒了，結果下旨戮屍。
夏元吉有才幹，又愛民，正是德才兼備的好官。所以朱棣絲毫不因為他的進諫而生氣。
朱棣凝視著夏元吉，認真地說道：“以實物繳稅和以貨幣繳稅兩種方式各有利弊，以實物繳稅，地方上會以運輸中的損耗向農民額外加徵。你知不知道，把糧草從主要產地江南運送到北方，運輸成本往往數倍於糧食本身！另外，你也不必擔心稅收期間糧價大跌，因為政府可以透過收購糧食控制糧價，防止穀賤傷農。”
夏元吉洪武年間進戶部，到現在仍然在戶部工作，對運輸損耗的加徵弊端自然是一清二楚。因此，聽完朱棣的解說後，夏元吉慚愧地低下頭。“臣愚昧。”
朱棣笑著說道：“你又不是聖人，偶爾一件事沒想清楚也算不得什麼，自貶愚昧也太過自謙了。鬱尚書說過你的才器在戶部無人能及，難道是他看走了眼？”
所謂的“臣愚昧”只是很常規的奏對格局罷了，卻沒想到朱棣會這樣說。夏元吉一時之間也不知該怎麼回答，只是感覺朱棣此時心情似乎不錯，因此乾脆什麼也不說，只是陪笑。
果然，朱棣並不要求夏元吉回答問題，而是自顧自地接著說道：“朕很看好你，因此準備給你加一副重擔。如今江南浙西水患嚴重，常言道‘天下財賦半在江南，天下之水半歸吳會浙西及蘇淞諸郡’，你有沒有信心為朕根治好國家重要糧倉的江浙水患？”
夏元吉一撩袍角跪了下去，極力壓抑著自己的興奮之情，大聲應道：“臣有信心！”
“那好，朕就將治理浙西水患的重任交給你。另外，朕還有一個任務要交給你。太祖皇帝在烽煙四起、天下放蕩之時撲滅各路諸侯，收伏天下英雄，粗定太平。那時候，太祖皇帝收拾金甌破碎，接的是民不聊生的爛攤子。然而經過四十多年休生養息，如今的情形已經與當時大不相同，所以，某些太祖當時所制定的制度如今也應當稍稍修改一下了。朕有幾個思路，先給你看一看。”
朱棣話音剛落，一旁的隨堂太監黃儼就將一個黃匣子交給夏元吉。
“匣子裡是朕關於財政稅收改革的部分思路，你回去後認真看一看、想一想。如果認同朕的想法，你就以自己的名義寫篇奏摺。如果有疑問，就用這個密匣給朕上密摺討論一下。”
朱棣清清嗓子。
“太祖皇帝的時候，大量的官員是原先元朝時候留下來的，太祖皇帝對那些貳臣並不信任，因此鼓勵官員相互攻訐告發。這種制度有個缺點，有些人無根捏造，先入為主，要不然就是風聞以奏，容易冤人。現在四十多年過去，元朝時留下的官員也沒剩幾個，因此這種官場風氣也是該改一改的時候了。不過呢，朕立志成為一個英明有為的君主，也需要對底下的官員有更多的瞭解。”
“朕很看好你，因此給你密摺上奏的權力。有什麼事，你就用這個黃匣子封了直接遞朕。”
夏元吉強忍著淚水在眼眶裡打轉轉。
朱棣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對他的瞭解和肯定；接著，又對他委以治理江浙水患的重任；然而這還沒 完，最後，朱棣又賦予了夏元吉密匣上奏的權力——夏元吉倒也不是什麼貪戀權勢之輩，重要的是這份信任……
終於，眼眶裡的淚水還是悄悄淌了出來。夏元吉伏地叩頭，哽咽著說道：“臣……何德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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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欣慰地看著伏在地上的夏元吉，微微點頭。
夏元吉表現出這樣的態度，將來在財政改革時肯定會成為一大助力。（未完待續）